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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笔给《文化研究》2019年秋季卷写“主编的话”前，首先要向各位作者和读者道个歉：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本辑的出版出现了延误，非常对不起。
本辑的第一个专题“记忆与历史”集中探讨记忆与历史的关系。正如宋秋明的《记忆与历史的概念：古代与现代》一文介绍的，虽然围绕记忆与历史的关系问题，西方学界的讨论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但这个问题成为记忆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却是西方20世纪下半叶的事情。将记忆与历史明确区分并突出强调和重视两者的差异，也是这个时期才出现的独特现象。从古代到19世纪，记忆与历史的概念一直保持着亲近性和一致性。对记忆和历史概念展开历时性的梳理，将有助于重新辨析20世纪以来的记忆与历史的概念与关系。
关于这个专题收入的其他三篇西方作者的文章，主持人张淳做了非常到位的点评，我在这里不再赘述。对我自己而言，我只想谈印象深刻且有启发性的若干观点。保罗·利科的《记忆与历史之间》提到了记忆是在其接受语境和对记忆的争夺中得到建构的。因此，要建构（比如）犹太复国主义记忆的故事，必须描述和分析其所处的整体环境。这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成员如何记住和解释过去，如何建构过去的意义，以及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这种意义。特别重要的是，利科强调：历史的各个因素同时参与到各种过程中，并在再现历史的同时也互相影响和冲突。对于理解记忆的意义来说，这些过程中没有一个是具有首要性的，我们需要将这些记忆理解为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整体，这个整体大于其各部分的总和。利科强调了记忆的多样性。在方法上，它使我们能够梳理出记忆史的接受、再现和相互竞争的混杂性；在内容上，它可以避免人为的区分，使我们“可以探索同一时代的人们如何同时既是地方的也是国家的，既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是宗教信徒，既为人父母也是将犹太儿童送到难民营的虔诚的天主教徒和维希法西斯分子”。关于国家记忆是由不同的、往往是对立的记忆构成的，我们应该强调特定记忆与社会中其他记忆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将社会和文化视为一种全球性的实体，不同的记忆在这些实体中相互影响。尽管如此，充满差异的诸多记忆仍然构建了“共同的分母”，这些分母“在符号层面上克服了真正的社会和政治差异，从而创造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许多民族记忆成功地再现了一种共同的命运，象征性地克服了真实的社会和政治冲突，以便将共同体的幻象传达给在实际利益上截然不同的人。
帕特里克·赫顿的《大屠杀研究：从历史到历史记忆》是一篇综述性质的文章，介绍和评论了诸多大屠杀记忆的研究成果，信息量很大，对大屠杀记忆感兴趣的读者一定会从中获得很多启示。对我而言，最具吸引力的是文章中介绍的几位研究者一致关注的问题，即创伤记忆的持久性和延续性，以及正确对待创伤记忆的方法。著名哲学家保罗·利科在他生前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记忆、历史、遗忘》
中探讨了记忆的多种途径，并不断回顾研究大屠杀的历史学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我们如何调和对创伤事件的纪念（承认过去的存在）与继续前行的需要 （关心一个不再持续的过去）的关系。他警告说，像大屠杀这么臭名昭著的事件，只有承认其历史真相，才能在记忆中找到慰藉。大屠杀记忆悲伤和痛苦程度产出了人类的想象，因此它为人们提供了一道抵御这种记忆的屏障。利科认为，记录大屠杀幸存者证词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它是现实的保证，是历史的定位点，使历史学家能够从记忆的各种表现形式中获得关于那段经历的真相，但历史必须尊重大屠杀记忆所带来的悲伤。在分析大屠杀的意义之前，必须首先请求对这段记忆的宽恕（原谅），然后才能对其含义进行分析。
卢索的《维希症候群》（ TheVichy Syndrome ）用精神分析的方法论证了自己的观点：战后法国领导人在民族和解的旗帜下以重新开始的名义，试图将不愉快的记忆抛诸脑后，认为法国维希政府战争期间的顺从合作行为，是战败国必要的权宜之计。然而，这种悬置而非解决问题的方法，使得“受压抑的记忆”在战争结束后仍不断浮现，并困扰着后人，在战后的每一次危机中“维希症候群”都激起了政治对立。这里的教训或许是：结束屈辱过去的最有效方法不是遗忘而是记住它。另一位大屠杀历史研究专家弗里德兰德的观点与此非常相似。他认为，大屠杀仍然深植于那些卷入其中的人的记忆中，它被压抑但又没有真正消失。蓄势待发的创伤时刻可能以噩梦方式卷土重来。大屠杀记忆作为创伤记忆具有不透明性，几乎无法进入，“作为一种无可奈何的过去而在场”。这种“诡异（uncanny）的记忆”成为历史阐释无法绕过又难以处理的难题，它阻碍了在主流叙事中对历史进行历史化的可能，顽固地存在于其牢不可破的自治之中。与此同时，由于专业历史学家在这方面的无能，“文化产业”在再现大屠杀的历史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深受德国和美国观众喜爱的电影、电视剧、回忆录和通俗小说，在塑造大屠杀记忆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
散文家和文学评论家伊娃·霍夫曼（Eva Hoffman）在其回忆录中，通过精神分析的方法，谈论了与弗里德兰德相似的问题：从记忆的代际传递角度，分析创伤记忆的持久性，其主题是大屠杀对她父母的长期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通过隔代传递的方式延续到自己身上。尽管伊娃·霍夫曼的父母在战争中幸存并于战后移居加拿大，但大屠杀记忆仍然持久对其造成困扰。霍夫曼描述了幸存者的孩子作为记忆承载者如何被吸收到历史中，借此证明作为反人类罪的大屠杀对我们所有人的影响。她的著作有助于我们理解大屠杀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何从个人记忆传递到集体记忆。幸存者的孩子难以避免地卷入了父母的创伤记忆中，霍夫曼将父母的经历与她自己对此的心理反思联系起来，以便理解父母的经历与她自己的经历之间的关系。霍夫曼向我们展示大屠杀的遗产是如何延续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大屠杀的集体记忆是如何演变的，即如何从一个家庭寓言转变为对历史的理解的。她的回忆录也是对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的成长道路的反思：大屠杀如何以无意识的方式塑造了她的人生。霍夫曼的回忆录既是记录，也是理解，同时还是治疗。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介绍上述研究者的观点，乃因为我深刻体会到这个问题与中国的相关性。20世纪中国灾难频仍，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记忆。创伤记忆是被压抑到无意识的震惊性的苦难体验，但它又不断地回来纠缠人类（余华的《一九八六年》对此做了隐喻性的描述）。创伤记忆如果不及时得到处理，就会导致各种形式的心理失调和应激障碍，使得人们无法以正确的方式处理过去，也不能以恰当的方式走向未来。德国、南非等地的经验强有力地证明：文化意义上的创伤经验常常是由重大的人道主义灾难造成的，处理它的有效方式不是遗忘，也不是回避是非、和稀泥，而是在直面灾难、澄清真相、分清是非之后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解。否则，文化创伤也会像个人的精神创伤一样，貌似被压抑到了无意识层面，但它会通过各种契机在历史的某个时刻返回来困扰、纠缠人类。在此，德国的经验尤其值得借鉴。杰弗里·奥利克（Jeffery Olick）讨论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治家在其成立的头45年间所采用的记忆方法，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情况比这更深刻地揭示了接受大屠杀记忆的困难。他以1945年5月8日盟军战胜纳粹德国这一天为讨论的出发点。这个日子在战后纪念活动中的意义，具有潜在的模糊性：它是失败的日子，还是解放的日子？选择前者，可能会被解释为对德国爱国主义的侮辱；选择后者，可能被视为企图逃避对这一段邪恶过去的责任。以何种方式纪念欧洲战争结束的这一天，都存在不可调和的对立。到了20世纪60年代，对大屠杀的道德清算才随着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审判开启了广泛性的公众讨论。在20世纪80年代，“忏悔的政治”成为一项新的“政治合法化原则”。他追溯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如何努力将对纳粹暴行和罪恶的承认纳入正式的赎罪仪式，这是对德国过去的象征性清算，目的是让年青一代从与他们父辈罪行的联系中解脱出来。他将他们的这个计划描述为 “忏悔的政治” [1] 。讨论战时一代人的错误行为曾经是一个受到压抑的禁忌，而现在这个禁忌作为一种仪式，进入了人们的意识中，并对未来的几代人起到了告诫的作用。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国家的名义下所做出的著名的个人赎罪姿态“华沙之跪”，是一种以官方名义进行的赎罪政治。
本辑的第二个专题为“科幻文艺研究”。正如主持人陈国战指出的：“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科幻文艺作品通过对未来社会景观的想象与描绘，呈现的是特定社会普遍存在的焦虑与恐惧、希望与梦想，因此，它们可以成为社会观念史研究的重要材料。可以说，科幻文艺作品无论多么天马行动、脑洞大开，都是社会现实问题的投射。”本专题收录的四篇论文，就是在这样的思路下展开对科幻文艺的研究的。
在今天电影市场上，科幻片即使不是独霸天下，那也差不多占了半壁江山。众多的克隆人、机器人、外星人等出没于银屏。科幻电影借助现代科学展开幻想、构建故事、塑造人物，又通过视觉景观把幻想变成“真实”。从心理分析角度看，科幻电影既表达了现代人对技术的恐惧，又满足了其对未来世界的想象，从而成为最卖座的电影类型之一。
在近年来的中国文艺市场上，科幻电影亦呈繁荣局面，尤其是2019年的《流浪地球》，堪称“现象级”科幻电影大片。林品、陈子丰的《太空幕布上的家国天下——〈流浪地球〉与民族主义话语的对接》与杨宸的《在科幻时差中叙述中国——一种理解〈流浪地球〉的框架》分别对这部大片进行了精彩解读，并构成了有趣的对话关系。林品、陈子丰的文章认为，《流浪地球》能够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功与话题热度，除了精良的制作之外，还在于其在国产电影工业领域的开创性意义，让“科幻-灾难片”这个长期由美国电影垄断市场的“爆款类型”与当下中国最能触动国人神经的民族主义话语发生了耦合。与此同时，在这部表现所谓“只有中国才能拯救世界”的民族主义主题的作品中，又随处可以发现好莱坞的影子。在情节推进的方式、叙事节奏的控制、人物关系的设置、末日奇观与太空奇观的展示等方面，《流浪地球》都从好莱坞科幻大片那里借鉴了不少惯例与经验。作者由此认为，《流浪地球》之所以能够赢得当代中国主流观众的广泛喜爱，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恰恰就是这部电影将好莱坞类型片中受众普遍接受的多种桥段巧妙地拼合在一起，同时又将好莱坞常设的英雄角色由美国人置换为中国人，并且往其中加入了许许多多中国的象征符号。杨宸同样认为，《流浪地球》是学习好莱坞科幻奇观电影模式的产物，它既在科幻时差中追模美国模式，又力图寻找中国特色。其既借助主流话语又与之保持一定距离的策略定位，一方面有利于寻找到市场观众的最大公约数，另一方面也势必使其成为意识形态分化和争夺的场域。文章认为，当我们谈论这部科幻片时，最重要的一个参照系是“中国”；但这个“中国”参照系又是不自足的，因为它必定牵动着另一个参数“美国”。就此而言，《流浪地球》的意义恰恰生成于且在某种程度上只能生成于纳入了与美国形成的科幻时差的中国叙述之中；同时，也只有在这一框架内，它才得以实现对中国的叙述。
2019年6月9日，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探索与争鸣杂志社等单位召开“科幻景观·文化·媒介”学术论坛，汪靖的《隐私的终结：西方科幻电影对大数据的技术恐惧》和郑二利的《科幻影视文化中的“元叙事”》两篇论文就来自这次论坛。相比对《流浪地球》的个案解读，这两篇文章的视角更宏观，理论色彩更强，试图提炼和概括科幻电影中的某些带有普遍性的主题类型与叙事模式，以及科幻电影揭示的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程式及路径。
科幻从来都是现实的反映，是当下人的恐惧或希望的折射。《隐私的终结：西方科幻电影对大数据的技术恐惧》反思了高科技时代人类对“隐私终结”的担忧——既有专制权力利用数码技术实施对社会的全面监控，也有商家为了牟利盗取和出卖人的隐私。对“隐私终结”的忧虑背后更隐伏着西方社会基本价值——自由、平等、信任、人类尊严和自主性等——在高科技时代的危机。进入21世纪以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增加了人们对个人隐私的关注，自反乌托邦电影《一九八四》以来，“隐私终结”的主题再次出现在《绝对控制》《圆圈》《匿名者》等科幻电影中。这无疑是对大数据在社会实践层面技术异化的一种真实反映。美国学者劳伦斯·莱斯格提出了数据财产化的理论，通过赋予数据以财产权的方式，强化数据本身经济驱动的功能。这一点如果实现，那么，隐私就将从可供出售发展到需要购买。在2018年的《匿名者》里，每个人都生活在透明的世界里，如果想要保留一点隐私就需要付出金钱或拥有特权。“隐私权不再是公民权，而是特权。”这是对现代平等价值的挑战。
郑二利的文章认为，在后人类社会，人的身体和心智可能被生物技术改变，科幻电影已把后人类社会的想象编织成故事，并形成了元叙事，即科技在未来会改变人类世界的秩序与权力结构。而有趣的是，和平、希望的到来不是凭借新的更强大的技术来战胜原有技术，而是仰仗更加古老、原始的人类良知和情感。文章引用了弗朗西斯·福山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一书中的一段话：“生物技术会让人类失去人性……
因为我们再也看不见人性中最为根本的部分。”如何恢复人性？《死侍2：我爱我家》科幻片给出的答案是：回到人文主义理想，由人类最古老、最永恒的力量，即爱来挽救人性。在《死侍2：我爱我家》中，故事的终点是正义得以伸张，人性得以弘扬。
第三个专题为“数字化时代的亚文化研究”，本刊不是第一次聚焦于这个主题。主持人张颖指出，2019年8月初，在菲律宾小城杜马盖地举行的亚洲文化研究国际会议上，中国的网络技术与媒介发展及其引发的各种新文化事件，尤其是青年亚文化事件，成为会议的焦点。她甚至认为，对当代中国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及群体的研究，成为更新当前“欧美中心”的文化研究理论、补充“中国论述”的绝佳切入口。本专题刊发的四篇文章共同聚焦的便是当代中国新媒体空间中的多元化网络亚文化，关注的主题涉及新媒体视野下亚文化生产、消费与话语建构。
曹洵的《从“草根”到“困难群众”：作为在线感觉结构的“自我矮化”》，聚焦于网络话语中的“自我矮化”现象。近年来不少网民以拼贴、仿拟等策略，建构了一种夸大的“底层”无力感，并将个体体验扩展为共享的社会现象。其生产与传播蕴含强烈的情感沟通意图，在抱团取暖中获得抚慰与安全感，建立虚拟的文化亲密性。这种整体性的社会经验，是阶层既有现实困境所产生的集体性身份焦虑话语的表征，体现了当下中国社会的一种在线感觉结构。“自我矮化”话语作为一种集体创作与传播现象，具有情感认同与集体想象的社会互动意义；更深层次上，它也是当下大众生活体验的话语表征，是公众对其面临的生存压力的话语释放。文章检视了互联网环境下的“自我矮化”现象，特别是其模因在十多年来不同阶段的发展演变，从中挖掘与当前变动的社会结构性因素的互动关系，分析其丰富的文化政治含义。文章分析了网民从自称为“弱势群体”“底层群体”“草根阶层”时的无奈和不甘、激烈与悲愤，到自称“吃瓜群众”“屁民”的自嘲与反讽、自娱和自乐，再到“困难群众”“卑微”的戏谑、恶搞的模因变化，认为这种自嘲的“底层”认同，不能从社会学意义上理解为网民对其“弱势”“底层”身份的认可，而是通过自嘲最终“拒斥”这种“底层”的、“无助”的身份。但是，这种“拒斥”的效果如何？它是不是特定时代的犬儒？似乎可以做更为深入的社会学分析。
周舒燕的《参与文化与商业主义的博弈：对橙光游戏亚文化的考察》是一篇个案研究文章。橙光游戏是中国最大的AVG游戏网站，许多AVG游戏爱好者的非营利性亚文化社区，同时作为商业平台扮演游戏工具提供商、游戏发行渠道及代理商的角色。这样的双重定位决定了游戏作者夹杂在艺术创作者与创意劳动者的双重身份中，商业主义将亚文化参与者之间的关系通过类似商品竞争和消费的方式异化，将游戏玩家的情感以“商品拜物教”的逻辑转移到对虚拟货币的购买和投资上，对亚文化活力造成了破坏。
如何评价亚文化的生产力与商业收编之间的张力和矛盾，西方文化研究界已经进行了长期的讨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伯明翰学派的战后青年亚文化研究，在肯定亚文化的仪式抵抗的同时，也提醒读者时刻警惕来自主流强势群体和商业文化对青年亚文化的收编。到20世纪90年代，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从文化经济学视角讨论了“粉丝”的生产力，特别是“粉丝”如何从文化产业的商品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意义。詹金斯认为，在当代网络媒介语境下，对参与的强调不恰当地取代了对抵抗的关注，认为在商业控制的氛围下，当人们创造和分享内容时，流通平台却被少数人把持和管理，在此背景下人们是否还能进行有意义的参与？本文通过对当代中国网络游戏平台中的参与文化与商业主义关系的思考，和上述传统理论进行了对话（当然，关于艺术品与艺术生产的商业和美学的双重属性的讨论，在西方理论界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段，比如，马克思就有这方面的出色表述）。
对商业主义持批判态度的学者，一般趋向于强调文化/美学与商业的不可化解的矛盾，从而也对当今中国大行其道的“创意产业”更多地持否定的立场（比如，文章提到的彭丽君）。他们强调，创意产品的商品化使得作品的意义与作者的主观性分离，这取决于交换价值：艺术创造赋予作者能动性——
作者是创造作品的主体，而在产业劳动中又被剥夺了这种能动性——
作者是某一经济平台下的劳动者。“艺术创作中那些热情、想象力等最为纯粹的部分，构成了资本主义产业循环中密不可分的部分：只有获得艺术创作的能动性，才能成为创意劳动者；而被剥削之下的创意劳动则似乎是为了追逐艺术创作的个人理想。”这样的批判立场也贯穿在周舒燕对橙光游戏这一亚文化类型的研究（包括对生产者和消费者即“粉丝”的研究）中，尽管作者的基本观点没有超越收编模式，但在丰富这个模式方面提供了大量不可多得的细节。略感遗憾的是，作者提出了究竟怎样的商业模式能够保留亚文化的创造性，且不断激发文化参与者的创意和激情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对它的回答却多少有些无力。
周思妤的《从“氪”到“肝”——从〈阴阳师〉看卡牌收集养成游戏的意识形态策略》，同样是对网络时代游戏产业的研究，即以《阴阳师》为代表的卡牌收集养成游戏研究，其立场与前文接近。它批判性地揭示了其两大意识形态策略：以“氪”为主的快感转移和以“肝”为主的强制享乐。结论是这两种策略，一方面将游戏快感转移为消费快感，另一方面通过命令享乐来规训人们；最终将玩家捆绑在异化的娱乐（所谓“解放性压抑”）之中。文章援引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认为卡牌收集养成游戏便是这样一种拜物教式的商品：它抛弃游戏的社交因素，将游戏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成了货币和道具之间的交易；它抹消游戏的娱乐性，将吸引玩家的“快乐法则”置换为“消费法则”；它控制人们的行为，使玩家不是为了获得快乐而消费，而是只有消费才能获得快乐。娱乐与消费、社会交往与货币交流之间的二元对立模式十分明显，但似乎有过于简单化之嫌。卡牌收集养成游戏背后的资本运作是否必然使得游戏失去了游戏特质？作者对“游戏”的理解是否有本质主义倾向？如果卡牌收集养成游戏真的完全失去了游戏的快乐，大众为什么还乐此不疲？何为“该有的娱乐快感”？它与消费快感完全无关吗？ 这些问题似乎还可以进一步深入探索。
在对自2010年以后兴起的泰剧/明星“粉丝”的研究中，张颖发现中国“粉丝”对泰剧存在既嫌弃又迷恋的双重态度。这种有趣的经验为考察跨文化等级结构和视觉快感生产/消费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极好的案例。张颖观察到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自认现代化程度高于泰国的中国“粉丝”们很容易继续挪用那些描述泰国“前现代”“欠发达”等特征的话语，并十分熟练地认同、拟仿和强化了有关“我/优势”与“他/低劣”的陈词滥调，中国泰剧“粉丝”的快感似乎与其文化身份的优越感相关。这也是“粉丝”在欣赏泰剧时只重演员外表（颜值）而不问剧情内容的原因，因为在促使某一他族文化变成奇观方面，表象符号比内在意义更具价值。另一方面，尽管大多数“粉丝”仍然站在一个想当然的文化优势地位去想象泰国，但与固化的“西方/非西方”二元对立框架相比，中国的“泰粉”对泰国的想象又显得丰富和复杂得多。他们很快发现，泰国与中国共享了许多历史记忆，且具有许多文化相似性。“由于移民及地缘因素的影响，泰国语言、饮食等本身便杂糅了很多南中国文化的元素。寻找这些类似点，唤起关于两个民族文化沟通的遥远记忆，或者追溯中华文化在他国的变异，构成了剧迷们的另一重隐秘的快感”。这就是说，“泰粉”的经验中夹杂了猎取奇观与亲切联谊的双重快感。这个观察非常细致而不流于简单化。
每次撰写“主编的话”都有一种兴奋与窘迫交织的感受，兴奋是因为阅读文章的过程带给我许多学术的收获和思想的启示，窘迫则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对每辑中每篇精彩的文章一一写下我的阅读心得。我只能对那些没有被提及的文章的作者说一声对不起。
《文化研究》自创办以来就立志成为青年学者的朋友，他们是《文化研究》的主流作者群。《文化研究》因为他们而年轻。
[1] Jeffrey K. Olick， The Politics of Regret： On Collective Memory and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