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最令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骄傲的一个思维习惯，就是直奔主题且心口一致。在社交和外交的场合，这种思维习惯就得加以节制，尽管在特殊情况下要加以控制，但率直的天性是改变不了的。和任何亚洲民族接触没多久就能使我们确信，他们的天性与我们的截然不同——事实上二者是相反的两极。我们不太重视所有亚洲语言中那些冗余的敬语，某些亚洲语言在敬语方面可能比汉语更繁复。我们也不重视使用委婉的、迂回的或者所谓谦卑的说法，去表达一些极其简单却谁也不愿坦诚表达的意思。因此，中国话里有大量说法可以用来说一个人死了，却没有一个说法会残忍地说出“死”。无论是说皇帝还是苦力的死，都要使用委婉的说法，只不过这两种情况下使用的委婉说法大不相同。在此，除了非常泛泛地关注一下之外，我们不会特别关注语言的准确程度。如果人人都同意使用有暗藏特殊含义的词汇，而人人也都能够相互理解，那么，这就不是关于准确性的问题了，而是关于方法的问题了。
玩牌的中国人
不用跟中国人打很多交道，外国人就能总结出：仅凭一个中国人说的话，不可能理解他的真正意思。这一点永远适用，无论一个外国人多么精通汉语口语——也许能听懂每个习语，仍旧不理解中国人想表达的真正意思。如果真的出现最糟糕的情况，外国人即使把他听到的那句话一字一句地写下来，却仍旧无法弄清说话人的想法。原因当然是说话人没有表达出内心的想法，只是说了一些或多或少与此相关的事情，希望别人以此推论出他的真正意思或者部分意思。
除了充分了解汉语知识，强大的推理能力是外国人能成功应付中国人的必备条件，但无论这种能力有多强，很多情况下外国人还是会误解中国人的意思，因为他的推理能力总是不足。为了说明中国人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这个现象，我们先以仆人中经常出现的事情为例。这些仆人绝非无足轻重，对我们来说，他们是我们最早接触的、代表了所有中国人的人。一天早上，管家以惯常的、面无表情的模样出现，只是说他的一位“姨妈”病了，因此不得不请几天假去探望。你根本不能从这样的一个请求中就肯定地推断出，这个管家没有姨妈，她也没生病，他根本没想去探望她，但是，更有可能的是，他委婉地表达了一个事实：这位管家很可能与厨师之间有误会，而后者在这事儿上更得人心，因此，管家只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暗示，他承认了这个事实并且退让了。
有人帮了你一个忙，而你当时没法付钱给他，虽然你觉得理应付钱给他，但他会礼貌而坚决地拒绝。他会说，帮这点微不足道的忙就收取你的东西，他就有违“五常”了，你送东西来就是冤枉了他，非让他接受就是辱没了他。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表示这么一点钱打破了他对报酬的期望，就像奥列佛·特维斯特
那样，他“想要更多”。当然，也可能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暗示你，现在或将来尽你所能地给他更称心如意的东西，现在如果接受，将来就不好再要，因此他宁愿让这个问题悬而未决，等到他想到最好的主意再说。
中国人在谈及自己的利益时非常谨慎，害怕得罪人的普遍心理使他们在谈论别人时更加小心，尤其是当有可能带来麻烦时。虽然中国人喜欢说长道短，但他们有现成的直觉，能判别什么场合不宜太过健谈。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有外国人在场时，他们会对知道的事情守口如瓶。许多时候，身边不苟言笑的人们会给我们一些“指点”，这些指点使我们明显地改变和人打交道的方式。但是，除非他们确信自己能从这么做的结果中获益，且免担风险，否则，沉默寡言的天性占了上风，我们这些朋友就会保持深不可测的沉默。
观察一个中国人拿定主意把坏消息暗示给别人是最有趣的事情。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用清楚无误的言辞来交流，话题也会跑得很远。更有可能发生的是，通过拐弯抹角的方式来间接暗示什么事情不能说，也不该说。我们的告密者不安地四处环视，好像担心周围埋伏着间谍似的。他压低声音，神秘耳语，然后竖起三个手指头，模糊地暗示他没说出这个人，但他用手势表明这个人就是家里的老三。他开始含糊其辞地说了几句，表明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但快要讲到关键地方时，他却突然停下，没有说出至关重要的谓语，却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似乎在说：“你现在明白了，是不是？”可是整个过程中，这个可怜而又无知的外国人什么也没搞懂。一点都不奇怪的是，话说到这里，你的这位“告密者”（这样叫他其实不对）会让你如坠五里雾中，正如刚开始那样，他暗示说你总有一天会发现他说的没错！
中国人和其他民族一样有一个特点，就是希望隐瞒坏消息，瞒得越久越好，就算要说，也会遮遮掩掩。然而，中国人眼里的“好的方式”却需要太多的欺骗，会让我们顿感吃惊，且看起来毫无用处。我们认识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她撞见两位朋友正在低声密语。而他们是专程来传达她离家外出的孙子的死讯的，尽管半个小时之内便真相大白了，但他们的谈话却反复强调只是在闲话家常。我们还认识一位离家数月的小伙子，他在回乡途中经过离家最近的一个村庄时，一位朋友劝他不要留下来看戏，于是，他准确地推断出他母亲去世了！曾经有人托我们将一封信送给一个远在他乡的人，内容是：在他不在家的这段日子，他老婆突然去世了，邻居们发现家中无人看管，就把他家里的所有东西都拿走了，而这些东西本应留给他这个凄凉的人。然而，信封上却写了几个非常不准确的大字：“平安家书”！
中国人拐弯抹角的本领时常表现为，该使用数字的地方却偏偏不用。于是，一套书的五册标记为“仁、义、礼、智、信”，因为这是五常的固定顺序。《康熙字典》四十多卷，也不像我们料想的，用能表明内容的偏旁部首来分册标记，而是用了纪时的十二“地支”。考生们在科举考试中待的小屋，也是用《千字文》中不重复的上千个汉字来命名的。
另一个关于中国人拐弯抹角的本领的例子是家人和别人对已婚妇女拐弯抹角的称呼。已婚妇女其实没有名字，只有两个姓，丈夫的姓和娘家的姓。她被唤作“某某他妈”。于是，一位相熟的中国人会和你谈起“小黑他妈”患病了。或许你从来没有听说他家里有“小黑”这个人，他却想当然地认为你知道。但是，如果没有小孩的话，事情就会比较麻烦了。这个妇女有可能会被称为“小黑他婶”，或者其他拐弯抹角的称呼。年纪大了的已婚妇女毫不犹豫地管她们老公叫“外头的”，意指料理家外事务的人；而没有生育孩子的年轻已婚妇女指称老公就有困难了，她没有可以暗示关系的词语。有时候她会称呼她老公为她的“先生”。听说有位妇女无奈之下，只好用老公的生意指称老公——“榨油坊就是这么说的！”
一位著名的中国将军在开赴战场的途中，向沼泽里的青蛙们鞠躬，希望他的士兵能够理解，这些爬行动物的英勇品质令人敬佩。在普通的西方人看来，这位将军似乎要求他的军队拥有几分“强大的推理能力”。但是，对于那些与中国人共命运的外国人来说，或许所需要的推理能力还得更强大。中国春节期间，当一年一度的还债时节到来时，我的一位熟人来见我，做了一些似乎意味深长的手势。他用手指指天，指指地，指指我，又指指自己，一句话也没说。定然没有理由误解他的意思，我却还是惭愧地说没看懂。他认为通过他的手势不难推断出他想借点钱，而且还希望这件事保密，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吃喝嫖赌”这个词指的是四种最常见的恶习，如今还加上吸鸦片。有时一个人会伸出一只手掌说：“他全沾了。”意思是说他沾染了所有这些恶习。
还有一个例子说明中国人有拐弯抹角的本领，就是他们复杂的礼仪规范，使得一个人能够通过异常隐晦的方式显示对他人严重的不恭。例如，一封信的折法就可以体现故意的冒犯。忘记把某一个汉字写到高于其他汉字的位置，可能造成的侮辱超过在英语中没有用大写字母拼写人名。在社交场合上，就算不说一句可能引发抗议的言辞也能表示出无礼，如，没有在合适的时刻迎接来客，或者陪着客人走的距离与客人的身份不相称。只要缺失了诸多简单举动中的任何一个细节，就可能传递出细微的、隐隐的侮辱，中国人会立即觉察出来，而可怜的、没受过这种训练的外国人就这样无数次地被蒙在鼓里，永远不知道自己从未受过怀有崇高敬意的礼遇！中国人愤怒时都会恶语相向，但那些文才横溢的人，会用精妙的暗讽表达辱骂之意，而其中的真正含义在当时不易觉察，就像一颗裹着糖衣的苦药需要慢慢消化。比如说，“东西”原意指一个玩意儿，叫人“玩意儿”就是骂人的意思。但同样的意思可以拐弯抹角地表达，说一个人不是“南北”，就是暗示他是“东西”，也就是“一个玩意儿”。
每个人都会惊讶于中国人——甚至目不识丁的中国人——在随口捏造借口方面的高超能力。这些借口完全是虚构的。除了外国人，没有人会把这些借口当真，或者只当作一种保全面子的权宜之计。即使是过于挑剔的外国人，也不求有能力上天、下海、入地地去追问人们真相，而略去真相已经成为人们的惯例。当短兵相接地追问真相时，那些最无知的中国人有一个坚不可摧的不败的防御掩体，他会利用自己的无知，全身而退。“不知道”，“不明白”，这两句话就像《圣经》中的“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
关于拐弯抹角这个主题，从每天发行的《京报》上能找到最充分的例证。没有哪里能像《京报》那样，将古语说的“指鹿为马”发展到更高的水平，运用到更广的范围。即使在中国这种“眼见并不为实”的地方，没有哪里能比透过《京报》这个绝妙的镜头看得更真切的了。尽管它是个半透明的镜头，但投影出的中国政府的真实影像，要超过从其他所有窗口看到的总和。中国人大多绕开真相不说，而是从一个人的言语去揣摩他的真实意思，如果这些是普遍事实，那么，没有比中国官场生活更能给出完美的例证，在那里，拘泥形式和矫揉造作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京报》“头条新闻”的栏目中充斥着年迈官员对各种病痛的陈述，以及渴望对皇帝批准他们退休的心情，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如果他迫切的请辞被驳回，反而被命令立即回到工作岗位上，又是什么意思？那份冗长奏折的言外之意究竟是什么？一位被指控犯有重罪的高官——奏折上写着——经查无罪，但确实是犯了罪责能减三等的其他过错，这到底是意味着奏折的作者的地位没有被别人动摇，还是说那位受审的高官确实干了那些事情！谁能搞清楚？
我们坚信，精读过《京报》每一份文件的人，通过每份文件表面的含义就拼凑出文件背后大致的真实意图，借此了解中国的实际状况，这种方法远胜过阅读关于这个帝国的专著。但是，如果任何一个非我类“蛮夷”像一个地道的中国人似的对中国的了解都达到了通过表象看本质的程度，我们却弄不清他说话的真正意思，对此，难道我们就不担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