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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五年，当斯坦利由东向西穿越非洲大陆、路经乌干达时，曾见过穆特萨。国王当时三十八岁左右，正在维多利亚湖北岸与瓦乌玛部落交战。穆特萨的军队相当庞大。据斯坦利粗略估算（可能有点夸张），士兵有十五万，随军杂役及妇女有十万（穆特萨每到一处都带着妻妾）。因此，他军营里的人数多达二十五万。
穆特萨的军队里已有火枪手，却并未使自己占有绝对上风。瓦乌玛人虽只用长矛，却大致了解火枪为何物，并不惧怕它们。同时，他们还是水战高手。穆特萨的军队则更擅长陆战，一到水上，他们就会惶惶不安。因而大多数时间，战局似乎对瓦乌玛人有利。百姓们也出门登上维多利亚湖边的山丘观战。斯坦利书中的雕版刻图大多取材于他本人所摄相片，向人们展示当年观战者所见的战况。图上可见精美的战船排成战列，双方军队训练有素，正在行兵布阵，尽管船舰的细部和远景处的士兵密密麻麻，并不总是清晰可辨。战斗令观者失望；交战双方不急不忙，似乎每一交锋就要撤军休整一番。当斯坦利找到穆特萨，想对战局提点建议时，穆特萨好像只想扯扯宗教，没什么兴趣听他讲。
要吓倒敌人，打仗时就得鼓噪呐喊。穆特萨有五十名擂鼓手、五十名吹笛手，还有一干人众随时待命，准备摇动内有卵石的葫芦。此外更有百余名特别挑选出来的男女巫医，怪模怪样地穿戴起来（无疑是给瓦乌玛人看的）。他们带了最最厉害的符咒，能使敌人的毒眼伤不到穆特萨，而使瓦乌玛人溺毙于水中。在出师前，这群巫医会将他们的护身符呈给穆特萨。穆特萨当时已是半个穆斯林、半个基督徒，却气度非凡地接受了这些非洲的珍宝——有死蜥蜴，有人的指甲盖，不一而足。他抬起一根食指，朝所呈之物略微一指，却并不触及，如同宫廷接见，等着下一件物品被呈递上来。
获得了这些保护，穆特萨便对他的将官们扬言，他要剥夺懦夫们的所有尊严以及曾赐予他们的一切恩宠。他们本是农夫出身，终将回归于贫穷。对其中几个家伙，他还打算用小火慢慢烤炙。（火刑，穆特萨的心中时常回想起这种刑罚。他年轻时曾逃过此劫，差点就没了命。）宰相觉察到主子雷霆震怒，于是扑倒在国王面前的地上，说道：“陛下，如果明天你看见我的战船在敌人阵前退却，你就把我剁成肉酱或者活活烧死吧。”
当斯坦利再次遇见穆特萨时，他正兴高采烈着呢。他的人设法抓到了一个瓦乌玛族的老酋长。穆特萨准备把这老东西活活烧死，给瓦乌玛人一点颜色瞧瞧。斯坦利劝说他别那么做，而且，让人宽慰的是，斯坦利还居间调停，促使双方最终息兵。
这都是一八七五年的旧事了。一八八四年，穆特萨驾崩，安葬于卡苏比王陵。这座陵就是仿照他父亲苏纳王在瓦马拉的陵墓修建的。他真的太像他父亲了。只有苏纳王是他的唯一榜样。
故此，阿明和奥伯特也在仿效先辈。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乌干达没有内战，一切有法可依，旧事只能是当作一段插曲。那么今天，非洲人又是如何看待非洲历史的呢？兴许，手稿和文献的缺失模糊了往事；兴许，口口相传的故事带给他们的只是虚幻的传说。
我认识苏珊。她是个优秀的诗人，在马凯雷雷教授文学。她年纪不到四十，身材苗条纤弱，嗓音柔美。她的家族史充满了悲痛。她已失去了祖父和父亲。他们生活在坎帕拉以北一个叫卢韦罗三角洲的地方。那儿土壤肥沃，人口稠密，也是内战打得最激烈的地方。
她的祖父以养牛为业。他以非洲田园的方式关照着这些牲口，每头牛的名字和脾性他都清清楚楚。他能记住牛的颜色，以及牛角的形状。内战爆发后，他被迫逃离家园。当时阿明已被推翻，奥伯特第二次出任总统。那些当兵的既狠毒又狡猾，一心只想抓人。在藏身之处，老人对他的牛群忧心忡忡。它们不懂得照顾自己，马上就会忍饥挨饿。他逐一想着每头牛的需要和习性。最后，他琢磨着可以冒险回家一趟，陪他的牛群待上一小会儿。于是他就回去了。当兵的正候着他呢。他们用斧头把他砍死，又把尸体肢解，然后把尸块塞进一座白蚁窝——乌干达的红色蚁丘。内战中，他那支离破碎的身躯一直丢在那儿。战后家人找到他的遗骨，他才得以入土为安。
她的父亲更加命运不济。阿明当政时，他就被抓走，其后下落不明。没人知道他怎么死的、死于何处。他的失踪给家人造成了极大的痛苦。这件事没有着落，可怕的结局总是压在心头。对于苏珊的母亲而言，这个话题太沉重了，她从来不提此事。
这并不是个别家庭的遭遇，苏珊说道。许多的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她的家乡卢韦罗三角洲，已经被奥伯特的士兵彻底蹂躏了一遍。
“他们实行的是恐怖专政，强奸杀人，无恶不作。到今天，摧残后的荒凉依然触目惊心。卢韦罗成了荒无人烟的地方。你可以看到无人区，就像一座鬼城。”
那么长时间的饱受惊吓，是什么滋味？
“我还很小。那时我五岁，只记得没有糖吃。如果你想要糖，那可没有。阿明被推翻是在一九七九年，我八岁。而奥伯特倒台时，我已经十二岁了，所以我知道身边在发生什么事。别指望父母和邻居，也甭想得到什么答案，因为，可以给你答案的父母们自己也在遭罪。你开始明白这政府是个怪物。某人接管了上帝让你降生的这个地方，肆意而为却不受责罚。我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暴君，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允许他们统治。”
人们是否觉得祖先让他们失望了？
“我记得人们把对美好明天的希望都寄托在天神身上。他们没有放弃希望。那并不是让你去和敌人打斗。你蔑视敌人，”她的意思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别去和他们硬拼。我所接受的教育是，上帝是仁慈的，将把你从邪恶中拯救出来。我知道，有些朋友们认为，因为我们信了别的宗教，因为无视祖先的存在，所以惹恼了老祖宗，报应便跟踵而至。我从小到大信的都是基督教，不是传统宗教。可我知道有传统的宗教存在，我尊重它。我出生于殖民时期之后。我觉得那段岁月使乌干达饱受苦痛。”
在苏珊和像她这样的人看来，这是导致动荡不安的另一个原因。其根源存在于阿明和奥伯特的暴政之前，可以追溯到乌干达受英国“保护”的时期（这倒是穆特萨希望看到的）。如今，它酿成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动乱。
苏珊说道：“这就是一个例子，我知道有许许多多的因素在左右我的生活。我成了种种影响的熔炉。各种思想在我身上盘根错节、纠缠不清，没什么整齐划一可言。”
她对她的名字有点疑虑。
“我的名字是苏珊。这是我爸爸取的。”他在阿明的年代就失踪了。“他有个敬爱的姨妈也是这个名字。所以，他为我选这个名字是充满了感情的。不过我知道，这是个犹太-基督教的名字。当我上大学时，我又加上了我的族名——娜璐古娃，意思是‘绵羊家族’，感觉它很符合我的身份：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你们可以叫我苏珊·娜璐古娃。不过我也用我父亲的姓基古力，因为进大学注册时是那么填的。”
名字是她父亲替她取的，她却对“苏珊”这个称呼既爱又恨。
“我觉得这名字是殖民压迫的一部分，让我不自在。当外国人或外族入侵时，他们将影响强加给你，把你的一切抢走，真是野蛮透顶。虽然我认为西方现代文明大体上是个好东西，可它的确剥夺了我们的文化和文明。而且，即便是潜移默化的渗透，它也的确使我们对自己的根基产生了怀疑。比方说，你被传教士洗脑后拒绝接受别的偶像。他们把自己的那套信仰、教条和主义塞给你，硬说那就是最好的。不存在什么双向的交流沟通，他们根本就不屑于试着理解我们的思想、传统和文化。我现在认识到，我们的民族过去也创造了文明。它很独特，它属于我们自己。我自学卢干达语来写作。”——那是在她用英语作诗之后——“我觉得，学校不教我们的母语是对我们尊严的羞辱。”
她的姐姐正在写一本关于斯皮克、格兰特和其他传教士的书。
“他们侵占我们的土地、诋毁我们的宗教、糟蹋我们的传统、摧毁我们的社会结构。还有我们的国王、我们的所有一切。当王国重新恢复时，”——匪夷所思的是，“建此奇功”的竟是阿明，可一九六六年时也是他下令军队冲入王宫的——“我们的新国王要求归还‘我们的财产’。”她指的是任何与布干达的君主政体和文化相关的东西。“王宫被归还了，但人们觉得遭受了奇耻大辱。他们认为对王宫的所作所为是亵渎神圣的弥天大罪。而废黜国王、使他客死异乡更是难以弥合的创伤。于是阿明被迫迎回国王的遗体安葬。”
苏珊开头说过，她是个基督徒。她尊重传统宗教，但是她并不像非洲的传统主义者那样，认为乌干达会因为接纳了别的宗教、怠慢了先祖而遭受报应。在她敏感的心智中有太多的东西，无法包容在单一的宗教概念中。因而，当许多各不相同的思想和情感冒出来时，她就像是另一个人似的。
这次交谈后，我没有再问过她非洲的历史、口述传统和神话故事。显然，非洲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来应付和消除一段痛苦的历史和当下的无奈。较恰当的比喻是，这就像对付一场慢性病。某天它突然发作，于是你梦想着某个早晨醒过来能平安无事。渐渐地，你麻木沉沦了，放弃了马上痊愈、恢复健康的念头。可以说，你跟那毛病相安无事了。可时光依旧在流逝。你就这样得过且过。它成了无所谓，它成了一种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