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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艾尔丝女士说了两次话。重逢完全不像我希望的那样好。第一次是早上十一点，我刚把英格褒留在海滩上，自己回酒店处理几件事。我在前台碰见了艾尔丝女士，她正在接待几个丹麦人，从他们的行李和招摇的完美古铜肤色看得出是正要退房的客人。他们的孩子在前台走廊拖着几顶巨大的墨西哥草帽走来走去。丹麦人许诺明年准时再来，等艾尔丝女士跟他们告完别了，我上前自我介绍。我是乌多·贝尔格，我伸出手说道，微笑中带着仰慕，理应如此，那一刻，近在眼前的艾尔丝女士对我来说显得更美了，至少还和我年少记忆里一样神秘。但是，她不认得我了。我花了五分钟向她解释我是谁，我爸妈是谁，我们在她的酒店里过了多少个夏天，甚至详细回忆了一些我本来更乐意绝口不提的陈年轶事。这一切全发生在前台，客人穿着浴袍来来往往（我自己只穿了短裤和拖鞋），不停打断我想要让她记起我的努力。终于，她给了肯定的回答：贝尔格一家，从慕尼黑来的？不，是罗伊特林根
，我纠正道，不过我现在住在斯图加特。原来如此，她说。她提到了我妈是个讨人喜欢的女人，也想起了我爸，甚至吉赛尔姨妈。您长大了很多，完全是个大人了，她说这句话的语调让我察觉到一丝羞怯，而且——虽然没有合理的解释——这让我心神不宁。她问我打算在村子里待多久，有没有注意到这里变了很多。我回答说我昨天深夜才到还没时间出去转转，我打算在这里待十五天，当然都是住在德海酒店。她笑了，我们就这样结束了对话。紧接着我上楼回到房间，有点焦躁，具体原因不明。我从房间打电话让人搬一张桌子给我，我明确要求至少得有一点五米长。等桌子的时候我读了这本日记的前几页，不算太差，至少对一个新手来说。我觉得康拉德是对的，每天在日记里把想法和发生的事都记录下来，这种强制性或接近强制性的日常练习对我这样一个几乎要靠自学的人来说是有好处的，我可以学习思考，锻炼怎样把记忆小心翼翼、毫不随便地集中在每个画面上，尤其要留意画面情感的某些方面，这些我们以为早已定型的方方面面其实还只是种子，可能会也可能不会长成一种性格。不过，我写日记最开始的目的更加实际：练习篇章写作，这样以后我在文章里提出的新发现就不会因为笨拙的表达和有缺陷的句法而失色。我在专业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多，最近它们成了各种批评（有的是在读者来信栏目，有的是杂志编辑做的删改）的靶子。这种甚至懒得遮掩的审查攻击我的唯一论据就是我的语法缺陷（仿佛他们自己就写得很好似的）。对此，我提出的异议或者我冠军的身份都完全不管用。实话说，还好事情不总是这样，也有杂志在收到我的文章以后彬彬有礼地回复一张小纸条，写上三两句尊敬的话，再过一阵我的文章就印出来了，没有一处删减。还有一些杂志疯了一样夸我，康拉德管它们叫“亲贝尔格”的出版物。其实，我只和斯图加特俱乐部的一个分部以及科隆的几个自大狂有冲突，我大胜过他们一次，他们到现在都没原谅我。斯图加特的三家杂志我都发过文章，我们之间的问题——就像有人说的——是家庭矛盾。科隆只有一家杂志，但是版式设计调整得更好了，在全国范围发行，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有稿费。他们甚至有一个规模不大但十分专业的撰写顾问团队，每个月都有不错的薪水，让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至于他们做得好不好——我的意见是不好——是另一回事了。我在科隆发过两篇文章，第一篇《如何在突出部之役
取胜》被翻译成意大利语登在一本米兰的杂志上，这让我获得了朋友们的赞赏，还和米兰的兵棋迷建立了直接联系。我注意到这两篇文章登出来的时候都有一些微小的变动和修改，他们以版面不够为由删去整句话——但是我所有要求的图片都登出来了！——或者调整了文风，这些修改工作是一个我从未有幸认识、连电话都没通过的小人物完成的，我严重质疑他是否真实存在。（杂志上没有出现他的名字。我很确定在这个真实性成疑的修改人背后躲着撰写顾问团队里那些对作者怒气冲冲的家伙。）我投第三篇的时候高潮来了：他们完全拒绝发表它，即便这篇文章是因为他们明确约稿我才写的。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收到退稿信后几个小时，我就打电话给编辑部，对他们的决定表示震惊，对撰写顾问浪费我的时间表示愤怒——不过最后这一点我在撒谎；我从来不认为解决与兵棋相关的问题是浪费时间，尤其是思考和写作我格外感兴趣的战役里某些特定的方面。没想到编辑部主任甩了一长串辱骂和威胁，几分钟前我还以为他那张谨慎的小鸭子嘴里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挂断电话以前——虽然最后是他先挂的——我对他发誓但凡有一天让我遇见他，我一定要打断他的鼻梁。在我被迫听到的所有辱骂里，最伤我感情的可能是对我文学修养方面的愚蠢控诉。其实，平静下来想想，显然那个可悲的家伙是错的，不然为什么德国以及一些国外的其他杂志都在继续刊登我的作品？不然为什么我会收到雷克斯·道格拉斯、尼基·帕尔默和戴夫·罗西的信？就因为我是冠军？到这个关头——我拒绝管它叫危机——康拉德说了一句决定性的话：他建议我忘记科隆那帮人（那个城市里唯一值得交往的人是海米托，而他和那本杂志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写一本日记，找个地方记录下每天发生的事，为将来的工作整理零散的思绪，这总不是坏事，而且正好是我想做的。
敲门声响起的时候我还沉浸在这些思绪里，门外出现一个服务生，是个小女孩。她用自己想象中的德语嘟囔了几个单词——实际上全句仅有的德语只是副词“没”，我思考了一下明白了她是想说没找到桌子。我用西班牙语向她解释说我必须得要那样一张桌子，不是随便一张，是要至少一点五米长的或者两张七十五厘米长的拼在一起，而且我现在就要。
女孩说她会尽力的然后就走了。没过一会儿，她回来了，和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棕色的裤子皱皱巴巴，像是晚上穿它睡的觉，白衬衫领子也脏兮兮的。这个男人既没有自我介绍也没有请求允许就径直走进房间，问我为什么还要桌子。他用下巴指指房间里已经有的那张桌子——对我的用途来说它太矮太小。我选择不回答。面对我的沉默，他决定给个解释：一个房间里不能放两张桌子。他似乎不太确定我是不是听得懂他的语言，所以不时用手比比画画，像在描述一个孕妇。
我已经有点烦了，于是动作很夸张地把那张桌子上所有的东西都扔到床上，请他把桌子搬走换一张符合我要求的回来。男人没有动，像是被吓到了，倒是那个小女孩友善地对我笑了一下。紧接着，我自己把桌子搬到了走廊。男人困惑地点点头离开了房间，没明白发生了什么。走之前他说想找到一张我要的桌子不太容易。我微笑着鼓励他说：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
没过一会儿前台打电话来了，一个没有辨识度的声音用德语告诉我他们没有我要的桌子，需要把原来的桌子搬上来吗？我问对方是谁，那个声音说她是前台的努丽娅小姐。我用最有劝服力的语调向这位努丽娅小姐解释说，为了我的工作——是的，我度假的时候也在工作——桌子绝对必不可少，而且不是原来那张我相信酒店每个房间都配了的标准桌子，我要一张更高尤其是要更长的桌子，如果不太麻烦的话。您是从事什么工作的，贝尔格先生？努丽娅小姐问道。这关您什么事？您只要派人搬一张符合我要求的桌子上来就行了。接待员迟疑了一下，用很小的声音说她看看怎么办，然后迅速挂断了电话。那一刻我的好心情又回来了，倒在床上大笑起来。
艾尔丝女士的声音叫醒了我。她站在床边，用不太常见的强烈眼神担忧地望着我。我立刻明白我睡着了，感觉很羞耻。我伸手想抓点什么盖住自己——动作缓慢，仿佛还在梦中——虽然我穿着短裤，却感觉自己完全赤身裸体。她怎么进来的？我完全没听见动静。大概她有酒店所有房间的万能钥匙而且不管不顾就用了？
我以为您病了，她说。您知道您吓到我们的前台了吗？她只是依照酒店规章办事，没有理由承受客人的无礼。
“这在任何酒店都避免不了。”我说。
“您的意思是您比我更了解我的行业？”
“不，当然不是。”
“那么？”
我嘟哝了几句道歉，没法把目光从她完美的鹅蛋脸上移开，我觉得我在她脸上看见了一抹极轻的讽刺微笑，仿佛我造成的整个局面让她觉得很好笑。
桌子就在她身后。
我起身几乎是跪在了床上。艾尔丝女士没有动，这让我不太能仔细看清那张桌子，不过就算这样我也看出来它完全是我想要的样子，甚至更好。希望它让您满意，我不得不自己到地下室去把它找来，它本来属于我丈夫的妈妈。她声音里的讽刺语调还在：这是您用来工作的？可是您打算工作整个夏天吗？我要是像您这么苍白就会全天泡在海滩上。我保证说这两件事我都会做的，一点工作，一点海滩，分配适度。晚上您不去迪厅吗？您的女朋友不喜欢迪厅吗？对了，她在哪儿呢？在海滩上，我说。她一定是个聪明的女孩，不浪费时间，艾尔丝女士说。今天下午我介绍她给您认识，如果方便的话，我说。我确实不太方便，可能要在办公室里待一整天，改天吧，艾尔丝女士说。她笑了一下。我觉得她越来越有趣。
“您也用工作代替了海滩。”我说。
走之前她警告我对她的员工有礼貌点。
我把桌子放在窗前，自然光最充足的有利位置。然后走到阳台上，盯着海滩看了很久，想在那些半裸着暴露在阳光下的身体里找出英格褒。
我们在酒店里吃了午饭。英格褒的皮肤红红的，她是个标准的金发女郎，突然晒这么多太阳并不好。但愿她没有中暑，如果真中暑了那就太可怕了。进房间以后她问我桌子从哪来的，我在绝对平静的氛围里——我坐在桌边，她靠在床上——向她解释说我跟酒店管理部门提了要求，把原来那张换成了更大的桌子，因为我想着要用它摆兵棋。英格褒看看我没有说话，但是从她的眼睛里我觉察到一闪而过的批评。
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睡着的。英格褒睡觉的时候眼睛也是半睁着的。我轻手轻脚拿出日记本开始写。
我们刚从一家名叫“古埃及”的迪厅回来。晚饭是在酒店吃的。英格褒午睡（她迅速学会了西班牙人的习惯！）的时候说了梦话。一些零散的词语，比如床、妈妈、高速公路、冰淇淋……她醒了以后我们在海滨大道上转了一圈，没有往村子里面走，身边都是来来去去涌动的行人。然后我们坐在大道的防波堤上聊了会儿天。
晚饭很清淡。英格褒换了衣服。一条白色连衣裙，配上白色高跟鞋、珍珠项链，头发盘成一个刻意做出随意感的发髻。我也穿了一身白，不过没有她那么优雅。
古埃及迪厅在露营区附近，汇集了迪厅、汉堡店和饭店。十年前那里只有几个露营帐篷和一片延伸到铁道边的松树林，如今它似乎已经成了村子里最重要的游客聚集地。村子里唯一一条与海岸线平行的大道上人声鼎沸，简直可以跟早晚高峰时的大城市相提并论。不过这里的高峰时段从晚上九点开始一直到凌晨三点之后才结束。人行道上聚集的人群种族各异，非常大都市化。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印第安人、印欧混血……像是各个种族的人都想起来到这里度假，当然了，也不是所有人都在度假。
英格褒看上去光彩夺目，我们走进迪厅的时候引来不少偷瞄的艳羡目光。惊艳她，羡慕我。不过我对于羡慕嫉妒总是处理得很好。总之，我们本来就没想待太久。但要命的是，没过一会儿就有一对德国情侣坐到了我们桌旁。
让我来解释一下发生了什么。我一向不热衷跳舞，但我确实会去跳舞，尤其是认识英格褒以后，可每次跳舞之前我都得先灌自己几杯酒，才能适应在一个通常情况下采光不佳的大厅里这么多陌生面孔对我造成的可以称之为怪异感的东西。英格褒跟我相反，一个人去跳舞不会让她感到任何不适。她能在舞池里待上好几首歌的时间，回到桌边，喝一口酒，再下去接着跳，如此往复整个晚上直到筋疲力尽。我已经习惯了。她去跳舞的时候我就想想我的工作以及一些无意义的事，或者小声哼一哼喇叭里放的旋律，或者思考一下杂乱无章的人群和我周围这些模糊面孔的未知命运。有时候，对我的忧虑完全没有察觉的英格褒会凑过来给我一个吻。有时候，她会带一个新的女性朋友或一个新的男性朋友过来，比如今晚那对德国情侣，她只是跟他们在舞池的喧闹里聊了几句，加上大家都是来度假的，就已经足够他们建立某种类似友谊的东西。
卡尔——虽然他更愿意大家叫他查理——和汉娜来自奥伯豪森
，她在他当机械师的公司里做秘书，两人都二十五岁。汉娜离过婚，有一个三岁的孩子，打算一有可能就立刻和查理结婚。这些全是英格褒在洗手间里听汉娜说的，回到酒店以后又转述给我。查理喜欢足球，总的来说体育项目他都喜欢，比如帆板冲浪，他从奥伯豪森带了一块让他赞不绝口的帆板。英格褒和汉娜在舞池里的时候，他问我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我告诉他我喜欢跑步，自己一个人跑步。
查理和汉娜都喝了很多。英格褒，说实话，也喝了很多。这种情况下很容易相约第二天再见面。他们住在美岸酒店，离我们只有几步远。我们约定正午时分在海滩上租脚踏船的地方见。
我们离开的时候大概凌晨两点。走之前查理付了最后一轮酒钱。他很开心，告诉我他在村子里待了十天，还没交上任何朋友，美岸酒店里到处都是英国人，在酒吧里偶尔碰见的德国人要么不善社交，要么全是一群一群的男人，让汉娜落单。
回来的路上查理突然开始唱一些我从来没听过的歌。大部分都有些粗俗，有好几首提到了他们一回酒店他就想对汉娜做的事，由此推断，至少歌词是他现编的。汉娜挽着英格褒的胳膊走在前面一点，用断断续续的大笑给查理的歌声叫好。我的英格褒 也 在笑。有一瞬间我想象着她靠在查理怀里的样子，这让我颤抖。我感觉到我的胃收缩到只有一个拳头大小。
海滨大道上吹来一阵清风让我清醒过来。路上只剩下摇摇晃晃唱着歌回酒店的游客，零星有几辆车缓慢地朝一个或另一个方向开，仿佛全世界都突然之间筋疲力尽，病恹恹的，所有的力气都涌到床上和关了门的房间里。
到了美岸酒店，查理执意要给我展示他的帆板，他的车停在酒店的露天停车场，帆板用伸缩绳网固定在顶端行李架上。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没什么特别的，所有帆板都一个样。我承认我完全不懂冲浪。你想的话我可以教你，他说。看吧，我回答道，没做任何承诺。
我们拒绝了他想送我们回酒店的提议，这一点上，汉娜坚定地支持我们。总之，告别又被延长了一阵。查理比我以为的醉得更厉害，坚持要我们上楼去看看他的房间。汉娜和英格褒笑他说傻话，而我始终面无表情。等我们好不容易说服他相信自己最好是去睡觉，他却用手指了指海滩上某个点，突然朝那里跑去，消失在黑暗中。首先是汉娜（她肯定已经习惯这样的场景了）追了过去，然后是英格褒，最后我也不情不愿地跟了上去，很快海滨大道的灯光就被我们抛在背后。海滩上只能听见大海的轰鸣。远处，左边，我能看见码头的灯光，很久以前，我和我爸一大清早在那里展开过一次颗粒无收的卖鱼之旅——那些年最早也是到了下午才做买卖。
我们开始喊他的名字。我们的喊叫是夜色里唯一能听到的声音。汉娜不小心踩进了水里，裤子一直湿到膝盖。差不多就在汉娜正在咒骂（那条裤子是缎子的，海水会毁了它）的时候，查理回应了我们的呼喊：他在我们和海滨大道中间。查理，你在哪儿？汉娜大喊。这里，这里，跟着我的声音，查理说。我们又一次朝着酒店的灯光出发。
“当心那些脚踏船。”查理提醒道。
脚踏船像深海动物一样在一片漆黑的海滩上组成黑色的岛屿，沿着海滩蔓延。查理坐在这种奇怪交通工具的浮板上等我们，敞着衬衫，头发乱糟糟的。
“我只是想给乌多看看明天见面的准确地点。”面对汉娜和英格褒的指责查理说道，两人因他的幼稚行为和对我们造成的惊吓痛骂了他一顿。
两个女人在帮查理站起来，我打量起这堆脚踏船。我没法确切说出是什么吸引了我的注意。也许是它们奇怪的排列方式，我从来没在西班牙见过这样毫无规则又不实用的摆放方式——就算这从来不是一个有条理的国家。正常情况下，哪怕是最随意的船主，也最多让它们背朝大海，三个一排或者四个一排。当然也有人把它们全部面朝大海摆放，或者摆成单独一长条，或者不摆成排，或者把它们拖到海滩和海滨大道之间的防波堤上。眼前这些脚踏船的摆放方式却完全超出了以上任何一种的范畴。有的面朝大海，有的面朝大道，大部分堆在一边，朝向码头或者露营区，刺猬式的排阵，而且更出奇的是有一些脚踏船竖了起来，全靠浮板维持平衡，有的甚至完全翻了过去，浮板和短桨都从上面戳出来，座位埋在沙子里，这种姿态不光不同寻常而且需要相当大的体力才摆得出来。要不是它们奇怪地保持对称，而且有老旧的帆布半遮在上面，看得出是船主有意摆放，我会以为这是一群半夜在海滩上游荡的痞子干的好事。
当然了，无论是查理、汉娜还是英格褒都没注意到这些脚踏船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
回酒店以后，我问英格褒对查理和汉娜印象如何。
好人，她说。我略有保留地表示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