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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黄浦江，一条静水流深的大江，一条激荡不休的大河，汇入长江、通达大海，使得上海自20世纪20年代就成为远东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成为当时中国最忙碌的一个港口——国际航线上，有定期客轮来往于上海和伦敦、马赛、汉堡、新加坡、旧金山、西雅图、温哥华、檀香山、神户等地。国内航线上，1921年在上海登记的内港船只已有300多艘，航线北至天津、南至广州、西至重庆、内陆至长沙，四通八达。
1922年2月的一天，黄浦江上一座繁忙的码头，停满了各种船只。
北风萧萧，无止息地吹荡着上海滩，凄厉中带着一股和山区不同的海岸的气息，扑面而至。从湖南来的一只船上，下来几个提着皮箱的女子，留着短发，兴奋的目光，四处打量着。
这是平民女校招收的最大一批学生，当中有王一知（即杨代诚）、丁玲（即蒋冰之）、王醒予以及王苏群、薛正源等5人，都是王剑虹招来的。
春节刚过，狭窄的街道两旁，店铺的排门张开门洞，门口还悬挂着庆祝的旗子，有的挂着红色的灯笼，元宵的气息渐次浓起来了。于是她们看到茅盾所写到的景致：“沿马路的电灯柱上、里门口，都有些红色小方块；烂疮膏药似的，歪七竖八贴着。……我们沿着步行道慢慢地走去，就细读那些‘召租文学’。这是非常公式主义的，‘自来水电灯齐全，客堂灶披公用，租价从廉’云云。……这一家石库门的两扇乌油大门着实漂亮，铜环也是擦得晶亮耀目……”
一排一排的石库门房子，黑漆木门，黄铜门环，外墙一律是清水墙，青砖中间镶嵌着些红砖，是当时上海最主要的民居。不时地，一幢幢洋式小楼房如一只高昂着头颅的鹤一样，屹立其间。
街上挤满行人，电车、黄包车、小轿车跑过去，跑过来。她们只觉得无比喧闹，无比兴奋。当时，上海这座城市马路的风物，在外人看来到底是怎样的呢？或者可以借爱因斯坦的日记来回顾一下。1922年，爱因斯坦访问日本，来回途中在上海短暂停留。爱因斯坦11月13日抵达上海码头，在11月14日的日记中，他写道：
“13日早晨大约10点钟，抵达上海。沿着平坦、如画、黄绿色的河滩逆流而上……将我们带到一个中餐馆。吃饭时，我们看到窗外路过一支嘈杂而色彩斑斓的送葬队伍……食物精细、源源不断……吃了点东西后，在华界散步，天气晴朗……路边，露天作坊与商店喧闹声很大，但是没有争吵。我们去了一家剧院，每一层都有一个表演。观众们总是很欣赏、很娱乐，有各种人，还有小孩。非常喧闹的人群内外，都是很高兴的脸庞。即使是做苦力的也没有显露悲惨的模样。特别成群的民族，常常有挺起的肚子，总是健康的神经……有时候咧嘴而笑，表现出好奇。滑稽地与我们这些欧洲人对视……”
狭窄的街道，将拓得宽广；脏兮兮的市容，会被整洁所替代。而爱因斯坦发现的我们这个民族在受苦中仍旧持有的活力，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走向腾飞的源泉，这是一种来自远古的洪荒之力的接续、传承……
这是丁玲和王一知第一次来上海，李向东、王增如在《丁玲传》中说：“上海是她离开家乡踏入人生的第一站，是她初登文坛名声大噪的地方，也是她投身革命的起点。”应该说这是一条走向世界的路，也是一条撕心裂肺、刻骨铭心的路。
半年之前，1921年6月，也有两位湖南人从湘江上船，来到上海，走上一条开天辟地的苦难与辉煌之路。那两位湖南人是毛泽东和何叔衡。6月29日，一个黑云蔽天的夜晚，两人在长沙小西门码头乘船出发，奔赴上海，准备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何叔衡的同事谢觉哉欲为两人送行，却被拒绝。谢觉哉在日记里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〇〇〇〇〇之招。”谢觉哉后来解释这五个圆圈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怕泄露消息，故以圆圈代替。
滚滚黄浦北逝水，浪花推来英雄。那时，为了参加中共一大，一个又一个共产党员来到上海。他们分别代表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七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第一个到达上海的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张国焘，不久，代表们风尘仆仆，舟车劳顿，陆陆续续赶来。
一大代表陈潭秋回忆：“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楼下女学校，因为暑假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书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这九个临时寓客指的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其他代表不住在这里。
现在，为了参加平民女校，一个又一个女子来到上海。她们怀着追求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思想走进石库门，走进平民女校。她们的年纪跨度从12岁到30岁左右，文化程度也参差不齐，基本上都是初中生，甚至还有文盲。
她们当中，高级班有从湖南来的王剑虹、丁玲、王一知、王醒予、王苏群、薛正源，辗转从北平来的秦德君、从浙江来的王会悟，以及在上海的陈独秀夫人高君曼，此外还有傅戍凡、蒋鞠伊、傅一星、黄玉衡等。傅一星、黄玉衡是外地女师的学生，因反对封建婚姻，她们毅然离家来到上海，进入平民女校。初级班有钱希均、王淑亮、卢亮、张怀德、高语罕的妹妹高玉英（一说为高语英）、傅达平等人。
当时，上海人口有240万以上，港口、马路熙熙攘攘，外滩的万国建筑群占据城市天际线，已建成的有亚细亚大楼、上海总会大楼、元芳大楼（现中国通商银行大楼）、旗昌洋行大楼、华胜大楼等建筑群，哥特式的尖顶、古希腊式的穹窿、巴洛克式的廊柱，成排成排张开老虎窗的石库门，将人们的目光引向无穷高远的天空。
各种思想和东西方文化如同长风，在这里激荡。在兴业路上那座青砖白缝的石库门房子里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更是携带着一股马克思主义的红色洪流，为上海城市精神的荡涤和交响谱入一脉强大的音符，红色基因渗透在繁华都市的血脉深处，它为中华民族的觉醒和自强自立推起一轮红日，燃烧着，跃出地平线，直燃向历史的天空。一支支火炬，向四周突进，直燃向石头一样厚重的黑暗，去召唤，去唤醒，去组织，去传播星星之火……
时间静悄悄地流逝，生活一如既往。对于大多数人来说，1922年并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只是正如那一年的12月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下的一样：“我们的第一要著，在于改变他们的精神。”日月经天，其道大光。碧波兴起，扬帆起航。一艘大船鸣响了出发的汽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