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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具有不确定性，是“危险”与“机遇”并存的载体。经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企业家勇于承担风险以追求超额利润的行为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动力。创业研究的学者则提出，风险承担是创业导向的关键维度。企业家敢于冒险的精神，有助于企业把握未来的成长机会，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调动整合可利用的资源来发现和利用机会，从而使其快速抢占市场先机，对其永续经营和价值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是一场积极的冒险，身在其中的企业家无疑是冒险家。那些能够在大风大浪中留下来的人，无不具有过人的胆识和勇谋，他们“想别人之所未想，干别人根本不可能干的事”。不过，仅有冲劲还不够，在成功企业家身上，冒险和谨慎总是共存一体。两者看似矛盾，却能和谐共处，达到平衡状态。
在万向人眼中，如果要在“大胆”和“谨慎”中选择一个词形容鲁冠球，他们会不约而同地选择后者。万向集团首席与法务工作室总经理李杰说：“（他）每一步都走得很谨慎踏实，在确定非常安全的时候才会往前迈进。问他失败过没有？他说失败过，只是失败的时候你们没看到。”
欧洲经济学家斯蒂芬·韦伯斯特认为，企业家是“一个经营冒险事业的组织者，特别是组织、拥有、管理并承担这一事业全部风险的人”。办一家企业，就意味着与风险同行。企业家无法消灭风险，但能通过一些方法与风险共处。鲁冠球说：“既要控制风险，也要大踏步前进。”从他第一次选择人生方向开始，他就在不断地做风险决策，在风险的高低之间做平衡。尤其在尝试创业之后，风险更是有增无减。不管是进城打工，还是回乡办自行车修理铺，或者凑钱办铁匠铺，他都是在风险中前进，时而凶险，时而平缓。通过一次次地实践、总结、再启程，他从一开始不懂不知，到控制自如，严守着创业的生存底线。
从1953年开始，我国实施了“一化三改造”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实现工业化为结果导向，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贯彻工人阶级思想。在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里，工人是光荣的象征。在这种社会浪潮下，各个农村开展了不同层级的农业合作社。许多农民看到了脱贫的曙光，纷纷以摆脱农民身份，当上工人为荣。鲁冠球也认为，工人比农民的日子好，农民只有求变，否则永无出头之日，但工人的身份却是一条康庄大道。
鲁冠球初中肄业时，考虑到家庭贫困，他决定放弃求学。那是他面对人生选择的第一次重大风险决策。没有了书读，鲁冠球经常跟着精通医术的父亲出去给别人看病，但他没有放下工人梦。终于有一天，他听说萧山县铁器社可能要招工。听闻消息，鲁冠球激动不已，通过关系辗转进了铁器社。学徒生涯非常辛苦，每天都要起早贪黑，跟着师傅抡铁锤，经受炉火的高温炙烤。然而，年少的鲁冠球却干得十分起劲，他终于成了工人，有工资可以领，不用再过食不果腹的务农生活。
农村家庭出身的他，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在三年的学徒生活中，他学了一身打铁、操作各类机械工具的技艺。不过，工人之路并不如鲁冠球所想的那样美好，反而异常波折。他即将出师时，国家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经济陷入困境，城市人口过剩，铁器社必须精减人员。18岁时，鲁冠球因农村户口被精减回家。
但这一次务工经历，让他坚定了要走出穷乡僻壤的决心。既然进城当工人的机会渺茫，那么就自己创造机会。他回到家，思考如何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一边思考、一边观察，继续寻找突破口。只要能有赚钱的机会，他都愿意去尝试，哪怕伴随着未知的风险。
有一天，邻居来找鲁冠球，请他帮忙把她家里的麦子扛到镇上去磨成面粉。当鲁冠球到了加工厂以后，看到门前排着10多个米袋子，不远处有几个农民在交谈。鲁冠球过去和他们聊了起来，打听到了一个情况：因为集体经济落后，方圆十几里
只有一个粮食加工点，所以周围各个村子里的农民大袋加工粮食要扛着粮食走五六里路来加工，还要排很长的队。
这个消息让鲁冠球辗转难眠，他琢磨着白天打探到的情况，想到自己也应该办一个粮食加工厂，这样能为村民带来便利，自己还可以赚钱。接下来的几天里，鲁冠球开始了解米面加工的设备。他心中兴奋不已，在了解具体操作以后，又各种游说父母和亲友，终于凑到了钱，买来了磨面机和碾米机，就这样在萧山盈丰乡盈二村开始了第一次创业。
首次创业征程开始后没多久，就走向了终点。原因很简单：年少的鲁冠球只看到了商机，却没看见包围在四周的风险。由于缺乏对国家政策的全面了解，米面厂成了“资本主义的尾巴”，不得不关停。其实在最初，鲁冠球的加工厂进展比较顺利，虽然不能明面挂牌，但村民都很淳朴，这种为自己带来方便实惠的事情自然不会去揭穿。不过有一次，电机由于没有固定住，从木板上掉了下来，差点把伙计砸中。此事在周边传得沸沸扬扬，以讹传讹，被传到县里已经变为“差点出了人命”，加上一些舆论认为这个事情不吉利，很快，加工厂被扣上了“黑工厂”和“走资派”的帽子。
事后没几天，县里派人过来，强行关闭了粮食加工厂。万向集团慈善基金会秘书长王建回忆说：“当时是4户人家投资的，每户500块钱，我家也是其中一户。最后破产时，我就在清算组里，大家算了一个通宵。结果每户人家剩下126块钱，亏了374块钱。农村那时候一天挣几毛钱，300多元是天文数字了。”加工厂没了，鲁冠球把机器廉价变卖掉，还欠了一大笔债。他被迫卖掉家中的祖屋，成为别人眼中的“败家子”。
一变不通，再来一变。第一次创业失败不仅没有挫败鲁冠球的积极性，反而让他越挫越勇，这道理很简单：想要摆脱务农命运的渴望实在太过强烈。他虽然遇到了阻碍，但他做过学徒，有技术；加工厂虽然关闭，但前期也赚了些钱，证明有市场。只要不断总结，继续摸索，创业一定是可行的。鲁冠球有了上一次的教训，不敢再冒进，而是耐心等待机会。
此时，三年自然灾害过去，国家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全国范围开始大兴水利，钱塘江九号坝正进行海涂围垦工程。一天夜晚，鲁冠球在钱塘江大堤徘徊，看到喧嚣的人流和来往的车辆，驻足思量起来。他发现每天有这么多人力车和自行车来来去去，一定容易损坏，而那里还没有修车铺。他仔细思考，反复琢磨，认为开修车铺的成本和风险都不高，可以试试。
每天早晨天刚亮，鲁冠球就在江边的堤坝上支起自行车修理摊，就这样一直守到半夜。修车铺的生意时好时坏，但总体比干农活收入高一些。后来，鲁冠球干脆把修车铺搬到防洪堤外，还在旁边建了个草屋，没有夜潮的晚上就睡在里面，这样不仅方便，如果晚上有人来找他修车，他还能多挣几个钱。
王建告诉我们：“那个年代的自行车比现在的轿车还少。萧山城北区12个乡，只有两个人有新自行车，其中一个就是我。我是因为教学工作优秀，省里奖励了50块钱，相当于一个半月工资，又找人借了一点钱，总共157.1元，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用了26年。那时候，鲁冠球给我修过车，但修车赚不了几毛钱。”
然而好景不长，第二次创业依然走到了尽头。钱塘江的围垦工程结束以后，车辆和人流显著减少，修车生意自然就冷清下来。鲁冠球在当初决定开修车铺的时候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也没有分析市场规律，只从直觉判断生意不错，就一股脑地放手去做，没看到暗藏的市场风险。眼看着生意每况愈下，他不得不再次收起工具回到家里。
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鲁冠球总结认为，第一次失败是不懂政策风险，第二次失败是不懂市场风险。他没有因此气馁，而是决心下次一定要好好筹划新事业，他认为风险不可怕，但一定要将风险控制在自己可承担的范围内。
20世纪60年代，中国共产党逐步在指导思想上做出调整，开始大规模整顿农业。1961年1月，在中共第八届九中全会后，农业调整工作全面展开，以调动农民积极性，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为主要出发点。在农业大生产的指导思想下，村民的积极性非常高，鲁冠球就是其中一员。此时，他刚关停了修车铺，恰好赶上这轮全国“大生产”的热潮。经过前些年的创业起落，他练就了敏锐的洞察力，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再度看到了商机。他发现村民的农具坏了，却难以找到维修的地方，于是结合自己的打铁经验，对农具和机械细细琢磨。
很快，鲁冠球就制订了一个计划：他决定开一个铁匠铺子。不过与之前单枪匹马不同，他这次开始找帮手一起做。他找到平日里关系较好的几个同伴。鲁冠球说出自己的想法，大家听了觉得很在理，不仅纷纷赞成，还帮忙筹钱。多年以后，鲁冠球在他的文章里提到：“我总认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如果没有猪八戒、沙和尚，即使有孙悟空的通天本领，唐僧也还是难以完成取经任务。”
不久后，一个小小的铁匠铺在童家塘镇开张了，几个成员中也包括鲁冠球的妻子章金妹。铁匠铺主要经营打铁和铁器修理业务，鲁冠球在学徒时期学到的技艺得到了充分发挥，他技术过硬，做出的产品质量高，加上市场需求较大，村民常有农具需要修补，铁匠铺逐渐实现盈利，鲁冠球便还清了粮食加工厂倒闭后的债务。
铁匠铺在成立之初其实也不被看好，许多村民认为，打铁的活太辛苦，不仅需要从早到晚消耗体力，还得承受火炉的高温，这几个年轻人过不久就会因为受不了繁重的劳作而散伙。然而，鲁冠球他们本着吃苦耐劳的精神，竟然坚持了下来。中国有句老话：世上有三苦，撑船、打铁、磨豆腐。回忆起自己的创业经历，鲁冠球不无感慨地说：“我除了没有磨过豆腐以外，其余的苦头都算是吃过了。我深深地感到，创业确实要吃苦流汗，谁流的汗水多，谁的业绩就创得大，一分耕耘总有一分收获。”
铁匠铺虽然办起来了，但风险仍然存在。自从第一次创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失败后，鲁冠球开始有了对政策的关注和危机感，他知道，自己搞铁匠铺依然是私自经营，如果不想办法，这个铺子早晚会像最初的粮食加工厂一样，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为了生存下来，鲁冠球与社队说好，可以免费为村民服务。他一边小心翼翼维系着打铁铺，一边想办法该如何才能化解风险。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发布了一项指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太行山腹地有一个小山村，名叫大寨，村子依山而建，全村有700亩
土地，但由于地貌状况，这些土地七零八落，地形非常恶劣，亩产不到200斤
，村民的温饱很成问题。大寨地处高原，常年干旱，一到雨季又暴雨不断，山洪暴发顷刻就可淹没整个村庄。1953年，大寨响应中央号召，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经过整整10年的艰苦努力，建设了层层梯田，又引水浇地，改变了靠天吃饭的命运，农业增产高达每亩700斤。
1963年8月，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不期而至，连续降雨7天7夜，10年苦干化为乌有，村民甚至流离失所。然而，大家并没有被打倒，而是积极投入到大寨的重建中，形成了独有的“大寨精神”。
1964年3月，时任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向毛泽东汇报了大寨的事迹，毛泽东十分高兴；同年12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表扬了大寨，把大寨精神总结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迅速铺展开来。
在“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下，“社社实行机械化，农机维修不出社”等标语也在萧山传开，其中的大标语就是“农业的根本之路在于机械化”。于是，每一个农村、每一个人民公社都想拥有一家自己的农机厂，为当地的农业服务。
人民公社想办农机厂，哪有那么容易？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社会还是二元结构，工业是城市的事情，农村只需要农民种地。就连隶属萧山的宁围镇想办个农机厂，也无从下手：萧山北边土地贫瘠，农民都住草房，经济十分贫困，根本不具备办厂的条件。
这股风需要有人来助力。当铁匠铺生意红火起来后，鲁冠球在村里也有了名气。他当时一心就想着把铺子做强做大，但命运让他尝了一点甜头之后，又给了他更大的考验。
在“农业学大寨”的环境下，鲁冠球依然在为铁匠铺的政策风险提心吊胆，一边担忧，一边捕捉信息。这时，在公社当干部的邻居告诉他一个重要消息：宁围公社想要开办农机厂。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鲁冠球主动给公社写报告，提出由自己来创办农机厂。公社有办厂的意愿，却苦于无技术无设备，恰好鲁冠球又有现成的，于是双方一拍即合。1969年7月，“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挂牌，鲁冠球带着打铁铺的家当办起工厂，自己当上了厂长。这一年，他24岁。
在经历了“资本主义尾巴”事件以后，鲁冠球和工厂里的人一直都在为政策风险担忧。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哪怕戴上了红帽子，心里也不踏实，生怕工厂又被当成“走资派”给割掉。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鲁冠球这才把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终于可以放手去搞生产了。
从铁匠铺到宁围农机厂，鲁冠球知道这是一条充满风险和挑战的路，但他从里面看到更多的还是日后的发展。不成功就成仁，搏一搏又有何妨？他在决心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担下了一份风险。多年来，这份风险只增不减。鲁冠球曾说：“华为为什么现在这么好？任正非有紧迫的危机感，我也是。我晚上做梦，梦见企业破产，一下从床上跳起来。你没有这个紧迫感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