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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理性投资者的根本目的都是增加自己的财富。
私募股权为投资者提供这样的机会：给私人企业的发展提供融资，并从它们的成功中获益。从历史来看，这些企业存在的理由是它们能够识别和控制资源，从而通过拨款促进项目发展以创造财富。
主要的金融发起人可能是一位政治领导人，他为了国王和自己的利益，从法律上和金融上减少项目准备和执行的难度。对资源的控制和对土地的征服，刺激了探险项目的发展（a）。企业为了支持政治事务而设立
，从而，保证对企业产品的需求以换取企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事业，创建了新的市场，以及更普遍地鼓励商业发展和财富创造。企业可以利用公共行为（b）。显然，利益冲突的警钟在那时尚未敲响。
通常，私人投资者配合这些公共行为，并对兼具竞争能力和专门知识、拥有远见和天赋的人所给的建议深信不疑。这类人如今被称为企业家。在哥伦布的案例中，营销演讲是7年的布道，因此，这类人也可以被视为电视布道者的前辈。
对时间和空间控制的追求，引致了开创性的公共和私人行为，这些行为风险巨大，但潜在回报也很高。这些回报通常是地理上发现的新资源（土地的控制）和效益（例如前往印度群岛的新航线），进而优化资产周转质量和提高收益。
哥伦布的计划相对于传统的东向航线而言，风险要高很多。这个计划被认为可能成功，要归功于航海和测绘技术的进步，以及其他技术和工程的发明。在这方面，哥伦布的探险队不仅是技术趋势的象征，也是政治、宗教和科学的象征。哥伦布正是掌握了这一切，才提出了他的航海计划。
哥伦布承受的风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1）对理论假设的初步验证，具有从理论体系到实际操作的转化有关的巨大风险。
虽然哥伦布对地球直径的预测是错误的（3700km，而不是4000km），但他的冒险取得了成功，他到达了一个未知的新大陆。这种结果（重新调整“研发”而导致不同的结果）即使在今天获得创业投资的公司中也时有发生。幸运的是，不是每个获得创业投资的公司的CEO都像哥伦布一样低估了自己九成的产出。
（2）四次航行的成功执行，哥伦布要面对的挑战有：借助有力的风向和海流，调配在海上航行的时间与运载补给品的分配，避开自然灾害（暴风雨），鼓舞船员士气，以及其他运营方面的问题。运营风险通常出现在后期创业投资和扩张投资中。
基于上述原因，哥伦布的计划在很多方面进行了 创新 。计划由雄心和远见指引，被设计成对理论可行性的测试，如果哥伦布完成了西向航行并踏上印度的土地，将会得到丰厚的回报。
高潜在收益 基于哥伦布的计算。新的航海路线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风险）抵达印度。潜在收益不是来自最初的航行，而是来自新航线开辟后的未来航行，比如，收集贵重商品（主要是丝绸和香料）并带回欧洲。
另一个关键因素是，这条新航线为展开其他一系列的探险和获得其他有价值的商品铺平了道路。哥伦布的成功带来的并不是一次性所得，而是持续的、长期的收入。
航行的时间期限以月计算，表明这是一项长期投资，并且盈利按年计算。这是哥伦布的西向航行可被看作私募股权项目的另一要素。
项目的私人发起人将获得使用新航道的合法权利（类似今天的“市场准入”权利），而西班牙君主对此项权利的保护是评估投资收益的关键因素。哥伦布被西班牙君主封为“海军上将”，并被预封为新发现土地的总督。这意味着在完成最初的突破之旅后，他只要坐等利润即可。
在这方面，西班牙君主在哥伦布完成航海后对其授予奖励的争议，以及给予热那亚的投资者快速和简易回报的困难（因为没有从加勒比群岛获取多少黄金），是和典型的私募股权业务相比的另外一个要点：结果不同于原先计划。近些年，这类争议在互联网创业企业的创始人和管理者与金融投资者之间时有发生。就像当年哥伦布在法庭上那样。
来自企业家（哥伦布）、热那亚私人投资者（占50%的资金投入）和作为项目发起人的西班牙君主的资源的汇集，是鉴别私募股权项目的另一个标准。商业目的也是鉴别私募股权项目的另一个标准，尽管在这个例子中并非是唯一目的。
哥伦布的项目与典型的私募股权不尽相同。他得益于现今公开、公平交易市场中已不再被允许的政治和法律的支持。
意大利的投资者不能参与项目的运营。但哥伦布说服了他们，让他们提供了三艘船只。这意味着，即使没有一个相当于“带头投资者”或“投资管理者”（参见第2章）的角色来看管哥伦布的项目，依据有史可依的标准而言，监控也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在现场，每天都可能围绕“是冒着变为残骸的风险继续冒险？还是为了保护船只和水手而返航”激烈地争论。
即使哥伦布的计划是由宗教和商业因素驱动的，西班牙君主的政治野心也是促成公共承诺的重要因素。
政府支持（或者更常说的“公共支持”）通过为基础研究提供资金、为关键基础设施提供融资、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环境，促进了私募股权项目的兴起。然而，类似这种为公共政策提供服务的私募股权项目的数量有限，只靠公共项目是远远不够的。
1.1.2.1 公共财政和私人融资的分离是独立私募股权行业兴起的关键因素
这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作为公共机构的国王和作为个人的国王两者身份的区分、项目不再受公共补贴以及利益的趋同使得哥伦布创建的项目成了稀罕物。
对公共资金运用的管制不断加强，对公平交易日益重视，对市场在私人和公共利益中尽可能地起作用的意愿，使得国家直接干预私募股权项目日益受到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这一角色的完全消失，它演变为建立一个适当的法律和税收体系，这其中还混合着公共合同和公共资金积极管理的复杂干预。勒纳（2009）证实：“政策制定者（今天）面对着必须考虑众多不同政策的挑战，所提议的变化将如何相互作用并不清楚。没有明确的‘使用说明书’解释哪一种变化会带来想要的结果。”
1.1.2.2 公共干预的转变：建立法律和税收体系
随着商业、运输和技术的不断进步，企业家可以拥有更多的客户、更大规模的生产，以及更多的资本密集型商品。为了顺应这一趋势，并融到投资所需的资金，企业家往往不得不寻求外部融资。于是，企业家通过与第三方的协议、合同和合伙关系，建立了正式的公司。
为实施这些约定，法律和税收体系必须得有而且必须被遵守。法律体系最早的例子是巴比伦王汉谟拉比（公元前1792—1750年）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参见龚帕斯和勒纳，2006）。这部法典共有285条，展示在公共场所供所有人阅览，因此它能被人们所了解和执行。汉谟拉比法典解放了巴比伦文明的商业潜力，特别是 为建立合伙关系铺平了道路，私募股权合伙企业即源于此。 在那以前，企业大多都是由家族发起和经营的。资金支持往往来自个人和家庭的财富，以及在加入商业协会后，来自商业协会成员间的互助。
通过合伙关系，美索不达米亚的家族可以汇聚到必需的资本来支持一个特定的项目，从而分散风险。然而，这些项目并不是通过股权投资的形式融资。资本绝大部分是以贷款的形式注入，这有时需要一个人的全部财产作为担保，包括他的妻子和孩子在内。如果不能偿还，他的家人将被卖为奴隶以偿付负债（Brown，1995）。风险项目的高抵押借贷，直到16世纪依然流行，就像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所描述的那样，借款人可以把胸口的一磅肉作为抵押。
在这方面，汉谟拉比法典开始通过区分权益和债务、创建债务的抵押品和贷款的附加特权（如公司清算时的优先清偿权）来区分企业家和金融家。
1.1.2.3 公共干预的转变：基础设施融资
然而，仅有法律和税收支持对于私募股权的兴起是还不够的。除了法律之外，其他的公共行为通常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帮助企业家，为公司设立提供各种有利条件。但是，正如勒纳（2009）所指出的那样，“每个有效的政府干预背后，都有成百上千次失败的政府干预，大量的公共支出并没有开花结果”。结果是，因为直接干预是公共预算的成本，并且扭曲了竞争，往往受到各种限制，并逐渐让位于间接干预。这种间接干预早已被汉谟拉比采用，他除了作为一名军事领导者以外，还投资基础设施，用以促进他的帝国繁荣。
汉谟拉比在位期间，他还亲自监管和制订航海和水利计划，储备粮草预防饥荒，提供无息贷款来刺激商业。广泛的财富分配和更佳的教育提高了生活水平，促进了所有知识分支的发展，包括天文学、医学、数学、物理学和哲学（Durant，1954）。在这方面，私人能量的解放、以及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之间的共生关系，极大程度上回报了国王。这种与私人部门的互动对现代项目可能是一项考验：如果公共行为没能起到催化剂作用或提供间接的支持，那么，这个项目可能就是不起作用的。
实际上，公共行为和私募股权的融资行为在很多方面仍然盘根错节，不过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关系，已经演进到私募股权行业的独立与公共干预尝试“撒手不管”的新阶段。公共干预通过微妙的互动、合作协议、激励和宽松的监管铺路，已然成为私募股权发展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