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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要怀疑一小群有头脑、有担当、意志坚定的人能改变世界，事实上，世界只能被这些人所改变。
——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
（Margaret Mead）
1982年，两名来自堪萨斯的认知社会学家贝蒂·哈特和托德·里斯利为了帮助那些学业不佳的学龄儿童顺利通过入学考试，他们决定对孩子们进行密集的词汇拓展训练，提高学习潜力。然而，该计划却收效甚微。两位教授不禁发问：“这个近乎完美的计划为何以失败告终？”原本认为孩子们的所有问题都会被他们解决，但事实并非如此。
一开始，这个项目反馈的结果还是不错的。鉴于语言能力对学生的学习非常关键，所以贝蒂·哈特和托德·里斯利把严格的词汇扩展列在计划中，这样孩子们才可能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起初的效果好得就像两位学者预计的那样：学生的词汇量逐步提升，空前提高。有了人为干预，孩子们的确积累了不少词汇，但很快他们的学习状态又回到从前。到进入幼儿园的时候，那些积极的效果消失了，这些孩子和没有提前参加过入园词汇集训的孩子居然没什么差别。
时任美国总统的林登·约翰逊正极力推行“消除贫困”计划，旨在打破穷人入学难的门槛，这也是那个年代人们的共同愿望。同样，哈特和里斯利也积极响应总统先生的号召，他们的理想愿望是“缓解贫困，消除贫困，预防贫困”，他俩一度成为人们心中的榜样。
1965年，美国社会动荡不安，种族暴动及内乱此起彼伏。为了全面提高贫困家庭孩子们的学业成绩，哈特和里斯利联合堪萨斯大学的同事们在当地一个美国黑人贫民区成立了“刺柏花园儿童项目”（Juniper Gardens Children’s Project），开始介入学龄前儿童的语言干预工作。项目办公室就设在“C.L.戴维斯酒吧”（C.L.Davis’s liquor store）的地下室。研究者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向社区孩子们普及科学知识，严格要求他们的词汇量，最终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挖掘他们的学习潜能。
一个名为“我们的先锋——刺柏花园儿童项目”（Spearhead——Juniper Gardens Children’s Project）的网上视频资料非常详细地记录了当年这个项目的情况。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托德·里斯利青春的脸庞，瘦瘦的他穿着黑色西服，系着领带，神采奕奕地朝他们的“实验幼儿园”走去。
在另一间教室里，年轻的贝蒂·哈特面带微笑地站在讲台上为一帮四岁的孩子读着课文，此时的她像极了一名普通的幼儿教师。他们坚定地认为只要一天天坚持训练下去，孩子们会越来越有希望的。视频末尾出现了这样一段慷慨激昂且振奋人心的旁白：作为开拓者，我们在刺柏花园做了这样的小尝试。希望通过对黑人贫民区学龄前儿童的研究，解决他们目前入学难的问题，使这个群体的孩子同其他孩子一样有优异的学习表现和学习能力。
然而，刺柏花园儿童项目最终以失败告终。消息一出，当时社会的反应是：龙生龙，凤生凤，一切都是基因所致，再怎么研究都是徒劳。哈特和里斯利对这样的“传统观念”表示理解，但却坚定地认为眼前失败的结果并不是最终的定论，他们决定继续为失败寻找答案。这次失败的研究，至少让他们知道了人们对于“孩子们学习能力有差异”这一点的认识是有问题的。转变这一传统观念势在必行。
史蒂夫·沃伦（Steve Warren），美国堪萨斯大学教授，20世纪70年代初识贝蒂·哈特和托德·里斯利时，他还只是一名年轻的研究生。在他眼里，贝蒂·哈特和托德·里斯利是极度追求浪漫的人。
浪漫，却不盲目。
他们不愿意抛弃那个被社会忽视的贫困群体，勇敢地向“基因决定一切”这样的传统观念发出挑战，他们像侦探一样，慢慢探寻问题的关键所在。
于是，他们提出了两个问题：1.婴幼儿和儿童一个星期内醒着的那110个小时到底做了些什么？2.它们对孩子们最终的学习成绩有多大的影响？
千万别小瞧这两个问题。在你刚要思考它们的时候，你就已经被震惊了。因为你必须面临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关于婴幼儿日常生活的文献资料极其匮乏。也许有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但也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贝蒂·哈特和托德·里斯利的研究给了我们更多的动力去寻找真正的答案。
贝蒂·哈特和托德·里斯利主要针对“儿童早期语言能力的培养对其最终学业成绩的影响”进行研究，这项研究可以说大大推动了当时社会思想的进步。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曾和B.F.斯金纳（B.F.Skinner）展开著名的“口水战”，他们在“早期语言习得是否与外部语言环境有关”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正方”和“反方”争论不休。乔姆斯基认为人的语言能力是基因决定的，是“天生”的。而斯金纳则认为人的语言能力是需要经过一定操作条件训练的，即后天的。最不可思议的是，虽然斯金纳在辩论中强调了后天因素，但“通过父母的语言学习语言”在他的理论中从未提到过。他提出了“操作条件”这一观点，即，通过强化训练提高孩子的语言习得能力，类似于巴甫洛夫的“老鼠按杠杆实验”中的激励机制。
乔姆斯基认为，大脑中有专门的语言装置，我们每个人从一出生就具有掌握人类一切语言的能力，在两三年间由外部环境给语言装置设定特定的参数，于是人就具体掌握了一门语言，这就足以解释为什么在幼儿时期学习语言特别快。他完全不接受斯金纳的说法，觉得特别荒唐。在短时间内学习那么复杂的语法岂能是这么简单的激励机制理论就解释得清楚的？
乔姆斯基的理论获得人们的广泛接受，这就意味着遗传的重要性被普遍接受。所以，很少有人有兴趣去探索语言习得最终结果的差异性，也很少有人对这件事表示支持。总体而言，针对中产阶级家庭婴幼儿的语言习得研究居多，人们似乎认为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适用于所有孩子。很少有人去跟进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即使乔姆斯基获得了大众的认可，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争论消失殆尽，我就亲耳旁听过苏珊·戈尔丁·梅多的学生围绕儿童语言发展展开的激烈辩论。从这点上讲，我们要感谢哈特和里斯利，因为正是他们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让我们开始关注早期语言环境对儿童智力发育的重要影响。
尽管贝蒂·哈特和托德·里斯利非常赞同“科学的目的在于服务社会、解决人类的问题”这一说法，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俩似乎反其道而行之。他们不肯完全接受大众公认的“科学”的东西，为了找寻答案，开展了里程碑式的、举世瞩目的研究。这或许就是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
“应用行为分析”指通过分析人的行为解决社会问题。托德·里斯利是发展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致力于研究如何通过干预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他的同事兼挚友詹姆斯·谢尔曼（James Sherman）曾这样评价他：“托德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有一双慧眼，他可以透过复杂的现象直视问题的关键，进而将这些问题漂亮地解决掉。”换句话就是说，里斯利对于人类错综复杂的行为已经有了一套很清晰的思路。
史蒂夫·沃伦说贝蒂·哈特是不可多得的人才。20世纪70年代，她是托德·里斯利的本科学生，当时的她内敛而羞涩，黑框眼镜下隐约可以看见她清瘦的脸庞。成为同事后，贝蒂·哈特和托德·里斯利是研究所里的最佳拍档。贝蒂·哈特亲切地称托德·里斯利为“里斯利博士”。贝蒂·哈特生活中特别平易近人。在工作中，她一丝不苟。学者身份造就了她对研究近乎苛刻的一面。她追求细节，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精确的数据。如此求真务实的精神让她的梦想一步步成为现实。1982年，托德·里斯利离开堪萨斯，回到他在阿拉斯加的老家“里斯利山区”，在安克雷奇阿拉斯加大学当了一名心理学教授。自从他走后，研究的重担自然落在了贝蒂·哈特身上。
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主要由父母职业、父母受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决定。来自各个阶层的42组家庭被选中参与此次的研究工作，其中处于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有13个，处于中等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有10个，处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有13个，还有6个家庭处于贫困水平。研究者将持续关注孩子们从9个月到3岁的成长状况。有稳定的家庭作为研究对象非常重要。也就是说，这些家庭有固定电话可以供我们联系，有固定的居所，并且愿意在未来的几年里住在这个区域，不搬走。
原本该项目选了55组家庭，但后来有4家搬走了。研究者不得不中断观察研究和数据收集。其实，这几组家庭非常具有代表性，他们的数据对后续研究特别有益。由于个别家庭的不稳定，研究在一开始进行得并不那么顺利。
哈特和里斯利很清楚，他们的研究只能从每天获得的零散信息入手，因而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因为我们无法确认到底孩子们一天中的哪一个部分对词汇积累有用，所以我们只寄希望于每天获取更多的信息，这样才更有助于我们发现更多的可能性。”
研究整整进行了三年。这三年中的每个月他们都会举行将近一小时的研讨会，整个会议的情况他们用音频和笔记记录下来了。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孩子。哈特和里斯利组建的这个团队非常了不起，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该项研究中，三年里没有一个人请过一天假。三年的努力和付出后，他们又开始了第二个三年的工作——对收集的数据进行细致观察和分析。哈特和里斯利最终得出了研究结论。
计算机使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信息的瞬息万变，如今只需轻点鼠标，我们就可以即刻搜索到想要的答案。但在当时，哈特和里斯利却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两万个小时去分析那些复杂的数据，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其实，大部分工作是由哈特完成的，托德·里斯利曾经开玩笑地把她称作“工头”。但是在我看来，贝蒂·哈特就是个无名英雄。正是由于她对科学精益求精的态度，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工作才得以顺利完成，这些数据是研究儿童早期发展的重要资源。我个人认为除了哈特和里斯利，再无他人可以完成如此工程浩大的研究。哈特和里斯利才是真正的天才！
尽管哈特和里斯利的初衷是为了寻找“差异性”，但是他们最受瞩目的研究成果却是不同社会阶层家庭的“相似性”。
哈特和里斯利说：“在发展的过程中，每个孩子的相似性逐渐显现出来。我们明白我们应该看到孩子们在同一件事情上的表现。”
孩子们的家长也有相似之处。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各个家庭在很多方面具有一致性。比如，孩子们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有了共同的文化认同。他们会引导孩子们说“谢谢”，询问孩子“要上厕所吗？”哈特和里斯利的报告显示，尽管家长们的社会经济状况不同，但他们都想做正确的事，把这些顽皮的小家伙教育好。这会耗费他们很多精力，但他们愿意努力去做。
哈特和里斯利在报告中写道，我们惊奇地发现父母天生具备规范孩子们的能力，这样的规范本身就为孩子们的语言学习提供了最佳条件。最终，我们跟踪的所有孩子都学会了交谈，和家庭成员能愉快地交流互动。这些能力是一个孩子入学前应该具备的。
然而，从数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明显的差异。比如从研究一开始，我们就发现每个家庭里面父母说话时使用的单词数量会不同。通过半年的观察和数据收集，研究者估算出了每个家庭和孩子对话的时间。当然，研究小组也曾在轮流走访中遇到一些相对“沉默”的家庭，父母和孩子几乎“零交流”。在一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发现有的家庭花了至少40分钟的时间和孩子对话交谈，而有的家庭仅花了20分钟。
久而久之，家庭之间的差距越来越惊人。这同样也与每个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有关。在一个小时内，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孩子平均听到的单词数量是2000个。贫困家庭的孩子听到的单词仅仅只有600个。另外，父母对孩子的回应也是有很大差异的。在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中，父母每小时对孩子的回应有250次，但在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中，父母对孩子的回应每小时不到50次。就拿家长对孩子的口头批准来说，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孩子每小时会听到大约40个口头批准，然而，贫困家庭的孩子听到的口头批准只有4个。
我们可以根据前八个月父母对孩子说话的量，预测到孩子三岁时父母能对孩子说多少话。因为在研究的各个阶段，我们得出的数据是有一定的一致性的。换句话说，从研究初期到研究结束，善于和孩子交流的父母会继续和孩子保持着非常好的互动，而那些不善言辞的父母，即使孩子自己都会讲话了，他们同样不怎么爱和孩子说话。
孩子早期听到语言的多少真的可以影响他最终学习能力的高低吗？所有数据帮我们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的研究团队付出了三年的时间，历尽艰辛，得出的研究报告无一例外地证实了这一点，可谓颠覆了传统。是的，社会经济水平、种族、性别、出生顺序都不能成为影响孩子学习能力的关键因素。不管这个家庭是富有还是贫困，语言环境都是千差万别的。因此，早期的语言环境才是影响孩子最终学习能力的关键，即，父母应该对孩子说多少话，应该怎么和孩子说话。孩子感受到父母的语言越多，语言能力会越好，与父母受教育程度和社会经济地位没有太大关联。就这么简单。我们得出的研究报告如图2-1所示。
图2-1 研究报告
智商
词汇量
语言处理速度
学习能力
成功能力
潜力
大脑掌握思考和学习的区域在孩子前三岁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通过科学研究，我们了解到语言发展是大脑发育的开始。父母对孩子说了多少话以及父母如何对孩子说话是影响孩子语言发展的关键因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错过，也许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当哈特和里斯利检查这些数据时，他们一致认可良好的早期语言环境对孩子的发展有积极影响，恶劣的语言环境则产生消极影响，包括孩子对词语学习的消极影响。甚至会影响到孩子三岁时的智商。
“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家长与孩子的对话越多，孩子词汇量增长得会越快，孩子三岁后测试出来的智商会越高。词汇量的确对孩子非常重要，但如果强制或禁止孩子接收词汇反而会扼杀孩子的语言学习能力。有的家长刚和孩子聊上，就开始使用一些强制性的语句，如“不要”“停下来”“不行”等。这就是我们曾经亲眼目睹过的在孩子语言学习过程中比较失败的例子。”
另外还有两个因素对语言学习和智力发育是有好处的。一个因素是父母用不同类别的词汇对孩子说话。如果父母给孩子说的单词种类本来就少，那就不要指望孩子到三岁时能说出丰富类别的单词来。另一个因素就是全家人有一起聊天的习惯。哈特和里斯利发现一对不善言辞的父母是不可能培养出一个能说会道的孩子的。
“我们看到孩子们长大后的言行会和自己的父母很像。甚至在孩子完全会说话后，他善不善谈就要看他父母在家如何表现和示范的了。”
哈特和里斯利在理论上早就预测到儿童早期语言能力对孩子入学后学习能力的影响，果然，最终他们对预估结果感到非常满意。当他俩和戴尔·沃克（Dale Walker）教授时隔六年后再次对孩子们进行回访时，他们发现孩子目前的词汇量、语言能力和学习成绩就是他们几年前预测的那样。
研究最终的结果表明，影响语言能力、学业成绩和智商的因素并不是社会经济地位。哈特和里斯利开创性的研究用确凿的数据说明了儿童早期语言学习效果的确会影响其入学后的学业成绩，也就是说，错过对儿童早期语言能力的培养就可能造成孩子以后在学业上和其他同学有差距。然而，这些数据乍一看，好像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孩子的学习能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似的，但在结合儿童早期语言学习的经历进行仔细分析后，他们认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有一定影响力，但它并不是绝对的。
他们发现了孩子入学后学业成绩有差距，这的确是个严重的问题。但是不得不说这是他们最重要的发现，因为可以通过研究项目去解决它。
我向我的朋友兼同事弗拉维奥·库尼亚（Fl醰io Cunha）博士提出了这个问题。库尼亚是莱斯大学的经济学副教授，贫穷的成因及后果是他的研究重点。除了经常被人们称赞“聪明”以外，弗拉维奥·库尼亚还是一位非常友好的人，身上具备了许多美好的品格。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教授的追随者（后者科学地论证了幼儿期投资会节省大笔社会成本），弗拉维奥·库尼亚对哈特和里斯利的研究做出了如下评估。
库尼亚认为，这项研究存在的问题是哈特和里斯利仅通过30份的一小时录音样本就确定了孩子的整体词汇量。“这就好比我只研究了这一本书，我就说你的词汇量只有你在这本书里所使用的词汇那么多。”此外，虽然所有的录音时间都一样长，但由于有些孩子说话的次数较少，也就无法准确知晓这些孩子还知道多少其他词汇。能够判断出父母讲话的影响更为重要，是因为如果父母在家里讲得多，孩子就会有更多的反应，而如果父母讲得少，孩子的反应就可能会相应地减少。而在哈特和里斯利的研究中，与其说录音是对习得词汇量的评估，还不如说它指出了父母的语言是如何刺激孩子讲话的。
但弗拉维奥·库尼亚认为，确实存在两项关键要素使哈特与里斯利的研究结果具有可信度：研究采用了智力发展的既定标准，包括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和更重要且已经得到证实的长期追踪数据。哈特与里斯利的研究和结论有力地验证了早期语言对入学准备和长远成就的影响。
但是，是否一项历时两年半，仅包含42名孩子，且每名孩子每月只观察一小时的研究就能得出如此有说服力的结论呢？每名孩子的31个小时研究时间是否能代表那个孩子清醒时的15000个小时的情况呢？重要的是，31个小时的研究真的能预测孩子的未来吗？
这是不是就是马克·吐温所说的“世上有三种谎言——谎言、荒谬的谎言及统计学”呢？
哈特与里斯利总体的研究目标是了解孩子幼年时存在的因素是否与孩子后来的学业表现有关。如果有关，孩子最终的学术成就是否能通过一项设计完善的程序得到提高呢？更确切地说，哈特与里斯利想要了解，在父母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孩子的早期经历中，是否存在某种让他们学习成绩优异的因素，而这种因素却是贫困家庭的孩子所缺乏的。
最初，有人担心对数据的广义解读偏离了数据的实际范围。在《早期的灾难》（The Early Catastrophe）一文中，他们引用了这样一句话：“研究者们提醒大家不要将他们的发现推及那些他们的研究所没有涵盖的人和情况。”不过，最终哈特与里斯利同意，他们的数据证明了早期语言经历可以预测孩子的最终学业成就，这甚至意味着他们项目中的问题很有可能得到改善和解决。
实际上，贝蒂·哈特和托德·里斯利可能低估了其发现的重要性。为了使研究具备“永久性”和“稳定性”，他们的研究中没有包含被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称为“真正的劣势阶层”的那些人。也就是雪莉·布莱斯·希斯（Shirley Brice Heath）于1990年所说的那些“几乎一言不发地与单身母亲生活在公共住房里”的孩子们。如果研究中涵盖了这一社会阶层的孩子，哈特与里斯利可能就会发现，词汇量的差距不止3000万。
即使没有科学的证明，我们凭直觉也知道，向孩子说3000万次“闭嘴”也不会帮助他成为一名聪明、有所作为且稳重的成年人。哈特与里斯利也证实了这一观点。在词汇数量多的家庭里，还存在诸如语言更丰富、更复杂和更多元等要素。特别重要的是，还存在“肯定反馈”这一特点。那些家庭的孩子听到的语言更积极，更具有鼓励性。意识到了数量和质量的相互作用，哈特与里斯利把他们的书名改成了《意义深远的差距》（Meaningful Differences）。
哈特与里斯利的研究回答了另一个问题：说话多的家庭是否会自然而然地使用更丰富的语言。数据表明，语言的数量推动着语言的质量。父母说得越多，词汇量就会越丰富。也就是说，不管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如果父母受到多说话的刺激，他们的语言质量也会相应地有所提升。里斯利说：“我们不必要求父母对孩子说不一样的话，我们只需要帮助父母多说话。”而剩下的就不需要父母操心了。
坦普尔大学心理学教授凯西·赫胥-帕塞克（Kathy Hirsh-Pasek）和特拉华大学教育学教授罗伯塔·格林考夫（Roberta Golinkoff）证实了语言质量的重要性。两位教授的研究重点是了解婴幼儿如何学习语言。他们与同事劳伦·亚当斯教授和罗杰·巴克曼教授合作发现，语言质量很重要，原因是语言质量能让孩子接触到更多的各种各样的词汇。赫胥-帕塞克教授称它是早期语言学习沟通基础中的关键因素。被赫胥-帕塞克教授比作“对话二重奏”的沟通基础具有三个重要特征，这些特征与母亲和子女的共享互动有关，但与孩子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没有关系。
· 符号参与的共同注意力： 母亲和孩子在分享某一活动时使用有意义的词汇和手势。
· 沟通的流畅性与关联性： 连通母亲与孩子的互动流程。
· 日常惯例与固定活动： 例如玩“我先你后”的游戏，或者进行做饭或就寝等日常活动。
赫胥-帕塞克教授说这些沟通要素共同构成了语言学习的最佳环境。她还强调说，该领域其他人的研究成果让她的工作有了提升。
在哈特与里斯利的《意义深远的差距》一书中，除了讨论词汇的数量以外，词汇的功能也获得了肯定。哈特与里斯利按功能将它们标注为“事务型谈话”和“其他谈话”。事务型谈话“实现了生活中要做的事情”并向前推动生活，而其他谈话则是自发的“闲谈”，属于锦上添花。
事务型谈话如：
“下去吧。”
“把鞋子穿上。”
“把晚餐吃完。”
其他谈话如：
“这棵树真大！”
“冰淇淋真好吃。”
“妈妈的小男子汉是谁呀？”
哈特与里斯利帮助“其他谈话”（自发的闲谈）获得了应得的关注。在那时候，除了像哈佛教授凯瑟琳·斯诺（Catherine Snow）那样有先见之明的社会科学家，没有人仔细思考过母亲对她正在吃苹果的两岁孩子的唠叨，或者换尿布时母亲走音的歌声：“妈妈的臭宝贝是谁呀？”但是，哈特与里斯利却发现了孩子早期语言环境的显著性差异。各个社会经济阶层的所有孩子必须完成生活中要做的事情，也就是必须“坐下”“去睡觉”“吃晚饭”。但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经历过自然发生的打趣，而这种有趣的你来我往对孩子的发展具有非常丰富的影响。
这个问题的其他方面也慢慢变得明显。虽然由各个社会经济群体发起的所有类型的谈话在数量上都相对均等，但对于谈话的延续性，也就是语言的反复，其中的社会经济差异也很明显。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倾向于在他们发起的谈话中持续进行反复的语言互动。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从开始讲话到结束的时间很短：一方说话，一方给出反应，除此之外再没别的内容了。这种差距非常重要，因为大脑进行丰富发育的必需营养素包含在“其他谈话”中。哈特与里斯利将这种母亲与孩子间的语言互动称作“社交舞蹈”。互动中的每一个步子、每一个反应都增加了语言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又会进一步加强孩子的智力发育。
对于我来说，最关键的差距是对肯定语（“做得好！”）和禁忌语（“住手”）的使用。
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会训斥孩子，但频率远远低于社会经济地位低的群体。贫困家庭的孩子每小时听到的负面语言是脑力劳动者家庭孩子的两倍多。这种差距会因孩子听到的词汇总量的不同而变得更大。原因是在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中，孩子听到的词汇总量要少得多，禁忌词和负面词汇与积极和肯定词汇的比例也较高。
哈特与里斯利的研究发现，相对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的孩子，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的孩子更不容易听到“你是对的”“很好”“你真聪明”等口头鼓励。而脑力劳动者家庭的孩子每小时会听到30个肯定词，是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的两倍，接受福利救济家庭的孩子的五倍，如表2-1所示。
表2-1 “你真棒/你是对的！”VS.“你真差劲/你错了！”（一年内）
注意，对于脑力劳动者家庭的孩子和接受福利救济的孩子，他们受到的称赞与批评的比例是相反的。哈特与里斯利对孩子们四岁时的情况进行了推测，如表2-2所示。
表2-2 “你真棒/你是对的！”VS.“你真差劲/你错了！”（四岁时）
为了更好地进行理解，你可以想象自己受到了两种不同类型话语的影响。当你不断地听到“你错了”“你真差劲”“你永远都成不了事”这样的话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不管你的父母实际上有多么爱你，都很难克服这种童年阴影。
对于芝加哥大学特许学校的首席执行官肖恩·埃文斯（Shayne Evans）来说，“信念差距”是贫困孩子缺乏成就的一个关键因素，也是不足之处，这不断得到证实。如果有人不断地告诉你“你一文不值”，尤其是对你说这种话的人是你相信的人，你会相信自己真的一文不值吗？肖恩·埃文斯认为孩子们不仅仅会从父母那里听到这种话，学校、老师和社会也会对他们说出同样的话。
肖恩·埃文斯的目标是为这些学生建立“一种新常态”。在一个人人都强调大学学历的环境中，无论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状况或其他传统限制因素如何，埃文斯都坚称：“作为教育者，我们的工作是帮助那些学生克服所有的障碍。”
虽然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和接受福利救济的家庭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但是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哈特与里斯利的研究说明的问题：从社会经济地位最高的家庭开始至中产家庭、低收入家庭，差距逐渐变大，到接受福利救济的家庭时这种差距达到最大。虽然脑力劳动者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之间的差距并没有3000万词汇量那么大，但2000万词汇量的差距还是存在的。
还需强调的是，虽然我们一直在谈论3000万词汇量，但我们谈论的并不是3000万个不同的词汇，而是说话的总量，包括那些重复的话语。鉴于《韦氏新国际英语词典（第3版）》（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中只有348000条词条，而最新的《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也仅收录了291000条词条，“3000万词汇量”将是一个非凡的壮举。
哈特与里斯利是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先驱者。然而，他们是两位最早研究早期语言环境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与富裕和贫困家庭的孩子之间巨大差距的人。最终，哈特与里斯利完成了他们最初的目标：指出从出生开始需要进行哪些干预来帮助危险儿童变得沉稳且有所作为，以发挥他们的潜能并改变他们的生命历程。
为什么“刺柏花园儿童项目”中的孩子没有在学业上得到提升呢？斯坦福教授安妮·弗纳尔德（Anne Fernald）在语言处理研究中就此给出了深层次的原因。她解释说3000万词汇量的鸿沟实际上与大脑及大脑发育有关。
当哈特与里斯利向“刺柏花园儿童项目”中的孩子灌输词汇时，他们似乎找到了一种改善不良学业预测的方法。起初，项目看起来前途美好，但最终，项目中的孩子与进入学校的其他危险儿童并无差别。哈特与里斯利一开始不了解，直到完成研究后他们也不明白，虽然孩子们只有四五岁，但是已经受到了早期不良的语言环境的负面影响。尽管可以将词汇输入孩子们的大脑，但是那些词汇却不能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因为早期的不良语言环境已经对他们大脑的语言处理速度产生了影响。
弗纳尔德教授所说的大脑语言处理速度指的是人们“学到”一个已知词汇的速度，也就是你熟悉并弄懂这个词汇的速度。例如，我向你展示一张鸟的图片和一张狗的图片，然后让你看鸟的图片，你会花多久时间反应过来并看向鸟的图片而不是狗的图片呢？
这个过程对学习来说至关重要。事实上，这个过程具有双面作用。如果你硬要拼命认出一个你知道的词汇，你就会错过它后面的词汇，从而导致学习变得极度困难。
最好的例子就是外语交谈。安妮·弗纳尔德举了一个美国学生的例子。这名美国学生在法语考试中得满分，之后她去了法国。当她和刚认识的法国巴黎人进行交谈时，整个对话的过程很自然，并不是她所熟悉的和法语教授之间的对话。她发现她必须“抓住”每个半生不熟的词汇并弄懂它们，但当她弄懂以后，对话却已经进行到下一个阶段了。安妮·弗纳尔德教授说这是证明“慢处理的代价”的最好例子。如果你硬要专注于某个词汇的含义，那么你也将错过它后面的内容。
虽然在讲外语时存在困难，也发生了许多趣事，但是幼儿没有学习能力却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安妮·弗纳尔德在实验室对蹒跚学步的儿童进行研究时发现，如果稍不注意错过了句子中某个熟悉的词汇，孩子们就会难以弄清下一个词汇的意思。她说：“仅仅几百毫秒的优势就为你赢得了学习的机会。”而那些没有这种优势的人所承受的损失是不可估量且永久的。
安妮·弗纳尔德也发现了哈特与里斯利曾发现的社会经济关系。在她的研究中，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的两岁幼儿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中的同龄孩子在词汇量和语言处理技能上存在着整整六个月的差距。
弗纳尔德教授还证实，虽然数据表现出了明显的社会经济差距，但是这些差距并不是研究结果中最突出的部分。她在研究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的孩子时发现，父母说话的多少也存在很大的变化：从每天670个词汇到12000个词汇不等。研究还发现，不考虑社会经济地位时，孩子早期所处的语言环境和语言处理速度之间存在重要联系。两岁时，听到很少谈话的孩子的词汇量较少，语言处理速度也较慢。而那些听到很多谈话的孩子则拥有较多的词汇量和较快的语言处理速度。这种情况适用于各个社会经济阶层。
归根结底，一切都取决于大脑被词汇滋养的情况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