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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只做一件事 |
序 |
陆澄问：“主一之功，如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接客则一心在接客上，可以为主一乎？”
先生曰：“好色则一心在好色上，好货则一心在好货上，可以为主一乎？是所谓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
——《传习录·陆澄录》
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人的本质是永远处于制作之中的；人性并非是一种实体性的存在，而是自我塑造的一种过程。因而，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作为不断解放自身的历程。
——卡西尔《人论》
王阳明有一个概念，叫“主一”，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甚至可以说，明白了这个“主一”，一心去“主一”，这一辈子，不论你遇到什么，你都能见到美好。按照王阳明的说法，只要你能够做到主一，并且把主一这件事做好了，就什么事都可以做好。
什么是主一呢？《传习录》里有一段陆澄和王阳明的对话，陆澄问王阳明“主一”的功夫，比如读书的时候，一心在读书上；比如接待客人的时候，一心在接待客人上；这样就是“主一”了吗？王阳明回答，这样不是主一，而是逐物，跟着事物在跑；真正的主一，是不管做任何事，都专注在一个天理上。
这里，王阳明把“主一”和专注、专一区分了开来。专一、专注是做具体事情的态度，而“主一”是你整个人生的方向和根本。如果整个人生没有“主一”，那么，在具体事情上再多的专注、专一，也不会让你这一生有所成就，你的一生依然是打杂的一生。王阳明在《传习录》里反复强调，只要你找到了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不论做什么、做多少事，都是在做同一件事。他又说，这个一以贯之的东西，就好像树的根；找到了根，就是找到了根本，你做什么，都会让生命之树生长出绿叶；如果找不到这个根，无论你在绿叶上下多大的功夫，树都会枯萎。
这个根，就是天理。主一，就是要为我们的生命找到根、找到根源，然后，一生都专一在这个根上。你的一生，就会像树一样枝繁叶茂；你的一生，就会脉络清晰而色彩斑斓。找到了这个根，就不会在各种事务中疲于奔命，就不会在各种潮流中茫然无措。
王阳明从少年时代起就在寻求这种“一以贯之”的稳定不变的东西。12岁的时候，他在上私塾，却不好好读书，总是和一群孩子玩兵法方面的游戏。他父亲就训斥他：“我们家世代读书，你怎么去玩这些？有什么用呢？”王阳明反问：“那读书有什么用？”他父亲回答：“读书可以做大官，可以像父亲我这样中状元。”王阳明又问：“那么，状元可以传多少代呢？”他父亲回答：“当然只能一代，我是状元，不能传给儿子。”王阳明就说：“只能维持一代，那就没有什么好稀罕的。”
只有一代，就没有什么好稀罕的。一个12岁的少年，想要的却是能够超越时间的东西。而在一年前，11岁的王阳明写出了这样一首诗：“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有人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努力超越空间的局限，获得一种更开阔的视界。
那么，对于个人来说，怎样才能超越空间和时间呢？还是在12岁那一年，少年王阳明给出了回答。12岁的王阳明问私塾老师：“什么是最重要的事呢？”老师不假思索地回答：“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啊。”但王阳明反驳说：“恐怕不是吧，应该是读书做圣贤。”梁启超后来说：“这一问一答，问出了300年的启蒙思潮。”梁启超是从历史的角度，评价了王阳明这个回答里包含的“人人皆可成圣贤”的理念对于中国文化的重大意义。对于王阳明个人来说，这个回答奠定了他一生的基础，也是心学的起点。是做官，还是做圣贤（圣人）？听起来好像只是做什么的不同，但实际上差别巨大，会把人带向完全不同的生存状态。
做官，做圣贤，差别在哪里呢？做官，是把自己放在了既定的社会体制里，一辈子按照这个体制的要求一步一步去走，是向外的追寻。而做圣贤，是把自己放在了宇宙这个大背景里，按照人应该成为的样子去一步一步努力，是向内的追寻。做圣贤这个理念，恢复了人类生存的基本智慧和基本常识：做人。
做人，是老子、孔子、佛陀、苏格拉底、耶稣这些人类思想范式的奠定者共同关注的出发点。
为什么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做人？
第一，人在宇宙之中，是一种不确定的生物，是一种具有选择意志的生物，也是一种中间状态。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皮科·米兰多拉在《论人的尊严》中把这个理念表达得十分透彻：“造物主把人这种形象未定的造物置于世界的中间，对他说：‘亚当，我们没有给你固定的位置或专属的形式，也没有给你独有的禀赋。这样，任何你选择的位置、形式、禀赋，你都是照你自己的欲求和判断拥有和掌控的。其他造物的自然一旦被规定，就都为我们定的法则所约束。但你不受任何限制的约束，可以按照你的自由选择决定你的自然，我们已把你交给你的自由抉择。我们已将你置于世界的中心，在那里，你更容易凝视世间万物。我们使你既不属于天，也不属于地，既非可朽，也非不朽；这样一来，你就是自己尊贵而自由的形塑者，可以把你自己塑造成任何你偏爱的形式。你能堕落为更低等的野兽，也能照你灵魂的决断，在神圣的更高等级中重生。’”
第二，人是一个未完成的生物制品，是宇宙里的迷路者。我们生而为人，但还不是真正的“人”，不过是各种意识和体制的产物。所以，人生的唯一的目的，是要回到人本来的样子，或者说，回到人应该有的样子。佛教把人应该有的样子叫“佛”，所以，成佛是人生的最高目标。道家叫作“自然”，自然是人生的最高目标。儒家叫作“圣贤”，人生最高的目标是做圣贤。苏格拉底用了“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度过”这句话，表达了人并不是生下来就是人，人之所以为人，是需要经过审视的。
第三，做人的过程，并不是一个求取什么的过程，而是一个把我们本来就有的东西挖掘出来，是一个回归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我们自己完全可以把控的。做官的过程，是去求取一个我们没有的东西，是一个向外的过程。做人，可以说是世间唯一我们可以自己把控的事情，而做官之类的所有其他事情，都不是我们能够把控的。但人类的愚昧在于，我们把所有的目标和精力都聚焦在做官之类的无法把控的事情上，而忘掉了我们唯一可以把控的事情。用广告界的术语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本来都是好好的甲方，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资源和产品，不需要求取，自己就有能量，能够吸引其他的资源；但是，我们偏偏选择了乙方的活法，不断地去打探各类甲方的要求是什么，然后根据甲方的要求，不断地做方案，不断地争取为甲方服务的机会。做完一单，又去找新的甲方，提方案，求采购。周而复始，跟着别人跑了一辈子，什么也没有留下。
王阳明把这种乙方的活法，叫作“逐物”，而甲方的活法，叫作“主一”。这个“主一”的“一”，就是“做人”。
做人这一件事，就像水的源泉，就像树的根，你把它做好了，水就会成为活水，源源不断；树就会成为活树，生生不息。
王阳明心学最大的意义，就是提醒我们回到“做人”这个根本上来。
如何做人呢？
王阳明提出的第一个原则：应该有一个高于世俗的人生目标。对王阳明来说，就是做圣贤。
王阳明提出的第二个原则：应该为自己唯一的人生目标找到动力。王阳明开始定位于心，认为心是我们做人的动力；最后定位于良知，认为良知是做人的唯一动力，只要把握了良知，就能把握这个世界的一切。
王阳明提出的第三个原则：应该把日常生活中的全部事务当作自己唯一目标的实现手段。王阳明心学里的“知行合一”“事上练”，讲的都是这件事。
12岁的王阳明确定了把“做圣贤”作为自己唯一的人生目标，成就了自己非凡的一生。纵观王阳明的一生，在身体方面，他从小一直受到疾病的困扰，而事业上也非常地不顺心，考试考了三次才考中，做官也是一路惊险，很多次遇到生命危险，但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王阳明将这些归因为自己对良知的恪守。王阳明一生做了很多事，去过很多地方，但他说他一生只是在做一件事。
王阳明心学在今天，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应该是：如何把一生化繁为简，一生只做一件事？
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刚刚创立企业的时候，遇到年轻的员工“造反”，要集体辞职。在和他们的沟通中，稻盛和夫领悟到，办公司，只是为了实现个人的理想是不够的，经营公司的根本目的是：永远保障员工及其家人的生活，以公司员工的幸福为目标。但这还不够，在自传里，他这样讲述当时的心理转变：“自己的人生只是为了养活照料员工吗？作为社会的一员，应当有倾其一生而要承担的崇高使命。因此，作为终生追求的理念，后来我又加上了‘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做出贡献’这样的内容。”“想明白这些后，心中豁然开朗。”
稻盛和夫的经营理念，其实就是确定了一个高于世俗的人生目标，这是他一生唯一的目标，其他都是手段。后来他又以“精进六项”等一系列管理方法，来实现他的人生目标。而那些管理方法，如果我们仔细去探究，就会发现，其中的核心只是：做人。
稻盛和夫经营了好几家上市公司，做了很多事，但他好像也是和王阳明一样，一生只做了一件事。
在回顾自己一生经历的时候，稻盛和夫有一句总结性的话：“人只要坚持正确的为人之道，整个宇宙都会帮助你的。”
我们很多时候陷入各种困境，总想着找到一个方法马上解决，但结果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总是得到一点缓解，然后又周而复始，不断地在烦恼里循环。比如，工作上遇到麻烦，人们可能会通过跳槽、搞好人际关系等方法去解决；但如果不从根本上想清楚，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工作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自己想从工作中得到什么，在工作中可以为别人带来什么，那么，工作中的困难就会一直存在。婚姻也是如此，很多人不断地离婚、进行心理疏导，但如果不从根本上想清楚，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婚姻对自己意味着什么，自己在婚姻里想要得到什么，愿意承担的责任是什么，那么，婚姻问题也会一直存在。
美国著名的政治家和发明家富兰克林，20岁的时候就给自己确立了一套终生奉行的“正见”，彻底解决自己的人生问题。富兰克林小时候的经历并不顺利，贫困、缺乏爱、没有机会上学、离家出走、生意失败，等等，但最后他成了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发明家。他在20岁的时候，总结了自己过去很多的失败是源于错误的生活选择，因此，他决定为自己制订一系列的道德原则，力求自己道德完美，并可以一辈子恪守。这些原则包括：
正义——不得损人利己。
节俭——不得浪费，任何花费要么利人，要么利己。
秩序——生活物品要摆放有序，工作时间要安排合理。
决心——要做的事一定下决心去做，决定做的事一定要完成。
沉默——避免无聊闲淡，言谈须对人有益。
真诚——不使用欺骗手段，考虑事情要公正，开口要言之有物。
中庸——避免极端倾向，尽量克制报复心理。
平静——不为俗事所扰，包括常见的琐事或者不可避免的事故。
贞节——若非为健康或繁育后代，绝不纵欲，保持健康、神采奕奕，不损害他人或自己的声誉或安宁。
谦逊——以耶稣和苏格拉底为榜样。
富兰克林的这些原则，其实就是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就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总的做人原则。有一点很有意思，富兰克林从小接受长老会的教育，但他不是一个宗教意义上的教徒，几乎不去做礼拜，而且他认为没有一种道德原则值得终生践行。但在20岁的时候，他从自己本身出发，从源头上清理自己的生活，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价值观，并把它们变成一套原则和生活方式，严格遵循，结果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富兰克林有一个习惯，就是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里面是设计好的表格，每天都会一一记录下来自己做到了哪些原则，没做到哪些原则，还会抄写各种格言。这种记录的习惯，其实是每天对自己的生活做一个整理。这个习惯很像中国明代袁了凡，袁了凡就是《了凡四训》的作者，他每天都会记录自己做的事情。袁了凡的例子，也能说明正见的重要性。袁了凡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首先确立一个“因果报应”的世界观，无条件地相信自己的念力和行为一定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然后制订了一套详细的生活原则，每天坚持去做。这都是从源头上为自己的人生找到彻底的解决方案。
我们常常不愿意从源头上去解决人生问题，总是为自己找很多借口。比如，性格往往成为我们的借口：“我的性格就是这样的；我的星座是摩羯座，性格就是这样，没有办法；我的属相是兔子，性格就是这样的，没有办法。”
这种性格决定行为的理念，阻碍了我们对于自我的认知，尤其阻碍了我们让自己变得更好的动力。但在佛学的理论里，不是性格决定行为，而是行为决定性格。并不是因为你是摩羯座或天秤座，就有了一个固定的性格来决定你的行为，而恰恰相反，是你的行为在决定你的性格。
一个很小的行动的改变，比如站的姿势、坐的姿势，等等，都可能会改变你的心态和精神面貌。
哲学家叔本华讨论人之所以命运不同，归纳出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人是什么，就是广义的人格，比如健康、力量、气质、道德、理智、教养等。第二，人有什么，就是财产和各种所有物。第三，一个人在他人的评价中处于什么地位。
叔本华认为：“人生幸福首要的、最本质的要素是我们的人格。”
叔本华是在说：人生最本质的事情就是做人，而做人就是成就自己的人格。
“人是什么”比“人有什么”要重要得多。在是否幸福这件事情上，个人的人格、气质、心态、信仰，比汽车、房子、珠宝等更为重要。也就是说，我们的个性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我们需要去追求物质、名誉，但我们更需要追求的是独立而健康的个性。在今天这样一个变幻莫测的时代，能够让我们应对变化的，并不是稳定的单位、职业或是财产，这些都靠不住，靠得住的，只有德行、思维方式、学习能力、心理承受力等自身的素质。
这些才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能够确保我们在险恶的尘世平安地生活。
所以，如果我们把握了做人这个根本，那么，一生就很简单，却又很丰富，根脉清晰，枝繁叶茂。
所以，如果我们不能把做人这一件事做好，那么，做其他再多的事也没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