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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戴着细圆眼镜、30来岁的单瘦男子，奔走在上海渔阳里的石库门弄堂，他不时取下眼镜，用衣角拭去镜片上的汗迹。这是1920年的盛夏，烈日炎炎之下，李达带着“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从日本蹈海归来，前去拜访久闻大名的陈独秀。
李达身上深具知识分子气息，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就称他“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
李达和毛泽东是同乡，湖南零陵（今冷水滩市）人，年轻时立志教育救国。23岁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后回国养病。四年后再次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后改称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理科。1918年，因反对段祺瑞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李达和同学们组成救国团回国，以唤醒国人救亡图存，但请愿运动最后失败了，这给了李达很大的打击，“实业救国”“科技救国”的理想破灭了。
翌年起，李达开始专攻马列主义，为国内报刊撰写了大批有关马列主义方面的文章。回到上海，李达立即找到陈独秀，两人第一次见面印象很好，陈独秀表示自己正和李汉俊等人筹建中国共产党，邀请李达“作发起人”，李达欣然接受，为方便工作，他住进渔阳里新青年编辑部。
此时李达还是留日学生理事，为参加中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和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在工作上有些来往，在那里结识了做文秘工作的王会悟，彼此产生了爱慕之情。
那时候谈个恋爱可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他们一个是浙江人，一个是湖南人，方言不同，便用纸笔进行交流，“多呈写字谈”，王会悟称其为“笔谈恋爱”。
王会悟，浙江乌镇人，六七岁起就开始接受父亲的启蒙教育，沈雁冰（茅盾）是她的同学，也是她的表侄。王会悟13岁时父亲病故，家庭经济陷入拮据，她不得不从嘉兴师范学校退学回到家乡，后来继承父业，教书谋生，没多久学生人数逐渐增多，她借了一个房子，办起了桐乡县第一所女子小学，乡亲们都说：“小王先生教的也不比老王先生差啊。”当地的教育部门每月为她提供5块钱津贴。
这一年，镇上一个秀才为了那笔津贴，四处煽风点火，说王会悟没受过正规教育，没资格当老师。并向县里提出，若由他替代，只要3块钱津贴。
王会悟不堪受人藐视，愤而离校，去湖州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湖郡女塾攻读英语。起初她半工半读，一边念书，一边给学校打扫卫生，后来给学校牧师的夫人们当起了中文老师。在这里，王会悟接触到《新青年》杂志，大胆地给陈独秀、李达、恽代英等社会名流写信，赞成提倡白话文，拥护新思想和新文化运动。令王会悟意外的是，陈独秀还给她回信：“没想到我们的新思想都影响到教会学堂了”，并夸奖她“有胆识”。
结束湖郡女校的学业后，王会悟经沈雁冰介绍来到上海，在中华女界联合会做文秘工作，和李达相识、相恋。
1920年11月7日，渔阳里2号，李达、王会悟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新房既是陈独秀寓所，又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同日，李达创办《共产党》月刊，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刊，第一次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于是婚房也成为《共产党》月刊编辑部所在地。
那时《共产党》月刊经费十分困难，李达经常把商务印书馆的稿酬拿来办刊。有时工作紧张，他自己一个人承担从写稿到发行的全部工作。1921年毛泽东在写给蔡和森的信中，曾高度赞扬《共产党》月刊不愧“旗帜鲜明”。
6月的一天，知了在香樟树上嘶哑地鸣叫，蒲柏路399号博文女校两层楼的房子前，来了一个标致的江南女子。她就是王会悟，来找女校校长黄绍兰。
黄绍兰，章太炎先生唯一的女弟子，辛亥革命后曾在国民党元老黄兴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后于1917年来到上海担任博文女校校长，并聘请黄兴夫人徐宗汉为校董事长。
正值暑假，学校基本空着，王会悟告诉黄绍兰有一个“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想借此住宿，黄绍兰一听，立即答应下来，将楼上3间房租给了王会悟，这就是中共一大代表日后的住宿地了。
此前，李达作为上海党小组的代理书记，负责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他发信给各地共产党小组，通知在上海召集代表会议。但他是个不拘细节的知识分子，因此会址的选定和外地代表的食宿等后勤事务，实际上交给了王会悟。
王会悟自小钦慕同乡“鉴湖女侠”秋瑾，作为中华女界联谊会理事、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她处事极为干练。她定下住宿地，又买来几张芦席，以备到会的代表打地铺用。那时候中共真是穷得叮当响啊。
开会的地点，王会悟找了好几个地方，都不太理想。后来她想到了紧邻博文女校的李公馆，李公馆主人是同盟会元老李书城，他是李汉俊的哥哥，当时正携新夫人外出旅游，只有李汉俊在家。王会悟、李达跟李汉俊一商量，会址就定下来了。
中共一大召开时，王会悟就在楼下望风。一天，一个陌生人向楼上跑去。王会悟觉得事有蹊跷，也赶忙跑上楼，汇报了情况，马林当即宣布休会，匆匆收拾文件撤离。散会不久，全副武装的法租界巡捕房士兵包围了房子。事后，李达对王会悟竖起了大拇指：“你立了大功！”
会议必须另选地点，代表们想到了几个地方，都觉得不安全。最后王会悟向李达提议去嘉兴南湖。嘉兴是王会悟读过书的地方，对那里的情况十分熟悉。这天清晨，王会悟先行前往，租了一条单夹弄丝网船，内有前舱、中舱、房舱和后舱，右边一条夹弄贯通，会议就在中舱举行。代表们以游湖为名上船，王会悟让船老大把船停泊在烟雨楼东南方向的一处僻静水域，她自己坐在船头望风，一旦有别的游船靠近，就哼起嘉兴小调，手指敲着舱门，打起节拍，提醒代表们注意。王会悟由此被称为一大“卫士”。
为掩人耳目，她点了一桌酒席，还特意准备了一副麻将牌，放在桌上，一旦听到暗号，代表们就假装在搓麻将。
王会悟在回忆文章里写到了当时的情况：“那天，李达要我把马林和他的翻译杨明斋护送到会场，然后我在楼下照看门户，观察动静。突然，我看到一个陌生人，从厢房出来往楼上走，我立即叫住他，问他是谁，李家的厨师答话说，他是侄少爷的同学。我捉摸这事有些蹊跷，就上楼告诉了杨明斋。马林警惕性很高，得讯后马上拿东西走了。张国焘当时怪我大惊小怪，把会场给吵散了。散会后不久，法国巡捕果然来了。李汉俊用法语对巡捕说：‘上午是我几个朋友在此讨论十九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争论起来了，惊动了你们，对不起！’巡捕没发现什么破绽，就走了。事后，马林说：‘这个女孩子（指我）很机警，要好好培养’。”
“上海已不能开会了，到哪儿去继续把会开完呢？代表们意见不一。我想到我家乡嘉兴的南湖，游人少，好隐蔽，就建议到南湖去包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李达去与代表们商量，大家都同意了这个意见。我便作为具体安排事务的工作人员先行出发，与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乘头班车去嘉兴。到嘉兴后，我去鸳湖旅社租了房间，作为代表们歇脚之处。又托旅社代雇一艘中等画舫，要了一桌饭。代表们上船前，我还出主意，让他们带了一副麻将牌。”
每当有其他游船靠近或出现巡逻艇时，王会悟发出暗号，船里就把麻将搓得噼里啪啦地响，只听见“八筒”“九万”的喊叫声传出来。
李达的夫人王会悟不是中共一大代表，却是这一开天辟地的历史见证者，在电影《建党大业》中可以见到她美丽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