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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是国际上最为重要的多边发展机构之一，其首席经济学家被认为是国际经济学界的最高职位，历来都由人们仰之弥高的欧美发达国家著名经济学家担任。我有幸成为第一位担任此要职的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任期从2008年6月开始。接受此任命时，我原打算根据世界银行的成立宗旨以及我的职位要求，将我20多年来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改革和发展成功以及失败经验的心得奉献于世界的减贫事业，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刚上任3个月，就爆发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国际宏观经济和金融在分工上属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业务范围。这场危机突如其来，由发达国家引爆，迅即波及发展中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减贫事业增添了诸多困难。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这场危机，避免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再次发生同样的危机，我必须对这场危机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思考其经验教训，并对最终解决这场危机的办法提出一些建议。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是我这些努力的一个成果，书中所展现的视角可能会对人们通常接受的观点形成挑战。
作为一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就像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去西天取经的唐僧那样，我过去总相信西方发达国家拥有一部真经，只需学会，带回国来应用，就可以帮助祖国实现现代化，走向繁荣昌盛，使中国重新屹立于世界发达国家之林。让我感到幸运的是，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之初，我就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机会，负笈现代经济学的圣地——芝加哥大学，向包括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内的大师们学习现代经济学。
四年寒窗苦读，顺利拿到博士学位后，我又到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1987年谢绝了几所大学和世界银行的工作邀请，我满怀信心回到改革开放事业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祖国，准备奉献所学到的前沿知识，出谋划策，帮助政府解决改革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但牛刀初试以后，却让我对在国外学到的那一套逻辑严谨、看似完美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在中国的运用产生了疑惑。
1988年，经过1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首次遭遇到了两位数水平的通货膨胀。一般经济学教科书和前沿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模型都要求政府提高利率，以抑制过热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来治理通胀。可是中国政府并没有调整利率，而是进行所谓的治理整顿，以行政手段砍投资、砍项目，大量的在建项目成为半拉子工程。以当时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为准绳来评价，这样的治理政策是不理性的。
自亚当·斯密以降，整个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础是理性人假设。经济学教科书中所介绍的和前沿学刊上所发表的理论均以决策者的行为、选择都合乎理性原则为隐含前提，也就是决策者在面临选择时总会从各种可选方案中选出其认为最好的、最能实现他所要达到的目标的方案。如果中国的通胀治理政策表明中国政府是非理性的，那么现代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在中国就不适用。但如果中国政府的行为是非理性的，它的政策又怎么能在1979年启动改革开放以后获得连续10年、年均10%的高速增长？很显然中国政府是理性的，面对1988年的高通胀所采取的治理措施不同于教科书和前沿理论给出的答案，是因为中国政府面临的约束不同于当时教科书和前沿理论中所假设的条件。
那次经验让我体悟到，要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不能简单照搬教科书和学刊中的现成理论，必须深入中国经济的现实，根据中国实际的条件约束，按照理性原则自己进行分析，自己建立理论模型，才能发现问题的本质，提出对症下药、药到病除的方案。
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导师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也曾有类似的经验。在他开始进行农业经济学的研究时，人们普遍认为传统农业社会里的农民是非理性的，因为他们不会像现代工业社会的“理性”农民那样进行储蓄和投资，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一年忙下来以后，除了留些种子外，他们生产多少就消费多少。但舒尔茨教授经过对落后国家农民的仔细观察和研究后发现，这些传统农业社会里的农民不进行储蓄和投资其实是理性的，因为在缺乏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储蓄和投资的边际报酬接近于0，对生活于生存线边沿的传统社会的农民来说，省吃俭用，进行投资不能多产多得，反而使自己进一步缺衣少食，是不理性的行为。在舒尔茨发表于1964年的经典名著《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他提出改造传统农业社会的关键不在于改造农民，而在于源源不断地给落后国家的农民提供合适的、较好的、能使他们增产增收的新技术。他的这一洞见给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和农业政策带来了革命性影响。
对于一位像我这样以研究理论和政策问题为职志的年轻经济学者来说，既然中国政府是理性的，那么为何对1988年的通货膨胀不愿意采取一般理论所主张的提高利率的政策来治理？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又让我联想到为何中国已经进行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还要继续给不少企业各种保护和补贴？往上追溯，为何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政府要采用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的各种市场扭曲？
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深入考察和思索，让我豁然发现，这是因为许多大型国有企业的生存依赖于低利率贷款和其他人为扭曲所提供的隐性补贴。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大多数是中国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推行“10年超英、15年赶美”的赶超战略下的产物，具有资本密集的特点，技术比较先进。但是在50年代即使到80年代，中国还是个贫穷落后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这些企业所在的产业不符合中国劳动力多、劳动力成本低、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的国情，它们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如果1988年中国政府按照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提高利率来治理通胀，或者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府根据“华盛顿共识”采取休克疗法立即消除各种保护、扭曲，将会导致大量的国有企业破产，造成像后来出现于东欧和苏联转型时那样的大规模失业以及社会和政治动荡。这样的结果显然不利于中国的人民和中国的发展。
当时国内外经济学术界有不少人根据那时的理论认识，持“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双轨经济是最糟的经济”的观点。但是，中国政府却推行双轨制的转型策略，一方面继续给予传统重工业部门的低效企业必要的保护补贴，另一方面放开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进入，而同时取得了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增长。此点认识，蔡、李周和我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一书中进行了论述，后来我在2008年出版的《中国经济专题》中也再次进行了阐述。
对于中国政府治理1988年通货膨胀政策的思考，启发了我采取一种老子所主张的“如婴儿之未孩”的“常无”心态来观察世界上的各种事物。在考察问题、提出政策建议时，我不再直接根据现成的理论或者过去的经验，而是每次都尝试直接寻找经济现象背后的行为人，分析他们所要达到的目标、面临的约束及可能的选择，每次都自己从头开始构造一个能够说明问题的来龙去脉的因果关系模型，就像我新近出版的《本体与常无：关于经济学方法的对话》一书中所倡导的那样。
随着中国经济的奇迹式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我跟着水涨船高，获选为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我的职责包括担任世界银行行长的首席经济顾问，领导世界银行在发展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以及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健康、快速、可持续、包容性的增长，使全世界摆脱贫困。尽管在21世纪的最初十年，全球经济涌现出了包括若干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内的多个增长极，但是非洲和其他地区的许多国家依然在低收入陷阱中挣扎，未能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收入差距。在本轮危机未爆发前，我认为自己在世界银行的工作上面对的主要挑战在于能否提出一个可行、有效、新的发展理论和政策框架，帮助那些贫困国家改善发展绩效。
任职后的第一周，我就访问了南非、卢旺达和埃塞俄比亚，然而致力于促进贫困国家发展经济的原有计划很快就被雷曼兄弟的破产以及接踵而至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所打乱。宏观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现有的理论和诸多大师级的宏观经济学家既未能预见这场危机的到来，危机到来以后也未能对危机的程度和持久度做出准确的判断，提出解决问题帮助世界摆脱危机的可行办法。在国内工作时所养成的“常无”心态，对我理解这场危机的本质、来龙去脉和出路大有帮助。
当我在2008年6月抵达华盛顿的时候，粮食和能源价格的飞涨占据了所有媒体的显著位置，是各界关注的焦点。我向自己的同事提出：在通货膨胀得到遏制后，接下来是否会发生通货紧缩？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不以为然，因为他们相信“大缓和”的经验和说法，其含义是，在本轮危机爆发前20年的经验证明，欧美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已经能够娴熟地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成功地缓和了经济的周期波动，认为会发生通货紧缩是无稽之谈。
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治理通货紧缩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挑战。虽然危机来势汹汹，但是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短者3个季度，长者7个季度，危机就会过去，经济就复苏，这次危机也不会例外。根据过去的经验和理论，多数经济学家主张政府只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给穷人和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支持，并依靠在危机中财政收入减少、社会开支增加所形成的财政赤字的“自动稳定机制”的作用就可以度过危机。我则怀疑：由于全球经济在危机前经历了不寻常的投资拉动的长期繁荣，形成了许多生产能力，危机爆发后各国失业率高，消费需求受到抑制，产能也必然过剩，尤其在发达国家投资很难找到新的机会，民间的投资意愿会很低，没有启动需求的外在刺激，经济很容易陷入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通货紧缩恶性循环怪圈。
过去的危机一般只发生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政府可以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让货币贬值增加出口，靠外部需求的拉动走出危机。这次危机则在发达国家同时发生，问题从量变引起质变，各个发达国家失业率高、产能过剩的问题不能靠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政策解决，如果没有新的政策思路和对策，这场危机将会旷日持久，难以摆脱。
危机之初，我提议进行全球协同的、反周期的、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投资，并将其命名为“超越凯恩斯主义”（Beyond Keynesianism），以启动全球需求，消化全球过剩产能，恢复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当时多数经济学家对各国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持保留态度，认为政府财政赤字的增加会增加民间未来税负的预期，减少民间当前的消费意愿，陷入政府债务迅速高筑而总需求增加有限的“李嘉图等价”的困境，对全球协同的反周期政策更是不以为然。
通过20国集团采取的协同刺激措施，世界经济在2010年上半年出现了复苏的苗头。据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秋季年会时提出建议，要求那些受危机困扰的国家紧缩财政、减少赤字，以恢复民间投资和消费的信心。我当时指出，这样的政策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增加，财政赤字反而激增，给经济复苏蒙上一层新的阴影，进一步降低民间投资的意愿。这一担心不幸再次被证实。我当时提出财政政策的重点不在于如何减少短期赤字，而在于提高政府财政支出的质量，使其在短期能够创造需求、增加就业，在中长期提高生产率、经济的增长率和财政收入，实现中长期的财政平衡。这个观点在2011年秋季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的主要政策方向。
如今，全球都在关注欧元区国家的债务危机。而我担心的是，如果不采纳我在危机爆发之初就提议的“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全球复苏计划，化危为机，给发生危机的高收入国家提供结构改革的空间，世界经济可能走向更为漫长的衰退“新常态”，甚至陷入多个“失去的十年”。我也高兴地看到我这一主张在全球舆论和政策界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赞同。
本书将阐述我对全球经济危机根源的分析，指出可以引领全球走向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共赢策略和实现该策略预期的可能性，并提出避免同样的危机再次发生的国际经济新架构。
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尤其是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少数西方发达国家雄居全球的霸主地位，经济上、政治上和理论思维上殖民于全世界。为了追求国家的现代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到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理论，但是根据西方主流理论制定发展或转型政策的国家无一成功，发展或转型成功的国家的政策以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却经常是离经叛道的。
理论不管是社会科学的还是自然科学的，都只是一套简单的、说明现象的因果关系的逻辑。发达国家的学者提出的理论通常根据发达国家的社会现实，说明出现于发达国家的现象，或是以发达国家的经验为参照来看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样的理论不能说没有价值，但是，发达国家发展出来的理论并非一成不变，旧理论经常被新理论否定，新理论又被更新的理论否定，例如，宏观经济学中，凯恩斯主义被理性预期学派所否定，理性预期又被后来的新古典综合派及新凯恩斯理论所否定，发展中国家到底应该学习哪派理论？而且，发展中国家的条件经常不同于发达国家，简单照搬容易产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甚至是“好心干坏事”的结果。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应该解放思想，包括自己传统的和西方的思想，实事求是地根据自己国家的现实，分析问题，了解背后的因果关系，自己独立构建理论，这样提出的理论可能和传统的或西方的现有理论相同，也可能是全新的，只有每次都经过这样的创造性重构的努力，才能发现问题的本质，提出与时俱进的、能推动国家现代化、走向繁荣和长治久安的政策措施，也只有这样的方法才是科学的而不是教条的方法。
在全球经济日趋一体化的多极增长新格局中，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不仅应该对本国的问题自己进行理论分析，而且应该根据自己的认识对发生于全球的甚至发达国家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论见解和政策建议，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学者面临的机遇、挑战和需要承担的责任。本书的出版希望能够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本书的原稿以英文写成，英文版将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我在世界银行的同事Vandana Chandra、Jean-Jacques Dethier、Doerte Doemeland、Shahrokh Fardoust、Vivian Hon、Celestin Monga、Bruce Ross-Larson、David Rosenblatt、Volker Treichel、James Trevino和王燕等人提供了许多协助；中信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中文版则由余江翻译，对上述诸人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最后也感谢我的妻子陈云英对我在世界银行工作四年全心全意的支持。
林毅夫
2012年8月于北大朗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