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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南存辉的创新创业历程可以发现，他富有强烈的回馈社会的理念并付诸行动。他不仅是在经营企业，更是在打造社会的企业。他常说：“当企业做到一定程度时，就不再仅仅是某个人或者是某几个人的事情了，而应该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的事情。”他在探讨创业动机时曾说，“百万富翁的财富属于自己，亿万富翁的财富属于社会”。实际上，真正的企业家“都是为社会拉磨的驴子”。大部分民营企业家创业是为了生存，为了“改善生活”，因而物质追求是当时第一位的。但当企业进入成熟期后，在成功企业家继续打拼的动机中，精神因素迅速上升为主要动机。企业家最大的责任就是办好自己的企业，赚了钱之后不忘回报社会，从“有钱老板”提升为“优秀企业家”，实现由“追求利润最大化”向“追求社会价值最大化”的跨越。只有这样，中国民营企业才会得到各界的支持和帮助，企业才会实现永续经营。
正泰一步步从温州走向中国，从中国走向全球，不仅改变了市场对温州产品和中国制造的刻板印象，还为税收做了贡献，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带动了地区及周边产业的发展，这些都是对社会的回馈。回馈社会的强烈使命感也驱动着正泰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近年来，正泰战略性地进军新能源产业，致力将清洁能源推广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成为全球绿色能源的供应者之一。南存辉说：“假如这事做起来对国家、社会、大众、环境都有利，就可以去做，还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做好。”
从本质上讲，企业的发展依赖各种社会资源的投入，包括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设备等，脱离这些必要的资源，企业就无法生存和成长。当然，优秀的企业家可以凭借其智慧和能力提高社会资源的投入产出率，进而产生利润。但是，即使是最优秀的企业家，也必须认识到外部环境和资源对企业发展的贡献。南存辉在多个公开场合表明，企业发展得越大，承担的社会责任便越多。他常以这句话提醒正泰人，是为了告诉大家，正泰要持续健康地发展，必须考虑到社会的平衡，必须想到吃水不忘挖井人。所以，他希望打造的是一家懂得感恩社会和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社会企业。
从正泰在乐清柳市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南存辉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坚持。20世纪80年代起，柳市“电器之都”的名号就响彻全国。但是，快速的“草创”和膨胀也给柳市电器产业带来不少问题。由于当时大多数企业起点低、家底薄，现代企业管理、技术创新、品牌管理等意识和能力都比较缺乏，导致本地数千家企业的产品同质化比较普遍，不少企业为了生存打起了残酷的价格战，偷工减料时有发生，产品质量得不到保证，温州电器的社会声誉受到很大伤害。于是，政府部门启动了质量整顿行动，在众多的电器企业中，正泰担起了企业社会责任，提出“重塑温州电器新形象”的奋斗目标。南存辉说，自己有责任改变市场对温州电器、温州产品的负面印象，不仅要让正泰在柳市、温州立足，更要让其在全国、全世界都拥有一席之地。所以，正泰不仅持续提升自己产品的质量，还帮扶上下游企业改进产品质量。1999年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低压电器行业两家“中国驰名商标”企业，正泰便是其一。正泰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也维护了柳市的声誉。
进入转型升级新阶段后，正泰还是将自己的发展与乐清的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承担起龙头企业的责任。2015年，在原有电器产业优势的基础上，乐清推出“666”物联网产业培育行动，大力促进物联网传感器技术发展，建立包括智能电器、智能电网、智能交通等产品和控制系统的相关传感器芯片设计制造、系统集成、网络服务等环节的物联网全产业链。
面对乐清大力发展物联网传感器产业的决心，作为地方经济的领军企业，正泰主动担起了产业发展的重任。这一举措既能促进乐清物联网产业的发展，也能拓展正泰的平台能力，并让更多企业共创正泰物联网生态圈。2016年，正泰（乐清）传感科技产业园正式启动建设，目标是建成全国一流的智能传感特色小镇。该项目总规划用地面积382亩，总建筑面积45万平方米，计划投资金额31亿元，将用4年时间建成投运。在科技产业带动下，该产业园在启动初期就与近20家国内外物联网传感器相关企业和金融单位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除了助力地方经济发展，在社会责任践行中，南存辉也做了很多。多年来，正泰开展了众多教育人才的公益慈善事业，为电器行业培养、输送了许多关键人才。比如，正泰独家出资1000万元创立“中国中学生正泰品学奖”，这一奖项覆盖全国多个省市；在新疆，自2010年开始，正泰每年出资10万元成立“正泰品学奖”，成百上千名新疆学子获得该奖；在温州，正泰在温州医科大学等院校设立“正泰品学奖”。据不完全统计，正泰先后为希望工程、扶贫济困、抗震救灾、光彩事业等累计捐资数亿元。
经过多年的探索，正泰的扶贫道路也颇具特色。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相比直接捐物捐钱，正泰更多的是采用产业扶贫方式，让贫困地区的人们依靠自己的勤劳去创造财富。比如，在乐清，正泰和当地村民进行产业共建。当地的红毛芋头品质非常好，但苦于一直没有销路和品牌。正泰对其进行专业的品质检测，将合格的红毛芋头认证为正泰品牌。依托于正泰的品牌影响力，红毛芋头一下有了销量，带动了整个村的经济发展。自2006年进军新能源产业后，正泰就在西部贫困地区进行产业扶贫工作，先后在宁夏、青海、甘肃、新疆、内蒙古等地的荒漠戈壁地带建成多座沙光互补电站。这一建设既有效地为当地居民解决了电力问题，也改善了生态环境。在东部，正泰则采取因地制宜的方法，比如在浙江江山的6300亩荒山坡上建成“光伏发电+中草药及农作物种植+光伏旅游”三位一体的光伏电站。该项目首年发电近2亿kWh，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当地电力紧缺的问题。同时，由于发展旅游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正泰首年就向地方政府缴税4200万元，上缴村集体土地租金300万元，还向当地农户临时劳力支付397万元工资。这种造血式产业扶贫新模式，让当地贫困农民的收入持续增加，正泰的产业扶贫之路也越走越宽。
“企业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必须结合。”正泰党委书记吴炳池如此说道，“国家改革开放给了企业很多政策，民营企业发展很快，所以企业在发展之后也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回报国家。”南存辉和正泰的发展不忘回报社会的情怀和做法深深影响了其他企业家和企业。作为一位二代企业家，上海经销商陈琼表示：“我很钦佩南董，因为他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楚。曾有记者问他，温州那么多企业家，为什么你发展这么好？南董说，不是我厉害，而是要感谢这个时代。”从这段话中，能够感受到南存辉对社会的感恩之心。通过创业实现自我抱负之后，南存辉从一个商业企业家转变为社会企业家，更多地思考如何承担社会责任，用行动回报社会，推动社会进步。
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南存辉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并被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在《关于改革开放杰出贡献拟表彰对象的公示》中，《人民日报》对南存辉有这样一段描述：他坚守实业、改革创新，推行股权配送制度等股份制改造，使公司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产销世界7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大型现代企业集团、我国低压电器行业最大产销企业和新能源领军企业，实现了从传统制造向智能、绿色和服务型制造转型。
从南存辉的亲身经历中，可以看到“温州模式”的成功践行。在改革先锋奖颁发时，南存辉被称为“温州民营经济的优秀代表”。对此，他认为，这是党和国家对温州民营经济的认可，也是对整个民营企业家群体的肯定和鼓励。
无疑，南存辉是中国优秀民营企业家的典型代表。他曾讲：“我出身贫寒，曾经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是改革开放改变了我的命运。我能有今天，正泰能有今天，真的要感恩这个时代，感恩这个国家，感恩这个社会！”
从始至今，他的命运与改革开放紧密相连。从20世纪80年代起，他带领正泰一路转型升级，从一个小作坊发展壮大为全球化企业，从小小的电器开关厂发展为涵盖“发电-储电-输电-变电-配电-用电”全产业链的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从一开始的拼凑式创业，到后来的质量立企，再到走向国际、进军新能源产业，南存辉解决过的问题、跨过的坎儿，是许多中国民营企业家共同拥有的经历。正泰从家庭作坊发展为年销售700多亿元的企业，其走出的版图，亦是对中国民营企业蓬勃发展的最好证明。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有两种经济模式一直备受关注，一是以苏州、无锡和常州的乡镇企业发展为代表的“苏南模式”，二是以“小商品，大市场”为特征的“温州模式”。两者之间的显著差别是，前者由政府和集体经济主导，后者由以家庭自营经济为基础的民间经济自发成长起来。南存辉曾在《关于“温州模式”的几点记忆》中谈到，他很认同乐清柳市的老区长、亲身经历并推动“温州模式”形成的屠挽生的总结：“温州模式”，实质就是通过以销定产、以市场为导向来组织生产，生产方式是个体私营经济逐步走向股份合作，形成社会化的专业分工、协作配套的生产基地。也就是说，以销定产、挂户经营、专业分工，是柳市甚至温州民营经济崛起的三大法宝。
我们可以从一些场景描述中感受到“温州模式”的热度：1985年，在温州瑞安市塘下区，家家户户都生产编织袋，每年可创产值1.8亿元；
在正泰所在的温州柳市，1984年有1155个乡镇企业、15000多户家庭工业，5万多人从事五金电器生产。
在这5万多人中，就有南存辉的身影，那是他正式创业的第一年。那时，皮鞋、服装、汽配件、纽扣、线圈等小商品在温州遍地可见。在大批量生产制造的背后，这些小商品被销往全国各地的市场。据统计，到1986年底，温州家庭工业达14.65万户，470多个专业市场初具规模，10万农民购销员遍布全国。
在这些蓬勃涌现的小家庭经济背后，实则是温州人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渴望改变贫穷命运的决心。在这里，有人没日没夜地生产干活，有人背着货物全中国跑，就算吃不饱、穿不暖，也会为了希望而努力奋斗。他们用一种将鸡蛋从内打破的力量，塑造了新的生命。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年代，温州人由于自然资源匮乏而生活困窘，温州的窘迫令人心酸。改革开放让这片土地上的人看到了改变一生的希望，他们迫不及待地抓住时代的机遇，期望摆脱祖祖辈辈贫穷的生活，实现光荣致富的梦想，完成伟大的转折。南存辉曾谈道，“温州模式”并不是因为温州人先天聪明，从一开始就找到的发展之路，而是一代温州人为求生存，不断探索形成的与众不同的发展方式。
南存辉与众多乡土企业家、普通老百姓一起创造了“温州模式”的诸多奇迹。从1978年到2017年，温州全市GDP从13.2亿元提高到5453.2亿元，增长了412倍；人均GDP增长了248倍；财政收入增长了575倍……
不过，“温州模式”也走过许多弯路。在起起落落中，当年与正泰共同起步的许多五金电器厂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正泰却克服重重困难，成了国内低压电器领军者，也因此被誉为“温州模式的缩影”。
多年来，南存辉始终心系温州经济发展。他在接受《温州日报》采访时曾表示：“正泰的根在温州，温州是正泰的发源地，也是正泰发展的指挥‘枢纽’。”他多次就温州经济发展环境、温州模式发展道路等为温州建言献策。2001年3月，在《温州晚报》推出的“谁是温州青年的偶像”调查中，南存辉位列其中，被认为是“中国新兴民营企业的代言人、温州人奋斗发家史的缩影”。2008年，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南存辉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影响温州经济30人”，他和正泰的创新创业精神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和赞赏。
南存辉对“温州模式”的内涵有着深刻的解读：它应该是勇于创业、大胆创造、不断创新的精神，是一种动态、与时俱进的状态。“温州模式”最充分的体现就是人们创业、创造、创新的“三创”精神。
的确，无论环境如何变迁，这种发源于温州这一中国民营经济重要发祥地的“三创”精神将永久留存，并在新时代被新一代企业家赋予新的含义。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温州的改革探索也在持续开拓创新，“温州模式”将创造出新的生命力。
正泰致力做全球化的正泰，更多地造福全球。南存辉既是现实主义者，也是理想主义者。为了宏大的理想，他带领正泰人不懈努力，现已初见成效。在国际化战略的推动下，正泰一方面吸收掌握了更多的先进理念和技术，促成自身产业链的升级和扩展，另一方面持续输出环保、先进产能，与全球伙伴分享价值。在正泰的助力下，许多地区解决了电力匮乏的困扰，发展了当地经济。
正泰持续帮助贫困国家和地区建设电力系统，为当地的生活生产提供基础性保障。巴基斯坦信德省中部城市苏库尔附近的希尔坎贝尔，常年酷热，最高气温超过50摄氏度，环境极其恶劣。正泰电气克服困难，在此建造了一座220kV变电站，成为巴基斯坦国家电网（NTDC）主干电网系统中的重要电站。在非洲，正泰参与了许多国家级的主干电网、跨国联网等电力项目。据统计，在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53个非洲国家中，已有38个国家使用正泰的产品和服务，而正泰的输变电产品覆盖了非洲20多个国家电力公司，为当地提供电力支持，保障当地居民的稳定用电，为其带来光明与温暖。
正泰在倡导和推进环保方面也有着突出的表现。“全球领先的智慧能源解决方案提供商”不仅是正泰的愿景，也是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践行向世界输出绿色、低碳、环保理念的责任。自2010年起，正泰新能源公司就在亚非拉一些比较落后缺电的国家展开了屋顶光伏项目，将光伏发电输送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学校和家庭中。2015年3月，正泰参与发起的“绿丝路基金”，致力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生态改善和光伏能源发展，以应对气候变化，发展绿色经济，共创绿色未来。在同一年举办的第七届中欧论坛汉堡峰会上，南存辉被授予“中欧可持续发展奖”，以表彰他在环保节能、绿色能源等领域做出的特殊贡献。南存辉获此殊荣是实至名归。仅在荷兰，正泰开发的光伏电站就能为超过4000个家庭提供清洁能源，并将在未来几十年里持续提供清洁能源。
2018年6月，第73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玛丽亚·费尔南达·埃斯皮诺萨在个人社交媒体中写下这样一段话：“今天，我到访了一家中国领先的清洁与智慧能源公司。他们的工作每年可以减少296万吨二氧化碳排放，这是科技创新与环保携手共进的一个例子。”此文所讲到的公司就是正泰。如其所言，正泰正深度参与全球新能源产业发展，为全球源源不断输送绿色能量。经过多年蓄力，正泰开拓全球清洁能源市场的步伐愈发稳健，在欧美地区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多个国家，正泰持续输出绿色、先进的产能与服务。
如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成为全国共识，生态文明建设不断被提上党和国家重大会议议程。发展绿色经济已成为中国对于全球的重要责任。作为中国民营企业的代表，正泰将持续投入生态文明建设，深耕绿色经济，为绿色世界贡献力量。
企业家应不应该反馈社区、反馈社会？这个问题并不简单。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反馈社会不是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企业家用自己的努力、能力和勤奋换来了成功，成功属于企业家，是企业家应得的。企业家可以从事公益、慈善，但是这只应出于他个人的良好意愿——第一，他没有“义务”这样做；第二，他不能强迫企业的利益相关方（比如员工）这样做。汶川地震后，王石在“捐款门”事件中做出的解释，和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很接近。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观点。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写道，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正义观从来就立不住脚。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是，市场交换是公平的，你情我愿，所以企业家的收入是他劳动的平等交换所得，只属于他个人。但是，罗尔斯提出，市场交换从来不是公平的，因为有价值歧视。举个例子，在现在的中国，市场支付体力劳动者的价格就比脑力劳动者的低，而脑力劳动者又低于娱乐圈从业者。问题在于，出生在某个有着价值歧视的年代不是我们能选择的。300年前的封建社会对“戏子”并不待见，而在30年前，“造原子弹还不如卖茶叶蛋”。罗尔斯认为，一个人的成功，是因为他的能力和价值正好被那个时代的市场认可，而这种认可，是以其他人的能力和价值的不被认可为代价的。换言之，企业家的成功，不属于他个人，而属于整个定义了特定市场价值的人类社会。因此，企业家的反哺社会，本身就是他契约的一部分。
南存辉经常说，“不是我厉害，而是要感谢这个时代”。他的这种感受，也被一些企业家所认同（比如宗庆后）。这些企业家历经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后转变，他们知道，换在另一个年代，他们的能力和努力，不仅不会得到社会认可，反而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灾难。在另一个年代，“厉害”的可能就是完全不同的一组技能和行为了。为此，他们感恩社会。正如罗尔斯所说，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成功属于社会，而不仅仅是他们自己。
我们应该感恩南存辉这样的企业家。有的成功人士张口就说“这是我挣来的，所以我值得拥有我的所有财富”，这样的人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为数还真不少，他们都应该学习南存辉的反省精神：换一个年代，你还能“厉害”吗？如果不能，那么你成功的部分就应当用恰当的方式反哺社会，就像在一个不同的年代里，彼时的成功人士应当反哺给彼时那个不怎么如意的你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