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对国际经济发展的一统解释越来越难以描述如今的多样化和多极化世界。本书试图像邓小平倡导的那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出一个观点，而对那些习惯于从西方视角看问题的人来说，这个观点可能是有新意的。本书还将分析经济发展问题与经济危机的根源，并提出走向发展和实现全球稳定的共赢的解决方案。
2008年秋，“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震惊了世界。如果不能正确理解本轮大衰退的根源及其可能的演化趋势，我们就难以采取合适的政策措施，以防止大衰退的再度爆发。目前对于危机的通常解释并不符合经验事实。假如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们能洞悉问题的真正原因并采取迅速且有效的行动，本轮危机原本是可以避免或者减轻的。
本轮危机发端于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后出现的金融体系崩溃。人们普遍认为，危机之前出现了经常账户失衡状况的急剧恶化，这是危机的起因。很多人相信，全球失衡源自东亚各经济体在1998年危机后作为自保而采取的出口导向战略和外汇储备积累，以及中国对人民币汇率的低估。该观点继而推论：全球失衡以及这些国家用超额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才导致美国出现廉价信贷和房地产泡沫。
以上解释虽然初看上去言之成理，但有若干令人质疑之处。东亚各经济体实施出口导向的类似发展战略已有半个多世纪，但只是在本轮危机前的十年，它们的贸易顺差才大幅飙升。假如东亚国家的自保政策和中国的汇率低估政策是全球失衡的起因，与东亚各经济体存在竞争的其他国家应该出现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减少。然而在危机爆发前的十年中，其他经济体的贸易顺差实际上也在增加，并导致东亚各经济体在美国贸易逆差中所贡献的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的51%下降到21世纪前十年的38%。除美国外，其他所有国家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几乎都在增长，全球外汇储备从2001年的1万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7万亿美元。所有国家的外汇储备同时增加，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储备货币的发行国（主要是美国）扩大储备货币的供给。
对上述现象我有不同的看法：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金融监管放松所带来的高杠杆率，加上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执行的低利率政策，共同导致了21世纪前十年的流动性剧增和房地产泡沫现象。房地产泡沫以及因监管放松而大量涌现的金融创新，造成了鼓励居民家庭过度消费的财富效应。这一消费热潮加上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形成的财政赤字，共同导致了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和全球失衡。而美国能够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延续极为严重的失衡，完全得益于美元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
美国出现的巨大流动性还导致对其他国家的大量资本外流，推动了当地的投资和股票市场的上涨和繁荣。非储备货币发行国从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入中获得的美元不能直接进入本国市场流通，必须兑换为本国货币，形成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接下来又回流到美国，用以购买美国国债或者投资于美国的金融市场。资本回流给人们带来的假象是：美国的低利率仿佛是由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过度外汇储备所致。在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和金融体系崩溃后，全球危机随即爆发。
金融监管放松和自由化潮流同样席卷过欧洲。欧洲各大银行纷纷在东欧和南欧建立了分支机构，利用高杠杆率推动房地产泡沫和消费繁荣。欧元区的扩张也对此推波助澜。在银行开始去杠杆化操作后，东欧和南欧的许多国家遭受严重打击，好几个国家目前仍在主权债务危机中挣扎。
早在2003年，就有高收入国家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指责中国是全球经济失衡加剧的罪魁祸首，但实际上，中国直到2005年后才出现巨额贸易顺差。
中国巨大的经常账户盈余主要是国内高储蓄率的反映。有关中国的高储蓄率的若干理论假说（如归因于人口老龄化以及缺乏完善的社会安全网等）都把重点放在家庭的储蓄动机上，可是这些假说并没有充足的说服力，因为中国的家庭储蓄额仅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0%，并不比印度和其他一些国家高。中国储蓄模式的独一无二之处在于高份额的企业储蓄，其成因是传统部门的大量富余劳动力以及有利于大型国有企业的持续市场扭曲，是双轨制改革的后遗症的表现。在可贸易产业快速扩张的情况下，富余劳动力的存在抑制了工资上涨，从而推高企业利润和储蓄。企业储蓄的高企还源自大型企业获得的隐性补贴（如金融体系对大企业倾斜）、自然资源部门的低税收以及对某些产业部门的垄断缺乏监管等。
当前，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是欧元区国家能否推出足够的稳定计划救助陷入债务危机的南欧国家，以及这些国家能否推动结构性改革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如果不能开展结构性改革，稳定措施只能起到暂缓作用，问题仍将不可避免地再度爆发，而且更加严峻。
不过，改革面临挑战：结构性改革是紧缩性质的，至少在短期内可能进一步恶化已经遭受危机冲击的就业、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形势，带来灾难性的社会和政治后果。这就意味着，结构性改革在许多国家不具备政治上的可行性。即使结构性改革得以实施，也不见得会缩小财政赤字。因为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失业人口会增多，财政收入会减少，而政府的社会性支出相应会增加。市场对于公共债务的增加会有消极反应，尤其是对那些推行改革的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或者没有独立货币政策（如欧元区国家）、不能将公共债务货币化的国家。
为抵消结构性改革的紧缩效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建议一直是：通过货币贬值扩大出口需求。对一个小经济体而言，如果全球经济运行良好，这样的政策建议或许是可行的。但对当前的南欧各国而言，货币贬值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虽然就欧元区国家整体而言在理论上还有可能，但是任何推动欧元区国家整体货币贬值、给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的行动都可能触发货币战争和各国货币的竞相贬值，因为日本、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也同样受到高失业率与结构性问题的困扰。
但假如没有结构性改革，深受债务问题困扰的南欧国家就需要持续不断的、规模越来越大的救助计划，这些支出不可避免地会被欧洲中央银行货币化。假如日本和美国不能推动自身的结构性改革，它们会继续目前的宽松货币政策，保持低利率来扶持金融体系和负债家庭，降低扩大和支付公共债务的成本。由此导致的可能后果是，欧元区、日本和美国都将陷入漫长的低增长、高风险和金融投资低回报的“新常态”（New Normal）。低利率也将鼓励短期投机资本进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导致价格的剧烈波动，或者进入新兴经济体，引发资产泡沫和汇率升值，并给宏观经济调控制造困难。
为避免上述悲惨结局，高收入国家必须通过刺激需求为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由于几乎所有高收入国家的住房存量以及建筑业和制造业产能都存在过剩，公共债务或私人债务的重组和财政紧缩不应该成为优先的政策选项。相反，各国应该通过投资创造对建筑业和资本货物的需求并重建消费者信心，以实现可持续的就业创造和经济增长。
为避免像日本在1991年后的“失去的二十年”那样出现公共债务的迅速膨胀，反周期的财政支出措施应该采取“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实施办法，就像我在全球危机爆发之初所提出的建议。这样的财政政策应该具有主动性和反周期的特点，重点放在能促进当前就业和提高未来生产率的项目上，尤其是基础设施、绿色产业和教育等项目。货币政策应该适应财政的要求。由此带来的未来经济增长加速和政府收入增加可以用来偿付今天发生的成本，所以这些政策不会给未来的人们增加税收负担。
在高收入国家，能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国内投资机会非常有限，似乎也不足以将它们拉出经济危机。但在发展中国家，能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基础设施投资则大有空间。在今天这个相互紧密联结的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会给高收入国家带来出口需求，产生类似于货币贬值的效应。然而除了少数新兴市场经济体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受到财政状况孱弱或外汇储备稀缺的限制，需要外来投资的帮助。因此，“超越凯恩斯主义”的第二个启示是：发达国家应该创造条件支持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从而实现双赢。
今天的世界需要新的“马歇尔计划”促进全球范围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打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瓶颈，并给高收入国家的结构性改革提供空间。20国集团不应该简单地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急融资和其他救助计划，为那些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四处灭火，而应该给各家多边开发银行（包括世界银行和区域性开发银行）提供同等资金，因为这些银行有能力设计和实施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这些投资资金可以来自储备货币发行国和外汇储备富余的国家。在如今的全球经济环境下，基础设施项目对私营部门的资金（包括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而言是优质投资项目。多边开发银行和各国政府除了在项目的选择、设计以及吸引私人投资者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外，还可以通过创新协议撬动私人基金。全球范围的此类基础设施投资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从短期和长期而言，都是共赢的策略。
发展中国家必须在未来数十年取得强劲增长，对它们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全球协同行动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但是在当前这个不确定的、紧张的世界经济环境下，发展中国家是否有实现增长的空间？如果有，它们又如何才能抓住机遇、持续增长？
在工业革命前，全球人均收入水平的分布非常平均——最富裕的国家仅比最贫穷的国家高出数倍而已。但接下来，人均收入水平开始两极分化，少数西方工业化国家经济起飞，继而决定了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到2000年，七国集团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按市场汇率计算占据约2/3，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也接近1/2。
自2000年后，多极化世界开始崛起，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大国在当前的世界危机中扮演着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复苏的角色。不过，仅有少数东亚经济体成功实现了从低收入农业经济体向中等收入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转变，并向高收入发达工业经济体演进。在1950~2008年，仅有28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水平与美国的差距缩小了10%以上，其中仅有12个不属于西欧国家或者出产石油或钻石的小国。全球其他150多个国家都陷入了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目前的多极化增长世界不过是少数几个人口众多的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快速增长的结果。这些新的增长极国家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其他发展中国家能否维持快速增长，对于全球经济复苏和全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可行性而言至关重要。世界发展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依然是减贫、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以及缩小中低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在收入水平和其他人类发展指标上的差距。
发展中国家数十年来一直在试图追赶高收入的工业化国家。早期的主流发展理论给政府的建议是进口替代战略，通过政府干预克服市场失灵，以建立和发达国家同样的重工业体系为目标，加快工业化速度。这一早期的发展理论可以被称为“发展经济学1.0版本”，遵循该战略的国家在初期取得了部分投资拉动的成效，但很快遭遇不断的危机和停滞。于是，主流发展理论转向了“华盛顿共识”所概括的新自由主义。对治理和商业环境的改革旨在把高收入工业化国家的理想市场制度移植到发展中国家。这一政策处方可以被称为“发展经济学2.0版本”，但实施结果却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又陷入数十年的迷失。
为改变发展中国家贫困现象的持续，世界各发展机构越来越多地把援助重点转向教育和健康项目，将其视为重要的人道主义议题。由于这些人类发展项目没有达到预期的提高文化和健康水平的目标，发展研究开始强调通过随机控制实验改进项目的服务供给。该趋势可以被称为“发展经济学2.5版本”。例如，北非国家近来在教育领域取得了积极进步，但在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创造上陷入停滞，使这条道路的可行性也遭到质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实现工业化和迅速增长的少数发展中经济体（大多数在东亚）采取的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而非过去流行的进口替代战略。成功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并保持稳定和快速增长的中国、毛里求斯和越南采取了渐进式双轨制策略，而非“华盛顿共识”推荐的休克疗法。这些国家一方面保护传统优先部门的企业，另一方面放开对其他产业的进入限制，但它们在治理指标上的表现往往并不理想。这些取得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在教育、医疗、减贫以及其他人类发展指标上实现了巨大进步，没有一个采用随机控制实验的办法来制定社会和经济发展项目。
历史的教训何在？我们需要对经济发展理论和政策进行反思。西方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收入差距的快速拉大是它们的人均收入水平迅速提高的结果，反映了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产业和技术的加速结构性变化。少数非石油或钻石出产国也经历了类似的结构性变化，缩小了与美国的收入差距。现代经济发展是持续的结构变化过程，包括技术、产业和制度等。
有关发展的理论思考过去一直关注发达国家具备哪些条件而发展中国家不具备（如资本密集型产业），或者关注发达国家在哪些领域做得较好而发展中国家没能做好（如“华盛顿共识”涉及的政策和治理），或者关注那些对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变化没有直接作用但高收入国家非常看重的人道意义的领域（如健康和教育等）。发展理论和发展项目从过去的分析结构变化的决定因素转向促成这些政策、治理和人道主义项目的实现，显得矫枉过正。发展经济学还是应该立足于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细致地观察经济发展过程的结构性变化，这些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我的建议是向“发展经济学3.0版本”前进，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现在拥有什么（也就是它们的要素禀赋）以及在这些要素禀赋上能做好什么（也就是比较优势）所能做好的产业，从而让它们可以启动快速结构性变化的进程。
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最优产业结构（其含义是，该国的所有产业都符合本国的比较优势并在国内外市场具备竞争力）是由特定时期的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实现这样的最优产业结构，需要有运行良好的市场，以便企业在选择业务和技术的时候能顺应本国的比较优势。如果企业能进行这样的选择，整个经济就会有竞争力，使得资本可以尽快积累，该经济体的资源结构和比较优势将逐步发生变化，而产业结构也可以随之转向资本密集度更高的类型。产业结构的改变要求对基础设施的软硬件进行升级，减少交易成本。升级会涉及外部性和协调问题，企业在各自的决策中不能将这些成本内部化，因此又需要政府的积极参与。
东亚和西欧发展较为成功的经济体在快速工业化和缩小与领先国家的收入差距时，采取了雁行模式（flying-geese pattern）。在美国和西欧国家的工业化阶段，英国扮演领头雁，德国、法国和美国是追随者。18世纪以来，不同的追随者认真学习各自的领头国家，模仿雁行模式，重点发展那些在与自己的要素禀赋类似的先进国家增长迅速的产业，从而缩小差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失败则是因为它们进行了违反比较优势的进口替代战略的错误尝试。这一战略不但妨碍它们在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发挥后发优势，而且通过扭曲和寻租行为保护优先产业部门的低效率企业。“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私有化和金融部门自由化等改革的失败则是因为，这些改革忽略了扭曲的内生性和依靠政府促进产业升级的必要性。
中国在1979年以前采取的也是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策略，效果有限，而在1979年采取双轨制转轨策略后，业绩显著改善。其他采取类似转轨策略的国家也同样表现不错。现在，随着中国的富余劳动力被逐步吸纳，工资相应上涨，中国需要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更为密集的产业转型。鉴于中国的巨大规模会给依然处于劳动密集型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拓展巨大的发展空间，有人已经称这种新现象为“领头龙模式”（leading dragon pattern）。如果巴西、印度和印尼等中等收入大国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其他区域的低收入国家也会获得类似的发展机遇。
如果政府给符合比较优势的私人产业活动建立有利的政策框架，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南亚贫穷国家就可以启动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进程，在未来几十年里维持8%甚至更高的增长速度。我在世界银行设计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 Framework）给各国政府如何促进这方面的发展提供了具体建议。
2008~2009年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凸显了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缺陷，该体系看上去经受住了最初的冲击，但事实上非常脆弱。因为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和资本外流产生了对其他国家的美元储备的供给），由美国的放松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引发的过多流动性造成的全球失衡变得规模如此之大、持续如此之久。
美元能成为主要储备货币，主要是因为一系列“善意忽略”所致。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工业化国家专注于重建，政策制定者对战前的“大萧条”记忆犹新，他们制定了新的制度监督国际交易，以促进国际贸易和金融的增长与稳定，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在接下来的近20年里，布雷顿森林体系维持了对黄金的固定兑换比率。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经济重新进入了一个动荡的全球治理时期。各国制定了自己的货币和汇率体制，美元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国际储备货币。
当今世界正在走向更加多元化的储备货币体系，或者是随着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逐步下降采取渐进方式，或者是通过突然性的冲击方式，美元的核心作用预计都将消失。此时我们将遇到两大关键问题，首先，向多元化储备货币体系演进的过程将给世界货币体系和经济稳定造成何种影响？新体系是否比现有体系更加稳定？其次，是否存在其他更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的货币体系，例如，创造一种新的国际储备货币？新的国际储备货币必须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共赢，才有可能被世界接受。
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动力在于，现有体系与全球实体经济的发展并不协调，似乎已成为金融不稳定的一个主要根源。有经济学家认为，多元化储备货币体系可能更为稳定，因为主要储备货币之间的竞争会形成约束机制，从而解决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下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之间的激励不相容问题。如果储备货币发行国从本国利益出发实施货币政策，损害了全球利益，储备货币持有国就会抛弃此种货币，转向其他储备货币。
这一观点成立的前提是，所有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都能保持健康、强劲的经济。然而更大的可能是，这些国家都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缺陷。当某个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这些缺陷变得非常突出的时候，会导致短期资金逃向其他储备货币，促使其他货币迅速升值（就像瑞士法郎和日元最近出现的现象）。汇率升高会影响发行国的实体经济，使它们的结构性缺陷相应恶化，导致短期资金再次外流，转向另一种储备货币。这样的结果是，由于各种货币就外汇储备和国际交易地位展开竞争，多元化储备货币体系可能会很不稳定。这对储备货币发行国和其他国家而言会是个共输的结局。
假如所有国家能采用单一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稳定就可以重建，用国家货币作为储备货币所造成的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内在冲突就可以避免。我建议用名为“纸黄金”（p-gold）的全球储备货币替代目前的国家储备货币。纸黄金应该由一个国际货币机构根据弗里德曼的k比例法则（k percent rule）来发行。
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都把纸黄金作为自己的储备货币，根据固定的兑换比率发行本国货币。纸黄金将用于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就像美元在今天的作用。每年的纸黄金增发部分形成国际铸币税，可用于支付国际货币机构的运营成本，或投入全体国家共同赞成的全球公共品。这一体系既可以避免金本位制的致命缺陷（黄金的供给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增长的需要），也可以避免国家储备货币的致命缺陷（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内在冲突）。纸黄金体系可以对国家货币当局产生约束力，同时又能避免类似于希腊如今陷入的两难困境：无法实现本国货币贬值。
纸黄金是凯恩斯曾经提出的名为“班柯”（bancor）的国际货币的改进版。凯恩斯的建议当时未被采纳是因为各国对美元有信心，美国经济非常强大，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超过50%，占绝对统治地位，其他国家没有要求改变的充足理由。但如今，美国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仅为20%左右，而且国际货币体系动荡不安。目前的不稳定局面对储备货币发行国和非发行国都不利，类似纸黄金这样的国际货币对所有国家而言将是消除不稳定的共赢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