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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需求随着历史进程不断增长和多样化。尤其是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以来，企业随之蓬勃发展起来。创业投资因企业家的雄心而改变。就像发现美洲的是欧洲人哥伦布，建立现代创业投资制度的也是一位欧洲人：乔治·多里奥特（Georges Doriot）。在创业投资的早期发展阶段，企业家和投资管理人的角色逐渐分离开来；现代创业投资阶段则见证了资本提供者（投资者）和投资管理人的分离。
角色的分离为创业投资行业不同参与者的专业化铺平了道路。投资者监控投资管理人，投资管理人挑选项目并监控投资，企业家创建企业并使其高效运行。
企业家主要是干中学，这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过程，因为每个项目都是独一无二的。而投资者往往采取“撒手掌柜”的态度。投资管理人不得不花大量时间为投资者提供投资机会，以形成自己的投资理念和方法。
法裔将军乔治·多里奥特于1946年开辟了这一实践（Gupta，2004）。这是否意味着现代创业投资是法国人的发明呢？“企业家”一词无疑是法国人的发明，而且从很多方面来说，法国创业投资中的资产快速增长。然而，是在美国、在哈佛商学院，“现代创业投资之父”多里奥特与拉尔夫·弗兰德斯（Ralph Flanders）、卡尔·康普顿（Karl Compton）一起，创办了美国研究开发公司（Americ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ARD）。不过ARD主要依赖于多里奥特，1972年多里奥特退休后，尽管公司很成功，还是不得不与德士隆（Textron）合并。
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难以解决创始合伙人向继任者过渡的问题，这是私募股权行业经常面临的一个问题。但ARD的失败与结构僵化有关：ARD在法律组织形式上仍采取过时的结构（Hsu&Kenney，2004），用于投资的资本和用于经营的资本没有正式分开（这在永续经营的控股公司中很普遍，参见第4章）。公司治理受到公司法的极大限制，因为公司法在控制投资方面的设计存在不足。
此时， 有限合伙制 开始在美国出现，在很多方面都比典型的工业控股公司更吸引投资者。首先，有限合伙制区分了 资本提供者与资本管理人 。其次，有限合伙制设置了 投资结构的期限 ，而不是通过解雇资本管理人。此外，有限合伙制的纳税是基于 分配利润 ，存在 税负差异 ，特别是比股息的税负要低。有限合伙制还能够通过投资方法来明确现金流，从而清楚区分利润中的再投资部分。最后，通过分离资本提供者和资本管理人，才可以对这两部分进行单独审核，并能够检查基金是否根据基金规章（有限合伙协议）进行管理。
ARD尽管结构僵化，还是孕育了很多成功的创业投资项目，最具标志性的当属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mpany，DEC，它后来被康柏兼并，康柏最终与惠普合并）。尽管法律框架非常重要，但 如果经济和社会环境是风险厌恶型的， 就 不足以 保证投资组织的成功。经济史学家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指出：“如果说我们从经济发展的历史中学习到什么，那就是文化几乎导致了全部差异。”（The Economist，2009b）。在这方面，HIS环球透视（HIS Global Insight）发现，2005年美国由创业投资支持的公司贡献了约17%的GDP，提供了9%的私营部门就业岗位（The Economist，2009b）。 文化 是阻碍私募股权在欧洲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 经济政策 和 移民政策 也很重要（参见Lerner，2009，关于移民重要性的论述，也可参见本书第4章）。
文化不是决定创业投资成功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主要因素。新兴市场在社会和文化上敢于冒险，但仍缺乏创业投资成功的基本要素，如 透明度、法治和公平的商业环境 ——包括经济政策与监管的运用。这些方面的发展，对于建立长期稳定的私募股权环境并促进其发展非常重要。奔赴新兴市场的参与者已经预见到这种脆弱性，并有可能使本土参与者感到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