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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大量探讨管理的文章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这些文章的作者认为管理是过去30年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的一项发明。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对管理感兴趣并着手研究管理的人寥寥无几，直到最近这些年，人们才对作为一门学科和研究领域的管理普遍感兴趣，也就是所谓的“管理热潮”。但是，作为一种实践和研究领域的管理，在许多国家都有悠久的历史，往往可以追溯至大约200年前。
亚当·斯密（1723—1790）
、卡尔·马克思（1818—1883）等早期经济学家从事著述时管理尚不存在，他们都认为经济是非人格化的，服从客观经济规律。古典传统的现代代言人、英裔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
指出：“经济学研究的是商品行为，而不是人的行为。”或者就像卡尔·马克思一样，认为历史发展受客观规律支配，人只能适应规律。在最佳情况下，人的作用限于优化可能实现的经济目标；在最坏情况下，人会成为经济规律的阻碍，导致资源浪费。最后一位伟大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42—1924）
确实把管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还有土地、劳动力、资本），但这只是一种无奈的理论妥协，管理仍旧不是核心要素。
然而，从最早期开始，始终存在一种不同的理论视角，把管理者置于经济活动的中心位置，强调管理能够提高资源的产出。卓越的法国经济学家萨伊（1767—1832）
是亚当·斯密的早期追随者，但在他的作品中，位居核心的不是生产要素，而是企业家（萨伊发明了这个词汇），萨伊认为是企业家把资源从低效领域转向高效领域，由此创造财富。萨伊之后是法国式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尤其是傅立叶（1772—1837）
和怪才圣西门伯爵（1760—1825）
。那时没有大型组织和管理者，但傅立叶和圣西门推论出了未来的发展趋势，并且在管理真正出现之前就“发现了”它。圣西门尤其预见到了组织的出现，以及提高资源的产出效率和完善社会结构等管理任务。
在美国，自建国之初管理就被视为关键的生产要素。虽然汉密尔顿（1757—1804）
著名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以亚当·斯密的理论为开端，但随后强调管理的建设性、目标性和系统性作用。汉密尔顿把管理而不是客观规律视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引擎，把组织作为经济进步的载体。此后，亨利·克莱（1777—1852）
提出著名的“美国体系”经济计划，堪称第一份系统化的经济发展蓝图。
其后不久，苏格兰实业家罗伯特·欧文（1771—1858）
实际上成为历史上第一位管理者。早在19世纪20年代，欧文就在自己创办的纺织厂中，最早致力于解决生产率与动机的关系、雇员与工作（或企业）的关系、雇员与管理层的关系等问题。直到今天，这仍然是管理者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伴随欧文的实践，历史上首次出现了真正的管理者。但隔了很长时间之后，才有后续的管理者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