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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许多古代文献中，多次提出“大同”与“小康”的历史观念。“小康”之世多指禹之后到周文王、武王的时代，而“大同”之世则主要指“五帝”以前，即私有制和阶级分化出现之前的原始社会时代。
人们已经认识到，在阶级和私有制出现以前的上古氏族社会中，尽管实行的是氏族公有制，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依旧十分贫乏。不过，这却是一种单纯质朴的社会，那里没有官吏、军队、警察、监狱，一切争端都由氏族成员自己解决。生产是在很狭隘的范围中进行，产品完全由生产者支配。没有富人穷人之分，没有主人奴隶之别，所有的男女老少都是自由的、平等的，所以人们之间不存在剥削和压迫的关系。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没有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更不会产生对于公共财产的觊觎，人们对于自私自利的掠夺、偷窃、暴力、欺诈、背信弃义等卑鄙的手段等根本就不会去想。然而，这种社会存在的前提是生产极端落后，人们在面对自然灾害、野兽，以至敌人的时候，必须结成血缘团体或是氏族联盟，共同抵御外来侵袭。生活在这种原始共产制的社会里，生产者虽然完全支配自己的产品，但是产品依旧极端贫乏，因为还不能生产出维持自身消费以外的很多余额，所以不会有太多的剩余产品，也就谈不到私有和人际之间的交换。然而，氏族制度的衰落和灭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当生产有所发展，剩余产品大量出现以后，社会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原始社会的公有制被打破，财富开始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私有制随即出现。私有制的产生必然导致禅让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以及世袭制度在历史舞台上的“登台亮相”。
历史百科堂： 早期人类用于谷物加工的石磨盘、磨棒，多数是琢制的，平面是鞋底形或椭圆形，长度在半米左右，有的带三四个矮足。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贾湖骨笛
尧舜禹时代，正是原始氏族社会解体，而奴隶制社会逐渐形成的时代。虞舜时代后期，由于禹领导人民治水有功，得到人民的拥护，舜便将君主的位子禅让给禹，实际上禹仍然是一位部落联盟的军事领袖。不过，这时候作为部落联盟领袖的禹，他的身份和地位已经与尧舜那时大大不同了。在他的身上，既保留着原始社会部落联盟首领的一面，又出现了阶级社会中专制君主的某些迹象，禹的权力已经越来越大。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威，他到处巡行盟会。在巡视期间，禹发现虽有不少部落首领对他表示了恭敬，可是也有部落首领并不把他放在眼里。他便下令各部落贡献金属，用这些金属铸成了九个大鼎，象征九州。每个鼎上铸着各州的地理出产、珍禽异兽，然后将九鼎运至自己的部落，号称是镇国之宝。当各部落定期向禹进贡时，都要向九鼎致礼。拥有九鼎表示拥有九州，后来这九个鼎流传下来也就成了国家政权的象征。
一次，禹征伐三苗胜利，在涂山召集各氏族部落首领集会，许多首领都带着礼品前来向禹朝拜。有个防风氏的首领因故迟到了，禹一怒之下将他处死并暴尸三日，作为警示以告诫其他部落首领不要藐视禹的权威。各部落首领看到禹如此的威严，无不俯首帖耳，唯禹命是从。这次对防风氏的严厉惩处，说明禹的权力已经超过昔日的尧舜，他个人专制的权力已经大大超过“民主”时代的氏族领袖了。
到了禹统治后期，如果按照禅让传统，禹应该事先推荐一个人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当时，禹确实选择了东夷的首领皋陶为自己的继承人。不久，皋陶早逝。禹又推荐伯益作为继承人。可是，随着私有制的日益发展，人们越来越强烈地希望独占部落联盟首领职位。禹虽然不得不顺应传统习俗，但他却不给伯益实权，使伯益在政治生活中得不到锻炼。禹暗中为自己的儿子启培植势力，为其日后夺取君主的位子奠定基础。禹死后，伯益也按照传统，表示不愿继承君主之位，而躲到另一个地方以示谦让，可是这样一来他真的失去了重返“帝位”的机会。因为，伯益并没有在联盟的部落中树立威信，以至于他躲到外面以后，各部落的首领都不去找伯益，而去朝拜启。在民间，人们也传唱出歌颂启的歌谣，歌谣里说：“启才是我们的君主，因为他是帝禹的儿子啊！”启不仅得到了各部落首领的支持，也受到百姓的普遍拥护，所以轻而易举地继承了君主的位子。由此可见，这时原始的氏族民主制已被氏族内的贵族所利用，从此变为新兴的奴隶制国家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中国大事记： 约公元前6000年，中国出现古老的彩陶和黑陶文化，反映了原始艺术的发展。
世界大事记： 约公元前6000年，伊拉克地区的居民开始驯养山羊。
“大禹传子”实际上宣告了原始社会部落联盟首领“禅让”制的结束，从此开始了阶级社会的王位世袭制，夏启即位标志着中国国家形成的时代已经到来。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王位世袭制代替传贤“禅让”，奴隶制的阶级社会代替原始社会是社会生产力和私有制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历史上的一次巨大的进步。
传说最早造酒的人是大禹的女儿仪狄。仪狄造酒献给大禹，大禹喝后感觉口味异常醇美，就说了一句话：“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从此以后就疏远了仪狄。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杜康是最早造酒的人。
仰韶文化·彩陶鲵鱼纹瓶
鼎是古代的一种烹饪器具。多为圆形、三足两耳，也有方形四足的。相传大禹收全国之金铸成九鼎，分别刻上九州风物以象征九州，鼎遂被视为传国的重器。后世因称定都或建立王朝为定鼎。
至春秋时期，天下大乱，诸侯雄起，曾发生了一件“问鼎中原”的大事。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兵临洛阳城下，曾向周王的使臣王孙满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回答说：“从前夏桀无道失鼎于商，商纣无道失鼎于周。现在我们周朝的国力虽然弱小，但是上天之命未变，所以鼎的大小轻重不是你们诸侯可以问的。”
公元前256年，周朝灭亡，九鼎也不知所终，传说沉于泗水之中。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曾在南巡途中，组织人力在泗水中打捞，然而一无所获，九鼎从此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