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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社会对风险和创新的接受度低，即使有这种有利的法律和税收环境也没用。企业家作为愿意承担企业创建和发展初始风险的那个人，在私募股权领域处于中心地位。
没有企业家，私募股权将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参见1.2.1节）。然而，私募股权需要投向非常具体的企业家和公司。企业家的作用是支持创造价值（例如将产品创新/服务创新转化为商业成功），并因此获利（参见1.2.2节）。企业家扮演着企业不同元素的转换器，使它们开花结果，使公司不断发展成熟起来。打个比方来说，私募股权可以被描述为一个自成体系的生态环境（参见1.2.3节）。
企业家处于私募股权领域的中心地位。他把时间、资本、劳动、创意以及其他元素相结合并加以转化，创造出比单独元素求和之后更大的产出。把企业家同一般工人区别开的关键点在于企业家的创新能力（一般来说）、风险承受能力以及建立和管理企业的能力。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家都能够成功地管理企业。
私募股权的吸引力在于，相比于金融市场（比如上市股票和债券，通常是私下谈判交易的结果，而不是高效和透明的市场），私募股权具有合适的、可证明的持续高收益预期。这种高收益所对应的风险是其他金融系统（银行、个人以及其他资本来源）所不愿承受的。由此，在任何国家，受私募股权支持的企业家实际上都只是企业家中的一小部分。
企业家的主要形象是“公司创建者”。他被远见引导、被创新支持。获得创业投资的典型企业家，在建立企业的过程中，更愿意利用“破坏性创造”。破坏性创造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市场或开创一个特定行业的新分支。詹姆斯·瓦特（1736—1819）可被视为这一类型的化身。
这位苏格兰的数学家和工程师改良了蒸汽机，使它取代了水力和人力，成为工业生产中主要的动力之源（Burstall，1965）。其实，在蒸汽机获得突破性进展前，蒸汽动力已经存在了将近一个世纪，并经历了多次改进。早在1689年，蒸汽动力就已经被用来从矿井中抽水了。1774年，詹姆斯·瓦特引进了他创造的具有颠覆性的“瓦特蒸汽机”，这种蒸汽机不仅可以用在采矿业，而且能被广泛应用在许多工业领域。使用蒸汽机，使得工厂能够建于任何地方，而不必临近水源。由于能够大幅提升燃料效率（少消耗75%），这一新设计被用于几乎全国所有现存蒸汽机的改造。
另外一个常出现的形象是“连续创业者”，它在美国是典型形象，但在欧洲还不常见。这可能和两大洲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流动性有关。托马斯·爱迪生（1847—1931）发明和开发了许多重要装置，如灯泡、留声机和证券报价机。他为第一台产生动态图片的机器申请了专利，并计划用第一套配电系统为房屋供电（Bunch&Hellemans，2004）。被称为“门罗公园的魔术师”的爱迪生是最早一批把大规模生产原理应用于发明过程的发明家之一。作为最多产的发明家之一，爱迪生一生申请的专利超过1000项。
1878年，爱迪生说服了一些投资者（诸如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罗斯柴尔德勋爵、威廉·范德比尔特等）为爱迪生电灯公司的创立投资300000美元，并资助他的电力照明实验，他们通过投资来换取研究活动中所获专利的分成。摩根通过收购股份不断支持公司的发展，并促成了公司与最大竞争对手汤姆森–休斯敦电气公司的合并。这一合并的结果是通用电气的建立（弗里德里克·路易斯，1949）。
龚帕斯、科夫纳、勒纳和沙夫斯坦（2010）认为，企业家的表现具有持续性。一个已经成功的企业家（他的公司已成功上市或者已被收购）再次成功的概率是30%，而新企业家成功的概率是21%，有过失败经历的企业家成功的概率则是22%。
他们因此发展 特定技能，这是关键。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有些企业家一旦取得圆满成功就退休（这对整个经济是净损失），而另外一些则会成为天使投资者（参见第4章），从而为其他企业家提供经验和专业知识（有点“企业家素质溢出”的味道）。
这些连续创业者伴随着成功也将拥有良好的声誉。这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供应商、客户和员工更愿意和这些成功的企业家合作。另外，对于获得由成功企业家转型为天使投资者投资的公司而言，这种声誉也是“顺带”的。
不是每个企业家都能想出一个创意并将之用于生产。发明家和开发者有时是在实验室中孵化和发展创意，但大多数是在车库或者其他不那么正式的地方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为了让他们的努力得到支持，有些基金开展了“孵化器”或“入驻企业家计划”。这些由创业投资基金提供的计划，为富有创意的企业家提供设备、支持和资金。一旦创意成熟，投资者可以在公司发展早期起一个主导作用，并凭借之前的努力换取大额股份。
莱昂纳多·达·芬奇（1452—1519）或许是最著名的“入驻企业家”之一。他不仅是发明家，也是雕塑家、建筑师、工程师、哲学家、音乐家、诗人和画家。他参与过的这些活动，无论从商业方面还是从资助方面讲，都创生了大量的投资机会。达·芬奇会见那些寻求商业或资助机会的投资者，如米兰公爵卢多维科·斯福扎。1482年，达·芬奇在给公爵的一封信中讲道，他可以建造便携式桥梁，他知道炮击技术和大炮工程，他能建造船只以及装甲车、抛石机和其他武器。他在公爵的多个军工企业中担任首席工程师，并且还是一位建筑家（《大英百科全书》）。他在米兰待了17年，直到1499年公爵阵亡后才离开。
在公爵的支持下，达·芬奇设计过武器、建筑和机器。1485~1490年，莱昂纳多开展了多个学科的研究，包括自然、飞行器、几何、力学、市政建设、运河和建筑（他设计了从教会到要塞的一切建筑）。在此期间，他设计了许多先进的武器，包括坦克和其他战车、各种作战设备以及潜艇。
这些例子表明，当前创业投资支持企业家连续创新，历史上一直存在。相比创业，达·芬奇可能对研究更感兴趣，但今天活跃在硅谷的“入驻企业家”模式，其源头是意大利为能够获得突破性发现的杰出人才提供金融和政治支持。
有意思的是，“入驻企业家”模式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得以发展，但此种发展并没有持续到欧洲革命之后。
“孵化器”模式（最著名的例子包括创意实验室、CMGI、互联网资本集团和软银）失败了，但以“企业加速器”的形式再次出现，如美国的Y Combinator和TechStars。孵化器和企业加速器往往是创业投资泡沫的前兆。孵化器的数量从1999年的15个增长到2000年的350个（Singer，2000；The Economist，2000），企业加速器从2007年的4个增长到2011年的100多个（Vascellaro，2011），验证了这种印象。国家企业孵化器协会
宣称拥有1900个成员，分布在60多个国家（75%在美国）。
对孵化器和企业加速器的主要批评是，它们与美国的创业投资基金掉入了同样的陷阱（参见第4章）：它们不关心重大突破，而关注“时下走红”的创业企业（如2000年的B2C公司，以及2012年的移动应用公司）以期快速获取收益。它们不在项目上花费什么心思，而是撒胡椒面一般做了大量投资项目，梦想着能够获得好的收益。
入驻企业家计划只有在美国被保持了下来。这是因为美国的大部分入驻企业家都是连续创业者，这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非常罕见。
企业家的困难在于如何展现他的创新、传播他的远见，从而让他的合作伙伴（员工、管理层、金融支持者、客户、供应商……）相信他能够带领企业进入下一阶段，把年轻的项目转化为商业成功。
通常，私募股权融资的公司都有创新，或在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方面（目的创新），或在工程流程方面（流程创新），或在市场构建方面（战略创新），或在管理方面（财务和管理创新）。为了能够实现持续的高收益，私募股权机构必须专注增值，并发展专门技能以应用于特定类型的创新（Guerrera&Politi，2006）。当然，价值创造不仅仅和创新有关。杠杆收购中的增值，通过收入增长、运营改善和公司其他方面的提升来实现。创新融资为我们揭示私募股权背后的逻辑提供了一个模板。
在控制空间和时间的过程中，企业家发现了突破性的技术，并发明了新的交通方式。婴儿期的私募股权有助于这些新技术的开发和部署的融资。这类公共行为帮助创新转化为商业成功的一个例子，是美第奇家族、特别是柯西莫·美第奇对伽利略（1564—1642）的支持。
伽利略的成就包括：证明了自由落体的速度不与物体的重量成正比；证明了平抛运动的轨迹是一条抛物线；建造了第一个天文望远镜；提出了牛顿运动定律的初步想法；并证实了太阳系是个恒星–行星系统。伽利略把他的科学知识转化为各种技术。1598年，伽利略发明了“几何和军用指南针”，适合炮手和勘测员使用。对于炮手，它提供了准确升降大炮的方式，以及新的、更安全的计算不同尺寸和材料的火药炮弹的快速装填方式。1606年左右，伽利略设计了温度计，其原理是利用球中空气的膨胀与收缩来移动附属管子中的水。
1609年，伽利略从好友保罗·萨皮处得知荷兰人发明了望远镜，便决定自己研制望远镜，并游说威尼斯政府不要向外国人购买，因为这么简单的发明他完全能够搞定。接着，伽利略改进了望远镜的设计原理。威尼斯政府随后将伽利略的利润增加了一倍，尽管他还是认为原先的条件没有兑现（Kusukawa&MacLean，2006）。
然而，公共干预本身并不能为公司的创建和发展提供它们所必需的支持，也不会贯穿公司发展的每一阶段。但是，私募股权的干预在这里就能起到重大作用。设想如果伽利略和达·芬奇通过建立公司来开发自己的发明，就可以从中获取巨大收益。哥伦布财富来源的西线航行，就风险和理论上到达目的地的可能性而言，与这两位意大利天才的发现和发明差不多。他们与哥伦布的区别在于，他们实际上被当成公务员，能够为他们的工作领取工资和一些额外的资源。而在哥伦布航行的融资中，50%来自于那些希望从新航线受益的热那亚投资者。
将破坏性创造转化为商业成功，不仅需要企业家天赋，还需要一些额外的能力和资源，后者只有私募股权投资者才能提供。私募股权不仅是资本，还是一种帮助企业实现近期策略和远期目标的能力。因此，私募股权投资者的专业技能知识，常常是对企业家的有益补充。这方面的一个例证来自马修·博尔顿和詹姆斯·瓦特的合伙关系。如果没有博尔顿这一企业的出资者和专利的分享者的不停鼓励，瓦特的创新就不可能看到曙光。瓦特好几次都几乎放弃了这个项目。
两人的职责分工很明确：瓦特是发明者，博尔顿提供管理和资本。这是二人组合成功创业的最早例子之一，一边是创业和创新，另一边是金融和运营管理。 企业家和投资管理者这两个角色的分离， 是私募股权行业兴起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哥伦布将项目转化为商业成功时所欠缺的。
这种分离的影响不是理论意义上的：它显著地改变了把创意转化为商业成功的方式。一个微小的设计上的改变大幅提高了燃料效率，瓦特关于蒸汽机的新设计改造了全国几乎所有的蒸汽机。瓦特的设计比当时最畅销的纽科门蒸汽机多节省约75%的燃料。由于改变非常有限，博尔顿和瓦特将创意授权纽科门蒸汽机的所有者使用，并分享燃料成本节约的一部分。
在博尔顿和瓦特正式建立合伙关系（即博尔顿投资40000英镑并独自承担全部财务风险）10年后，企业开始产生期望收益。1800年，这两个已经非常富有的合伙人从公司退休，并把公司移交给了他们的儿子马修·罗宾逊·博尔顿和小詹姆斯·瓦特。这样的组合虽然能够说明投资者和企业家的分离，但在今天看来可能是不寻常的。首先，投资者没有从企业套现，而是采取长期方式，愿意一直留在公司（实际上，这种方式和从代际角度管理财富和企业的家族办公室相似）。这意味着企业家和投资者的利益完全一致。但当前的做法不同，投资者通常在3~5年后就出售其在公司的股权。封闭式基金的期限通常为10年，他们必须在这个期限内完成投资并从公司退出（这将在本书后面部分详细介绍）。
博尔顿和瓦特创建的公司在10年后才实现盈利，这并不符合私募股权投资者的要求。投资者可能会在此之前出售其持有的股份，或通过上市（这经常发生在生物科技公司身上），或通过出售给竞争对手，后者能获得规模经济并从公司的增长潜力中获利。更不同寻常的是，企业家和投资者长期专注于这一企业，不顾及其他。而风险分散规则和尽早产生收益的必要性是不会允许投资者将100%的时间花费在一个特定组合的公司上，也不会在获得收益之前等待这么长时间。
这可能是因为博尔顿投资的是自己的钱，而今天的私募股权投资者，通过专业人士（“普通合伙人”）所投的钱来自于第三方（“有限合伙人”）。这是另一个潜在利益冲突的来源。有限合伙人要求获得超过一定门槛值的稳定和持续的收益，这种压力的来源是，这些合伙人必须向股东（公司）提供一定的收益，或者能够在特定的时间内以特定的风险—收益兑现利润（银行、保险公司）。
这种压力沿着投资价值链传递给基金和基金管理人。基金管理人必须处理好这些约束，从而向公司管理层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在给定的期限内实现期望收益。然而，这种压力不能被认为是负面的。
从历史上的例子可以看出，事实上，哥伦布和瓦特身边的投资者帮助他们取得成功并始终关注结果。公司能否在创新和市场化战略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将决定它是失败的或昙花一现的公司，还是持续成长的基业长青公司。
投资者不仅要有真正的技能和才华来支持企业家，还需要挑战和引导企业家走向市场。尽管大公司有资金和技术优势，但缺乏培育创新并使之市场化的能力。这意味着，私募股权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不仅难以复制，也难以在特定的生态系统之外进行模仿。
企业家和投资者角色的分离，加上合伙关系的出现，为金融界和企业界更好合作铺平了道路。但并不是所有合伙企业的设立都像瓦特和博尔顿的关系一样。大多数时候，合伙关系必须是在签约前并不互相认识的企业家和投资者之间建立。
除此之外，退出战略对专业投资者也非常关键。如果投资者选择支持一个企业家，他通常在心中有着一定的蓝图规划。企业家愿意花费全部时间以带领企业走向成功，他们自己的预期和可用资金是唯一限制。这意味着，从理论上讲，盈利企业的企业家可以一直经营下去，直到退休。
而投资者的投资有一定的期限，并要求从中获利，因为他们的工作通常是创造利润并分配利润。从这个角度而言，活跃的私募股权行业的存在，取决于退出策略，即向第三方出售投资的机会。退出策略通常有：
·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为私募股权投资者提供在市场上出售股份的机会。这要求证券交易所能够提供具有一定的流动性、有吸引力的上市条件，以及有利的监管环境。这一退出路径只占小部分，绝大多数是通过并购出售实现退出（2012年第3季度，美国有36起创业投资通过上市退出，Demos，2012）。
·并购出售给其他公司或私募股权集团，为私募股权投资者提供把股份出售给第三方的机会。对某些行业而言，可能受行业集中度（反托拉斯法）或行业特性（银行和保险公司有时禁止外国投资者收购，并且必须遵守禁止某些业务的特别监管）的影响，这一退出策略比较困难。并购出售是私募股权的主要退出路径（占2012年第3季度美国创业投资退出的72%，Demos，2012）。
·出售给管理层，这一策略比较少见，因为这意味着管理层必须用自有资本来构建私募股权操作（否则，就属于并购出售策略）。不过，在创业投资支持的公司盈利的情况下，这还是可能发生的。因为公司没有债务问题，管理层可以尝试构建一个管理层收购（MBO），在没有其他退出策略的情况下，收购投资者持有的股份。
·出售给其他金融投资者，这在二级市场的杠杆收购中非常流行，并且在创业投资者和杠杆收购投资者中日益常见：2012年第3季度美国发生了18起（Demos，2012）。
·停业、破产或出售剩余资产。这一退出方式在创业投资中比较常见，并通过成功企业的高收益得以弥补。
关于私募股权类运作的专业退出，最早的例子之一发生在托马斯·爱迪生最初创建的公司上。1896年，通用电气成为当时新编制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早的12家上市公司之一，并且它是这12家公司中唯一一家今天依然存在的公司。上市使得通用电器的投资者退出投资并实现利润。
证券交易所的发展，促进了私募股权这一企业融资工具的兴起。私募股权不仅可以通过证券交易所实现退出，还可以在证券交易所找到公司分拆、退市甚至参股上市公司等投资机会。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第4章），证券交易所的影响也可能非常巨大。证券交易所是私人公司估值的主要信息来源，也是退出的重要（尽管数量较少）渠道，私募股权往往会针对证券交易所采取某些行动。结果往往导致估值过高、过度自信、繁荣与萧条交替循环等，我们将在本书的后面看到这些。
私募股权影响了企业运作。具体来说，私募股权有助于创建一个 真正的企业生态系统， 伴随着繁荣与萧条，以及“破坏性创造”的过程。这一过程势必具有一定的风险，私募股权投资者的角色就是管理并降低这一风险，并获得与风险相称的收益。第2章将详细探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