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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是千篇一律的。面貌都一个样，都穿一成不变的蓝色衣衫，眼神呆板，好像只盯着一个地方，中国人的辫子也一模一样，像一个豆荚里的两粒豆子。然而，即使是粗浅的经验，也会让最不善观察的人认识到，无论说中国人什么，认为一成不变、千篇一律是中国人的特质，都是想当然的。无论离得多近，两地的语言总有微妙且大约难以解释的差别。这种差别积累起来，无异成为新的“方言”。不乏有人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在中国，尽管书写的文字相同，人们讲话的“语言”却大不相同。我们也常想起，各地的风俗也有类似差异，用中国人现在的俗话来说，就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样的事随处可见。度量衡也普遍存在同样的差异。在西方，生活是否方便很大程度上依赖度量衡的绝对统一。
任何双重标准的存在，常使西方人深恶痛绝，中国人却甚喜此道。两种货币、两种砝码、两种标尺，在中国人看来是自然而然、无可厚非的。问一位卖肉馅馄饨的人一天做多少个馄饨，他说要用掉“100斤面粉”，至于这些面粉做出多少馄饨，就留给提问者自己算去。同样的做法还有，问一位农民他的一头牛有多重，他随口说出一个明显太轻的数，后来他辩解说，忘了算上骨头的分量了！问一名仆人的身高，他却报出低得荒唐的数，追问之下，才承认没算上肩膀以上的部分。他当过兵，要负重时锁骨的高度是重要的。中国士兵全身都能派上用场，除了脑袋，因此忽略了脑袋。一个乡下人的计量标准就更不同了，他说住在“离城90里地”的地方，仔细追问之下，他才说减少一点，原来他算的是往返路程，最后他承认，实际距离是“单程45里”。
最触目惊心的是铜钱计量的变动。铜钱是这个帝国唯一的货币。各地的货币体系都是十进位的，是最简单的计量体系。但是若不特意追查，谁也不敢确定一串钱真有100枚铜钱。一个人不必到过18行省的地方便会发现，一串钱的数目各不相同，无法可依，无从解释，从理论上的整一百穿“一串”，到99、98、96、83（山西省会），再到33枚（直隶省东部），可能在别的地方更少。银两买卖中，这种情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没有两个地方的“两”是一样的，除非是巧合。同一个地方也有各种不同的“两”。外来人会极度困惑，所有的人都有损失，除非你专门经营银子。这让所有诚实的人产生无尽的烦恼，哪怕在中国，也是老实人占多数的。货币混乱的动因是明显的，但我们现在只关注混乱这个事实。
各种计量标准同样混乱不堪。量粮食的斗也是各地不同。政府就利用这种混乱在征粮食税时巧取豪夺，如果中国人不是这么温顺驯良，很容易引发政治动乱。“一品脱一磅，世界就是这样”
，中国却成了一“品脱”不是一品脱，一“磅”也不是一磅。计量标准的改变不仅有理论基础，还有一些惯常的做法大行其道，出现一些纯属霸道的标准，（以食盐专营为例）比如12两就算1斤
。顾客付16两的钱，却只拿到12两盐，而这种行径是公开的，所有卖盐的人皆如此，所以不算欺诈。如果有人意识到问题，也认为这不过是食盐生意的“老规矩”罢了。土地的丈量也有类似的不准确。一些地方的“一亩”地，只有别处的半亩大。那些恰好住在两地边界的人，只好准备两套丈量设备，应对不同的“亩”。
关于一“斤”粮食或棉花的价格，套用的任何现有说法（在中国旅行的人往往如此）都不保险，除非你事先知晓当下这个“斤”是什么样的。同样，统计粮食亩产时，也经常忽略一个关键事实，即“亩”不是固定的。用来说距离远近的词同样不是固定的，每个到过中国的人都能证明这一点。走陆路时，如果距离以“里”来计算，便很有必要探明这个“里”是大是小！不可否认，这样估算距离也有些道理，但我们拒绝的是这种算法的不准确、不一致。据我所知，人们普遍感觉，一旦离开官道，“里”就变“长”了。若用一天的时间能在官道大路走120里，在乡间小路上只能赶100里，在山路上只能走80多里。此外，估算的方法往往不以两地的绝对距离为基础，即使这绝对距离是按中国人的感觉估算出来的也不行。距离最终是根据行走的难易程度来算的。据此，说离山顶有“90里”，实际上，山脚到山顶相距不过90里的一半，却坚持说是90里，因为爬到山顶花费的气力相当于在平地上走“90里”。另一个颇为奇特的事情出现在直线的丈量中，即A到B的距离不一定等于B到A的距离！援引欧几米德公理“与同一量相等的量彼此相等”为证也无济于事。在中国，这个说法要插入一个否定词来修饰。比如中国最重要的一条官道，从北到南是183里，而从南到北是190里，并且奇怪极了，无论你在这条路上走多少次，无论你多么仔细地核算里程数，结果都是如此！
另一种类似的文化现象，就是，在中国，“整体等于各部分之和”也不正确。水路行船更是这样，问明了前方还有“40里路”，仔细分析之后，这个“40”竟是由两个“18里”组成的。你还会被“4个9等于40，不是吗？”的说法弄得目瞪口呆。同理，“3个18”就成了“60”，诸如此类。听说有这样一件事，一位朝廷的信使没有在规定时限内赶完一段路，他辩解说这个“60里”是“长”的“60里”。这是合理的借口，长官便命人重新丈量，结果发现实际路程是“83里”，从此就按这个数来算了。
一些散落在城市周边1到6里距离的小村庄都叫“三里村”。常能看见一段约为1里的路，如果两旁盖了房子，就成了5里，村里人坚持说那就是五里长街。
如此一来，若发现人们自行制定度量标准就不足为奇了。制作秤的人走街串巷，根据每位顾客的喜好来标出刻度小圆点（称为“准星”）。每位顾客都至少有两种秤，一种买东西用，一种卖东西用。一杆已经做好的秤是没人要的，除非想买二手秤。因为刻度一直在变，要根据每位购买者的要求而定。
计算年龄也如此，这个普遍的事实反映了中国人的民族特质。一个人的准确年龄很容易用掌管他出生年份的动物，也就是他的属相来确定，但最普遍的现象莫过于给出各种不着边际的约略年龄了。一位老人“七八十岁”了，可你却确切地知道他去年刚70岁。事实上，在中国，人刚过70就算“80”了，如果想得到精确的结果，就必须将这个“共同海损
”考虑进来。即使一位中国人想说出确切的年龄，说出的年龄也往往是过完下一个春节之后的年龄——春节就是中国人的生日，过一个春节就算长了一岁。以“十”为单位说年龄已经根深蒂固，导致不少含混的情况。不少人“一二十岁”、“没几十岁”，或者可能“好几十岁”了，举出确切数字的情况在中国是极少碰见的。同样的含混延伸到“百”“千”“万”，“万”是中国计数的实际极限。中国人毫不关心比这些一般的计数表达更为精确的计数方法。
一位熟人告诉笔者，有两个人花了“200吊钱”请戏班唱戏，而后又补充说“是173吊，不过跟200吊也差不多，不是吗？”
一位绅士和他夫人在中国生活数年，即将回国，中国朋友赠送了两幅精美的卷轴，不是送给他们，而是送给他们年迈的两位母亲——他们都仅有母亲健在了，而这两位母亲恰好同岁。一幅卷轴上写着“福如东海”和“寿比南山”，旁边以小字写了一段说明，点出受赠人已获“七十年福祚”。第二幅卷轴也是类似的华丽辞藻，但边上的小字却说这位老太太已享“六十载荣华”。对卷轴适当赞美之后，夫妇中的一人大胆地问那位主赠人，为什么明知道两位母亲同岁，却一个写70年，一个只写60。给出的回答很有典型意义：如果两幅卷轴都写“七十”岂不显得作者了无新意！
中国人的社会连带关系严重影响了我们说的“准确性”。来咨询法律事务的人告诉笔者，他“住”在某个村子，然而他的叙述明显表明他居住在城郊。追问之下，他承认现在不住在村子里了，进一步调查发现，他家19代之前就搬离那里了！我问他：“但是你不认为你现在基本是城里人了吗？”他坦然答道：“我是城里人，我们现在住在城里，但是根还在村里啊！”
另一个人叫我看他们村的古庙，他骄傲地说：“我建了这座庙。”追查了一下这个“我”，发现这座庙建于三百多年前明朝某个皇帝统治时期，那时的“我”还没影儿呢。
穿戏剧服装的中国演员
汉语学习者最先遇到的一个障碍，就是找出一个能表明事务特性的、合适的表达，以区别于其他相似物。中国人的一整套思维体系建立在一系列假设上，与我们的习惯大相径庭。他们完全不能理解西方人对万事万物都力求精准的狂热心态。中国人不知道自己住的村子有多少住户，也懒得知道。怎么会有人想知道这个人数，他实在想不通。是“几百”、“好几百”，或者“不少”，然而从来就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永远也不会有。
中国人使用数字的一大特点，是缺乏精准度，这个特点同样鲜明地体现在书写和出版的文字中。想在中国找一本不是满纸别字的廉价书可是相当困难的事。有时，误用的字比正确的字更复杂，可见误用并非为了省事，而是由于人们普遍不注重精确。同样的粗枝大叶在日常书信上也异常普遍，经常混用同音字，因为识字不多，也因为粗心大意。
赫然体现出漠视精确的，莫过于信封的题写。一封平常的中国信笺上以大字书写着“父亲大人亲启”、“慈母大人亲启”、“叔公大人亲启”、“贤弟大人亲启”等等，一般完全不提“大人”的姓名。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人这样一个追求实际的民族，竟对自己的姓名如此不求准确，着实稀奇。姓名经常一会儿写成这样，一会儿又成那样，并且我们得知，叫他哪一个名字，他都会应声。但这还不要紧，最让人困惑的是一个人有好几个不同的名字，他的名字、他的“表字”，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名字，甚为奇怪，它只用于科举考试。因此，外国人误将一个中国人当成两三个人是常有的事。村庄的名字也不确定，有时会有两三种截然不同的名字，没有哪个更“正确”。如果一个名字是误用，那就交替使用；或者一个用于官方文件，一个用于日常谈话；又或者把误用名当成形容词，与原名一起用，构成一个复合名称。
遗憾的是，中国人的教育缺失了对化学式的了解，而化学式需要极端的精确性。中国第一代化学家可能会失去许多实验数字的——他们会把“几十格令
”的什么东西与“好几十格令”别的东西混在一起，造成始料不及的严重后果。中国人有能力在一切事物中学会精确，像其他民族那样——甚至能做得更好，因为他们天生具有无穷的耐心——但我们不得不说，目前这个民族的人完全不具备力求精确的素质，甚至不懂精确是什么。如果这个说法正确，似乎可以合理地推论两点，第一，我们对中国历史记录的审验结果必须大打折扣。中国人记录的数目和数量从来不求精确，我们完全照搬便是自欺欺人了。第二，我们必须认清，在中国，任何所谓的“人口清查”数据都有大量的水分。整数不大于各部分之和，但中国的人口清查却正相反。仔细审视中国“人口清查”的各项数据关系，我们完全可以说“此事的最终结果谁也猜不透！”这也是一位精明的苏格兰人深刻领教了“法律光荣的不确定性”之后，对美国最高法院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