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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给予了你一个大脑，而生活将其转化成了思维。
——杰弗里·尤金尼德斯（Jeffrey Eugenides）
《中性》（Middlesex）
在四岁的时候，我们生理大脑的很大一部分就已经完成生长发育了。尽管我们在孩提时代的学习非常轻松，但是根据在最初的几年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的一生已经因预言背负重担。为什么会有这样痛苦的真谛呢？因为每次孩子都没有发言权，“嘿，你又犯错了！”“多跟我说说话！”“请好好跟我说话。”尽管一个孩子在刚出生的三年中非常饥饿，却没有得到足够多的食物，他可能会侥幸存活，但是绝不能长到他应有的身高。尽管一个非常渴望语言的孩子能够侥幸存活，但是在学习方面会有很大的困难，并且也绝不可能达到他应有的智力水平。
科学已经证明上述内容。安妮·弗纳尔德精心的研究表明那些早期语言环境中比较贫乏的孩子对语言的处理速度会更慢，而且效率也更低。通过让学前儿童参与他们的研究项目，哈特和里斯利发现通过强化词汇介入，这些儿童在学习能力上并没有表现出差异性。他们的介入非常有效，但是如果早期语言环境不太理想，从而对大脑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那么是无法改善的。
要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就必须清楚大脑，这个我们最独特的器官是如何发育的？早期语言环境会如何塑造一个人？
大脑和人体其他器官相比，是那么的与众不同。一个人即使是出生后，他的大脑都还处在不断的发育中。
心脏、肾脏，以及肺的功能在人出生之日以及整个一生都是不变的，但是大脑几乎完全依赖于它所遇到的事情，直至发育完全都是如此。新生儿大脑就是正在快速、错综复杂生长发育的智慧核心。
出生后几年的短时间内，将形成一个非常强大或是惊人羸弱，或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脑回路，它会影响一个人一生的学习与成就。那么决定性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遗传基因、早期经历，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终生影响。的确是这样，不过有好也有坏。
哈佛大学儿童发展中心主任杰克·宋可夫（Jack Shonkoff）博士把儿童大脑的发育比作构建房屋。杰克·宋可夫博士说：“‘基因’为大脑的发育提供的基本的规划，正如建筑师为构建房屋提供的施工蓝图。基因规划为神经细胞的相互连接提供了基本的规则，为大脑建造‘提供’了初始构建规划。”这最终决定了我们每个人大脑发育的独一无二性。
比如，在经济学方面，我绝对没有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那样聪明，不管我早期的经历怎么样，一个人到达不同潜力的高度与脑半球的潜力大小是有关系的，然而决定我们各个脑半球潜力的是基因潜能性。
杰克·宋可夫说在建造房屋时，即使是最强大的蓝图也无法弥补不合格的材料，即使有熟练的建筑师或帮手也难以达到预想效果，房屋也绝不可能成为其预期的样子。这个比喻也适用于儿童大脑发育。所有的宝宝有个共同点就是在任何事情上都会完全地依赖于他人。传统意义上，牛奶被视为营养所需，能够满足生存与成长所需。我们直到现在才明白，除了身体成长所需食物之外，我们也同样需要最佳的社会营养才能有效保证智力发育。这两种需求都绝对地依赖于照顾者。
社会营养的重要部分，即稳定性，已被视为大脑获得最佳发育的必需品。发育中的大脑对环境中的所有刺激因素都有着高度的敏感性。相关研究表明，在婴儿时期，一个充满了持续高强度压力的“有毒的”环境，会让宝宝产生内在紧张源。这些紧张源代表着宝宝大脑发育最初的遗传因素，需要大脑集中注意力，向学习方面转移。当然，有些压力是所有人生命历程中的一部分，如宝宝断奶或是宝宝睡觉前哭闹不停。但是，当压力水平持续攀升，居高不下时，“压力荷尔蒙”，比如皮质醇就会渗透婴儿或是儿童的大脑，最终因压力使大脑构造发生永久性的改变，这将导致孩子的长期行为问题、健康问题以及学习困难。
因此，如果一个孩子生长在没有慢性压力的环境中，他能以更具建设性、更积极的方式处理生活中的坎坷和挫折。
在大脑发育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宝宝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语言环境。简短的“爸爸爱他的心肝宝贝”这样的话语片段，对于一个刚刚开始集中注意力的孩子来说真的很重要吗？是的，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在孩子咿呀学语的每个细小步骤中，“呜呜”“呀呀”“妈妈爱你哦”以及“好美味的馅饼啊”这样的话语连接着大脑数十亿的神经元，产生复杂的神经元回路，从而使孩子的智力潜能达到高潮。当这种情况达到最佳状态时，加上咿咿呀呀的细语、嘻嘻哈哈的笑声以及理想的温和平静的家庭氛围，大脑将发育得完美至极。然而，这些最佳条件缺失了，孩子早期语言环境将非常糟糕，大脑发育会遭受非常不利的影响。
父母对宝宝无微不至地照顾这个前提下，词汇数量也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有很多话语，但是它们对大脑的积极影响依赖于响应能力和温和度。
对于视力发育，环境中的催化剂很容易理解：白天的光。对于大脑发育，环境所产生的细微差别则更多，也更为复杂。比如，一位妈妈对她的宝宝所回应的目光，爸爸从妈妈手中接过孩子，父母将杯子递给孩子的时候会说“果汁”，或是跟孩子玩躲猫猫时，孩子开心至极并发出咯咯的笑声。是的，孩子一生的学习、行为以及健康状况都建立在这种与父母积极的、相互回应的、礼尚往来的基础之上。从本质上来说，大脑发育的核心在于宝宝与一位有爱心，能做出积极回应的成年人之间的互动。
马萨诸塞大学著名心理学教授爱德华·特罗尼克（Edward Tronick）曾在网络视频上完成了一个让人难忘的“静面实验”（面无表情实验）。这是个关于宝宝社交需求的例子，让人感触颇深。
视频中，一位年轻的妈妈将她的宝宝扣在了一个很高的椅子上，然后跟宝宝一起嬉戏。然后妈妈突然背对孩子，当她再次转过来时，面部一下子犹如一张白纸，毫无表情。宝宝满脸茫然地盯着她，紧接着宝宝的面容如阳光般灿烂，他手舞足蹈，伸手蹬腿，尝试用各种方法引起妈妈的回应。当宝宝意识到这纯属徒劳时，便耷拉着小脑袋开始号啕大哭。这一幕真的让人难以置信。
接着，我们看到妈妈开始焦虑，束手无策。最后，她苍白的面部又恢复到了之前慈爱温柔的妈妈的模样，宝宝也马上就又高兴起来了。
现实生活中，慈爱温柔的妈妈很少玩这样的游戏，但是对于很多宝宝来说就是这样的道理，因为这不仅仅是游戏，更是他们的生活。长期生活在“面无表情”或更糟糕、充满愤怒或是怀揣敌意的环境中，这肯定是无法在短短的几秒钟时间内就能用一个拥抱弥补的。正如之前提到的压力荷尔蒙一样，皮质醇开始浸入宝宝的大脑，这对宝宝大脑的核心区域极为不利，它将直接影响宝宝的认知能力、语言能力、行为能力、自我及情感控制能力、社交能力以及身体健康状况。这样的消极影响是不可逆的。
这再次证明了儿童的基因或潜力蓝图、与生俱来的天赋，实际上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这就是真相。在表观遗传学中基因受到环境影响的改变，向我们展示了尽管发育对本性没有促进作用，但是具有破坏作用。已经证明“有毒”的早期语言环境，包括高压环境能深层次对基因造成不利改变，从而永久性地影响大脑发育。有必要强调一下我们正在讨论的是恒定不变、长期性的、永无休止的压力，而非偶尔的不如意，如疲惫不堪的妈妈或是爸爸对孩子的喋喋不休：“宝贝，现在都凌晨两点了，求求你赶紧睡觉吧，我都已经困得不行啦！”
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就有一千亿条神经元潜能，能转化成诸多不同的潜力。但是，如果没有关键性的类神经连接，那一千亿条神经元也就毫无意义，就像没有连接线的独立电话亭一样。相反，如果这些神经元能达到最佳状态的连接，那么它们连接其他神经元的高速信号就会使得大脑发挥其魔力。我们每个人从呱呱坠地到三岁时，大脑每一秒都会产生700～1000条额外的类神经连接。让我重复那个数字：宝宝一出生，每一秒都会产生700～1000条额外的类神经连接，其带来的影响让人难以置信，错综复杂的大脑回路便是大脑的构造，从而影响我们所有的大脑功能，包括记忆力、情感、动手能力，当然还有我们的语言能力。
但是，事实证明在最初的三年中，类神经连接的爆炸性丰富程度是非常大的。如果继续保留这样的爆炸性丰富度，那么大脑将混乱地超负荷运载着刺激因素以及刺耳的噪声。所以，通过一个叫作突触削减的过程，我们非常聪慧而稚嫩的大脑便开始削除那些不必要的类神经连接，淘汰那些较弱或是不常使用的，将那些常用的类神经连接微调为具有特殊专门功能的区域。
在这期间，当重要的类神经连接得到创造和巩固时，技能构建以及语言学习的潜力会变得尤为惊人。大脑将不会再有相同程度的神经可塑性，也就是应对不同环境的惊人的灵活性。但是，当机会减少，大脑开始删除那些不用或是很少使用的类神经连接时，适应性的潜在领域会在很大范围内缩减，从而做出新的付出与努力，比如，当你变老时，学习一门新的语言会日渐感到力不从心。不过杰克·宋可夫（Jack Shonkoff）博士也说：“这是一个充满机遇与弱势的双重时机。”
阿卜杜拉，是当地一所社区大学里的一名20岁的耳聋学生。他来找我咨询过耳蜗植入的事情。我们七个人，我、阿卜杜拉、他巴勒斯坦籍的移民父母、弟弟穆罕默德、两名翻译（一名手语翻译，一名阿拉伯语翻译）一起密密麻麻地坐在诊断室。穆罕默德，是诊室内唯一一名不用翻译的人，他能巧妙避免干扰，在英语和阿拉伯语之间自由切换，毫不吃力地比画着手语。穆罕默德仅仅九岁，有着一双大大的棕色眼睛、一脸婴儿肥，以及充分的自信，毫无疑问，他的自信源于他父母以及哥哥内心的鼓励。穆罕默德能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和英语，而且还非常熟悉手语，是最优神经可塑性的一个典范。他跟他的家人来诊断室，是因为阿卜杜拉最近决定植入人工耳蜗。
“合乎实际的期望”，我们在人工耳蜗植入方面所讨论的成功的可能性，是我诊治像阿卜杜拉那样年龄较大的患者的必要部分。这依据神经可塑性的程度、大脑形成新的学习方面的类神经连接的能力或其中的欠缺。对于阿卜杜拉，由于其年龄问题，他有可能再也说不了话，或是理解口头语言，或是正常做事，还可能听不见。可能手语将会继续成为他的交流方式。他“合乎实际的期望”很可能是听到头顶的飞机、门铃、洗手间冲水的声音和雨滴敲打窗户的声音。但是，要听见这些声音并明白它们的意思是两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的大脑，我必须向这个充满期望的家庭解释清楚，已经过了关键语言期。
他的父母非常耐心地听我说，阿卜杜拉和他的弟弟也是如此。最后，他的母亲通过阿拉伯语翻译说：“医生，我非常希望你能帮帮我的儿子”。由于被纱丽遮盖着，我只能看到她的两只眼珠，但是我能从中看出她的渴望远远超过语言所能表达的程度。我的解释、我对“合乎实际的期望”的描述都无法比拟她内心的渴望。如果她的第一个孩子有了听觉能力，难道他还不能自动理解自己所听到的内容吗？或是能开口说话？这次我跟她说，她是一名独一无二的母亲。我解释道，这就像我为了学阿拉伯语去巴勒斯坦一样。尽管我可以听到我周围的人说这种语言，但我并不明白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听到”和“听懂”是两码事。我接着说：“穆罕默德，你得过来给我们翻译一下。”她看着穆罕默德，会心一笑。现在她终于明白“听得到”不等于“听得懂”了。
阿卜杜拉，一个可爱的年轻人，非常聪明，比起我那些小患儿，他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作为他坚强的后盾。遗憾的是，他失去了神经可塑性，也就是说，他失去了他们现在本应具有的听觉潜力。
时机决定一切。
视觉系统是人类的最佳学习领域之一。
当我们看到某些事物，包括形态、颜色、细节以及深度时，我们所觉察的形象是大脑对我们双眼视网膜所捕获形象的再造。并且，正如大脑功能一样，视力也是一项出生后才能完全发育的能力。在一生的最初几个月内，宝宝只能看到8～10英寸
距离范围内的事物，并且只能勉强协调他们的双眼。但是，几个月后，他们的协调能力会惊人般地得到提升，并且在接下来的两年内，深度、色觉，以及对世界的视觉赏析能力都会得到开发。
但是，跟语言一样，视敏度对环境也有依赖性。简言之，为了看清事物，宝宝需要有能够看的东西。
那么，当没有视觉环境，比如宝宝出生时的视觉系统“关键时期”双眼就被乳白色的薄膜所覆盖，会发生什么呢？确切来说，大脑的其他功能会有什么变化：大脑进入其“用进废退”模式，并开始修剪过程，淘汰掉那些未使用或是脆弱的类神经连接，这种情况下，首当其冲的是那些很少被刺激的视觉受体。结果就是宝宝的视力一直都不好，即使最终薄膜被移开了。
在20世纪早期，这种情况非常明显，眼科医生发现，如果对天生就患有白内障的宝宝做手术，可以完全恢复其视力功能，且没有永久性不良后果。但是，他们在对那些超过八岁的孩子做白内障手术时，发现儿童的眼睛看起来会较为正常，不幸的是，他们的视力问题依然会困扰他们终生。与人工耳蜗植入一样的道理，这也是时机的问题。
那么最本质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托尔斯腾·威塞尔（Torsten Wiesel）和戴维·休伯尔（David Hubel）的解释使我们对大脑可塑性的理解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他们因发现了“大脑中最为严守的秘密之一”，在1981年获得了诺贝尔奖。
20世纪50年代，休伯尔与威塞尔开始对猫和猴子的单体神经元活动进行估量。除了概念化研究，他们还必须创造新的仪器来测量动物对所看到的事物所做出的反应。非常聪明，也具有创造性，他们的新方法中包括将受试猫“用电帽子进行装饰，在一个显示所有类型视觉图像的屏幕前面，尝试着找出能够哄诱单个神经元的刺激物，使其发挥功效”。图像，或正如故事所言，包括了两只踱步曼舞的猫和女性的性感图片。休伯尔写道：“当谈到纯粹的快乐时，我们的领域便很难攻破，我们也尝试着保守那个秘密。”
休伯尔和威塞尔一直在视力方面苦心钻研，他们的开创性研究改变了我们对大脑的理解。诺贝尔奖的得主神经学家埃里克·坎德尔（Eric Kandel）漂亮又简洁地描述了他们的工作的重要性。当一位同行科学家，将休伯尔和威塞尔的工作说成是“有限的生物普遍性”时，坎德尔回应道：“你没错……这只能有助于解释大脑的功能运作。”
正如你在会走路之前，绝不会奔跑，直到你听到且理解了某个词之后才会说出这个词。错失良机，对于一项技能而言，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在大脑的发育过程中，基本的能力是获得一项更加复杂的技能的前提，每项技能都犹如修建一幢大楼，必须修建好了一个街区才能更好地修建下一个。换言之，大脑发育以等级的形式出现，具有为更加复杂的技能所依靠的基本能力。因此，为了一项“简单的”技能而错失这扇良机的窗户，具有广泛的含义，因为进行新的学习时，可能会越来越困难。在语言的自然增长方面，这点尤为关键，在最初的三年内，除了有助于构建词汇与交谈技能，语言还为社交、情感以及认知能力的开发奠定了基础。
早期语言环境不足的典型例子是那些天生就失聪的青少年，尽管对于他们的父母而言，他们很可爱，但是他们始终没有使用手语的能力。这些青少年的生活通常表现出非常惊人的差距。
我妈妈的表弟出生于1948年，先天就严重丧失了听觉能力。我依稀记得自己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收到了他冗长的、似乎毫无边际的手写生日贺卡，而我几乎都不会瞥一眼。如果没有随带礼物，那么贺卡对于一个只有九岁的孩子来说，几乎是毫无意义的。最近，当我妈妈在阅读这本书早期的初稿时，她偶然想起了她在大学当老师的舅舅和舅妈，他们一家已经从匹兹堡搬到了圣路易斯，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他们的独生子能够上圣路易斯聋哑中心学校，这所学校专注于教授学生“口语”而不是手语。我很快通过中心学校的档案馆找到了他，我突然发现远房表舅竟然有着一双蓝棕色眼睛，这是瓦登伯格氏症的表现。我的病人米歇尔也有着明亮的宝石蓝眼睛。但是跟米歇尔不同的是，我的表舅很幸运，他的家境宽裕，父母宁愿为了他的教育举家到异地生活。凑巧的是，40年后，我在他曾经就读的这所沿街学校实施了人生中第一台人工耳蜗植入手术。
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过着怎么样的生活？
尽管我妈妈也不太清楚她表弟之后的状况，但我可以想象得到他生活的不易。妈妈不知道他的文化水平如何，直到几年前他们才开始通信。如果他如普通的双耳失聪的儿童在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出现之前就能听见父母的声音，那么不管父母有多大的优势，他现在都应该有四年级的知识水平。尽管这在那个年代非常典型，但是这并不能反映出出生时的潜力。恰恰相反，他的潜力很有可能没有得到开发，因为他根本就听不见。从纯粹意义上来讲，他跟他的同伴一样，都是3000万词汇量差距的受害者。
我表舅的经历说明这无关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也无关父母的意愿。相反，这关乎一个人成长中最重要的因素——父母的语言。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妈妈的表弟的人生道路本应是平坦的康庄大道。有必要强调的是表舅的生活的确受到了严重影响，因为他缺少“词汇”的滋养。如果一个小孩子的一生缺乏词汇，不管他听力是否受损，将来他的口头表达能力或手语能力，都会受到永久性的不利影响。人工耳蜗植入为世界上所有像扎克那样的听力障碍者带来了声音和开发潜力的可能性，并且社会也是一个主要的捐助者。考虑到特殊教育、低就业，以及失业的成本，失聪是最昂贵的残疾之一。人工耳蜗植入可以避免那样的成本，但是正如我们从米歇尔的故事中所得知的，如果一把钥匙不用来开启一扇门，那么它的意义是不大的。
学习阅读，对于那些听力正常的人而言，似乎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循序渐进的字母学习过程。要学习发音、单词的组合以及单词的意思。而对于那些失聪的人而言，阅读是极大的挑战。“挑战”只是一个委婉的说法，事实上，它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
试想，如果你只能阅读英文，而你必须学习那些自己压根儿就不懂的词语，而且还是用汉字写的，那么会是怎样的一种窘境？同样，要求失聪的儿童辨认书页上面的字母，将字母整合为单词，并且在从未听过的情况下，理解单词的意思。例如cat（“猫”）这一单词，非常简单，是吧？你知道c发k的音，a发a的音，t发t的音，那么你立刻就能将那些整合起来的声音等价于一只毛茸茸的发出“喵”声的小动物。
但是，如果你从未听过字母c、a、t，不管是单个的字母还是整合在一起的发音，会怎么样？那些象征性的符号，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即使你生活在一个“cat”（猫）这一单词被世人皆知的国度，即使你能比画出“cat”这一小动物，那么当你看见c-a-t也无济于事。这就是失聪儿童学习阅读的过程中，必须经历的荆棘之路。我们知道手语并没有太大帮助，因为手语只能通过动作指明意思，并不像英文那样用拼写表达意思。事实上，手语与英语是两门完全不同的语言，二者之间绝对没有任何联系。结果，当年幼的失聪儿童学习阅读时，他们会立刻处于将手语转化成英语的模式，而事实上他们却未真正听过英语或知道其发音。简单的陈述对他们来说比登天还难。
我曾听说儿童在学校学习阅读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阅读来学习。三年级是关键性的一学年，儿童会在这一年中将书页上简单的字母如连珠炮一般脱口而出，从而形成自己的观点，并从这些单词中积累知识。这是智力思维加工过程的开始，但这仅仅是针对那些能够有效阅读的人而言。对于那些不能进行有效阅读的人而言，三年级也非常重要，因为据资料记载，在这一年中，知识积累与智力成长会出现明显的下滑。
心理学家吉斯·斯坦诺维奇（Keith Stanovich）将这叫作“马太效应”，因为它是根据《马太福音》中“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而命名的。换言之，享受充分教育的人会变得更加富裕，而教育匮乏的人则会更加穷困潦倒。三年级的阅读也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事实上，这也预言了高中毕业的学业状况。这一点对失聪的孩子同样重要。一个失聪儿童从高中或是大学毕业的可能性很明显低于一个没有听力障碍的儿童，当然这对就业的影响也是无可否认的。从历史的角度看，失聪人士的低就业是极为常见的，这让人感到极为遗憾，而那些能够找到工作的失聪人士的收入也比那些没有听力障碍的人士少30%～45%。当你读到这些统计数据时，有必要记得我们并不是在讨论智力潜能的差距，而是在叙述我们绝不可能清楚一个人到底有多大的潜力。
在最佳语言环境中，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在大脑发育的其他方面，语言习得遵循的是技能——习得——技能的途径。每一次学习获得的能力都为下一个环节奠定了基础。一切都发生得如此自然，让我们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但事实上，从婴儿开始听到一连串连续但不知所云的语音：
“妈妈的小宝贝是谁呀？”
每个单词分开来听就是：
“妈妈的/小宝贝/是谁呀？”
然后再对各个部分进行理解：
“妈妈的”
“小宝贝”
“是谁”
……
到婴儿开始能够自己发出这些语音，并最终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一直是人类发展令人感到惊讶和深不可测的地方。当一个孩子出生在某种语言环境中，不管是坦桑尼亚的农村还是大城市纽约曼哈顿，其发展途径基本上是一样的。语言的输入、数量和质量都是大脑发育的主要促进因素。
想象一下当你听到一句用你不懂的语言说出的句子时你会有什么反应？是不是不知所云呢？因此，当小婴儿听到一大串完全陌生的语音时，他们又是如何将那些语音转化为语音片段、音素并最终将这些无意义的音段翻译成传达意思的话语呢？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过程，而神经科学也是最近才开始试图对这一过程进行解释的。
帕特丽夏·库尔（Patricia Kuhl）教授是了解婴儿如何破译语言代码的先驱。我第一次了解到库尔教授的创新研究，是在和苏珊·戈尔丁-梅多（Susan Goldin-Meadow）一起学习幼儿语言发展简介的课程时。通过利用尽可能简易的方法监测婴儿吸吮奶嘴的速率，库尔教授发现了婴儿学习语言的步骤。此外，被库尔教授称为“来自火星的电吹风”的新型精密工具，脑磁图（MEG），为其提供了婴儿大脑运动的即时影像。库尔教授将这一操作称为“后台窥视”。据库尔教授称，她在研究中发现婴儿实际上是“计算天才”。
在我们理解或者说出某个词汇之前，我们的大脑不得不进行“句法分析”，即拆分音素后再将它们拼接在一起并创造出词汇。这是早期大脑学习本地语言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某些迹象表明，这一过程可能当婴儿还在子宫内时就开始了。凭借如功夫高手般出色的敏捷性，婴儿的大脑熟练地对接收到的一连串语音进行分割，直到将那些语音转变为具有意义的词汇，以融入他们所在的语言情境中。
有趣的是，即便是成年人也比不上新生儿的天赋。为了和华裔妻子交流而学习汉语普通话的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一次半小时的会面。他们对这位出色的互联网企业家中文水平的最终评价是“说话时像嘴里含着弹球的七岁小孩”。他将“Facebook一共拥有10亿位用户”说成了“Facebook一共拥有11位用户”。
的确，成年人尝试学习一种语言的能力比不上婴儿。婴儿的大脑影像显示，在婴儿开口说第一个词语之前，他们就已经在心理上进行了反应练习，试图弄懂如何做出必要的动作，以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清楚发音。
在神经可塑的鼎盛时期，婴儿的大脑能够区分每一种语言的语音，包括德语的元音变音、汉语拼音、声门音和马赛族（Masai）语的轻微内爆音，也为学习该类语音的所属语言，甚至是不同语音的语言做好了准备。正如库尔教授所说，婴儿是真正的“世界公民”。但是，这一项技能并不是永远具备的。和大脑最终会剪切掉没有使用或没有充分使用的突触的情况相似，听和说出任何语言的无限潜能很早就被修剪掉了，只留给我们使用母语的显著能力，而屏蔽了运用那些我们不使用的语音的能力。
幼儿很早就表现出了对母语语音的忠诚性，这种现象通常发生在一岁结束之前。大脑在妊娠晚期就已经准备好学习母语，但它是如何知道哪些神经连接是永久性的呢？这靠的是统计才能。发育中的婴儿大脑完全不关心词汇意义，而是首先量化其一开始听到的特定语音模式，并计算频率。大脑保留了占主导地位的语音，并将那些语音变成单个词汇，最终那些单个词汇就逐渐变成了母语语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通过婴儿大脑“收集”重复语音并将它们标记为重要“母型”语音来实现的。按照帕特丽夏·库尔教授的话说，这些母型语音随后会像磁铁一样开始吸引类似的语音（甚至是有轻微变化的类似语音）。这一过程帮助我们对以后将要使用的语言慢慢变得熟悉。说亚洲语言的人很难分清“r”音和“l”音，相反，说欧洲语言的人则无法复制亚洲人的语调。这是大脑的另一个才能。在意识到语言的必要性后，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大脑会把注意力集中在相关的语言要素上，而摒弃无关内容。毕竟，为什么要浪费珍贵的脑力处理过程在无意义的变化上呢？那些变化在你必须要熟练运用的语言中并不重要？
帕特丽夏·库尔教授早期在日本对婴儿进行研究的经历对以上内容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在七个月大的时候，婴儿还属于“世界公民”，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区分出英语中的“r”音和“l”音，但三个月后，这项能力就会消失。库尔教授利用不同语音对美国婴儿进行了研究，美国婴儿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在以上两个案例中，意识到了神经可塑性的快速降低，大脑会“致力于”其所需语言的语音，并拒绝将神经细胞消耗在不需要的语言上。
妈妈们常常自夸说：“我从来不像小孩子一样对我的孩子说话。”这句话好像是妈妈们初次育儿时通用的荣誉象征，就好像幼儿的咿呀学语声真的很糟糕一样。但事实上，孩子们的咿呀学语声并不糟糕。科学表明，婴儿们几乎与生俱来的拖音式说话方式（比如“妈~妈~喜~欢~她的~小~宝~贝”提高了声调并做了轻微改变，将其变成一句如唱歌般声调起伏的语言）是一种帮助婴儿大脑提取语音，并投入到其将要使用的语言中的方式。虽然这可能听起来像是一种母爱的表达，但实际上“咿呀学语声”能帮助婴儿那如统计学家一般的大脑更轻易抓住那些明显不同的语音，与成人主导的谈话相比，每个语音在听觉上都被“夸大”了，这也让婴儿们更容易进行理解和学习。
如果婴儿们是计算奇才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干脆把他们放在电视机前就不管了呢？那样我们就可以接着读我们未读完的书，或者回复邮件了。
人类大脑是聪明的，但不幸的是，对于越来越多的待回复邮件来说，大脑只是一个社交工具。互动的消失可能会严重限制大脑学习和储存知识的能力。和能够保存任何东西的水罐不同，大脑的表现更像是一个没有人际互动的筛子。语言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生活在彼此隔绝的世界，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语言了？语言和词汇的基础是将人类联系起来。婴儿的大脑是那一段进化过程的结果。大脑不是被动地学习语言，而是只在社会回应和社会互动的环境下学习语言。在婴儿与看护人的关系中，语言上进行你来我往的重要性是语言学习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在学习过程中，这一因素无比重要。
帕特丽夏·库尔博士的研究中，我最喜欢的一项研究完美地证明了这一观点。库尔教授的团队将9个月大的美国婴儿放在汉语普通话的环境中，其中一半婴儿听到的是母职人物讲出的充满母爱的汉语普通话，另一半婴儿听到的仍然是充满母爱的汉语普通话，不同的地方在于这些话是通过录音或者视频设备播放出来的。经过12次实验室观察后，听到真人说话的婴儿能够辨别出汉语普通话的语音，而听到录音或视频设备说话的婴儿则没有任何变化。
这个研究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不是婴儿们只能够从他们能够闻到、触摸到或者感觉到的人那里学到语言呢？或者机器人，比如斯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的人工智能有没有可能代替人类呢？大脑进行最佳发育所必要的人为因素有哪些？这个对于我们每个人和我们所处的世界来说具有最深远影响的神奇器官还存在着很多有待解答的问题。
就效率和专门性而言，随着大脑可塑性的降低，小孩子吸收新知识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且轻松学习的窗口也开始消失。但如果这种情况不发生又会如何呢？如果这个窗口可以被撬开，而且小孩子具备的超凡学习能力变成了一种终身现象后，又会如何呢？我们可以想象在40岁或50岁时学习一门新语言会变得相对容易很多。我们将这种情况称为大脑的“时间旅行”，这一假设是近年来大脑研究的一部分，它的目的是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大脑。
哈佛大学医学院分子细胞生物学和神经学教授高雄·亨施（Takao Hensch）的研究受到了休伯尔和威塞尔的大脑可塑性研究的启发，并实现了休伯尔和威塞尔的夙愿，即利用分子手段帮助科学家从细胞层面上了解大脑的反应。有了分子手段的帮助，亨施教授揭开了另一个惊人的新发现。新发现与之前的想法相反，大脑实际上并没有失去其可塑性，而是具备了无限重连的能力。但为什么大脑的这一项能力在实际生活中不管用呢？这是因为某种原因未知的进化通过制造“刹车”分子阻止了大脑的不断重连并设定了大脑可塑性的有效期，从而中断了这一项能力的发挥。
亨施教授和他的同事在波士顿儿童医院所进行的重要研究试图反向制动分子刹车，以恢复与大脑早期神经修剪相关的弱视或单眼视力下降患者的视力。虽然这一项研究还在进行中，但早期的结果显示是有希望的。亨施教授对“音盲”的研究显示，当反向制动分子刹车后，“音盲”的耳朵经过重新训练可听到单个音符。但如果缺乏培养，那么早在幼儿期就会失去这一能力。
波士顿儿童医院的神经学家查尔斯·尼尔森（Charles Nelson）教授在《神经发育：解锁大脑》中说：“高雄·亨施的研究很有趣。即使你错过了一些关键阶段，你或许仍可以回到那一阶段去恢复一些东西。‘在以后进行干预，以弥补失去的时间’的想法非常具有吸引力。”
对于我来说，这个想法不止具有无穷的吸引力，虽然大脑仍是一个吸引人的未知领域，但是强烈的迹象表明它的神秘面纱终有被揭开的一天。到那时，我们将终身具有学习和发育的能力。同时，这些迹象也让我相信人类会更加了解自己，并朝着一个更人性化、更公平的世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