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大量探讨管理的文章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这些文章的作者认为管理是过去30年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的一项发明。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对管理感兴趣并着手研究管理的人寥寥无几,直到最近这些年,人们才对作为一门学科和研究领域的管理普遍感兴趣,也就是所谓的“管理热潮”。但是,作为一种实践和研究领域的管理,在许多国家都有悠久的历史,往往可以追溯至大约200年前。
亚当·斯密(1723—1790) 、卡尔·马克思(1818—1883)等早期经济学家从事著述时管理尚不存在,他们都认为经济是非人格化的,服从客观经济规律。古典传统的现代代言人、英裔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 指出:“经济学研究的是商品行为,而不是人的行为。”或者就像卡尔·马克思一样,认为历史发展受客观规律支配,人只能适应规律。在最佳情况下,人的作用限于优化可能实现的经济目标;在最坏情况下,人会成为经济规律的阻碍,导致资源浪费。最后一位伟大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42—1924) 确实把管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还有土地、劳动力、资本),但这只是一种无奈的理论妥协,管理仍旧不是核心要素。
然而,从最早期开始,始终存在一种不同的理论视角,把管理者置于经济活动的中心位置,强调管理能够提高资源的产出。卓越的法国经济学家萨伊(1767—1832) 是亚当·斯密的早期追随者,但在他的作品中,位居核心的不是生产要素,而是企业家(萨伊发明了这个词汇),萨伊认为是企业家把资源从低效领域转向高效领域,由此创造财富。萨伊之后是法国式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尤其是傅立叶(1772—1837) 和怪才圣西门伯爵(1760—1825) 。那时没有大型组织和管理者,但傅立叶和圣西门推论出了未来的发展趋势,并且在管理真正出现之前就“发现了”它。圣西门尤其预见到了组织的出现,以及提高资源的产出效率和完善社会结构等管理任务。
在美国,自建国之初管理就被视为关键的生产要素。虽然汉密尔顿(1757—1804) 著名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以亚当·斯密的理论为开端,但随后强调管理的建设性、目标性和系统性作用。汉密尔顿把管理而不是客观规律视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引擎,把组织作为经济进步的载体。此后,亨利·克莱(1777—1852) 提出著名的“美国体系”经济计划,堪称第一份系统化的经济发展蓝图。
其后不久,苏格兰实业家罗伯特·欧文(1771—1858) 实际上成为历史上第一位管理者。早在19世纪20年代,欧文就在自己创办的纺织厂中,最早致力于解决生产率与动机的关系、雇员与工作(或企业)的关系、雇员与管理层的关系等问题。直到今天,这仍然是管理者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伴随欧文的实践,历史上首次出现了真正的管理者。但隔了很长时间之后,才有后续的管理者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