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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寒风盘旋在洞庭湖以西的大地上，按诗人的说法，春天似乎不远了。可是，1922年静悄悄地来临，似乎并不是非比寻常的一年，如同这一年4月鲁迅在北京写下的《为“俄国歌剧团”》的文字：“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一片古老的沧桑的土地，“倘使我是一个歌者，我的声音怕要销沉了罢”。
而俄国艺术家的歌唱和舞蹈，又促使鲁迅猛醒，于是他写道：“我是怎么一个褊狭的人呵。这时我想：倘使我是一个歌人，我怕要收藏了我的竖琴，沉默了我的歌声罢。倘不然，我就要唱我的反抗之歌。而且真的，我唱了我的反抗之歌了！”
是啊，有一群默默无闻的人在唱着反抗之歌，他们唱着，起初并没有什么回响，却在历史的缝隙之间，慢慢地雷鸣一般轰响起来。
春节前夕，王剑虹回到湖南常德，一是看望姑母，二是为平民女校招生。
这一年丁玲18岁，正放寒假，也在常德。她因幼年丧父，随母亲余曼贞寄住在外婆家。这天，王剑虹和堂姑王醒予来看望余曼贞，她们有亲戚是余曼贞的学生。在第二女师，王剑虹和丁玲天天见面不说话，相隔两年半，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王剑虹谈起在上海的见闻，鼓动丁玲一起去参加由陈独秀、李达创办的平民女校。丁玲一开始听到“平民女校”的名字，内心不免有些忐忑，她知道家里人恐怕会觉得刺耳的。
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像鲁迅一样也是出生于家道中落的大户人家。她曾经在具有自传性质的《遥远的故事》中写道：“安福县蒋家，是一个有钱的人家，是一个人丁兴旺的人家，在我的爷爷时代，据说那些爷爷们，这房、那房、远房、近房究竟有多少房，多少人，连姓蒋的自己人也分不清楚，外人就更无从知道，只知凡是安福县的大房子，一片一片的，都姓蒋。这些人都是财主，大财主，小财主，家家都做官，这个官，那个官，皇帝封敕的金匾，家家挂，节烈夫人的石牌坊处处有。”
丁玲的母亲余曼贞也出自名门，丁玲外公余泽春，清末拔贡，担任过云南大理、普洱与楚雄等地知府。余曼贞结婚后改名蒋胜眉，意为“女子胜过须眉”，奋发之情，可见一斑。丁玲不满4岁时父亲去世，母亲余曼贞带着她和刚满一岁的儿子离开临澧，寄居在常德县城丁玲的两个舅舅家里。
1909年，余曼贞冲破重重阻力，进入常德女子师范速成班学习，5岁的丁玲跟着母亲，读该校幼稚班。三年后，余曼贞和向警予等人一起到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攻读，丁玲也进入女师小学部读书，15岁后丁玲进入第二女师读预科，成为王剑虹学妹。
桃源离常德约九十里，丁玲是乘小火轮去的。学校濒临沅江，风景优美，操场显得特别阔大，丁玲内心的天地也开阔起来。她常常在楼上窗前一站半天，沅江过往的帆船，不时从疏疏密密的树影中透出来，拉纤的、撑篙的船夫唱着号子，伴着滔滔的江水和馨香的江风飘进窗口，飘进呼吸中，使她觉得特别舒畅，一切仿佛把她带到了一个遥远的神秘的世界。
受五四运动影响，母亲在1919年秋天把丁玲送到长沙读周南女校，这是当时湖南最好的女子中学，远在北京的《新青年》就对周南女校作过评价：“这个学校在湖南本是最有精彩的，加以校长朱剑凡极力提倡‘新’的改造，所以一般学生的思想，与一般普通的人，大大不同。”向警予、陶毅、蔡畅等人曾就读于周南，余曼贞特别喜欢这个学校，她希望丁玲在这里学有所成。
周南女校由教育家朱剑凡于1905年创办，原名周氏家塾，以“启迪民智，解放妇女”为办学宗旨，1906年创作了由徐特立作词、黄厘叔谱曲的周南校歌：“地处长沙，山环水重深深锁。女校修复，应推先进周南我。毁家兴学，蒙难开基，创出文明母。到如今，三湘七泽有蜚声，郁郁、欣欣、芬芬、馥馥如花朵。同学们：静心学业，静心学业。发放我历史之光荣，效忠祖国，效忠祖国，永获光荣果。”周南一时声名鹊起，成为湖南莘莘学子向往之处，徐特立也禁不住为其点赞：“周南者，女子教育之权兴也，女子教育之滥觞也。”1920年，湖南当局出资，指令周南为湖南代办公立女子中学。
丁玲的国文教师陈启明思想进步，参与了毛泽东主导创建的新民学会。他每天读过上海、北京的报纸后，把好的文章加上红圈，介绍给同学们，广受学生欢迎。那时，丁玲最喜欢读白话文小说和新诗，也写过一些白话诗，由陈启明主编，发表在当时《湘江日报》的副刊。
在周南自由的新空气中，丁玲更是无比畅快。本来她就对一直在舅舅家过寄人篱下的生活，早早地觉得压抑，内心深处青苔一般滋生着反叛的情绪。此后，她一生追求自由，或者就是从周南开始。
周南校长朱剑凡本是进步教育家，后受到当局压力，急遽转身，开始在学校严禁进步宣传，解聘进步教员，陈启明也被辞退。
这天，校学生自治会推选丁玲的同班同学周敦祜参加省学联会，以联合行动，由于讨论稍久，造成上课迟到，朱剑凡闻讯赶来，质问周敦祜：“你在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已经取消，你有什么资格站在这个地方开会？你有什么召集开会之权？”
周敦祜在周南学生中间素有影响力，第五届湖南省运动会上，周南等女校做团体操表演，周敦祜受推选发言：“所痛心者，大会秩序单中，未将女子运动项目列入，足见无重视之意。须知国家社会之进化，男女负同等责任，希望此后男女学校一律同等待遇。”同学们都佩服她敢怒敢说。
见校长如此激动，周敦祜道了歉，朱剑凡仍大怒不止：“你们到学校里来，是服从校长还是服从同学？”最后朱剑凡说道，“我也不要你们做学生了。我以后只办小学，立誓不办中学。中学从今日起，便全体解散”。隔天学校悬牌告示，责令周敦祜即日领费出校。
周敦祜等学生极为愤慨，领导十几个同学签名退学，此事经湖南《大公报》报道，编者认为“此诚湖南学界一大可哀事！”为示公正，“周南风潮”的发生过程，以学校和学生会两方来信的方式，发表在《大公报》上，为人所知。
不久，周南声明开除周敦祜，丁玲和周敦祜等十七八个同学一起愤而退学，以示抗议。他们离开周南，在船山学社地址办了一个暑期补习班，由长沙第一师范的部分教员和毕业生协助补习功课。20世纪80年代，丁玲在给孙女的一封信中写道：“还说毛润之先生也要来给我们上课。我是这时知道毛泽东同志的。但他始终未来讲课。而补习班也是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之下办起来的。杨开慧、杨开秀（开慧的堂妹）都在这里，也都在暑期班学习。”过了暑假，丁玲考进岳云中学。
见到王剑虹时，丁玲正对岳云中学感到失望，对人生道路感到彷徨，她们谈起社会革命，谈起文学，谈到理想，无所不谈，特别投契。于是丁玲一下便决定终止在湖南的学业，同王剑虹冒险到一个熟人都没有的上海“去寻找真理，去开辟人生大道”。
丁玲回忆说：“那时我们知道陈独秀、李达都是新人物，是搞社会革命的。我们也想望社会革命，虽则还不懂得怎样去革命。我们在去上海前，受到了不少的阻挠。因为‘平民女学’和普通学校不同，没有文凭，将来职业有问题。加上‘平民女学’的‘平民’两个字，也很刺目。到上海这个地方去，也成为亲戚们反对的理由。那时，教员和亲戚们，以为我要进‘平民女学’是件很荒唐的事，出来反对。”
为了去上海，丁玲费了一番周折。这时，她唯一的弟弟已经去世，母女俩相依为命。余曼贞替女儿前途着想，还是支持她的，只是遭到三舅激烈反对，他说：“不行，上海是个坏地方，那里你没有亲戚，身边没有大人，那怎么行呢？你现在17岁了，明年18岁，毕了业就可以在家完婚。要去上海，那就不行！”
外婆临终时把她许配给三舅的儿子余伯强，丁玲和她的母亲都害怕她去舅舅家做媳妇。母亲希望她读师范，毕业后当个小学教员，可以少在婆家待着，而丁玲甚至说：“我自己呢，则希望表哥早点死。虽则，我对表哥本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感。”她自始至终都反对这场包办的婚姻，她的心早已经飞到上海去了。
这天，三舅席开一宴，请来了家族的亲戚们，想把丁玲留住。余曼贞当着大家的面，据理力争，力主解除婚约，三舅坚决不同意。
丁玲和王剑虹一气之下写了一篇文章，揭露舅父假道学的面孔，登在当时的《民国日报》上，这场解除婚约的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一只小鸟唱着她的反抗之歌，即将飞向未来无限广阔的自由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