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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欧洲硅谷”一直是许多国家的梦想，
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尽管有公共政策和资金的支持，欧洲的这个梦想一直未实现。
欧盟的问世和泛欧市场的产生，使得欧洲进一步确信应采用成功的国外模式。这种观点也被以色列创业投资行业的繁荣发展所印证，它们利用硅谷发挥优势，克服了自身地理和金融的不足。
不幸的是，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我们已经提过的事实：文化在创新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加利福尼亚州和以色列的居民更多的是风险偏好型，而欧洲的居民更多的是风险规避型。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多种多样，且根深蒂固。因为没有简单的方法能够改变这种区别以移植美国模式， 欧洲（仍）不得不构建自己的创业投资模式 （见图2-2）。事实上，欧洲在创新和技术进步方面领先于美国，但这些创新很少能取得商业上的成功。
欧洲本土的创业投资机构都急切地寻找商机。2003~2006年，欧洲的创业投资年均增长率为23%，而美国的年均增长率只有0.3%（The Economist，2009c）。然而，欧洲的基金很少局限于仅在某一个国家进行配置，其显著特点是在整个欧盟范围内配置。考虑到创业投资对国家发展的贡献，这种配置对促进欧洲未来15~20年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这些公司定位欧洲大陆市场非常重要，可以有实力与能够立即进入如此规模市场的美国公司进行竞争。
图 2-2
资料来源：Inno Policy TrendChart-ERAWATCH database，Technopolis（European Commission，2012）.
为了将配置范围从单个国家扩展至泛欧规模，欧盟需要将四个障碍转化为资产：分割的市场，居民的强风险厌恶，移民的长期缺乏，行业导向的欠缺。资本市场规模（对创新与技术进步的货币化而言）相对较小，并总是受限于国家范围，这对于创业投资的活跃发展也是一个障碍。
欧洲创业企业资金匮乏，主要原因是潜在投资者（或者说是，英国养老金所受的监管约束）对这一资产种类缺乏兴趣。但创业成本仍然相对较低，特别是考虑了基础设施和教育体系的质量/成本比等因素后。人才并不缺乏，且相对便宜。在欧洲，对于创业投资支持的创业企业首次公开发行仍然较少，退出主要是采取并购出售方式。由此，随着欧洲创业投资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将会越来越有吸引力。
欧洲现代创业投资行业的兴起，归功于 采用有限合伙/普通合伙结构 所带来的重大变化。英国有其本土（不列颠和苏格兰）的结构模式。法国通过创建风险共同投资基金（FCPR）模式将这一框架纳入其法律。瑞士也创建了自己的模式，如卢森堡风险资本投资公司。这样做的一个动机是，给本土风险投资机构提供同离岸结构一样的优势。在许多方面，欧洲国家为资本利得建立了特别的税收体系，以鼓励投资者投资于创业投资机构。
尽管整个欧洲范围都采用了美国的最优做法，但 欧洲创业投资行业才刚刚作为私募股权的一个部分，能够吸引国际上的有限合伙人。 其原因主要是2001年以前，对于给定风险，美国创业投资的收益率明显高于欧洲。美国创业投资的危机使得欧洲创业投资管理人在融资方面领先。尽管如此，欧洲创业投资基金的融资额仍仅是美国基金的一小部分。
但是，在欧盟经济和金融联盟出现后，这种良性循环的局限就显现出来。突然之间，不仅欧洲本土公司进入整个欧盟市场的障碍减少，在欧洲有分支机构的外国公司的进入障碍也减少。由于欧洲的公司比美国便宜，同时美国创业企业更容易上市，美国的快速成长公司可以在很优惠的条件下买到进入欧盟的护照。雅虎、易趣以及其他大型公司都是在1997~2003年这一期间出现并选择这一方式进入欧盟。
上述方法同样适用于创业投资，最早的泛欧创业投资机构均来自美国，如IDG资本、标杆资本（Benchmark Capital）以及其他来自硅谷的著名普通合伙人。对美国巨头而言，学习欧洲市场运作的一个方式是跟随欧洲本土机构，并发觉有潜力的收购对象。
欧洲已经采取了 大量举措来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创业投资行业。 每个国家都采用了一些源自美国的创意，如有限合伙制和小企业投资公司（SBIC）体系，以实现对创业企业的国家支持。这些举措困难重重、曲折反复且成本过高，但最根本一点是其仍然是国家性的。
英国作为欧洲市场的领导者，主要归功于英国创业投资载体的较早上市，例如1994年3i的上市。3i可以说是英国“私募股权”的西点军校。
凭借这一点，加上其金融中心的影响力、与美国类似的文化和语言以及创新的传统，英国成为私募股权机构创立地的选择。区域和泛欧的杠杆收购基金管理人都将伦敦作为其总部的首选地。
法国试图探索自己的发展方式，将公共举措和半私人融资相结合。法国于1955年创立地区开发公司（SDR），用以培育本土企业并帮助其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尽管这是一种成本很高的举措，且最终失败，但为法国创业投资者和杠杆收购投资者获得技能并进而为独立基金（其中一些独立基金采用跨大西洋结构，如Sofinnova和Apax France）的兴起提供了条件。
英国和法国甚至采取了更进一步的措施，鼓励个人投资者参与创业投资。英国创建了创业投资信托（VCT），法国发展了创新共同投资基金（FCPI）。在收益率方面，这两种载体的模式还远未能说成功，但是它们吸引了大量资本进入创业投资这一新兴行业。这是否足以创建创业投资行业？欧盟似乎愿意相信这一点（Toller，2011），因为它计划为VCT建立一个单独的市场。
欧洲没有可供有潜力的创业投资支持公司上市之用的参照性金融市场（类似于纳斯达克），因此，欧洲创业企业仍比较便宜。由于退出途径仍然是并购出售，创业投资者为帮助其组合公司发展而投入的金额有限。于是，当组合公司开拓其他国家市场时，考虑到其中的成本，这些金额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尽管欧盟的法律日益趋同，
每个国家的法律仍然是进入该国市场的障碍
。所以，创业企业主要还是限定于本国市场（见图2-3）。一个例子就是专利体系，在欧盟仍然昂贵且烦琐。
另外一个例子是公司法统一实践的缺乏，尽管欧洲公司（Societas Europaea，SE）2001年以来就已经存在，并逐步被成员国承认。然而，欧洲企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在欧洲其他国家扩大销售时遇到问题，最主要的挑战便是语言和文化差异。
图2-3 公司的优势市场分布
资料来源：EU Innobarometer 2009.
因为欧洲有其特定的遗产，其创新过程是共同的文化背景和国别差异的结果。大部分隐藏于统计数据，能够被明确识别，主要是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创业投资的融资不仅跟人际网络有关，还来自于富裕家庭（家庭办公室）、公司、公共财政（直接或间接地）和银行（直接或通过被动结构）。除了独立风险投资机构外，根据国家特点，有些融资来源要比其他的更重要：瑞士是公司创业投资和家族办公室；法国是公共财政和公司；德国是银行和公司；意大利是家庭办公室和人际关系；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是家族办公室和公司。
在欧洲，大型企业在创新中的作用仍至关重要 （见图2-4）。企业巨头不仅有分拆业务单元的传统，同时还设立 公司创业投资计划 用以保持创新领域的地位。
图2-4 创新密集型行业企业中各个环节的创新活动
资料来源：EU Innobarometer 2009.
这些企业巨头还是政府采购市场的关键客户，这需要3~5年的存续期和盈利期。2006~2008年间，欧盟只有27%的公司赢得了政府采购（见图2-5）。
图2-5 政府采购中的企业参与
资料来源：EU Innobarometer 2009.
更糟糕的是，政府部门往往很不愿意接受创新的产品和服务。这一态度降低了创业企业获得政府订单的兴趣（见图2-6）。
图2-6 政府采购中的创新
资料来源：EU Innobarometer 2009.
结果是，大公司赢得了政府采购的主要份额（见图2-7）。这些大公司通常 在欧盟主要市场国家都有设点， 这对小公司开拓海外业务很有帮助。
图2-7 政府招标中创新出售的机会
资料来源：EU Innobarometer 2009.
尤其是考虑到开立银行账户、开业、了解法律和税务体系以及当地公司和业务经营方面存在的困难，在欧洲大陆市场开设分支机构非常复杂。因此，与大公司保持紧密合作关系是在欧洲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美国也许并不重要。这也适用于欧盟各个国家以及整个欧盟的创新潜力，创业企业设计出的产品/服务要么是对企业巨头业务线的补充，要么是企业巨头的上游。这意味着，不管怎样，创业企业和这些大公司活跃于相同行业：瑞士是医药、法国是基础设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是移动通讯、英国是软件和服务。
信息技术带来的产业革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上述格局。欧洲现在受益于高质量的电信基础设施，“信息时代”的到来，为创业企业在其自己的国家内开展业务打开了大门，尽管它们在该行业缺乏传统和经验。
原因在于信息技术产业已成为公司内部和公司之间的黏合剂。罗杰·迈克奈米（Roger McNamee）对这种观点做了概括（AlwaysOn，2005）：“20世纪90年代有三波应用浪潮，发达国家的每个企业都同时经历了……我们正处于浪潮之间，在企业网络服务方面有着巨大机遇，这需要创造最佳实践……人们甚至还不懂什么是企业的业务流程，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花费……资金在自主研发上，而不是买现成的。由此，这些资金分散使用到广泛的用途中去。”
这为 欧洲的创业企业开辟了一个广阔的视野， 因为突然之间，公司的规模并不那么重要了，相反，重要的是一个公司是否有能力满足客户需求以及适应当地特点。事实上，信息技术革命仍在影响各个行业。像旅游业这样的信息密集型行业，已在信息技术革命中重新定义，航空公司90%的机票预订现在是在网上完成的。然而，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基本上没受什么影响，但可能成为下一波企业和消费者信息技术趋势的目标。对无所不在的现有基础设施的利用、业务流程自动化的需求，会在经济中进一步普及信息技术，从而在传统行业中创造新的机会同时使信息技术满足行业需求。
欧洲创业投资将在 挑战性评估 中占据一席之地。行业之间的差别将会越来越模糊，企业巨头正在制定行动方针来适应这种变化。创业投资者的困难在于，如何为那些能够提供必需性产品和服务的创业企业提供融资，同时超越利基市场，以适应这一变化。
欧洲已经在 很多行业确立了领导地位， 例如移动通信、GPS系统、信息技术系统集成和融合，甚至在更多的新兴行业，例如清洁技术、生物技术、医疗系统和纳米技术。但欧洲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跟随国家领军企业的 渐进式创新 。虽然不太明显，但渐进式创新确实是经常性经济增长和长期性经济增长的源泉。渐进式创新的能力可以解释为什么欧洲能够在创新领域赶上美国和日本（见图2-8）。
图2-8 欧盟与美、日、韩、加、澳、俄、中、印、巴、南的创新差距
如果一个国家的指标相对得分高于0，那么这个国家的创新绩效领先。如果EU27指数的相对得分高于0，那么其创新绩效领先。每5年比较相对年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TrendChart-ERAWATCH database，Pro-Inno Europe（European Commission，2012）.
图2-8 （续）
图2-8 （续）
信息与通信技术是推动欧洲经济增长和创新的引擎。过去十年，产业的几乎全部收益都来自信息与通信技术行业，信息与通信技术行业的投资增速是同期GDP增速的三倍。信息与技术行业的资本投资占全部资本投资的40%（见图2-9）。
图2-9 欧洲不同行业研发构成的平均份额
资料来源：Europe Innova Synthesis Report 2008.
信息与通信技术帮助各行各业的企业把业务做得更好、更快和更便宜。欧洲能在运输、能源和医疗健康等各种劳动密集型行业中遥遥领先，得益于其融合信息技术，组织虚拟化生产，与竞争对手差异化，并为顾客提供创新产品。
因此，美国和欧洲的创业投资机构的风险–收益状况不尽相同。美国的创业投资机构着眼于通过IPO变现投资，因此只关注少数创业企业，而欧洲的创业投资机构以更稳健的速度培育更大范围的创业企业，并尽量避免失败。
在许多方面，欧洲在创业投资市场的专业化方面已经非常成熟。然而，不同市场的发展程度有差异。英国、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最发达，拥有众多活跃的创业投资机构。而其他市场较为落后（见图2-10）。
图2-10 创新绩效的收敛
注：正方形代表创新领先者，三角形代表创新跟随者，菱形代表中等创新者，圆形代表追赶国家。
平均年增长率是5年计算结果。
资料来源：TrendChart-ERAWATCH database，Pro-Inno Europe（European Commission，2012）.
因此，当前的挑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提供一种使落后市场赶上发达市场的方法；二是为了获得在某些行业的竞争优势和领导地位，要发展一个欧洲平台。
2.2.3.1 分割的市场
欧洲的困难部分是由于产业政策的差异所造成的（见图2-11）。例如，研发支出在某些国家可有20%或更高的税收抵扣，而在有些国家则不可以。
图2-11 企业研发的政府直接资金支持和研发的税收优惠（2010）
资料来源：OECD，2012.
建立一个活跃的欧洲创业投资行业，特别是种子期和后期融资，意味着减少后期的干预障碍，使得泛欧领军企业的成本能够与美国领军企业相同。至于种子投资，就必须依靠国家（甚至是地方）的举措，因为它们最接近需求，但需要控制资本成本，特别是涉及公共融资。
然而，分割的市场也可以是一个优势。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国家障碍（语言、法律等）在竞争中被保护到一定发展阶段。那些能够开拓欧洲市场的公司具有实力，并证明了其在逆境中发展的能力。分割的市场也是检验产品或服务适应不同消费者需求能力的一种方式。创业投资者的困难来自于创业企业不同阶段的融资。美国的融资是线性的，每轮融资中，随着规模增加，估值也随之提高，而欧洲却是不同情形。国家领军企业被认为遵循相同趋势，但不成功。未来的泛欧公司或国际公司需要第二波融资轮次。这通常延长了初始投资者的持有期（种子期和早期轮次的融资），并稀释了其所有权（从而降低财务收益）。
从许多方面来说，一个真正的欧洲创业投资市场的出现，和活跃的直接二级市场有关。当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应允许国家投资者退出，以此保持创业投资价值链的活力，且不妨碍组合公司的发展。过早被引入证券交易所的公司遇到了成长和成功方面的困难。允许早期投资者退出，同时通过私人方式继续扩大公司，是欧洲有能力挑战美国的重要一步。
2.2.3.2 强风险厌恶
对于欧洲的通常印象是缺乏企业家精神，而企业家精神则是美国的特征。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指出，国家“可以想设立多少孵化器就设立多少，但如果像芬兰那样只有3%的人想成为创业者，仍难以创建创业经济”（The Economist，2009b）。然而，事实可能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简单。
根据欧盟排名，芬兰是欧盟创新友好度最高的国家（见图2-12）。芬兰政府当局也为此创建了适合本国居民的环境：芬兰受益于其欧洲最先进的创业环境。用创业活力水平作为标准来分析某一特定国家的成功（如芬兰），如果标准不加区别地运用于每个国家而不考虑其特殊性，就可能产生误导。
图2-12 欧盟创新友好型社会文化环境指数
资料来源：Europe Innova Synthesis Report 2008.
换句话说， 不同国家关于创业成功的概念千差万别，私募股权投资策略的类型也是如此 （见表2-1）。并不是说对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进行风险厌恶的比较，而是一个国家的居民不愿意承担某些风险，但更愿意承担另外一些风险。正如前面提到的，在欧洲大陆，公司创业投资和国家领军企业（如芬兰的诺基亚）的作用，决定了企业家与其特权合作者共同成长的能力。 市场的大小也限制了成长： 诸如美国的巨大成功不太可能发生在人口只有几百万人口的经济体中。
表2-1 私募股权投资的风险和收益
欧洲的创业者培育公司可能不是为了卖掉，而是希望将公司传承给下一代。这意味着所有者经理人（owner-manager）会为公司制订长达数十年的持续发展计划，而在美国更常见的是，所有者经理人将控制权交给经理人，并最终出售企业（可能是为了创建另外一家企业）。因此，连续创业者在美国比在欧洲更常见，但欧洲创业者可能比美国创业者具有更多层的意义。
我们通常认为连续创业者对于经济是一个积极因素，这可能是美国的情况，但对其他国家未必如此。首先，创建一家企业的成功（或失败），未必构成创建另一个企业的有用经验。原因在于，每个创业企业都不同于之前的企业（创建企业的环境也不同），并且在较小地域市场中复制技能几乎是不可能的。另外，长期经营的所有者经理人可能对经济更有积极作用：决策更注重长期影响，从而这种团队在长期比短期创造更多价值。
连续创业者意味着所有者经理人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内（5~7年）会离开企业。这意味着美国的企业必须承担招聘、机会和变动等成本。这还意味着美国企业在高管的不确定性方面比欧洲企业承受更高风险。由于创始团队长期留在企业，欧洲的公司不需要承担上述成本，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企业肯定会更成功。
2.2.3.3 移民的缺乏
教育体系是差异的一部分 。美国的教育体系注重实用知识和专业化，而欧洲的教育体系为个体提供更广的背景和自我学习能力。这种知识有助于处理不断变化的环境，对不可预料的事件做出快速反应，应对竞争力的不足（尤其是欧洲人口的低流动）。
教育体系也形成了 经济与创业环境的黏性 。如果他们的教育使其确信，在不具备创业之始所需的一些特定要素就不太可能成功，那么个体将会更少受到贸然创建一个新企业的诱惑。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的全面性也是一个制约因素：欧洲的创业者能够预见障碍并在心理上接受。但是，欧洲企业家的这种文化和教育背景，可以帮助他们的企业更好地适应环境、融入环境，并参与其中。
如果欧洲想要提高破坏性创新的能力，突破日常的心理、文化和社会的限制， 必须改变其移民政策，向想成为企业家的人开放边境 。硅谷52%的新创公司由移民创立，这一数字在10年前还仅有15%（The Economist，2009b）。一个国家的移民政策不仅表明其从流入的外来人口中获益的意愿，而且也表明其已经准备接纳并促进他们的发展。同时，这也给了外来人口一个信号，即国家准备给弱势群体一个机会，这转而促发了他们对成功的竞争和动力，尽管缺乏初始资产。
移民与教育紧密相关。因为美国的大学受到高度认可，外国人想从那里毕业并在美国开办企业，从而充分利用他们的知识和个人经验。外国人将弥补本土知识的不足，但移民并不害怕失败。所以欧洲必须提高其吸引力，或许重点可以不同。欧洲可以推进其公共研究并展现一个公平选拔程序，选拔基于候选人的能力，而不是基于他们的钱财，或在语言和资格考试中取得成功的能力。在很多方面，移民都梦想着生活在“美国梦”中，他们更加努力工作，同时也承担更多风险。
2.2.3.4 欧洲的下一个创新源是什么
公共研究和私人研究决定着欧洲创业投资的成功。 大学研究经费的经常性匮乏 是创业企业和风险投资面临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经费匮乏基本上是个神话。事实上，三个欧洲国家（丹麦、瑞典和英国）的创业投资行业规模占整个经济规模的比重超过了美国（The Economist，2009b）。
一个国家投资于研发的金额甚至不是主要问题，因为有些欧洲国家用于研发的金额处于领先地位（见图2-13）。事实上，最重要的因素是创新产生并在经济中扩散的方式。创业投资在经济中扮演着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传递者角色，充分利用实验室向项目团队的传递，以及随后项目团队向创业企业的传递。而这种适合于欧洲结构的传递的缺乏，制约了欧洲创业企业和风险投资的发展。
图2-13 国家经济中的研发比例
资料来源：Europe Innova Synthesis Report 2008.
更糟糕的是，欧洲的大学缺少一个能够聚集大量科学家和创业投资的领导者。每个国家都在复制邻国相同的体系，协同效应有限。欧洲所缺少的可能是大学研究的合作，以及任何一个特定学科的明确的能力中心。
这种大学之间的分裂对欧洲是一个挑战，尤其是因为下一波的创新是在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融合、纳米技术和其他行业的融合、新材料和其他行业的融合。建立跨学科团队，不仅是学术所需，也是实际需要，以利用共同的校园设施来建立项目团队并开展前瞻性项目。
这也是为什么欧洲注重于渐进式创新：容易定义、引导和转换为公司。大学的分拆也比较容易管理，因为当团队明确地受到某一类干预，就仅属于这一类。由此，欧洲每年取得的专利数量比任何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多（见图2-14），但每个国家的贡献差别很大（见图2-15）。
图2-14 根据发明人所在地的专利数量，按所有在EPO，USPTO和JPO申请专利的优先权年份
资料来源：OECD，Patent Database（2012）.
图2-15 欧洲每十亿欧元GDP的专利合作条约（PCT）专利申请（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成欧元）
资料来源：TrendChart-ERAWATCH database，Pro-Inno Europe（European Commission，2012）.
这些在大学开发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以及谁有权从创新中获利必须予以明确，特别是有助于企业家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利用。
这些专利的相对创新程度以及它们开发利用仍需要分析。一个基本的指标是这些专利创造的国外收入（见图2-16）。瑞士和挪威是异常值，但仍可以看出有些国家在将创新转换为企业方面的能力更强。
图2-16 特许和专利的国外收入（占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TrendChart-ERAWATCH database，Pro-Inno Europe（European Commission，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