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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清代广西的文学，在词的创作上，桂派或临桂词派素来为研究者所熟知，而诗歌创作上的广西诗派，就很少有人作整体的研究了。
诗歌创作上的广西派并非杜撰，我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大家钱仲联先生早就有过这样的说法。他在《道咸诗坛点将录》一文中说清代广西著名的诗人龙启瑞：“诗不拘一格，寄托遥深，与同乡朱琦、王拯鼎峙，对广西诗派起深远影响。”
可见，广西诗派的说法是有根据的。既然有此说法，那么，广西诗派的特点是什么？是怎样形成的？有何特殊的意义？诸如此类的问题，钱仲联先生及后来的研究者都未做深入的探讨。本文试作一点尝试。
广西的诗歌创作不仅起步晚，发展也比较慢，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是“一个高僧两名士，二千年内见三人”
。“一个高僧”指的是北宋的诗僧契嵩，“两名士”指的是唐代诗人曹邺、曹唐。这一说法虽然有点夸张，但大体符合事实。二千年里只有这三位诗人，可见广西的诗坛是多么寂寞。这种情况到了明代至清代前期，情况稍有好转，但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直至清代中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一批具有较高成就的诗人出现以后，广西诗派的出现才成为可能。
一个诗派的形成，最起码要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是有一批有影响的诗人，二是要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以此为标准，从现存的诗歌史料来看，广西诗派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乾隆、嘉庆时期的雏形期，道光、咸丰、同治时的形成期，光绪、宣统时的延续期。
乾隆以前，广西的诗人已开始不断增加，并且有了李彬、谢良琦、石涛、陈宏谋等著名的诗人。但是，这些诗人或为明朝遗民，或为朝廷重臣，或为僧人，受时代的影响，从个体来说，这些诗人的成就应当说是比较高的，例如谢良琦，当时就有“海内词坛领袖”之誉，但这些诗人之间并没有形成一些共同的特色，最起码是相似性太少，因此就无法形成诗派。乾隆、嘉庆时期（1736—1820），随着广西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中科举的人数大量增加，广西诗人的数量也急剧增加，于是就涌现了刘定逌、胡德琳、龙献图、刘映棻、冯敏昌、杨廷理、朱依鲁、黎建三、邓建英、朱依真、李秉礼等比较著名的诗人。在这些诗人之外，还有一个相当大的诗人群体。这些诗人的诗歌创作成就有了较大的提高，同时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诗歌已表现出了一些共同的特点，例如对现实社会和政治的关注，对广西地方风物的兴趣，喜欢长篇古体等。这些特点，对日后广西诗派的正式形成起了重要的启发作用。但是，由于这一时期的诗人的影响基本上还是局限在广西或某一区域内，还不具备产生全国性影响的实力，缺乏标志性的领军人物，因此，作为一个诗派来说，只能说是初具规模。例如朱依真，在这一时期的成就应当说是比较高的，但在袁枚看来，也只是“粤西诗人之冠”。邓建英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但也最多也是“粤西奇士”。冯敏昌被列入《清史稿·文苑传》，这说明他是具有相当实力和影响的诗人，然而也只是“自辟面目，开阖动荡，不名一体，岿然为岭南一大家”（《钦州县志》），影响还是区域性的。此外，除少数诗人外，这一时期的诗人普遍还缺乏鲜明的个性，很少有诗人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定规模的诗人群体。
道光、咸丰、同治三朝（1821—1874），可以说是广西诗派的正式形成期，也是整个广西诗歌创作走向成熟的时期。作为形成和成熟的标志之一，这一时期的诗人不仅数量多，而且清代广西诗坛上最有代表性的诗人几乎都集中生活在这一时期。曾任广西左江道道台、广西巡抚的张凯嵩在《杉湖十子诗钞序》中说：“余宦粤久，知粤为悉，于粤士夫相知亦夥。尝叹粤中近数十年人文之盛，而诗其尤著也……方乾嘉间，海内人文极盛之秋，最后袁、赵以诗鸣，一时风靡。子才初起自桂林，老复来游，时临川李松甫（李秉礼）郎中，侨家于此，门第颇盛。子才来实主之。然松甫为诗，宗陶、韦，又时有桂林朱小岑、高密李少鹤两君子与松甫师友，风尚颇遒。粤人皆知朱、李诗法之高，于子才来初，不甚尚之也。朱、李既往，粤之诗人益多辈出，尤莫盛于道光之初。余来虽已不及其盛，然犹得与朱伯韩侍御、龙翰臣学士游，两君故时健者，松甫之客，零落久矣，然如陈君心芗，老犹健在官，学博。杨君柳塘，年更老于心芗，时亦尚存。而汪剑峰、曾芷潭、彭兰畹数君者，又各以其孤杰雄奡之才，兀律自起于粤诗人盛衰绝续之交。松甫之子小韦能读父书，为诗乃不相袭，于伯韩、心芗、剑峰、兰畹，故皆往来倡和。至黄香甫、赵淡仙者，又小韦客之尤者也。”
这里，张凯嵩一方面指出了广西诗人最多的时候是在道光初，在道光、咸丰、同治间，“粤中近数十年人文之盛，而诗其尤著也”；另一方面，又开出了一个活动在广西当时的首府桂林周围并有一定知名度的诗人名单，在这个名单中，既有一批不太为人所熟知的诗人，又有一些为研究者熟知的著名诗人，如朱琦、龙启瑞等。除朱琦、龙启瑞之外，还有王拯、彭昱尧、郑献甫、陈继昌、苏时学、况澄、张鹏展、苏宗经、王维新、廖鼎声、唐景涛、周必超等知名的诗人。这些诗人中，朱琦、龙启瑞、王拯、郑献甫最为著名，可以称之为当时诗歌创作上的“广西四大家”。就诗歌创作所能达到的高度和产生的影响来说，这四大家可以毫无愧色地进入当时全国一流诗人的行列，所以在过去和现在有关清代诗歌的选集和论著中，一般是少不了这四大家的身影的。同时，也正是由于这四大家的存在，广西诗歌创作终于有了旗帜性的领袖人物。又由于这四大家或居高位，或为著名书院主讲，因此，在他们的周围形成了一些诗人群体。
尽管个性、经历等方面的原因造成这一时期诗人创作各有不同特点，但以“广西四大家”为首的广西诗人，在诗歌内容和艺术风格上呈现出许多相似的特点，例如对民生和社会的关注、对广西特有山水自然的表现、对乡情的描写等。这些特点在以前的广西诗人作品中也有所表现，但远不如这一时期的诗人作品表现得那样突出。
光绪、宣统时期（1875—1911），广西诗派的创作相比前期有了一定的回落，其主要的标志是缺乏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诗人，但诗人的数量仍然十分可观，主要有黄焕中、黄国儒、王学成、唐国珍、曾鸿燊（文鸿）、于式枚、黄穆清、韦丰华、封祝唐、韦孟绣、赵炳麟、王国梁、苏煜坡、唐景崧、岑春煊等。从我们开出的这个诗人名单来看，除了少数诗人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外，大多数诗人都不太为人所知或者成就不高，这就说明广西诗派在这一时期已走向式微。但是，由于这些诗人往往是前期广西一些著名诗人的学生或家庭成员中的晚辈，因此他们的作品继承了前期广西诗派诗歌的主要特点，因而是前期广西诗派的延续。在这一时期，唐景崧、岑春煊两位是政治地位最高的广西诗人，按理说应当有较大影响，但从现存的史料来看，唐景崧严肃的诗太少，游戏之作太多；岑春煊有优秀之作，但数量太少，难成气候。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影响。唐景崧、岑春煊两人的情况，实际上也说明了广西诗派在这一时候的表现。
由上可见，清代的广西诗派历经了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存在的时间也有一百余年。那么，它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了哪些共同的特点呢？
我们认为，首先，广西诗派最突出的特点是对国家、社会和民生的高度关注。广西诗派形成于清代中后期，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弥留之际。这时候，社会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西方帝国主义正通过各种方式侵略中国，国内由于制度腐败，各种矛盾不断爆发出来。广西作为南方省份，与其他省份相比，各种社会矛盾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由于大大小小的农民造反起义，官府不断征兵围剿，社会治安陷入空前的混乱状态，人民的生活水平降到了历史的低点。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就发生于这时的广西，它不仅加速了清朝的灭亡，让广大士人真切地看到了清朝灭亡前的种种症状，而且也给广西人民和诗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影响，让人们饱尝了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颠沛流离的滋味。“寇灾已遍粤西地，数百年来无此事。羽檄曾征四省兵，近者虽来远未至。东征西怨各悬望，人心惶惶如水沸。南陵穷小守兵稀，寒夜忧怀每不寐。”（苏宗经《中夜起坐读陆放翁诗有感》）在这种背景下，生活于这一时代的广西诗人，纷纷拿起笔来，表达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对社会黑暗动乱的痛恨，对人民和自身不幸遭遇的感叹。从某种意义上说，太平天国起义和其他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对广西诗派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正因为如此，杜甫就成了广西诗派诗人主要的学习模仿对象。
彭昱尧曾经说过：“伯韩（朱琦）诗学杜子美。”（《送子实南归》）这就明确地提出了朱琦诗的主要取向。朱琦《怡志堂诗集》中的一些作品，如《纪闻》八首、《狼兵收宁波失利书愤》、《朱副将战殁他镇兵遂溃诗以哀之》、《吴淞老将歌》、《镇江小吏》、《全州书事》、《题金陵被难记抒愤》、《道经河北客问当时守濬事为述其略》、《漯安河》等，既有对鸦片战争的表现，又有对太平天国和其他农民起义的描写，因而其诗被当时的人视为与杜诗同类的“诗史”
。龙启瑞虽然没有像朱琦那样明确地表示要向杜诗学习，但在实际的创作中，仍然有对国家、社会和民生的热切关注和深深忧虑，如《十月十一日自桂林北上》《伤乱》等。王拯的作品也具有浓厚的杜诗色彩，感时忧世，低回宛转，令人动容。如《闻浙江大水四叠前韵奉答琴西》《拟古》《寓斋杂诗》等作品，完全是杜诗的同调。郑献甫的诗更是如此，在“广西四大家”中，他在表现对国家、社会和民生的关注上，与朱琦是最为突出的两家。他的诗如《岭南感事》八首、《杂感》四首、《辛亥书事》八首、《壬子书事》八首、《书所见》二首、《感事》十首、《避盗历数村戏作》、《故乡以人代牛耕感赋》，表现了人民在动乱岁月里的艰难生活和对当时各种动乱、黑暗现象的深沉感叹。此外如况澄、李宗瀛等也都是如此。连石达开这样的太平天国将领，都有《乱离复乱离》这样的作品，可见广西诗派在表现乱离方面的普遍性。而赵炳麟等诗人则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清朝的灭亡表现出特别的关注和感慨，写下许多相关的作品，如《瀛台恨》《海疆恨》《即墨恨》《闻德人据胶州》《闵厄吟》等。
具体说来，广西诗派的诗人在表现对国家、社会和民生的关注和自身命运的忧虑时，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太平天国和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所造成的影响。许多诗人常常通过长篇巨制来描写太天天国在广西或其他地方攻城略地的情况，如朱琦的《题金陵被难记抒愤》等。二是诗人自身在动乱中的遭遇和命运，这是最为普遍的内容。三是农民生活的困苦及社会的黑暗腐败。四是外国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国军民的抗击。这部分内容有的是广西诗派诗人特有的，例如黄焕中《秋兴八首用杜诗原韵》《奉令巡边有感》等表现抗法战争等。由于普遍存在这四方面的内容，广西诗派的作品往往显得沉重沉痛，大有杜诗“沉郁顿挫”的余韵。
其次，广西诗派比较集中地描写了广西特有的风俗民情、自然风光和物产等，特别是对桂林山水和诗人家乡的优美景色极尽渲染，因而使广西诗派的诗歌具有浓厚的广西风味。
广西诗派的许多诗人生活或出生于桂林。有的虽然不生活也不出生在桂林，但是因为桂林是那时广西的首会，因此，这些诗人或因科举，或因谋生，往往要去桂林；而漓江又是诗人们前往桂林的必由之路，正如诗人谢兰所说的那样：“圣代于今文事重，吾儒肯负桂林游？”（《粤西怀古》之十）桂林和漓江的景象往往让这些诗人大开眼界：“廿年梦想见名峰，今日登临望眼穷。粤岭四围低贴地，漓江一去远浮空。青岚突起撑南斗，丹桂香时在上风。幸我此行真不负，饱餐秀色入胸中。”（蒙泉镜《登独秀峰》）在这种情况下，桂林秀甲天下的山水自然就成了广西诗派诗人们笔下经常表现的内容。我们翻开任何一部现存这一时期广西诗人的诗集，都会发现大量这方面的作品。且不说“广西四大家”，就是其他诗人也是如此。例如苏时学，这位藤县著名的学者、诗人，在他的《宝墨楼诗册》中，我们就可以找到诸如《漓江杂兴》五首、《螺髻山》、《漓江舟行见岸上竹林人家欣然有作》、《阳朔舟夜》、《过画山作》、《漓江舟次》、《闰八月重泝漓江口占述怀》等作品，这些作品对漓江和桂林的风景作了非常生动的描写，是桂林山水的生动再现。
与此同时，诗人们还普遍对自己的家乡和广西境内其他的风景作了细致的描写，写得较多的是桂江、都峤山、西山、浔江、勾漏洞等。例如，在容县诗人李守仁的诗集《碧兰轩诗存》中，就有《桂江转棹》《游葛仙岩》《都峤洞天歌》《笔架山头玩月》等作品。此外，何光斗有《苍梧八景》、蒙泉镜有《百色八景》等。这些作品为读者展现了一个个新奇的风景世界，带着浓厚的广西特色。
而在广西诗派诗人的笔下，带着浓厚广西特色的风土人情、器物、植物的描写，更是强烈地凸显了广西诗派的特色。例如铜鼓，这是岭南地区特有的文物，在广西诗派的诗人作品中，就经常有对它的描写。桂平诗人黄体正就有《铜鼓歌》、永福诗人吕璜有《铜鼓歌次和梁中丞》、容县诗人李守仁有《铜鼓》、灌阳诗人邓锡俊有《诸葛铜鼓》等。同时，广西诗派的诗人常常用诗歌来吟咏广西风土人情，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例如况澄就有《桂林竹枝词》十六首描写桂林的各种现象，又有《河池杂咏答愉卿书》十四首描写河池的风土人情。《河池杂咏答愉卿书》中有一首写道：“狮吼河东肯暂停，恶声诟谇不堪听。明珰翠羽婆神庙，香火家家愿乞灵。”作者自注：“妇女悍妒。”可见，这首诗表现的是清代河池地区的妇女普遍比较凶悍妒忌的性格。虽然说法有失偏颇，但也可见一时一地之风气，更可见在封建社会里，妇女并非全都是逆来顺受之人。苏宗经有《风俗吟》三首写当时广西人的穿着打扮，颇似风俗画。第一首《尖顶帽》云：“人心日好奇，冠帽形可愕。昔日名瓜皮，今日如竹箨。逢人号笔头，到处见峰崿。作礼相打恭，无风还自落。新样何时起，道光中年作。君子畏帽妖，未肯为所惑。”写的是当时人们戴尖顶帽的情况，苏宗经的态度未必可取，但可见当时的穿着风尚。在广西诗派的诗歌中，广西的一些特有的水果，如荔枝、龙眼、芭蕉等，也常常是诗人们描写的对象，它们与其他题材一起，形成了广西诗派诗歌创作的广西风味。
再次，广西诗派的诗歌在诗体上，最擅长于长篇古体，并且往往采取组诗的形式。由于广西诗派的诗人多有感叹描写时事之作，对历史常常有特殊的兴趣，又喜欢表现各种社会现象，因此，他们的诗往往是长篇古体或者由多首作品构成的组诗。我们阅读现存的广西诗派各诗人诗集，就可以发现，他们的许多受人称道的名篇，往往是长篇古体。林昌彝《射鹰楼诗话》云：“伯韩侍御深于诗，谨于行，忠孝之气郁于至性，其《新铙歌》四十九章，篇什之短长，音节之高下，各自成调，不必貌似古人而可与少陵、香山比接踵。其平日立朝之节，忠爱之忱，亦于滋可见。”
林昌彝评论的是朱琦《新铙歌》四十九首，由此可见这四十九首诗在当时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从诗体上说，这四十九首诗全为长篇古体，并且构成了一组大型组诗。朱琦的诗不仅这《新铙歌》四十九首如此，《怡志堂诗集》中的其他诗也是这样。他深受时人和后人好评的几乎全是篇幅相对较长的古体诗，如《朱副将战殁他镇兵遂溃诗以哀之》《吴淞老将歌》《镇江小吏》《题金陵被难记抒愤》《道经河北客问当时守濬事为述其略》《漯安河》等。郑献甫的诗歌更是如此，《平原颜鲁公祠堂》《登黄鹤楼》《游赤壁》《舟中志感寄实生师》《伪汉刘冢歌》《补学轩歌》《观伎人舞刀戏》《义马行》《水轮》《故乡以人代牛耕感赋》《辛酉六月二十六日于花航渡观番人以镜取影歌》《羊城孟秋大风吹》等名篇，都是长篇古体或组诗。徐世昌《晚晴簃诗汇》中所选的广西诗派的主要诗人作品中，冯敏昌的16首作品中有11首长篇古体；王拯的29首作品中，有17首长篇古体；龙启瑞的14首作品中，有6篇长篇古体；朱琦的14首作品中，9首是长篇古体。从这些广西诗派的代表人物作品的入选情况，可以看出他们诗体上的偏重点和长处。
复次，从诗人队伍的构成来说，少数民族，特别是壮族诗人在广西诗派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在广西诗派发展的各个阶段，我们都可以看到大量少数民族诗人的身影。在雏形期里，就有刘定逌、黎建三等著名的壮族诗人，到了后来则有张鹏展、黄体正、韦天宝、黄体元、韦丰华、黎申产、黄焕中、韦绣孟等壮族诗人，甚至还涌现了被喻为“壮族文学史上的一颗巨星”的郑献甫。
这些壮族诗人在当地带动了诗歌创作，同时自身也成为广西诗派重要的一员。这样一种以少数民族诗人作为诗派重要成员的现象，在全国其他诗派中是比较少见的，也是广西诗派区别于当时其他诗派的重要特征。这些少数民族诗人虽然是以汉文创作的，但是，“作为岭峤壮乡的历史回声和风俗画卷，又确有其时代和地方特色”
。他们以特有的笔触，描绘了壮乡的社会、文化、风物和自然风光，为广西诗派的创作增添了光彩。可以说，没有这些少数民族诗人的努力和所作的贡献，广西诗派的特色和成就要大打折扣。
除此之外，广西诗派的诗歌普遍存在着好奇和正统色彩强烈的特点。一方面，在艺术想象上“精骛八极，心游万里”；另一方面，在政治立场上又较为正统，除努力维护清朝统治外，表现烈妇贞女的作品特别多。与其他省份，特别是沿海地区开放发达省份的诗歌相比，广西诗派表现新现象、新事物、新观点的作品较少，因而显得相对封闭。
就总体的成就而言，清代广西诗派的成就应当说是比较高的。它的诗歌全面表现了从乾隆至宣统时期清朝由盛而衰乃至灭亡的一百七十余年的历史，特别是对广西境内诸如太平天国之类的大大小小农民起义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在农民起义、外国侵略、封建统治者杀戮、剥削、掠夺下人民的痛苦生活作了全面而生动的反映，对在杀戮、剥削、掠夺下知识分子的心灵作了具体的表现，同时也对这一百七十余年广西境内的风俗民情、地方风物、自然山水等作了生动的描绘。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清代广西诗派的诗歌是一部广西近代史。而在对广西社会、文化和自然的描绘过程中，广西诗派形成了不同于其他诗派的较鲜明的特色，它的一些代表性的诗人进入到了当时全国主要诗人的行列中。道光时期的著名文人杨传第说：“近时都下之以诗名者，传第尝凭臆得数人焉，窃拟汇刻一编以见风雅之教之未潜。既而思篇什充斥，而吾乃谓止有此数人之诗，非世所信；又居幽处下，易以滋多口之未谤，于是中辍。所谓数人者，桂林朱伯韩先生其一也。”
将朱琦列为“近时都下之以诗名者”的为数不多的几位重要诗人之一。钱仲联先生《道咸诗坛点将录》仿《水浒传》一百零八将的旧例，列举了道光、咸丰时期的全国108 位有代表性的诗人，其中就有比附为“天牢星病关索杨雄”的朱琦、比附为“天慧星拼命三郎石秀”的王拯、比附为“地暴星丧门神鲍旭”的郑献甫、比附为“地刑星菜园子张青”的龙启瑞、比附为“地壮星母夜叉孙二娘”的沈溎五位广西诗人。
在108位全国主要的诗人中，出现了5位广西诗派诗人，这在广西的文学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说明广西诗派主要诗人的成就已进入当时全国的先进行列，得到了研究者的认可。
清代广西诗派的出现对于广西文学自身的发展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此之前，广西的诗歌创作一直处于萧条冷落的状态，上文所引苏时学“一个高僧两名士，二千年内见三人”的话颇能说明广西诗歌创作的情况。宋元明时期，情况稍有好转，但也未能成派。这说明广西诗歌的整体水平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较大的提升。而清代广西诗派的出现，结束了长期以来广西诗歌无公认的诗派的历史，
对于广西的诗歌创作历史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新现象，因而具有破天荒的意义，标志着广西的诗歌创作在整体上走向了成熟。它与全国的其他诗派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诗歌创作百花齐放、多姿多彩的繁荣景象。
尽管清代的广西诗派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形成了较鲜明的特色，但是，总体来看，仍然存在着成就不够突出的问题，与当时全国其他诗歌创作水平较高的湖湘派、闽赣派、河北派、江左派、西蜀派等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虽然有部分广西诗派中的诗人进入了当时全国先进的行列中，但大部分诗人的影响还只是区域性的，甚至相当多的是默默无闻的，这就极大地影响了广西诗派的整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