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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许多方面来说，20世纪前的工业革命属于第1章所述的类型，即创新是政治和金融相结合的产物。铁路、运河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都属于这一类。但是， 政治利益与私人利益错综复杂的交织导致了金融丑闻， 这与西方社会的民主制度日益不相容。巴拿马运河项目这一法国重大金融贿赂丑闻，就是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有害结合的一个例子。这一丑闻在当时的欧洲绝不是个例。
为避免丑闻的进一步发生，公共政策的实施应从公共财政的支持中分离出来，从而引入了公共财政管理的控制。1918年由美国国会创建的战时金融公司（War Finance Corporation，WFC）就是一个例子。WFC最初是为支持战争相关产业而设立，后来转为支持农业和铁路行业（Cendrowski，Martin，Petro&Wadecki，2008）。
这开辟了 为公共利益目的向私人公司提供公共支持的传统 。1932年在美国成立的复兴银行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是另一个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催生了另外一种措施。1942年，美国国会设立了战时小企业公司（Small War Plants Corporation，SWPC），顾名思义，它是专门为小企业服务的。这一措施意味着， 为国家和公共利益目的需要扶植企业家与小企业。
这种扶植包括金融、培训与法律 。不仅SWPC建立了通过贷款向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的趋势，随后成立的小企业办公室（Office of Small Businesses）还创建了培训项目。朝鲜战争期间，小企业可以申请参与政府合同的资格。这为1953年设立小企业管理局（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SBA）铺平了道路。
为促进和保护小企业利益而专门设立一个政府部门， 是美国早期对企业重要性认识的一个体现。有趣的是，SBA的一项主要活动是为企业家提供 培训项目和融资支持。 从许多方面来说，政府都把发展企业放在政策的首位。
1958年，为进一步支持企业家，且不仅仅局限于公共支持，小企业投资公司（Small Business Investment Companies，SBIC）成立。
这可视为美国现代创业投资行业的非官方诞生日。因此，“政府在硅谷的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关闭和启动’模式的政府资金”已经存在了20多年，这戳破了“‘瞬时产业化’的神话”（Lerner，2009，第34、8和33页）。
SBIC是美联储声明的产物：“简而言之，小企业无法获得信贷……以跟上技术进步。”（Cendrowski，Martin，Petro&Wadecki，2008）。这番话至今依然正确，2007~2009年金融危机时中小企业突发性的流动性枯竭更是如此。通过允许进入政府市场以促进订单，SBA不仅支持新兴企业的创办，还支持新兴企业的成长。而欧洲在这方面仍然欠缺。
新技术是SBIC措施的核心，进入政府市场是扶持小企业创新以及与大企业竞争必不可少的重要支持。在冷战背景下， 武器装备与国防工业占了公共支出的大部分，并引领着研发。 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领导美国以取得相对于苏联的技术优势。为应对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ARPA于1958年创立。1973年更名为DARPA，并产生了许多重大技术创新，如超文本、计算机网络和图形用户界面。
国家预算从基础设施设备到国防的转换，显著影响了企业家的想法。这表明，不仅是商业创意，市场（即便是很小的或高度专业化的市场）对企业家也非常重要。政治决策与公共资金分离，是政府行为的第一步转型。公私合作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公共预算达到界限的时候。因此，公共介入主要在激励方面，扶持初创和早期企业的创业投资机构，或在市场方面，支持中小企业在政府订单中享受《平权法案》的平等地位。
不是所有公共措施都有利于创业投资行业。 20世纪70年代，市场严重衰退，IPO寥寥无几，许多投资者无法变现其投资。私募股权投资遭遇困难，投资收益也受到极大影响。金融衰退导致美国国会于1974年投票通过了《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ERISA），以防止养老金管理人承担过高风险。私募股权被视为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养老金于1975年停止对其投资（创业投资基金该年仅募集了1000万美元）。1978年，ERISA被解释为允许养老金管理人投资私募股权。
扶持创业生态系统的第四个要素是资本利得税率的改变，从49.5%降低至28%（后来降低至20%）。帮助创业投资机构募集基金的其中一个途径是展示可观的净收益，而降低税收对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的收益有直接和显著的效果。图2-1显示了监管、金融、税务和政府订单对私募股权兴起的影响。
图2-1 1975~1989年创业投资与收购的年投资额
资料来源：Thomson Financial,Cendrowski,Martin,Petro&Wadecki（2008）.
在直接和明确的公共介入所开创的新空间里，逐渐出现了一系列新角色，如大学、大集团的子公司以及职业创业投资者。
现代私募股权的第一个创举是1946年成立的美国研究开发公司。退伍军人、当时正任教于哈佛大学的多里奥特，决定设立投资组织。地点对ARD的成功 举足轻重 。多里奥特选择了他所移民的美国，而不是当时已经能够回去的法国。另外，他选择在哈佛创办ARD，而不是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由多里奥特联合创办的欧洲顶级商学院。
事实上，ARD最成功的投资是由两个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工程师创办的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DEC）。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都位于波士顿地区，有助于建立坚实的关系网络。1970年DEC的首次公开发行具有里程碑意义，意味着创业投资可以通过为新创企业提供融资并引导其上市，在新技术领域取得成功。
大学与创业投资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 不仅给创业投资机构提供大量的项目来源，还对创业投资机构进行投资。校友网络是非常有价值的资产，创业投资机构可以利用它来发展组合公司、招募人才、评估投资机会、介绍投资以及获得良好声誉。
大学与国防工业有很多合作， 特别是在研发方面，创业投资机构与国防部门也有着紧密联系。美国政府有自己的投资组织（In-Q-Tel公司），但创业投资机构热衷于为 最终可转化为民用的技术 提供融资。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以色列。这个国家仅有740万居民，却有100家基金和4000家高科技公司（The Economist，2009b）。这些公司在很多方面都与以色列的国防工业有关，特别是信息技术安全保护（如Checkpoint软件技术有限公司）、通信（语音邮件、即时消息和统一通信）和半导体。
然而，由于以色列的市场太小，且股票市场不能容纳这么多新公司， 根据以色列的创业投资模式，这些公司一旦试点成功，就将被改组为美国本土公司。 然后，由美国的创业投资机构为这些公司的市场推广阶段提供融资，并最终在纳斯达克上市。大约有70家以色列公司在纳斯达克交易（The Economist，2009b）。
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努力，推动了以色列通过教育特别是大学处于创新前沿。年轻有为的学生拿到学士学位后，在部队从事2~3年的高技术工作，退役时便具备了出色的理论和实践背景。他们甚至可以拥有在部队所取得创新的知识产权。当他们启动创业时，可以获得来自特拉维夫的创业投资机构的资金支持。
以色列的博士、工程师、科学家占总人口的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在信息技术和医疗行业拥有非常有影响力的机构，如以色列理工学院。以色列 没有照搬 美国的创业投资行业，而是 发展了自己的模式， 在需要的时候对接美国的框架，从而 创造协同效应 。这与欧洲的做法完全不同。
多里奥特的成功在于20世纪60年代股票市场繁荣带动了创业投资行业的发展。一些由ARD前高管创建的团队，也取得了属于自己的成就。 多里奥特方法和SBIC系统的培训， 以及与大学的紧密联系，在美国西海岸的硅谷催生了一个更为动态的中心。硅谷的优势在于跟当地行业巨头的联系，这比波士顿周边更多元化，且更少依赖于军事合同。
20世纪60年代的股市繁荣也催生了杠杆收购行业 。刘易斯·卡尔曼（Lewis Cullman）带领的团队于1964年对Orkin除虫公司的收购，大概是历史上首例杠杆收购（Cendrowski，Martin，Petro&Wadecki，2008）。股票市场不仅为创业投资的成功提供最终证明，也是杠杆收购行业的起端。这不仅解释了创业投资和杠杆收购的方法不同，而且解释了所需业务技巧也不同。
私募股权行业在美国发展迅速，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法律和税收体系过于复杂和繁重。这种约束难以预测与衡量，特别是产品责任的大额损害赔偿金。美国的专利体系阻碍创新，也过于保护专利持有人，是很多诉讼的起因。
当涉及创新、投资与收益时，知识产权是一个重要问题 。在奖励创新和保护专利持有者之间找到平衡是非常困难的。更糟的是，专利体系在集体创新以及行业必需的技术因素方面被滥用并阻碍创新。这导致了投资收益的大幅下降。
知识产权本身并不创造任何价值。知识产权法律是为产品和服务提供保护。为了实现对知识产权的投资，专利体系仍然有其存在价值。但在这方面，有些人故意激活一些未使用的专利起诉公司，从而获得赔偿，这才是创业投资者在为渐进式创新提供融资时（这是其核心工作）所面对的主要问题。
美国创业投资的另一个挑战是创业成本的上升。不单是固定成本，可变成本（办工场地、工资等）也在不断上升。从逻辑上讲，可以通过在成本较低地区创业来解决。但问题是，创业投资机构通常只为它周边的公司提供融资，这与杠杆收购投资者在全国范围内寻找目标公司不同。硅谷和波士顿地区的区位中心地位，是创业成功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吸引人才和社会经济环境的优势。
以色列在成本方面的优势有助于培育早期阶段企业，并在后期阶段转移到美国。欧洲也有成本优势，但据此还不足以与美国竞争，因为欧洲还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创业投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