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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淳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记忆成为一个问题，都始于现代时期。记忆研究不是一个有明确定义的概念，它的范围较广，从心理学如弗洛伊德、哲学如柏格森、社会学如哈布瓦赫，到历史学、文化研究等学者，甚至广义上的人文学科研究者的成果，只要涉及记忆主题的都可归于此列。记忆这一概念本身的主体色彩和不确定性，使之成为具有跨学科能力的显词。本刊曾于2013年（第15辑）发表过“记忆与文化”专题，关注的是记忆话题与文化理论结合的前景，本辑专题则关注“记忆与历史”的关系，从认识论、方法论和记忆研究理论三个方面选取代表性成果来梳理西方的记忆研究，并呈现一位中国青年学者的相关研究，以期阐释记忆话题在文化研究乃至整个人文学科领域中的多重可能性。
在西方史学中，“记忆转向”发生于20世纪后半叶，始于年鉴学派第三代学者皮埃尔·诺拉主编的《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
，借助此前已经开始的史学个体化趋势
和蓬勃发展的心态史模式，记忆研究在文化史中兴起；“二战”之后，面对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这种滔天罪行的集体沉默，历史学家对记忆问题、记忆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具有当下性的记忆把握过去的思考和研究，开始了全球性的发展。本专题所选译的三篇西方学者的文章，分别从认识论、方法论和记忆研究理论三个角度，对记忆与历史的关系进行了梳理。
后现代理论对史学的冲击首先体现在历史哲学的认识论问题即过去是否可知上。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过去是不可知的，他们认为不存在某种历史学家可以接近的历史性真实和实在。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反对这种观点，他在其重要著作《历史与真理》《时间与叙事》
中都肯定了历史叙事的客观性。本期收录的《记忆与历史之间》接续探讨了他在《时间与叙事》中所遗留的问题，即历史学的认识论问题。利科认为，记忆与遗忘位于时间与叙事的两极。在文章中，作为其论证的逻辑起点，利科描述了记忆的发生过程：记忆始于“重新识别”（wiedererkenen）的欣喜；随后通常以图像的形式出现在脑海中，而这种出现包含一种悖论，即同时在场（脑海中的图像）和不在场（已经消失的过去之事件）。然后，他提出了史学实践如何对待记忆的理论核心，即追随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传统，认为记忆理论通常以对过去再现的形象为指导；而历史学的认识论问题是在观察者的调查过程中反复修改的。随之，利科提出历史实践的三个阶段：文献阶段、解释与理解阶段、文学写作阶段。利科在篇幅有限的文章里对记忆与历史之间的张力做了细致的推理和清晰的解读，他在反对后现代理论的同时，并不支持记忆的暴政；在谴责对记忆滥用的同时，肯定记忆的责任；强调要在政治讨论和对局势进行判断时铭记过去的经历，因为 “我们没有比记忆更好的东西”。因此，他认为，在记忆与历史之间，在忠诚与真相之间，还是不要从认识论方面做出决定。本文依据霍尔格·奥斯瓦尔德从法文译入德文的版本编译而成，在校对过程中中国矿业大学的李红博士花费了很大的心力对重要术语进行反复推敲，在此表示感谢。
阿龙·康菲诺的文章《集体记忆与文化史：方法问题》直指西方史学界代表性记忆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他提出“记忆”这一术语已经遭到滥用，记忆研究缺乏自己的核心问题，结论也变得可以预测，因为现有的研究通常满足于选取某一个社会中的历史事件，分析有关它的记忆形式（电影、博物馆、纪念碑、文学作品等）如何被挪用，虽然也注意到其政治、社会及经济背景，但完全忽视了观众的接受和解释活动，以及对文化进程与社会进程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分析。康菲诺将记忆研究与心态史重新勾连，并推崇阿比·瓦尔堡的研究思路，其用意都是希望将综合了文化与社会之联系的视野引入记忆研究，像心态史对待集体心态的研究那样注重联系的思维和具备全局观，像瓦尔堡研究艺术作品那样具有“全谱系”或“总体性”的视野，发掘作品彼此之间以及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重建再现形式与特定社会的经历、品位和心态之间的联系。康菲诺认为，对记忆研究来说，关键问题不仅仅是随着事件的推移，人们对记忆形式的感知发生了什么变化，还更加重要的是什么样的记忆形式的表现会被解释和接受，以及如何被解释和接受。事实上，康菲诺本人在2006年出版的《作为文化记忆的德国：历史书写的承诺与局限》一书就是在这种方法论指导下完成的一部杰作，奠定了他在德国史和记忆研究方面的权威地位。
美国学者帕特里克·赫顿的《大屠杀研究：从历史到历史记忆》一文，是其新近出版的记忆研究著作《当代历史书写中的记忆现象：对记忆的兴趣如何影响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其中的一章。赫顿的兴趣是记忆与历史书写之间的紧张关系和记忆研究持续展开的图景。在本辑所收录的长文中，他首先介绍了有关大屠杀的历史研究，从公认为大屠杀研究第一人希尔伯格的很少被引用的研究，到幸存者弗里德兰德、霍夫曼结合了心理学的记忆研究。在这一部分中，他梳理了大屠杀的“历史化”问题，以及个人记忆如何进入历史书写；接着，赫顿从哲学层面引入施皮格尔和利科，介绍二人有关记忆和历史之关系、记忆的责任以及大屠杀纪念的哲学问题的探讨；然后，文章介绍了社会学家奥利克所批判的德国的忏悔政治——借用象征性的赎罪姿态悄悄为普通德国人免除罪恶感，而列维和斯奈德所讨论的大屠杀记忆的全球化发展，则揭示了媒体对这一事件的表现进一步模糊了同情的对象和罪责的对象，无所不在的媒介文化破坏了历史记忆，也架空了历史学家的责任。
宋秋明的《记忆与历史的概念：古代与现代》在文献的爬梳和整理上下功夫，文章以历时性双线结构展开，涉及西方哲学、文化史、史学方法等著作，在19世纪之前的漫长西方文化史中，从发生和演变的角度勾勒出记忆与历史这两个概念的变化，将本专辑的时间跨度延伸到古代时期。
综观整个专题，这四篇文章恰好从不同侧面抓住了以记忆为核心的历史书写以及历史理解中的再现和经验问题，为文化史和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的学术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