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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的一声笛响，一列火车喷出20世纪20年代特有的一股烟雾，驶出北平站。煤炭燃烧的浓烟，像火车举着的一面黑旗，向后飘荡着。
火车向南驰去，缓缓地，奔驰在阔大的华北平原上。窗外，是北中国的雄浑的田野。一个女孩，眉间满是忧郁之色，她安静地听着火车的咣当声，听着身体里两个鼓荡着的心跳。是如此的沉重，是如此的不得已，是如此漆黑的坑道里的运煤车一样的命运啊……
时为1921年，这个只有十五六岁模样的少女，名叫秦德君。在火车的咣当声中，这个女孩子或许想到了一叶孤帆出川的画面，想到了遥远的家乡忠州城，想到了她的难言的苦痛的命运，此时她已经走遍大半个中国了。
星随平野尽，月涌大江流。1905年，中秋之夜，一轮满月，皎洁的光辉照耀着扬子江畔的忠州城，照耀着一间三牌坊的秦府门第，一棵高高挺立的黄桷树的阴影下面，突然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秦德君就降生于这树下一片荒草地中！
秦德君的母亲出身贫苦人家，多年来勤勤恳恳，侍奉祖母，祖母死后，两个姑母和婶娘唆使她父亲将怀胎足月的母亲赶出家门，以至于秦德君生在荒草地里，哭声涨满大黄桷树密覆的枝叶，涨满树旁一口青苔披覆的古井，连月亮也动荡起来。
她被送到外婆家，与外婆、舅妈、表嫂三代寡妇相依为命，喝着米糊长大，后寄养在忠县的伯母家上小学。13岁时，二哥秦仲文把她带到万县，在那里上了半年女子初级师范，暑假考取成都四川省立女子实业学校。
五四运动的火炬，以一束光的速度，燃遍全国，成都学生迅速成立“四川学生联合会”，号召各校学生万人以上游行示威，发表演讲，后来发展放火焚烧仇货，一些奸商收买了流氓，见学生就打，秦德君因此被打掉了一颗牙齿。一名女同学高呼着口号：“头可断，志不可夺，身可杀，名不可污！”慷慨激昂的场面，令秦德君久久难忘。
四川学生联合会创办了《学生潮》《星期日》《新空气》《直觉》等报刊，秦德君以“秦文骏”为笔名，发表文章，奋力批判旧社会，呼吁男女平等。她喀嚓一声剪掉辫子，留起短发，宿舍里一个同学看着秦德君清爽利落的样子，也跟着剪了辫子，结果同学的妈妈跑来学校又哭又闹，找秦德君拼命：“我的女儿不做尼姑，我的女儿要戴凤冠。”
有道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其时抵制剪发的旧势力把女儿们关在家中，市政当局封闭了理发店，甚至有理发师因给女子理发而被捕……
秦德君听说北京大学开始招收女生，写信给蔡元培，要求进北大。蔡元培回信说：“女子实业学校学生，恐怕未必合格。”这封信被学校查获。后来，秦德君因为提倡“男女平等”的事被学校开除。中国女性的自由之路，走过了多么黑暗的一页啊。
当时吴玉章在渝成立“全川自治联合会”，四川各个县都派代表参加，于是学生联合会介绍秦德君去重庆。她和两个同伴女扮男装，从成都东门外望江楼搭小木船东下，听着纤夫喊出的号子，看着纤夫弓着腰背拉着木船，一天走出几十里地，秦德君心中很不是滋味，直到乐山才终于改换了帆船，顺江东流，到了重庆。经吴玉章安排，秦德君和同伴一起住在川东道尹公署秘书长、《新蜀报》创始人陈愚生家中。
陈愚生是四川泸州人，曾参加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后赴日本留学于早稻田大学经济系。回国后与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张闻天、田汉等时代精英都是成员之一。1920年底，陈愚生到重庆任川东道尹公署秘书长一职。“种树期成荫，移山任笑愚”，他向来以愚公自许，一心只求改造社会，于1921年2月创办《新蜀报》，开始“向最顽固、最腐臭的旧社会基址作不断的攻袭”。同年5月，陈愚生妻子在北平撒手人寰，留下一个女儿尚不足两周岁，陈愚生离开重庆，前往北平照顾女儿。吴玉章赠予秦德君100元现洋，让她随陈愚生一起赴北平，找李大钊协助前往苏联。
轮船于一望无涯的巫山高峡之下驶出夔门，到宜昌改换长江大轮船继续航行。正值春天，从重庆到宜昌这一段，恰是万里长江最为壮丽的山水名胜，沿途奇峰直上青天，断崖如同斧劈刀削一般，又有鲜花漫山遍野走来，简直美破宇宙，却丝毫引不起秦德君一点兴致。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秦德君一路上穿着男孩子的衣服，不敢进女厕所，上男厕所又心虚，一路熬着到了上海。轮船甫一靠岸，邓中夏前来接船。他一口湖南话，看见秦德君穿着男装，头发短短的，摸摸她的头叫她“小弟弟”。
火车折回南京，沿津浦路北上，到了北平。
一人身着灰布长衫，戴着金丝边眼镜，两撇八字胡又浓又密，目光炯炯有神，在火车站外迎候。他就是五四运动的旗手李大钊，看着先生英气勃发的样子，秦德君脑中陡然想起《Bolshevism的胜利》上那段势若万钧的话来——
“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象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由今以后，到处可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秦德君似乎看到了那一道曙光，顿时觉得心中也充满了雷霆万钧的力量，可是去苏联的希望因故化成了泡影，她只得在北平继续待下去。此时她两手空空，而且还怀着身孕。原来离开重庆前一夜，吴玉章等人为陈愚生饯行，秦德君因不胜酒力醉倒了，同席的《新蜀报》编辑穆济波趁她一人醉卧室中，悄悄进去将她奸污。从此之后，秦德君回忆道：“穆济波有如一个魔鬼的影子，紧紧跟随我，纠缠我，使我大半生不得安宁。”
这天，秦德君正为自己的处境泪流满面，忽然有人轻轻拍了拍她后脑，她赶忙擦干眼泪，转身一看是李大钊。
大钊先生向来是以“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为目标而奋斗的，而这样的奋斗不正也是为了青年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嘛？他见秦德君悲伤，于是温和而又亲切地问道：“好孩子，怎么啦？”
秦德君摇了摇头。
他又问道：“是想家了吗？”
秦德君一听，心中痛苦万分，问道：“我的家在哪里呀？”
李大钊笑道：“好孩子，到上海去工作吧。”
火车奔驰着，朝着长江，朝着20世纪远东最繁华的都市的方向，在奔驰。像一头负担过重的兽，喘息着。现在的人们习惯了高铁风驰电掣的速度，根本想象不到20世纪20年代北京和上海之间途程何其漫长。
北京与上海开通火车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13年，其时天津到南京浦口的津浦铁路刚刚建成，北京与上海两个城市之间终于可以开通火车了，这段路分为北中南三段，先经京奉铁路到天津，再转津浦铁路到浦口，铁路修到这里戛然而止，因为浦口位于长江北岸，那时候长江可是天堑啊，根本没有大桥，直到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通车以前，津浦线和沪宁线一直无法连通，必须坐轮船渡过长江到南京，再经沪宁铁路到上海。
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1919年在八道湾买下人生第一个房子——高兴啊，终于成为有房的人了——于是他在12月返绍兴，接母亲和三弟周建人一家到京团聚，日记里写道：1日，“晨至前门乘京奉车，午抵天津换津浦车”。2日，“午后到浦口，渡扬子江换宁沪车，夜抵上海”。第二天再回绍兴，后来他依返乡所见写下小说《故乡》，留下“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句脍炙人口的警语。鲁迅在路上共花去四十多个小时，想想如今京沪高铁四个小时，简直就跟飞一样。
对旅途的波折，秦德君也有回忆：“火车过了徐州，列车长报告说，前面铁路坏了一段，要大家换车。于是旅客们纷纷扛起简单的行李，走过一段崎岖的道路，挤上另一列车，因为两列火车的人并在了一列火车上，所以特别挤，不管二等三等车票的旅客，都得不到座位了。那些从窗户外翻进来的，连落脚地都没有，就跨在人们肩膀上，争吵声此起彼伏……”
秦德君在回忆文章《跟大钊同志在一起的日子里》提到，她是随李大钊和陈愚生一起南下上海的，但少年中国学会成员1921年从北京前往上海的，只有邓中夏一人，中共一大召开之前，他来上海汇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情况。在《回忆邓中夏同志》一文里，秦德君写到邓中夏就像大哥哥一样称自己为“小弟弟”，极为关怀，他还带着秦德君在上海和南京游览名胜古迹，由此推断，此次从北京南下，最有可能是李大钊嘱咐邓中夏带着她来的。
到上海后，秦德君到一家袜厂去做女工。这时的上海，已然成为革命的大熔炉。秦德君人生崭新的一页，在一双双巨人之手的协助下，悄然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