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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林毅夫教授的新著《从西潮到东风》时，我想起2007年年末，林毅夫教授成为首位应邀主讲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的中国学者。马歇尔曾经说：“事实上，近代经济学的创始者差不多都是性情温和、富有同情心和为人道的热诚所感动的人。他们毫不例外地坚持这样的信念：全体人民的福利应当是一切私人努力和公共政策的最终目的。”从林毅夫教授的《从西潮到东风》等一系列新作中，我们看到了马歇尔所说的近代经济学创始者的种种特质。我曾经在林毅夫教授主持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从多角度了解了林毅夫教授。林毅夫教授在即将到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之前，曾经到香港主办一系列讲座，阐述他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思考以及对全球经济发展的看法，我当时正好在香港工作，有幸聆听讲座，也为林毅夫教授获得这样一个施展才华、拓展视野的新平台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在我主持翻译的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之际，出版社联系当时正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教授，他很快就在百忙之中及时给予回复并撰写了封底推荐语。
2012年6月，林毅夫教授结束在世界银行的任期，回到北京大学继续从事经济学研究，我也关注到林毅夫教授回国后开始出版了一系列的新著作，其中就包括这本《从西潮到东风》。在这些新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拥有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职位经验积累的林毅夫教授在研究成果中开始体现出鲜明的新特点，以我个人的总结，就是新的分析框架以及更广阔的全球化视角。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彼时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规模总量仅占全球的7.4%，而到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已经接近全球15%，这10年间中国迅速发展为全球工业生产中心，也几乎拥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这使得中国在这一轮危机中所遇到的挑战和未来道路的探索都比以前更复杂，这既是对现有的经济分析框架的挑战，同时也给优秀的经济学者以创新的动力。
在发展经济学的演变历程中，从早期强调进口替代战略的所谓“发展经济学1.0版本”，到对治理和商业环境改革的所谓“发展经济学2.0版本”，再到通过随机控制实验改进服务供给的“发展经济学2.5版本”，都在经济发展史上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林毅夫教授从全球化的比较角度发现，过去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完全按照这种理论模式前进。在他看来，现在是时候立足于亚当·斯密的观点，回归到经济增长的本质，关注比较优势（资源禀赋）以及基于潜在比较优势所能做好的产业。当前中国所面对的现实是，此前所依赖的人口优势、环境资源优势、低收入制度优势等都已经逐步减弱甚至难以为继，如何寻找新的比较优势，通过制度和治理改革形成新的禀赋，可能是决定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竞争优势的核心，甚至也是新的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寻求共赢之道的核心。
我想，这些问题也必然是以经济发展理论作为主要研究领域的林毅夫教授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经常思考的问题，《从西潮到东风》这本书可以说就是林毅夫教授将他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的思考所得与读者分享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让我们得以从全球化的视角看待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的演化路程，也得以用更为协调、共赢的思维寻求解决之道。也许在不远的将来，这一轮经济危机逐渐平息，而新的国际经济、货币体系雏形得以显现时，我们还能清晰地记起林毅夫教授在此时展现给我们的探索和预测。
人们常说经济学是经世济用之学，经济发展理论更是如此。作为首位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这一要职的发展中国家学者，林毅夫教授具有他个人鲜明的研究特点和优势。林毅夫教授先后在台湾大学、北京大学、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有过长时间的求学经历，此后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等进行经济学研究，并于2008年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主管发展经济学的资深副行长。这些长期在不同地区、不同机构、不同领域内从事研究和工作的经历，使得林毅夫教授的研究不失理论深度又更关注经济现实，专注前沿又注重反思。这在他从早年的《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到新近的《新结构经济学：一个反思发展理论和政策的框架》、《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起飞》等专著中都已经有所展现。
在阅读这些著作时，读者可以发现，在林毅夫教授看来，这种反思的目的应当是寻求一条全球经济共赢的改革道路。四年前林毅夫教授就职世界银行时，正值金融危机发生之时，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冲击，此前这轮“不寻常的投资拉动的长期繁荣”所掩盖的经济体系的固有缺陷似乎越来越难以找到对症之策，特别是各经济体之间应对危机的经济政策反而带来更多摩擦和矛盾。事实上，即便在林毅夫教授任满回国的现在，这场危机的后遗症仍然挥之不去，关于这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研究争论和实践摩擦还在继续。
因此在这个时候，林毅夫教授的研究成果对我们认识当前全球经济、中国经济以及经济学方法论方面都有宝贵的启示和收获。在本书中，我个人印象比较深的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全球经济失衡原因的理论性反思。对这一轮金融和经济危机有诸多理论性解释，较为广泛被接受的是危机发端于美国经常账户失衡状况的急剧恶化，其背后是东亚各经济体在1998年危机后所采取的作为自保的出口导向策略和外汇储备积累。这无疑过多将失衡的天平压在发展中国家一端，林毅夫教授对此的看法是，危机根源于美国金融监管放松带来的高杠杆率和长期的低利率政策，由此引发21世纪前十年的流动性剧增和房地产泡沫，并通过过度消费、财政赤字、美元国际储备地位等机制形成大量资本外流，最终在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扩散为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这一推断揭示，这种美元储备地位的重要性与其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性之间的制衡缺失，推动了近十年来的全球繁荣，也同样埋下危机的种子。过多地将全球失衡的原因归结为中国近十年来的快速发展是有失偏颇的，中国在2005年以后才出现大量贸易顺差，并且这种巨额经常账户盈余也并非完全源自家庭储蓄动机，而更多是双轨制改革后遗症下劳动力大量富余和大型国有企业的持续市场扭曲。因此，当前的经济失衡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都能找到病源，单方面解决并不是最好的方案。
其次，是对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失衡解决的理论思考。在这一次金融动荡之后，对凯恩斯主义的探讨和批判十分激烈。2009年以后全球性的逆周期宽松货币政策、主动财政扩张暂时拉动了全球经济复苏，但4年之后人们发现由此造成的杠杆率提升、低利率依赖、量化宽松模式效果递减、贸易保护再次兴起等负面压力更为显著。人们开始认识到，凯恩斯主义在单一国家可能通过货币贬值、提升外部需求走出危机，但如果危机在发达国家同时发生，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就显得缺乏实际效果。林毅夫教授提出了一种“超越凯恩斯主义”模式，即进行全球协同的、反周期的、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投资。他指出：一方面，全球性财政政策应该具有主动性和反周期的特点，重点放在能促进当前就业和提高未来生产率的项目上，特别是基础设施、绿色产业和教育等项目；另一方面，仍有巨大空间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促进生产率推进基础设施投资，而国内机会有限的发达国家则应该创造条件支持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从而实现共赢。可以看到，新的“马歇尔计划”并非不可行，关键是要跳出一国一城的局限，应当推动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结构性改革，持续进行基础设施投资，这样也能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提高发达国家的需求。通过给多边开发银行（包括世界银行和区域性开发银行）提供同等资金，能够起到连接不同经济体实际需求的作用，从短期和长期来看，林毅夫教授站在他的立场上给出一个共赢的策略。
最后，是对国际货币新体系的探索。当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已经显示了国际货币体系的脆弱性，而新兴的多元储备货币体系同样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因为这并不能保证所有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都能保持健康、强劲的经济，从而导致各种货币就外汇储备和国际贸易地位展开更激烈的竞争。值得关注和思考的是林毅夫教授在本书中提出的单一超国家储备货币，即用名为“纸黄金”的全球储备货币来替代目前的国家储备货币体系。作为凯恩斯曾经提出名为“班柯”的国际货币的改进版，这种方案在当前美国经济规模占比下降、美元储备货币不稳定性日益显现的背景下，可能是一种多方能够受益的模式。尽管可以预见的是，在操作上这种方案还需要经历较长期的博弈、探索和尝试，但正如70多年前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过程中对罗斯福总统的答词里所说的：“既然我们要致力于一种共同标准、共同法则，它就应该是所有人乐于接受的。”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向无疑也应当向更稳健、照顾更多经济体利益以及避免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内在冲突的道路前进。
凯恩斯曾经调侃说，实际上经济学并不是十分困难的学科，但是为什么优秀的经济学家风毛麟角呢？他认为关键是杰出的经济学家必须具备多种学科以及从理论到实践的“种种才能的良好结合”。读者可以从林毅夫教授近期的一系列新著作，当然也包括《从西潮到东方》这本书中，看到这种结合所取得的成果。
巴曙松 研究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2012年8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