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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挹苏楼同人诗钞》是广西文学史上的一部重要的文学总集，也是广西文化史上的一部重要典籍。遗憾的是，很少有人加以关注。本文特此拈出作一些探讨。
《挹苏楼同人诗钞》五卷，附录一卷，其编者是施彰文。施彰文（？—1857），字美蘅，号香海，苍梧人，是当时苍梧一带的文坛领袖，与文人交游颇广。咸丰七年（1857），死于太平天国军攻梧州时。除《挹苏楼同人诗钞》外，还有《挹苏楼诗集》。
《挹苏楼同人诗钞》编纂于清道光年间，初刻本废于鸦片战争中。道光二十五年（1845）又重辑新编，再次刻印出版。关于编纂《挹苏楼同人诗钞》的动机和原因，施彰文在此书原序中作了说明：“予不能诗，而好与骚人交，尝滨江构一楼，桂林左丽生以其可望苏山，遂名挹苏云……十余年来，或托礼于山阿，或寄迹于天涯（以下缺）……爰选尤□者为《同人诗钞》，付之梨枣中。有得自友生而未经谋面者，声应气求，虽异地犹比邻，不碍其为同人也。或曰：诸君之诗，其人存者，其诗方精进未已，何必子为之传耶？予曰：《叹逝》有赋，陆士衡之感存殁也。《停云》成咏，陶元亮之感聚散也。予才不逮古人而感同之。是钞也，俾良友一生之心血不致埋没，而予感旧之情怀亦藉以稍慰焉。”
由此可见，施彰文编纂此书的目的有二：一为保存友人的心血之作，二为借此寄托自己感旧的情怀。
关于此书的体例，施彰文在《凡例》中作了详细的说明，共有数条：1.只录同侪，不及前辈。2.以得诗之次第为先后，不以诗之优劣为先后。3.其人已故者，列于前卷；现存者，具列于后数卷。4.其人已故者，方志其生平崖略，余止书姓名、爵里，亦盖棺论定之意。5.已故诸友，必深知其人，方敢述其言行，否亦缺如，免阅者讥其失实。6.闺阁才人，更属难得，别为一卷，附录于后，非敢以同人之例亲之也。7.女士之诗，或得诸其夫，或得诸其子姓，或从刻本中选出，方敢录之。8.女士之诗，自梁慧姑以上皆已故者，因列之于前，李学玉现存，列之于后，亦如同人诗例。从这八条说明可以看出，施彰文对此书录诗的范围、编次的次序、作者生平言行的取舍、闺阁才人诗的编次等作出了明确的界定，由此也形成了本书的鲜明特色。从中可见，本书在编纂上的最大特色是在作品的编次上，不像广西的其他诗歌总集那样，或以出生年代先后，或以科举先后为序，而是以得诗之次第为先后，这就使它与其他诗歌总集区别开来了。
《挹苏楼同人诗钞》共收诗人56家，诗作571首。这56家诗人中，大部分为广西人或寓桂、在桂为官人士，如钮惟良是浙江山阴人，流寓苍梧；张培，浙江会稽人，游幕两粤，卒于苍梧；余应松，浙江山阴人，官龙胜通判。也有少部分为非桂籍人士，如赵古龙是广东番禺人，欧阳芬是湖南新化人，汤序是湖南长沙人等。即使是这些非桂籍人士，也多有莅桂的经历或作品与广西有关。由此也可以看出，虽然施彰文没有明确表达要编纂一部广西诗歌总集的用意，是只录同侪的“同人诗钞”，但从实际的结果来看，此书确是一部广西诗歌总集。
《挹苏楼同人诗钞》看起来只是一部相当随意的“同人诗钞”，并不完全是一部纯粹的广西诗歌总集，同时，它也比较明显地表现出了施彰文强烈的人文精神。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女性诗人的珍视与同情。这56家诗人中，女诗人共5家，分别是汪淑媛、凌氏、陆媛、梁慧姑、李学玉，作品87 首，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陆媛22首、李学玉50首。李学玉的这50首，就作品数量来说，远超书中所选的任何一位男性诗人。收入此书前五位的男性诗人是李宗瀛35首，王国宾29首，欧阳芬28首，赵湘28首，汪运和贺明章均23首。由此可见，施彰文是非常重视对女性诗人，特别是对陆媛和李学玉这两位女诗人作品的收录的。这也体现了他在《凡例》中所说的“闺阁才人，更属难得”的观点。他在梁慧姑的小传中写道：“梁慧姑，字守愚，苍梧人，诸生梁埈女，监生罗文珍室。守愚好学耽吟，著《绿窗吟草》若干卷。殁后家人不甚爱惜，已零落无存矣，其侄暎翰极力搜索，仅得数篇。予亟录之。守愚有知，亦可稍慰于地下矣夫！”
这充分表达了对梁慧姑的强烈同情及对其诗作散佚无存的无限惋惜。
二是对底层诗人的重视与同情。《挹苏楼同人诗钞》很少收录达官贵人，相反，书中倒是收录了大量底层诗人，并且通过小传，表达了对底层诗人的深刻同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此书是一部广西平民诗歌总集也不为过。这也是它区别于《峤西诗钞》和《三管英灵集》的一个重要特征。如卷一中的凃济，《挹苏楼同人诗钞》只收其诗一首《笔床》。对此，施彰文在小传中说凃济：“好吟咏，妻丧无子，卒于友人家中。诗卷零落。今录一篇，是予所能忆者。”这恐怕是凃济存世的唯一作品了。在这篇小传中，施彰文不仅简略地描述了凃济的大致生平，而且还在字里行间中表现出了对凃济不幸身世的极大同情。再如《挹苏楼同人诗钞》收录覃朝年的三首诗，所附覃朝年的小传云：“覃朝年，字寿嵋，苍梧人，诸生，著《仰古堂诗集》。此晴川（覃朝选）从弟也。晴川与予书云：‘舍弟寿嵋不轻以诗许人，心折者惟先生耳。’予何足道！如寿嵋之虚怀，乐善当世，岂易觏哉！惜身殁子幼，诗稿散佚。所存数篇，从晴川钞本录出。”
这就不仅是存诗，而且也存人了。从这个小传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覃朝年的大致生平和思想，而且还可以看出施彰文对覃朝年的推崇和惋惜。《挹苏楼同人诗钞》中收录了不少类似于凃济、覃朝年这样的诗人的作品，例如钟彬、封豫、王国宾、梁懿藏、苏锡
、区博、李其昌、刘煃、区连瑜等是诸生，成子刚等是拔贡生。这些人中虽然个别在以后进入了上层社会，但大部分人在当时是底层诗人。施彰文在收录这些人的作品时，往往也只选录少量的作品。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认为这些作品确有质量，另一方面恐怕是以诗存人，表达对这些诗人的同情和重视。
三是对苍梧地区同乡诗人的偏爱。从所收录广西诗人的情况来看，《挹苏楼同人诗钞》主要集中收录的是临桂和苍梧地区的诗人。具体说来，收录的临桂诗人有左樵、宋琦、汪运、唐任龙、刘煃、廖鼎声、汪淑媛、李学玉等。临桂是广西的文化与文学中心，诗人多而且成就突出，多录自在情理之中。而值得注意的是，施彰文在此书中更多收录的是苍梧地区的诗人，主要有覃朝选、覃朝年、凃济、钟彬、贺明章、梁懿藏、区博、黄学文、李其昌、区连瑜、许懿林、梁慧姑等，还有流寓苍梧的钮惟良、卒于苍梧的张培。如果再加上相邻的藤县诗人苏时学、苏锡
，则苍梧、藤县的诗人共有16家，这几乎占了所收录诗人总数的三分之一，远超所收录的临桂诗人。由此可见施彰文强烈的乡邦情怀。
《挹苏楼同人诗钞》的编纂时间稍晚于张鹏展的《峤西诗钞》（道光二年，1822），几乎与梁章钜《三管英灵集》（道光十六年，1836）同时。从渊源上说，《挹苏楼同人诗钞》与《峤西诗钞》和《三管英灵集》无任何关系。但《峤西诗钞》和《三管英灵集》都有着明确的“存一省文献”的意识，因此，它们所收录的诗人及作品数量均远超《挹苏楼同人诗钞》，同时，体例也更加严格。相比之下，《挹苏楼同人诗钞》既无明确的“存一省文献”的意识，体例也失之宽泛，收录的诗人也不完全限于桂籍人士，所收诗人及作品数也远不及《峤西诗钞》和《三管英灵集》。那么，《挹苏楼同人诗钞》又有何独特的价值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就要仔细研究《挹苏楼同人诗钞》所收录的诗人和作品，然后与《峤西诗钞》《三管英灵集》进行比较。《挹苏楼同人诗钞》收录的56家诗人是：卿祖授、左樵、钮惟良、张培、李承谦、赵古农、缪艮、覃朝选、覃朝年、石汉、凃济、黎文田、宋琦、梁曾龄、苏锡龄、欧阳芬、钟彬、汪运、成子刚、汤序、封豫、王国宾、贺明章、唐任龙、苏时学、何世文、梁懿藏、黄鹏颖、廖鼎声、吕祖海、梁志大、徐东翰、唐宽懋、林新昌、梁汉桪、苏锡
、黄凤翔、区博、黄学文、李其昌、姚泽涵、杨怀治、李宗瀛、赵缃、杨嘉煊、刘煃、区连瑜、李屺云、谢炳春、许懿林、余应松、汪淑媛、凌氏、陆媛、梁慧姑、李学玉。这56家诗人中，见于《峤西诗钞》的有覃朝选、石汉、陆小姑（媛）等少数几家，多数诗人不见于《峤西诗钞》中。见于《三管英灵集》中的诗人有石汉、覃朝选、卿祖绶（授）、钮惟良、黎文田、左樵、梁慧姑、陆小姑（媛）等。可见，《挹苏楼同人诗钞》收录的诗人大部分不见于《峤西诗钞》和《三管英灵集》中。这些不见于《峤西诗钞》和《三管英灵集》中的诗人，有些是有别集存世的，例如苏时学、廖鼎声、李宗瀛等，而多数诗人除此之外，并无别集，其作品完全有赖于《挹苏楼同人诗钞》才保存下来。例如女诗人李学玉，她的作品既不见于《峤西诗钞》，也不见于《三管英灵集》，但是《挹苏楼同人诗钞》却收录了她50首诗，这就为后世保存了可贵的诗学资料。再如覃朝年，也不见于《峤西诗钞》和《三管英灵集》中，但是《挹苏楼同人诗钞》却收录了他3首诗，即《昭君曲》《书明史靖难事》《冬日游钢锅山》，这三首诗不见于其他任何作品集中，只保存在《挹苏楼同人诗钞》中，时至今日，弥足珍贵。《挹苏楼同人诗钞》的价值之一，一方面是在《峤西诗钞》和《三管英灵集》之外，为后世保存了一份广西诗人名单，另一方面就是保存了大量类似覃朝年这样的中下层诗人的作品。由此可见《挹苏楼同人诗钞》的文献价值。
即使是与《峤西诗钞》和《三管英灵集》收录相同的诗人，《挹苏楼同人诗钞》所收录的作品往往也有区别。这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三管英灵集》或《峤西诗钞》收诗比《挹苏楼同人诗钞》多的。例如覃朝选，《挹苏楼同人诗钞》收录的作品共9首，即《夜坐》《山行》《水仙花》《寄寿嵋弟》《到昭平》《野处》《秋柳》《夏雨》《庭树》。《峤西诗钞》共收录了6 首，即《夜坐》《水宿》《登梧郡城楼》《夕望》《晚晴》《子夜歌》。《三管英灵集》则收录覃朝选诗共13首，即《水宿》《夜坐》《登梧郡城楼》《夕望》《晚晴》《秋柳》《山行》《寄寿嵋弟》《到昭平》《夏雨》《寄黎桂山》《子夜歌》《闲步》。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挹苏楼同人诗钞》不仅收录覃朝诗的数量比《峤西诗钞》多了3首，而且所录诗也大多数不一致。而与《三管英灵集》所收录的覃朝选诗相比，《挹苏楼同人诗钞》在数量上少了4 首，但篇目高度一致。施彰文所收录的9首诗，只有《水仙花》《野处》《庭树》3 首没有被收入《三管英灵集》中。我们甚至高度怀疑，《三管英灵集》至少在收录覃朝选时，可能融合了《峤西诗钞》和《挹苏楼同人诗钞》。由此可见，仅仅就存诗这一方面来说，相对于《峤西诗钞》和《三管英灵集》，《挹苏楼同人诗钞》就有其独特的价值。这就意味着《挹苏楼同人诗钞》可能为《三管英灵集》提供了参考。另一个例子更具有说服力，即关于著名女诗人陆媛（小姑）诗的收录。《峤西诗钞》收其诗22首，《三管英灵集》则收诗30首。表面上看起来，《三管英灵集》收录的诗更多、更全。但是，我们比较一下两书所收录的作品，就可以发现，二者所收的作品相同者只有4 首，更多的是不同。《挹苏楼同人诗钞》中所收的《秋兴八首同杜工部韵》《老梅将开以诗促之》《病中口号五首》这14 首诗就不见于《三管英灵集》中。这不同的14首作品，既不存于《三管英灵集》中，也不见于《峤西诗钞》中，而且对后世了解陆媛的创作风格与思想情感具有特殊的作用。例如《秋兴八首同杜工部韵》，这是晚清诗人特别喜欢的题目，各人着重点不同，手法、风格也各有差异，但往往仿效杜甫，将感叹时世与自己身世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沉郁之风。而陆媛的这一组诗八首，则基本上是从女性的角度与眼光来着笔，多表现她自己的内心苦闷，很少风云气，在晚清同类作品中是别具一格的。再如《病中口号五首》表现其病中的绝望心情，远比《三管英灵集》中收录的《病中徘徊》《病中强坐》情感要强烈得多。陆媛的作品现只存于《峤西诗钞》《三管英灵集》《挹苏楼同人诗钞》等著作中，《峤西诗钞》只收录了4首，在这种情况下，《挹苏楼同人诗钞》就体现出了其独特的价值。
在广西的诗歌总集中，除《三管英灵集》和《峤西诗钞》之外，稍后的《杉湖十子诗钞》也是一部重要作品。从数字上看，《杉湖十子诗钞》收录某些诗人的作品数量要比《挹苏楼同人诗钞》多，但《挹苏楼同人诗钞》所收录的作品常与《杉湖十子诗钞》不同。例如汪运这位个性鲜明的诗人，《杉湖十子诗钞》收录了46 首，《挹苏楼同人诗钞》只收录了23首，但《挹苏楼同人诗钞》中有的诗是《杉湖十子诗钞》中没有的，即《赠赵太初即题其小照》《祝融峰顶观日出歌》《任之生歌四章》《白燕》《赠人》《晤王介臣即别》，共8首。这是除《挹苏楼同人诗钞》之外其他作品集中所没有的，因此显得格外珍贵。
另一种情况是《三管英灵集》或《峤西诗钞》收诗比《挹苏楼同人诗钞》少的，这就更能体现出《挹苏楼同人诗钞》的文献价值了。如黎文田，《挹苏楼同人诗钞》收其诗14首，即《夜上拦马岭》《闲居》《和汪剑峰再饮酒诗》《赠汪剑峰》《白云谣》《登黄鹤楼作》《秋夜偶成》《闻蝉》《题李璞完女史诗稿》《春草》《登岳阳楼》《遥题挹苏楼寄施香海》《月夜有忆》《访黄云峰道人不遇》。《三管英灵集》只收录了黎文田7首诗，即《余馆茶城时当秋季凄然有归志作此以别诸君子》、《励志诗》四首、《五日感怀》、《晓发恭城》。可见，《挹苏楼同人诗钞》所收录的黎文田诗迥异于《三管英灵集》，数量也丰富得多。
就作者小传来说，《挹苏楼同人诗钞》也有其独到的价值。相同诗人的小传，《挹苏楼同人诗钞》有的就详细得多。例如黎文田，《三管英灵集》的小传是：“文田，字云耕，临桂人。道光十四年举人。”
寥寥15字。而《挹苏楼同人诗钞》中黎文田的小传是：“字孟先，号云耕，临桂人，道光甲午举人。云耕敏而好学，兄弟怡怡，生平以著述为己任，年仅四十赍志而殁，士林惜之。”不仅有字有号，还有关于黎文田性格、思想及遭遇的记载，远比《三管英灵集》所作的小传详细。再如陆媛（小姑），《三管英灵集》所作的小传是“小姑，宾州人，有《紫蝴蝶花馆吟草》”
，仅有可怜的13字。《峤西诗钞》的小传是：“陆小姑，宾州女士，以《紫蝴蝶花诗》见赏于滕廉斋司训，因受业焉。”
稍详于《三管英灵集》。而《挹苏楼同人诗钞》的小传则是：“陆媛，字小姑，宾州人。小姑适同里覃六为室，以儒家女不能操农务，夫逼令大归，遂守志于母家以殁。著《紫蝴蝶花馆诗存》。”
可以看出，《挹苏楼同人诗钞》既说到了陆媛的文学创作，也说到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即她的婚姻情况，提供的信息远比《峤西诗钞》《三管英灵集》丰富。
如上所述，《挹苏楼同人诗钞》最大的价值体现在保存广西诗学文献上，但是，作为一部诗歌总集，《挹苏楼同人诗钞》是存在着一些不足的。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对收录的作者范围没有作严格的限定。从施彰文为本书所作的序和《凡例》中可知，他只是将本书限定在“同人”的范围之内。所以，从地域范围来说，他并没有严格地局限在广西范围之内，而是以广西籍诗人为主，同时收录了赵古农（番禺人）、缪艮（武林人）、梁曾龄（德庆人）、欧阳芬（新化人）、汤序（长沙人）、王国宾（德庆人）、黄凤翔（高要人）、杨怀治（高明人）、赵缃（南丰人）、杨嘉煊（封川人）等十余位外省籍诗人。由此也就可以看出，施彰文编纂此书并没有《峤西诗钞》《三管英灵集》那么明确的“存一省文献”的意识，因而也使此书并不是纯粹的广西诗歌总集，而是类似于张凯嵩的《杉湖十子诗钞》。他多录苍梧诗人，这既是特点，又是缺点，因为这些诗人中相当一部分在广西并不具有代表性。从时间范围来说，对书中收录诗人的起止年代，施彰文也没有作出严格的限定。从实际的情况来看，施彰文主要是收录道光时期与他自己年代相近的诗人，但是，他并未作明确的说明，因而留下模糊不清的印象，这也是本书存在的一个问题。
（二）收录作品的标准不够严格。首先是有的诗人作品去取标准不够客观，过于随意。例如，在广西诗坛上享有盛名的廖鼎声，其诗歌成就与特色至少不亚于本书中所收录的优秀诗人李宗瀛、苏时学，但李宗瀛收录了35首、苏时学收录了18首，而廖鼎声则只收录了1首。书中许多知名度并不高的诗人，如卿祖授、张培、赵古农、欧阳芬、汤序、王国宾、贺明章、林新昌、梁汉桪、李其昌、李屺云、余应松等，收录的作品往往多达10余首。相比之下，像廖鼎声这样的优秀诗人却只收录1 首，令人困惑。其次，就具体诗人的作品而言，也存在着相当的随意性，收录的作品往往不具有代表性。例如许懿林，这位施彰文的苍梧同乡，本书共收录了他12首诗，从数量来说，并算少。但是，其中的5首是与妇女有关，即《吊黄女校书阿凤诗》四首、《区节妇诗》，或怜香惜玉，或歌颂节女。其他的如《昭平峡》《昭江旅夜寄怀严少嵋》《落叶》《春江杂兴》等，不过短小轻浅之作，他的许多表现动乱或身世之感的厚重之作，体现其雄奇风格的奔放之作则没有收录。再次，本书在某些作品，甚至诗人选取上，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吹嘘施彰文自己的倾向。如收录覃朝年的诗，所附覃朝年的小传云：“覃朝年，字寿嵋，苍梧人，诸生，著《仰古堂诗集》。此晴川（覃朝选）从弟也。晴川与予书云：‘舍弟寿嵋不轻以诗许人，心折者惟先生耳。’予何足道！如寿嵋之虚怀，乐善当世，岂易觏哉！……”可以看出，施彰文之所以收录覃朝年的作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覃朝选写给施彰文的信中有吹嘘他“舍弟寿嵋不轻以诗许人，心折者惟先生耳”的话。最明显的是书中收录了苏时学《题挹苏楼诗集》两首：“我爱愚山老，论诗自一家。奇情纷冷落，淡语亦风华。云润石生骨，炉镕金炼沙。苍茫风雨夜，字字耀龙蛇。”“貌朴人原古，诗清骨已高。孤怀舒朗月，万象洞秋毫。画鬼有奇笔，屠龙须善刀。升沉遭遇在，莫唱《郁轮袍》。”
《挹苏楼诗集》是施彰文的诗集，苏时学的这两首诗固然有安慰施彰文的用意，更多的则是对施彰文的称赞，尤其是对他的诗歌创作和诗论的称赞，这在第一首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一般的选诗者是不选录这类称赞自己的作品的，但是，施彰文毫不避讳地选录了这样的作品。而这类作品并不优秀，收录书中，实为败笔。书中的赵缃，即《杉湖十子诗钞》中的赵德湘。对这位并不知名的诗人，施彰文竟然收录了他28首作品。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此人写过《施香海茂才家有楼对苏山因名挹苏索诗》，称赞施彰文：“施生自是逸者流，权奇倜傥非常俦。元龙湖海豪气遒，顾视下士蝇声啾。自少经明行复修，州举茂才无与侔。拥书万卷权自侯，谈诗不假唐汉求。一生低首苏眉州，家临梧水百尺楼。楼对苏山如缀旒，命名挹苏良有由。”
（三）有的小传过于简略，姓名出现错误。如宋琦，其小传为“字瑞堂，临桂人，道光戊子举人”，有名、有姓、有功名，但无诗集名。唐任龙，其小传为“字虞臣，临桂人”，欧阳芬小传为“字畹夫，新化人”，生平事迹全无，也无别集名。这样的小传，对于读者了解诗人生平事迹和思想、创作，作用就非常有限了。书中的赵缃，根据《杉湖十子诗钞》，实际是赵德湘。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奇怪的还有，桂林图书馆所藏此书的油印本，卷三的最后一位诗人廖鼎声至卷四开头的吕祖海、梁志大、徐东翰、唐宽懋五位诗人作品只见于书前的目录中，正文中则无作品。显然是漏刻所致。
总体而言，《挹苏楼同人诗钞》虽然存在着种种不足，但却是广西文化史和文学史上一部不可忽视的重要著作，其文献价值无可替代，值得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