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我在东非待过八九个月:坦桑尼亚一个月,肯尼亚高原差不多六个星期,剩下的时间都在乌干达。几年后,我甚至把乌干达编到了一个故事里。只有当你对某个地方有了充分的、或至少是写作所需的了解时,你才会这么做。四十二年后,我又来到乌干达,希望能从这儿落笔,写这本挖掘非洲人信仰的书。我深信,身居一个我熟知(或多少粗浅了解)的国家,能使我更好地展开话题。可我发现这地方令人失望。
一九六六年那回,我是作为首都坎帕拉马凯雷雷大学的一名住校作家前往乌干达的,住在校园内一套小小的灰色平房里。房子整洁敞亮,屋外是镶有路沿石的柏油路,大门口拦着格栅,有门房值守。一个美国基金会为我提供津贴,足够我雇个司机和厨子。我在这里的工作不是太明确,而且多少过着隐居生活,每天全神贯注地研读一本带来的书,反而较少留意非洲发生的事,以及马凯雷雷的学生——本来我该多给些关注的。每当书读累了,想到校外散散心时,我就驱车十五英里左右来到恩德培。那里是机场所在,濒临景色壮丽的非洲第一大湖——维多利亚湖。同其他英国殖民地的市镇一样,那儿也有一个植物园,是散步的好去处。有时,植物园的一部分地面会被渗过来的湖水淹没,以提醒我们身处蛮荒,只是平日里被保护着才免受侵害。
一九六六年时,从坎帕拉开车去恩德培是一段穿越乡间之旅——旅途之惬意部分即来源于此——可现在不同了。飞机快降落时,你从空中就能看见恩德培已远非从前模样:以前,在雨季黑压压的乌云下面,只有几个村庄与定居点七零八落地散布在潮湿的绿色原野上;如今你却能意识到,这块旧日殖民时期的林区已摇身变成了值钱的建筑用地。屋顶上那些闪亮簇新的瓦楞铁皮会让你觉得,尽管在刚刚过去的四十年内,此处的情势乱得一塌糊涂——先是草菅人命的暴政,然后是大大小小的战争——但在此时此刻,底下的人恐怕只忙着疯狂地拜金呢。
去首都的路也不再是穿越乡间之旅。一旦你经过了殖民时期兴建的恩德培老行政楼和居民房(出于某种原因,这些建筑得以保存,红色的铁皮屋顶和刷过白漆的封檐板看上去还相当不错),你就会发现自己来到一处像是临时兴建的半城市化区域。很多已经完工的建筑(杂货店、车库、公寓楼)看上去都弱不禁风,仿佛建起来就是等着被拆掉似的,而同时,它们也都光鲜亮丽、千篇一律,墙上涂满了各式各样的手机广告。
到首都的全程皆是如此。坎帕拉从前是出了名的处处青山,可现在已毫无风景可言。山上全是房子,山与山之间的低洼处似乎也布满了简陋住所的破烂铁皮。随房子而来的还有金钱和轿车,以及为穷人们准备的“包达包达”——一种自行车或摩托车的士,花不了几个钱就能搭上一辆,在拥挤不堪的马路上飞速前行。在殖民时期,在后座带人恐怕是违法的。马路早已不堪重负,沥青也早已磨损,露出乌干达肥沃的红壤,即便在雨季也尘土飞扬。我认不出这个坎帕拉了。才刚到,我就嗅出,这是个发生过灾祸的地方。
然后,我拿到了人口的统计数据。数据向我透露了此地的变迁。一九六六年时,这里约有五百万人。而经过了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九年伊迪·阿明
的统治(据说他杀了十五万人)、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五年米尔顿·奥伯特
与之类似的野蛮治理(这人喜欢将头发从中分处向两边高高梳起,算是此地所谓“英国式”发型的变种)、四十年来令北部一百五十万人流离失所的频仍战火,以及夺走了无数生命的艾滋病魔……凡此种种之后,如今的乌干达却有三千万到三千四百万人口,仿佛老天故意违背自然规律,想尽力弥补乌干达流失的血液,不让这个非洲小国和它所遭受的巨大苦难湮没无踪。
这里每座山的山顶上都有座清真寺或教堂,其余地方也都随处可见大型的教会建筑。所有的基督教教派都能在这里找到。在过度拥挤的贫民区,还有比较大众的“再生基督教”组织,它们的会所前竖着广告牌,有时还会取些奇特的名字。在这里,宗教仿佛是一种营生,能满足所有层次顾客的渴求。形形色色的清真寺也彼此竞争:逊尼派、什叶派、伊斯玛仪派等。有些人将伊斯玛仪派视为邪教,但它在东非颇有势力。此间甚至还有阿赫迈迪亚派的一座清真寺和一所学校,该派尊奉一位十九世纪在印度出生的伊斯兰教先知,但他们没能得到所有穆斯林的承认。仿佛这还不够乱,利比亚的“领袖弟兄”卡扎菲 [1] 数日后还将抵达这里,为坎帕拉老城某处显要山坡上的一座宏伟的利比亚清真寺落成揭幕。想必他会照例锦衣华服,戴着墨镜,有名的美女保镖和两百名男性护卫随侍左右。在城里的商业区,靠近印度人商埠的地方,还有两座较新的印度石庙。阿明曾将印度人驱逐出境,后来人们又将他们迎了回来,但欢迎的态度却暧昧不明:本地的一家报社质疑印度人是否拿了两次赔偿,并邀读者对此评论。石庙上空飘着红旗,以示它们未被闲弃。
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乌干达依然是个封闭的内陆国家。其后,东来的阿拉伯商人用品质低劣的枪支和一些骗人的玩意儿交换了他们想要的奴隶和象牙。以残忍闻名的苏纳王接待了这些阿拉伯人。他喜欢他们的小玩意儿,尤其是镜子。他从未见过自己的尊容,因此对镜子爱不释手。苏纳王死后,儿子穆特萨
继承了王位。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二年间,穆特萨国王接见并款待了约翰·汉宁·斯皮克
,当时,这位探险家不日就要发现尼罗河的源头,穆特萨国王将他的行程阻滞了好几个月。
穆特萨当时年仅二十五岁,虽然几乎与他父亲一般暴虐,但同时,他又是位远见卓识、才智过人的君主。他喜欢斯皮克献给他的枪,也喜欢斯皮克的指南针和其他仪器。不过,在他治下的布干达
臣民,凭借着在社会组织方面的天赋、军事纪律以及复杂的宫廷礼节,经过数世纪的演变之后,也已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文明。他们像罗马人那样修建笔直的大道,有极强的卫生意识;他们在维多利亚湖上训练了一支水军,有自己的司令,也有自己的航行技术,能轻易地渡过尼罗河入侵布索加王国。他们打造铁器,制作长矛和刀具,知道如何制取树皮布,还是搭建草房的能手——屋顶非常整齐,斯皮克觉得它们简直出自伦敦裁缝之手。穆特萨了解他子民的这种种才能,由此他聪明地悟出,在他本人与斯皮克——一个典型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基督徒,时刻准备着向异教徒布道——之间,其实只有哲学和宗教观念上的不同。穆特萨本来已部分接受了伊斯兰教,如今却转而反对它,说阿拉伯人是骗子。十三年后,当他接见另一位探险家斯坦利
时,他还请其协助安排英国传教士前来乌干达。
这项一百三十年前的决定所产生的后果,如今已在坎帕拉显现出来。山顶上的宗教建筑彼此争雄,各不相让,看得出,外来宗教几成瘟疫。它们无法治愈任何疾病,也提供不了任何终极答案。相反,它们使得人们心胸狭隘、歇斯底里、误动干戈。人们很可能会想知道,假如穆特萨能够复生,是否会承认自己当年犯下了一个错误;如果让本地在信仰方面自由发展,或许新旧事物能更好地兼收并蓄。
这些外来的天启宗教为何会给非洲的本土信仰带来如此大的冲击?它们都有深奥难懂的神学体系,我认为,要让这儿的人从头把它弄懂绝非易事。我曾就此事请教过卡西姆王子。他是穆特萨家族的后裔,但信奉伊斯兰教,他所在的家族分支继承的乃是穆特萨早年对伊斯兰信仰的部分皈依。这位王子说,我想错了,其实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所以能够吸引非洲人,原因很简单:都讲来世,为人提供死后永生的寄托。而非洲本土的宗教虚无缥缈,只讲些灵魂世界和祖先的故事。
我觉得我该回去找找我原先住的那套老房子。当年,我曾在花园里种下一株鹅掌楸(从恩德培的植物园购入)。那时我脑子里就有个念头,也许以后有一天,出于某种原因,我会再次来到坎帕拉,看看这棵树长得怎么样了。可是,如今的马凯雷雷校园几乎让人认不出来了。我感觉它好像成了那拥挤不堪、满是尘土的市区的一部分。而当地报纸上的一封读者来信也证实了我的感觉:它说,这大学的围墙自被拆除后就没再重建过。不过我从一名讲师那里听说,虽然这地方此前数度动荡浮沉(伊迪·阿明当权时,有位副校长遇害,其他老资格的教职工也被投入监狱、严刑拷打),有些档案却完好无损,比如职工的住房资料。其中的记录表明:一九六六年时,我曾入住卡苏比道八十号。
这路名听起来耳熟,门牌号我却不确定。当我被带到那套已然破败的房屋前时,我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在那里待过。这房子也许是特意挑出来给我看的,因为花园里有棵大树刚刚被砍倒,树桩还留在那儿。我被带去认那个树桩,可我并不知道鹅掌楸的桩子该是什么样子的,同伴中亦无人知晓。这环境分明不对劲。记忆中,我的房子和花园是明净敞亮的,这里却阴暗封闭。地面毁损,堆了一堆土石垃圾。
马凯雷雷的垃圾是个问题。似乎没人来定期清理。在人来人往的马路和人行通道旁,处处可见秃鹳的身影。它们完全不受过往学生的打扰,用长长的喙啄着那些破垃圾袋。(斯皮克称这些鸟为“副官”,而那折起的巨大翅膀以及又长又细的黄腿的确赋予了它们一副官样,仿佛穿着长外套,驼着背,正四下打量着呢。)这些大鸟在这儿成了拾荒者。常年以垃圾为食使得它们的脸污秽难看、不成样子,还长着丑陋的肉垂。它们如此畸形地活着,这可并非造物主的本意。这一幕实在有碍观瞻,学生们也同样悲哀:在室内,他们挤在霉味扑鼻的门厅和松松垮垮地拴着晾衣绳的宿舍里;在室外,他们绝望地行走于垃圾堆间。这绝非他们的天性。一百四十年前,斯皮克曾满怀憧憬地写过乌干达人如何关注卫生。
这里的一切似乎都和这所大学及其求知的理念格格不入。数字再度透露了此中奥秘:一九六六年,这里约有四千名学生,现在则有三万人。记得从前,校内的那条主路只通往一处横着栏杆的入口。如今它却热闹得就像条购物街,而令人窒息的坎帕拉城就在外面。
在我逗留坎帕拉期间,马凯雷雷校园内至少发生过两起凶杀案(都是“外面再外面的人”干的)。在第一宗命案中,说有人冒充顾客,想要试驾汽车,把一名年轻的巴基斯坦汽车推销员骗入校园。大家都以为校园很安全,可车子一开进来,后排的一个人就掐住推销员的脖子,把刀子刺进去将他杀害。而第二起案件的死者居然是个保安,他试图在清晨时分打劫一名“包达包达”乘客,不料反丢了自己的性命。
在卡苏比道,也就是人们说我住过的地方,曾经可以望见一八八四年为穆特萨一世所修的陵墓,即从城这边的小山望见城那边的小山。而现在的坎帕拉开发过度,高楼林立,已经完全无法望见了。不过其实即便是在一九六六年,我也不曾望见过那座王陵。当时我正忙着自己的书,对本地风物漠不关心,总想着以后有的是时间去了解当地情势并游览风光,从未想过军用卡车会开上平静的坎帕拉街头。就这样,我一再拖延去卡苏比王陵的计划,直到事态发生了变化。我也曾拿到过一封觐见国王弗里德里克·穆特萨爵士(即穆特萨二世)的介绍信,可直到三月才将它寄出。我收到一封客气的回函——鉴于当时的情势,还真叫人不可思议——但那时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当时,总理奥伯特已在阿明的挑唆下派兵闯入了国王几乎毫无防御的宫廷。多数人无法想象,对国王动武这样大逆不道的事竟会发生——他可不仅是一位非洲的君王,他更是子民的精神化身。但国王最终还是设法逃了出去。他在英格兰找了一个像贫民避难所似的可怕住处,痛苦地流寓了三年之后,于一九六九年驾崩,享年四十五岁。直至今日,他的悲剧,尤其是他的早逝,依然让一些乌干达人哀痛(尽管苏纳王和穆特萨一世也只分别活了四十岁和四十八岁)。
快要结束一九六六年的东非之旅时,我去拜访了卡苏比王陵。当时那里埋葬着两位国王。我现在丝毫没有游览王宫的记忆,我想那时王宫还禁止入内。而我对陵墓的印象也是模模糊糊的,恐怕那时王陵仍驻扎着军队。我只停留了一小会儿,应该未曾获准入内参观。然而,那匆匆一瞥的印象却萦绕脑际,而且随着年深日久变得愈来愈奇幻:那是一座圆形的茅草建筑,比例匀称美观,圆锥形的茅草屋顶高过我所见过的任何用草盖的房子。那茅草又匀又细,屋檐也修剪得十分漂亮,简直是非洲的仙界。
现在,我终于有机会进去一探究竟了。
卡苏比王陵已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遗产。在这圣地外面有间小小的办公室,我们在那儿挑了个导游,又或许是他挑了我们。一进陵园就有座茅草门楼。门楼有些昏暗,由两排木头立柱支撑着屋顶。这些柱子令人惊奇:我竟不知用柱子撑起草皮穹顶是这座建筑的一大特征。走过门楼,往左就是鼓楼。此处到处是鼓。鼓是神圣之物,每只鼓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而且不同的鼓用于不同的场合。但导游却没有带我们去见识它们,尽管他声称他本人就出身于世代侍奉国王的御鼓手家族,却并不愿为我们详加解释。他只说,国王的鼓手都必须净身,因为他们总在国王近旁,有可能和国王的女人们眉来眼去。一路上他反复强调的就是这个,想借此耸人听闻。他自己并不是阉人。
门楼前是一条铺砌过的小径,笔直得如同布干达的街道,从一片光秃秃、明晃晃的地面通往陵园主体建筑的幽暗入口。入口处的屋檐几乎低垂至地面。周围的空地上有不少小小的草棚,有的呈矩形,有的呈圆形。棚子里住的都是些守陵人。他们看护着这个地方,尤其是看紧露天广场上的圣火,因为它象征着国王的生命。可这儿的土地为什么是光秃秃的呢?种点小草岂不更加讨喜?导游说,这是因为在空地上更易发觉蛇的行踪。
进得墓园来,往左手边走,顿觉眼前一黑,待到缓过神来,才注意到有个老妪坐在一个有条纹的紫色垫子上。垫子由酒椰叶纤维编成,在入口处摆着许多,而紫色也是陵墓此处的唯一色彩。老妪裹着一身长长的、有蓝色图案的棉布衣服。她有点坐立不安,两眼茫然地安静看守着墓地。她被认为是已故国王的一位遗孀,由此享有“特权”。万一国王的亡灵不安分,想要人服侍,她就在那儿伺候着。她有一张松弛塌陷的老妇人的嘴;而且由于终日不见阳光而脸色苍白。她每次在此值夜一个月,然后交接给另一名如她一样“享有特权”的老妪。
国王们并没有死。他们只是离去,遁入了森林。“森林”就在前方,在这陵墓深处。一道棕色的树皮布从屋顶悬垂下来,就像戏院里的防火卷帘,将我们和“森林”隔开。在这样的建筑里,每样东西都必须来自原乡原土,不得有任何外来物品,这一点至关重要。宗教上的要求使这里达成了某种一致,某种奇异的美。穹顶由木柱和粗大的树枝支撑着。树枝做过修剪,却并不掩饰它们的本质。此外还有二十二根用束紧的芦苇制成的横梁,代表布干达的二十二个氏族。
国王的安葬仪式很复杂。源自远古的仪式贯穿整个葬礼。(我用“远古”一词,是因为没有文字和书籍的人,不可能拥有超出他们的祖父母或曾祖父母的更久远的记忆。)人们花上三个月的时间,以文火慢慢地将国王的遗体烘干,然后将颚骨取下,用珠子或贝壳细致地装饰,最后把这块颚骨和同样饰有珠子的脐带,外加一只装有国王阳具和睾丸的兽皮袋子一并埋葬于此。遗体的剩余部分,或谓之“非本质之物”,会被送往别处。不过仪式的这一部分语焉不详,我亦不得而知。
在遮挡着“森林”的树皮布前有一个金属架子,上面放置着穆特萨国王令人敬畏的长矛:铁的、青铜的或黄铜的,有些着实华贵精美,述说着财富和谋杀。它们或是阿拉伯商人相赠,或是与他们交换得来,是王陵内仅有的进口货。架子上还有幅穆特萨一世肖像的复制品,画上的国王大睁着眼睛。这一肖像虽说在坎帕拉广为使用,其实另有一幅更加有趣,也更显庄重:它取自一帧斯坦利所摄的国王相片,收在《穿越黑色大陆》一书中。陵墓处所用的穆特萨像未具签名。没人能告诉我,它是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二年间斯皮克或格兰特
的杰作(此二人均系素描高手),还是后来人所绘。这些就是穆特萨希望人们借以凭吊他的东西(不过肖像也许是后来添的,不能算吧)。
王陵也是一处神庙,系布干达人的五十二座神庙之一,因此越发重要。神庙并非个人冥想之处,而是人们祈求恩赐之所。在长矛和穆特萨的肖像前有张垫子,上面放了三只篮子。根据不同的需要,人们把钱投入其中一只特定的篮子。然后,也许你就可以去向一个巫师求教了,但我没去试过。
好奇心驱使我注视着王陵内的一切。我仔细端详那些被挑选出来展示的穆特萨遗物,思忖这穹顶是如何搭建的,甚至设想自己也回到了一八八四年。正在此时,一只黑白相间的小猫闯了进来,蜷起身子想在那老妪前面安睡会儿。我想这小猫也许是老妪的或她家人的吧。它让我兴奋起来。在这儿,猫被认为和灵魂(通常是恶灵)相通,所以总是吃足了苦头。果然,立刻就有个健壮的小男孩不知从老妪身后何处冒了出来,开始若无其事地去踢那猫。小猫无奈起身溜到另一边,想要继续安睡,可它的冤家对头又尾随而至。我表示抗议。导游说了些好话,想让我宽心。照他讲,那男孩和小猫其实可能是好朋友。我岂能信他!
数日后,我看到乌干达电视台的一档时事述评节目,其中就有一条关于卡苏比王陵。那女主持人谈到,当年修建这陵墓时,曾拿了九个人做祭品——她语调轻松,仿佛仅仅提到一件普通的逸事。关于这件事,那导游更是提都没提。我回想起若干天前所见的场景,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树皮布屏蔽着那片国王们遁入的神秘森林,凹凸不平的地面上,面色苍白的老妪坐在棕榈垫上等候召唤。我无法想象那些人是怎样被活祭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因此,悬念犹存。
后来,我从卡西姆王子——穆特萨的穆斯林后代口中听说,昔日,当他们为一座陵墓打桩或奠基时,用活人祭祀是再平常不过的仪式。这又令我记起卡苏比王陵里那块凹凸不平的奇特地面,地面上覆盖着棕榈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