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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就是金钱。”这是当今发达国家的一句格言。现代生活纷繁复杂，一个劳动者在工作时间内能做很多不同类型的事务，在19世纪，这肯定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蒸汽机和电力的应用实现了这个变化，对此，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本质习气使我们提前做好了准备。无论祖先们在除了吃喝、决斗便百无聊赖的时代养成了什么习气，我们也想不出有哪个时代，我们的民族都是精力旺盛地、会一件接一件地做事情。
中国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问候语截然不同。遇见朋友，前者说：“吃饭了吗？”后者问：“你做得怎么样？”
在做“事情”是后者的生活常态，而在“吃饭”则是前者的常态。我们由此感到，“时间就是金钱”已经成了我们的第二天性，通常连最后一秒钟也不会浪费，像绝大多数东方人一样，中国人是没有什么时间概念的。他们的一天只分为十二个时辰，时辰的名称并不是仅仅指一个时段与下一时段的分界点，而是包括整个时段——一天的十二分之一时段。例如，“午时”是指十一点钟到一点钟的整个时段。我们听到过中国人询问：“月上中天是什么时候？”他这个问题用稍精确的语言可以表述成：“月亮经过子午圈，处于最大地平高度的时刻是晚上几点钟？”
类似的不确定性渗入了几乎所有关于时间的日常用语中。“日出”与“日落”是中国话里最精确的时间用语了，尽管中国有着巨大的纬度跨度（以及巨大的经度跨度）。而“午夜”同“午时”一样，不是精确的时刻，夜晚的时间由“打更值夜”来划分，也同样模糊，只有最后一更例外，因为它通常与曙光初现有关。即使在城市，“更”的时长也多少有点不确定。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对我们的便携计时器一无所知。很少的一些中国人拥有钟表，却不常用它来安排日常活动，尽管他们隔几年就清洁一下钟表，保证它运转正常。普通民众满足于靠太阳的高度来确定时间，日上一竿，两竿，或者三竿。遇上阴天，就看猫的瞳孔收缩与扩张来确定大致的时间。这些大致的时间对日常生活而言已经足够准确了。
中国人利用时间的方式与他们对时间流逝的测量有关。西德尼·史密斯
将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种：大洪水以前的人与大洪水以后的人。大洪水以后的人发现人类的寿命不再长达几百年，甚至近千年，因而学会了抓紧时间，以适应环境。相比之下，大洪水以前的人没有意识到玛士撒拉
时代（即人类有几百年寿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一如既往地依照宗法的规划继续生活。
中国人便算是“大洪水以前的人”。出色的说书艺人，比如茶馆雇来吸引并留住客人的那种人，让人想起丁尼生
的长诗《小溪》，“人们来而复往”，他“却依然故我，永远永远”。戏曲表演也是这样，有时连续表演好几天，尽管与暹罗的表演时长相比是小巫见大巫——有人告诉我们，他曾在暹罗看过一场戏，竟然演了两个月！中国的杂耍技艺如果演得好，是极其巧妙而有趣的，但有个致命的缺点——他们总要说一段冗长乏味的开场白，于是，不等表演结束，外国观众就会后悔光顾了。可怕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中国冗长的宴席，菜肴的数量与种类多得超乎想象，有过这种经历的外国人无不惊恐、绝望，而中国人对这种享受还意犹未尽。中国人最悲情的一句谚语便是“天下无不散之筵席”，然而对于被诱骗进宴席陷阱的、闷闷不乐的“蛮夷”来说，这句被寄予希望的普遍真理往往在对宴席的绝望中幻灭。
中国人从很小的时候起就习惯于按照大洪水以前的古旧方式行事。上学就去一整天，从日出到天黑，中间只中断一两次来吃饭。学生和先生从没听过还有其他教育体制。科举考试要持续几天几夜，每一级都很严苛。尽管大多数考生在这种不合理的考试安排中经历了诸多不便，却不相信这种文化素养测试有内在缺陷。
受这种教育的人创造出来的精神成果，会让人联想到他们经历的教育过程。中国语言在本质上就带有大洪水以前的特征，需要花费玛士撒拉的一生那样漫长的时间去学习。拿古罗马人的一个特点说古代中国人也准确，那就是如果强迫他们学会自己的语言，他们就永远说不出、写不出有价值的东西了！中国的历史也带有大洪水以前的特征，不仅试图回溯宇宙洪荒、混沌初开，而且这条绵延不绝的历史长河缓慢流淌、浑浊不清，水流揽入怀中的不仅有历朝历代的大树，也有无数枯树、干草、残枝。只有一个不受时间影响的民族，才写得出这样的历史，也只有这样的民族才读得下去；只有中国人的记忆，才能把这样的历史贮藏在宽大的“肚量”中。
中国人漠视时间，也体现在勤劳这个特征中。前文提过，中国人勤劳的内涵同盎格鲁-撒克逊人截然不同。
“有幸”同中国包工头和工人们一起盖过房子的人，有几个愿意再同他们合作？中国人迟到早退，时不时停下来喝喝茶；他们走上很长的路，从老远的石灰坑只扛回一袋几夸脱的泥浆，若用手推车，一个人就能干三个人的活儿，却没人愿意这么干；下一点小雨就全面停工；工作普遍事倍功半，因此往往很难计算这帮人每天的工作量。据说，一位外国人不满木工钉板条的进度就亲自动手，在工人们吃晚饭的时间内，他一个人完成了4名工人半天的工作量。
对中国工人而言，修理工具是件耗时的大事。然而，如果工具是外国人的，便可肆无忌惮地用了。工具神秘地损坏，却说没人碰过。“被告之下落不明”便是给所有工具失踪最恰当的解释。杆子和小椽子搭靠在墙上，连接处用买来的绳子捆好，再搭上木板，就是脚手架了。整个施工过程，每天都危机四伏。以往所有的经验都用不上。在这个地方，沙子、石灰和泥土都不按它们通常的用法来使用。外国人很是无奈。他就像格列佛在小人国被细线拽倒了，无数细线连在一起，他就招架不住了。一位广东承包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鸦片烟害了他，他的诺言和他的金钱一样统统消失在烟雾里了。最后，我们实在忍无可忍，只好把他的过失一条条摆出来：“早就告诉你玻璃的尺寸，你量了窗户好几次，每次做出来的都是错的，完全用不了。没有一扇门能关严。一点胶水都没用，地板的板材太短，太少，全是节疤，而且还没干透。”过了一会儿，这位温和的广东人愁苦地盯着说话人，似乎理出头绪并温和地规劝道：“别这么说！别这么说！这么说有失体面！”
木匠们在锯木料
对于中国人来说，盎格鲁-撒克逊人动不动就不耐烦，不仅难以理解，而且毫无道理。有人犀利地指出，他们讨厌我们没耐心，正如同我们讨厌他们缺少诚意。
无论如何都很难培养中国人理解快捷的重要性。听说，一整包外国邮件在相距仅12英里的城市之间耽搁了好几天，只是因为邮递员的驴病了，需要休养！中国电报总局的管理方式完全没有电报局应有的样子。
中国人没有时间观念，在社交拜访中表现得最令外国人气恼。在西方，社交拜访有一定的时间限度，不会拖延太久。在中国却没有这种限度。只要主人不让客人留宿，客人就必须滔滔不绝地讲话，哪怕他已经精疲力竭了。拜会外国人时，中国人完全意识不到时间是宝贵的。他们会一起坐上几个小时，不知所谓地闲扯，而绝不告辞。一位优秀牧师的座右铭是“想见我的人皆为我想见之人”。若他在中国待过，一定会对这话作重大修改。经历过中国人的这种拜访之后，他便会效仿另一位忙碌的牧师，在书房中挂出一句神圣的箴言：“主保佑你离去！”如此直白的相告会让中国人的精神大受打击。他会很长时间一言不发，长到能耗光10个欧洲人的耐心。这位中国人终于开口了，便明白了“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这句俗语的道理。若外国人都像已故的马根济
医生那么做，会过得愉快些——这位医生发现他的中国客人一拨接一拨地不断来访，中国友人“一来就不走了”，占用了他的出诊时间，于是，他常对中国友人说：“请随便坐，我有急事，失陪一下。”若外国人能像一位初学汉语者那般天真率直，会过得更愉快的——这位学生刚学会几句汉语，想用一下，便在下课时大喊：“打开门！出去！”弄得老师大惊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