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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文学源远流长，但广西乡邦文学研究意识的产生却是很晚的事。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很少加以系统的梳理，本文试作一点尝试。
清代以前，尽管广西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涌现了曹邺、曹唐、翁宏、契嵩、蒋冕、张鸣凤、王贵德等比较知名的作家，但人们的广西乡邦文学研究意识非常淡薄。从现存的资料来看，人们还普遍没有意识到广西文学可以以独立的地域性文学而存在或发展，也没有意识到它可以有自己的特色和成就，更别提对其加以认真的研究和总结了。随着广西文学创作的发展，乡邦文学研究意识也开始加强。
广西乡邦文学研究意识的觉醒最早不是始于广西人，而是始于旅桂的外来学者。康熙时期的汪森已开始有意识地搜集与广西文学创作有关的资料，于是便有了《粤西诗载》《粤西文载》《粤西丛载》，即世人常说的“粤西三载”或“粤西通载”。但“粤西三载”只是搜集与广西有关的诗文及各种资料，还没有明显地表现出专门为广西本土的文学创作搜集资料的倾向。例如，《粤西诗载》收录作家832人，其中广西籍作家只有不到60人。
但是，汪森已充分意识到了广西乡邦文学文献的留存情况，因此，他感叹“出之本省者，不及十之二三”（《粤西通载发凡》）。这就说明汪森已经注意到了广西本土的文学创作。
广西人的乡邦文学研究意识的真正觉醒是在嘉庆、道光、咸丰时期。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对广西文学资料的整理。先是张鹏展《峤西诗钞》的问世。《峤西诗钞》全书收入自明至清广西 250 多位诗人的诗作2100多首，共21卷，已表现出鲜明的专门搜集整理广西诗歌资料的意图。从他为此书所作的序来看，是受了当时在京城为官的广西人卿敦甫、何弨甫、卓宽甫等的鼓励：“吾粤西素无辑本，何不采取汇纂，俾不尽湮没，亦敬梓之意也。”于是便有了这样一部“存一省菁华于万一”的著作。从卿敦甫、何弨甫、卓宽甫等所说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已经有了明确的广西乡邦文学研究意识。这部著作的问世，在某种程度上是广西历史上第一部隐性的广西诗歌史。梁章钜曾评论道：“粤西诗向无汇集，上林张南松通政（鹏展）始有《峤西诗钞》之刻，征采阅十载而成，创辟之功勤矣。”
随后问世的梁章钜的《三管英灵集》，更是一部广西诗歌史料的集大成之作。《三管英灵集》是梁章钜在张鹏展《峤西诗钞》的基础上，利用任广西巡抚的机会，命令“各州县送本集、选集外，凡唐后之说部、丛书、石刻及郡邑志，详加搜辑”而成的一部大型广西诗歌总集。全书共57 卷，收录自唐至清道光时期广西籍诗人565人的诗作3578 首。
作为广西诗歌史料的集大成之作，《三管英灵集》虽然未作广西诗歌史的理论研究与梳理，但其收录诗人的排列、所收作品的多少以及所选作品本身等，实际上均间接地表现了梁章钜的广西诗歌史观。从这个意义来说，《三管英灵集》可以说是广西学术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隐性广西诗歌史著作。《三管英灵集》之后，又有施彰文《重刻挹苏楼同人诗钞》等。这些专门的广西乡邦文献的编撰，说明了人们广西乡邦文学研究意识的觉醒。它们既是广西诗歌史料，为广西诗歌史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时也明显地表达了编撰者对广西乡邦文献的重视。
（二）对广西文学现状的描述。龙启瑞曾说：“往余同里交游能诗者，有商麓原书濬、曾芷堂克敬、龚茂田一贞、关梅生修四人，皆才而早世。平南彭子穆昱尧差后出，余时已举乡试，至京师，子穆亦以举人试礼部。子穆曩从学，使国子监司业池公受业，学益开敏宏达。又从受古文法于乡先生吕月沧璜。至京介王少鹤锡振得交梅先生伯言（曾亮）。梅先生古文为当代宗匠，子穆与少鹤暨朱伯韩琦、唐仲实启华及不肖，每有所作，辄相就正，得先生一言以为定。而苏虚谷汝谦，故茂田客密友，在京闭门却扫，与君谈诗，学尤精邃。诸君自司业池公、梅先生外，皆吾粤人也。方是时，海宇承平既久，粤西僻在岭峤，独文章著作之士未克与中州才俊争骛而驰逐，逮子穆与伯韩、少鹤、仲实先后集京师，凡诸公文酒之宴，吾党数子者必与。语海内能文者，屈指必及之。梅先生尝曰：‘天下之文章，其萃于岭西乎！’”
这段话非常明确地表明了龙启瑞强烈的广西乡邦文学研究意识。一方面，他强烈地感受到了“粤西僻在岭峤，独文章著作之士未克与中州才俊争骛而驰逐”的历史，另一方面又为当时“天下之文章，其萃于岭西”的广西乡邦文学的崛起感到不胜骄傲和自豪。朱琦《小寄斋诗序》云：“陈君心芗，吾粤之能诗者也……为予言：吾粤之诗，自岑溪李少鹤大令为之倡，子才、松圃两先生及吾家伯祖小岑从而和之，于是粤之诗特盛，其所成就弟子尤众。”
“吾粤之诗”四字标示出了朱琦强烈的乡邦文学研究意识。在他的这段话中，既有对历史的回顾，更有对现实“粤之诗特盛”的感叹。
（三）对广西文学发展史的理论梳理。清代以前，除了个别研究者对广西诗歌发展史上的个别诗人，如曹邺、曹唐等人的诗歌创作有一定的研究外，对广西文学整体的发展，则很少有人加以关注。这种情况，到了清代的道光时期有根本的改观。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廖鼎声，他可以说是广西历史上第一位系统研究广西诗歌史的学者和诗人，其代表作是《拙学斋论诗绝句》。《拙学斋论诗绝句》共收诗198 首，分别论述了自唐至清的200 余位广西诗人。这198首诗，几乎网罗了廖鼎声所能搜集到的绝大部分广西历代著名诗人，开列出了一个比较详备的历代广西诗人名单，足以构成一部从唐至清的广西诗歌史。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廖鼎声是具有强烈的广西诗史意识的。他在《拙学斋论诗绝句序》中说：“夫粤人固非无能诗，以僻在岭外，流传遂少。溯自道咸朝苍梧施香海茂才与东粤王国宾有合集之刻，而其县人李诒卿明经亦诗名以燕晋，若吾邑朱伯韩观察，古文词继上元梅郎中主盟京师，盖亦难与抗手也。同时全州蒋军甫、灌阳蒋霞舫两京兆，马平王定甫通政，吾邑龙翰臣方伯，皆诗不苟作，有名当代。予与桑梓诸公，或佩其人而知其诗，或谭艺相洽，义兼师友。”这段话实际有为广西诗坛鸣不平的意味。当同治七年（1868）《拙学斋论诗绝句》最终完稿付梓刊印时，他又说：“予辑予《论诗绝句》诗……或疑予好为反唇之论，意若有私焉者。嗟呼，予岂敢以私见行乎其间哉！夫阐幽发微，予有其志而无其才与力者也。有其志而无其才与力，终不涉一党同之见，率举平居夙好数人，盛称其学业，遂以为吾粤即此数子者足见其余，外此无有焉。盖吾粤人绌于应援瞻顾，使前修黯而弗彰，予所深叹。若溺于私好，仅就耳目间师友莫逆之人，无论其业之可传不可传，亟相标榜，见既不广，论亦过拘，又予所深叹者也。予所论仅二百有余人，而自唐迄今，若谓可概吾粤，诚不能以自信，要殊于应援瞻顾与夫阿于所好者。”
由这段话可以看到廖鼎声写作《拙学斋论诗绝句》的主要目的是鉴于广西（粤西）人向来“绌于应援瞻顾，使前修黯而弗彰”。所谓“绌于应援瞻顾”，指的是很少回顾历史，征引广西前辈诗人以自重，也就是宣传不力。而正是因为这样，出现了“使前修黯而弗彰”的情况，大量颇有成就的广西诗人不为人所知。在这种情况下，才“率举平居夙好数人，盛称其学业，遂以为吾粤即此数子者足见其余”，而不带任何一党之见、一己之私。可见，廖鼎声的内心深处是有为广西历代诗人“阐幽发微”的用意。作为广西诗人和理论家的廖鼎声已经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了强烈的挖掘广西诗歌遗产、梳理广西诗歌史的意识，其观点和做法值得重视。
与廖鼎声差不多同时，广西著名学者和诗人苏时学也用以诗论诗的方式对广西历史上的一些著名诗人进行了论述，主要作品有《论诗绝句》八首、《题施香海（彰文）挹苏楼诗集》、《题汪剑峰孝廉（运）诗卷》八首、《感旧诗》、《怀人诗》十六首、《读高渭南先生郢雪斋集敬题》、《读郢雪斋集再赋五古一篇》、《暇日偶翻两粤前辈诗集有所得戏作论诗绝句十五首》等。这些诗，对广西籍历代的重要诗人作了较系统的论述点评。更加可贵的是，苏时学已有了广西诗歌发展的整体观。其《杂诗二首》其一写道：“西粤为歌诗，自昔称二曹。邺也刺洋州，居官励清操。唐也赋游仙，富贵轻鸿毛。伟哉彼二子，矫矫洵人豪。清气散宇宙，苦语余诗骚。苟非旷代才，未可轻訾嗷。北宋有嵩公，落笔尤清高。此外传者谁，灭没随风涛。吾生千古下，怀古心忉忉。”简略而准确地描述出了明代以前广西诗歌发展的总体情况。虽然苏时学作品所涉及诗人的数量不如廖鼎声，但自有其独到之处。王维新也有类似的论述，他在《与人论诗》第一首中写道：“吾粤开先者，二曹驾方舟。尚莫追大雅，宋代徒啁啾。蒋公（冕）近继起，二谢（良琦、济世）鸣天球。风气稍欲开，作者何悠悠。桂城朱小岑，见赏随园俦。子乔自北至，童（毓灵）叶（时哲）延清幽。太平滕廉斋，梧郡邓方辀。未暇一一数，要皆作意求。”
在这首诗中，王维新粗线条地描述了广西历史上从唐至清有代表性的几位诗人，实际上就是简略的广西诗歌发展史。
广西乡邦文学研究意识在嘉庆、道光、咸丰时期的完全觉醒不是偶然的，它与这一时期广西乡邦文学创作的突飞猛进，形成了一支阵容强大、成就突出的创作队伍有密切的关系。广西乡邦文学发展到这一时期，在诗、文这两种文体的创作上，进入了全国的先进行列。
古文有以龙启瑞、朱琦、王拯、彭昱尧、吕璜为代表的“岭西五大家”。诗歌则有龙启瑞、朱琦、王拯、郑献甫等大家。钱仲联先生在《道咸诗坛点将录》一文中仿《水浒传》一百零八将的旧例，列举了道光、咸丰时期的108位有代表性的诗人，其中就有比附为“天牢星病关索杨雄”的朱琦、比附为“天慧星拼命三郎石秀”的王拯、比附为“地暴星丧门神鲍旭”的郑献甫、比附为“地刑星菜园子张青”的龙启瑞、比附为“地壮星母夜叉孙二娘”的沈溎五位广西人。
在全国主要诗人的行列中，同时出现如此多的高水平的广西诗人，这在广西的文学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这种现象必定带来广西作家和学者的骄傲和自豪感，由此也唤醒了人们强烈的乡邦文学研究意识。
嘉庆、道光、咸丰时期广西的乡邦文学研究意识觉醒之后，人们对广西乡邦文学的认识进一步提高，由此进入了广西乡邦文学研究意识的发展期。这又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同治至宣统时期。这是广西乡邦文学研究意识进一步强化的时期。张凯嵩《杉湖十子诗钞》、侯绍瀛《桂岭五大家集》、周嵩年《桂海文澜》等珍贵资料均成于这一时期。作为在广西为高官的张凯嵩，他编辑《杉湖十子诗钞》不仅表现了他对广西乡邦文学的重视，而且还强化了人们的广西乡邦文学研究意识。他在《杉湖十子诗钞序》中曾说：“余宦粤久，知粤为悉，于粤士夫相知亦夥。尝叹粤中近数十年人文之盛，而诗其尤著也。遘时多事，蹀躞风尘，戎马之间，鲜能从容谈议文事，顾从诸贤往往得其概焉。方乾嘉间，海内人文极盛之秋，最后袁、赵以诗鸣，一时风靡。子才初起自桂林，老复来游，时临川李松甫郎中，侨家于此，门第颇盛。子才来实主之。然松甫为诗，宗陶、韦，又时有桂林朱小岑、高密李少鹤两君子与松甫师友，风尚颇遒。粤人皆知朱、李诗法之高，于子才来初，不甚尚之也。朱、李既往，粤之诗人益多辈出，尤莫盛于道光之初。余来虽已不及其盛，然犹得与朱伯韩侍御、龙翰臣学士游，两君故时健者，松甫之客，零落久矣，然如陈君心芗，老犹健在官，学博。杨君柳塘，年更老于心芗，时亦尚存。而汪剑峰、曾芷潭、彭兰畹数君者，又各以其孤杰雄奡之才，兀律自起于粤诗人盛衰绝续之交。松甫之子小韦（宗瀛）能读父书，为诗乃不相袭，于伯韩、心芗、剑峰、兰畹，故皆往来倡和。至黄香甫、赵淡仙者，又小韦客之尤者也。余既为心芗刻其诗，得伯韩、翰臣两遗集诗欲刻之，又以柳塘从孙嘉甫客余幕，久而得柳塘之诗。剑峰诗极自秘，余亦曾延之幕为子弟教授，心餍其人，久而亦知其诗，先后钞存。所可慨者，诸君往矣，遗书经乱或存或亡，余之钞诸君诗，虽未必藉以传于世，然亦足使世之读者于兹先睹，可得其概……夫粤人诗岂尽于此，即此数子，亦不尽为粤人，然皆生长或老死于其间。如小韦、淡仙，侨家实粤产也。故题之曰《杉湖十子诗钞》……他日考粤西文献论诗教者，必有取焉。”这段话详细地描述了当时广西诗坛的创作及《杉湖十子诗钞》编撰情况，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最后的两句话“他日考粤西文献论诗教者，必有取焉”，明确地表达了张凯嵩为保存一代粤西文学文献的意识。在某种意义上，张凯嵩是用实际行动为广西的乡邦文学研究作出了表率。
（二）民国时期。这是对广西文学的研究由古代转向现代的重要时期。这是继道光、咸丰之后广西乡邦文学研究意识的第二个高涨期。桂系军阀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相对成功，独立自治，这一方面为文学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则在思想上强化了人们对广西区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在此背景下，乡邦文学研究意识的高涨自在情理之中。在资料的搜集整理上，黄蓟《岭西五家诗文集》、况周颐《粤西词见》、吕集义《广西诗征》、黄耀宗《广西诗见录》、陈柱《粤西十四家诗钞》、莫一庸《广西乡贤文选》《广西闱墨》《广西乡试殊卷》等著作做出了新的贡献。黄蓟在编纂《岭西五家诗文集》时曾评论道：“有清道光、咸丰之交，桐城之学流衍于广西，而月沧（吕璜）、伯韩（朱琦）、翰臣（龙启瑞）、定甫（王拯）、子穆（彭昱尧）诸子诗古文辞并著名当世。曾文公于《欧阳修文集序》述其渊源特详。长沙王益吾（先谦）、遵义黎莼斋（庶昌）两先生复相继以其文选入《续古文辞类纂》，由是天下莫不知有‘岭西五大家’矣。”
况周颐在资料非常缺乏的情况下，编成《粤西词见》二卷，收录广西词人24家，词220余首。这是具有草创之功的著作。叶恭绰《全清词钞》在况周颐《粤西词见》的基础上，增收了王鹏运、况周颐、阳
等的作品，在广西词的搜集整理上又推进了一步。而在理论的研究上，况周颐同样是对广西词做系统的理论研究的第一人。他在《粤西词见》中对广西词人作出了整体性的评价，认为“吾粤西词人诚寥寥如晨星，然皆独抒性灵，自成格调，绝无挨门傍户、画眉搔首之态。可传以此，不传亦以此。吁，可慨矣！”在《蕙风词话》等著作中，况周颐也对以王鹏运为首的广西词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吕集义《广西诗征》，据其序所云：“张、梁二家之书美矣备矣，然不能无缺……于是重加编校，拾遗补阙，亦复有获。”所以，其《丙编》“所录，概为新材料，其见于张鹏展《峤西诗钞》与梁章钜《三管英灵集》者……本编不录”（《广西诗征丙编·凡例》）。
从总集编纂的角度来说，这是对《峤西诗钞》与《三管英灵集》之后的广西诗歌进行补足，同时又用新材料表现出吕集义对广西诗歌材料的搜集整理之功。《广西诗征》之外，黄耀宗《广西诗见录》和陈柱《粤西十四家诗钞》等，也有各自的贡献。陈柱曾有“网罗（广西）先哲遗著，名曰《粤西丛书》以刊行于世”的愿望，但最终未能实现，留下巨大的遗憾。他曾说：“唐宋而后，古文之盛，首推逊清二百余年。而长沙王氏继桐城姚氏撰《古文辞类纂》，于近代选本最谨严，中间作者凡三十有九，江苏凡十有三家，为最盛；次安徽，凡八家；次湖南、广西，各凡五家；次江西，凡四家；次山西，凡二家；次福建、浙江，各凡一家，余省蔑焉。”（《粤西十四家诗钞序二》）这种以广西古文成就自豪的思想是少见的。1942年，以李任仁为首的广西乡贤遗著编印委员会编印的《广西丛书》是民国时期对广西乡邦文学资料最大规模的一次整理成果，许多广西历史上，特别是清代广西作家的诗文集得以保存下来或者留下了更为精良可靠的版本，如况澄的《西舍诗钞》、李诚的《匏园诗集》、钟琳的《咀道斋诗草》等。
（三）新中国成立后，广西乡邦文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980年前的三十年间，广西的乡邦文学研究虽然也有一些成果，但为数不多，绝大多数研究者的广西乡邦文学研究意识已经淡化，所讨论的多是全国性的话题，很少将广西的乡邦文学作为独立的研究课题。1980年后至今，情况有了新的变化，广西乡邦文学研究意识再一次得到了强化，出现了广西乡邦文学研究意识的第三个高涨期。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一些广西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得到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对曹邺、曹唐、袁崇焕、龙启瑞、朱琦等诗人的作品与生平的研究均有了为数可观的研究论文。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对地方文学的重视，一些不太知名的广西诗人也开始为研究者所重视，如张鸣凤、陆媛、陆宗经、彭昱尧、汪运等。一些广西作家的选本和注本开始出现，相关的资料也得到了整理。如梁超然、毛水清《曹邺诗注》，陈继明《曹唐诗注》，刘映华校注的《菜根草堂吟稿》《亦嚣轩诗稿》，曾庆全《历代壮族文人诗选》，钟家佐《八桂四百年诗词选》等。值得大书特书的是20 世纪80 年代初，莫乃群、钟家佐、梁超然等组成的《桂苑书林丛书》编辑委员会，更是表现出强烈的广西乡邦文学研究意识，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不仅安排了对《粤西诗载》《粤西文载》《粤西丛载》的校注整理，还陆续出版了《三管诗话校注》《粤西十四家诗钞校评》《岑春煊文集》《岑毓英奏稿》《袁崇焕资料集录》《王鹏运诗选注》《王鹏运词选注》《粤西诗载校注》《粤西文载校点》《八桂诗人论及其他》等多种广西乡邦文学的研究资料及研究成果。这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有意识的广西乡邦文学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活动，嘉惠后学，实在居功至伟。1993年，曾德珪先生在经过多年的努力之后，出版了《粤西词载》。此书收录广西词人58 家，词2600 余首，可以说是广西词的资料整理上的集大成之作。而蒋钦挥等先生所主持的《全州历史文化丛书》虽局限于全州一县，但可以说是广西乡邦文学研究的另一种表现。新时期以来，广西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的一批硕士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对明清时期广西各家诗集进行了系统的校注，并在各自的序言中对所校注诗集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其策划者和研究者均表现出很强的广西乡邦文学研究意识。张维的《清代广西古文研究》是目前所见唯一的专门研究清代广西散文的著作，其选题及论述均值得称道。梁扬的《清代广西作家群体研究》、张明非的《广西文学史》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这也表现了研究者对广西乡邦文学的重视。
第二，用现代宏观的眼光观照，并用现代语言描述和研究广西文学史的研究著作开始出现。曾庆全先生的《广西百代诗踪》可算是这方面的代表。此书第一次用现代的语言、观点和方法对广西古代诗歌的发展做了全面的梳理，其开创之功不可埋没。梁庭望《壮族文学概要》、欧阳若修等《壮族文学史》、周作秋等《壮族文学发展史》等著作则对广西壮族作家的汉文诗文创作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描述了其发展的轨迹。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张炯等《中华文学通史》等则从全国文学发展的视野来观照广西文学，对一些重要的作家进行了论述，初步确定了广西作家在全国文学发展中的地位。
第三，当代广西乡邦作家的创作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和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陆地《美丽的南方》、韦其麟《百鸟衣》等作品的问世，广西当代作家群体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广西文坛“三剑客”——鬼子、东西、李冯等作家的崛起，学术界的广西乡邦文学研究意识显得更为突出，“文学新桂军”已成为人们广泛讨论和研究的话题，这以李建平、黄伟林《文学桂军论》为代表。这部著作从书名到内容，无不表现出强烈的广西乡邦文学研究意识。
新时期以来广西乡邦文学研究意识的高涨，其原因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复杂，大致有三：
一是传统的广西家乡观念的影响。随着广西人口的不断增加，相应的广西籍的学者队伍也不断扩大。作为广西人，有责任和义务来进行广西文学的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新时期广西乡邦文学研究意识的高涨。
二是广西乡邦作家创作的拉动。近年来，随着广西文坛“三剑客”及一批新生代广西作家的涌现，广西的文学创作成为“经济欠发达地区一个重要作家群的崛起”的典范。这种现象本身就已足够引人注目，并且也足以构成重要课题的研究对象，这无疑将极大地拉动相关的研究，推动广西乡邦文学研究意识的生成和发展。
三是学术研究的推动。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受人重视，西部项目和西南边疆课题的设置，为提高申报成功的可能性，申报者也越来越重视研究对象的特色，这加强了人们对广西乡邦文学的重视。广西各高校在进行学术研究特色的培养时，也往往以广西乡邦文学为对象。再加上广西政府、教育厅以及各级部门反复强调学术研究要为广西地方文化建设服务，甚至在广西社科基金的审批、广西社会科学成果的评奖等方面均实行向广西乡邦文化研究的倾斜，这就更加促进了广西乡邦文学研究意识的高涨。
由上可见，广西乡邦文学研究意识从觉醒到高涨经历了不同的时期，而且每一时期的表现也有所不同，其原因也有很大的差异。但不管怎样，广西乡邦文学研究意识的觉醒与发展，对于广西文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样的意识觉醒与发展，广西文学史上的许多重要文献就无法保存，《粤西诗载》《粤西文载》《峤西诗钞》《三管英灵集》《涵通楼师友文钞》《岭西五家诗文集》《杉湖十子诗钞》《广西诗征》《粤西词见》《广西乡贤文选》《广西闱墨》《广西乡试硃卷》《粤西词载》等大型的总集性作品就不会问世。同样，广西历史上的著名作家和文人群体也不会得到深入的研究，也不会形成“杉湖十子”“岭西五家”“临桂词派”这样的文学派别与作家群体概念。正是因为有了广西乡邦文学研究意识的觉醒与发展，许多广西乡邦文献才得以保存，许多广西乡邦作家才得到研究。然而，回顾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虽然广西乡邦文学研究意识的觉醒较早，并且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仍然有待提高，存在许多不足：
第一，整体研究严重不足。由于重视不够，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广西文学史》出版，也没有一部完整的《广西散文史》《广西词史》。诗歌方面虽有曾庆全的《广西百代诗踪》，但这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诗歌史著作，因为它侧重于诗人生平的介绍及具体作品的赏析，从而既缺少对诗人个体创作风格的深入分析和准确把握，也缺少对广西诗歌发展的整体把握，没有对各个时期诗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作归纳总结，也没有对诗歌发展的动因作出解释，因此没有形成一个广西诗歌发展史的整体框架。又因为大部分研究者只是对壮族诗人比较了解，对壮族诗人的论述比较详细，反而对占主导地位的汉族诗人多有遗漏，论述不全。《壮族文学史》《壮族文学发展史》等虽然是不错的整体性研究著作，但它毕竟只囿于壮族。这样的不足实际上为广西文学的研究留下了巨大的学术空间。
第二，个体研究的深度亟待加强。毫无疑问，由于广西乡邦文学研究意识的觉醒，许多广西历史上的作家得到了研究，但多数是点到为止，缺乏深入的研究。即使如王鹏运、况周颐这样的大家，不管是在资料的搜集还是具体的研究上，都还有很大的开掘空间。例如关于他们二人的创作特色，就很少有人从家族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在王鹏运的背后是一个由其祖父王诚立、父亲王必达、叔父王必蕃等构成的文学家族；况周颐的背后是一个由其祖父况祥麟，祖母朱镇，父亲况洵，伯父况澍、况澄以及姐姐况桂珊等组成的文学家族。这样的家族背景对他们的创作有着巨大的影响，但迄今还没有人由此入手加以研究。其他如龙启瑞、朱琦、郑献甫、王拯等，相关的研究成果既少又浅。著名的作家尚且如此，其他一般的诗人可想而知。
在全国的学术研究普遍重视地方文化研究，强调研究特色的今天，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广西乡邦文学研究意识，使广西文学的研究达到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