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和田人口的体质特征和种族起源

现在我们要接下来考察一下前面作出的结论是否能够得到人口的体质特征方面的证明。这一部分的探寻要遵循另一种方法，因为尽管我成功地带回了数量很少，但又是仔细收集的和田和相邻的克里雅绿洲目前人口的准确体质人类学资料，但我们没有关于更早期人口的可靠证据可以拿来进行比较。除了下面提到的唯一一条简短注记，早期中国文献记载中完全没有记下和田人的身体外貌特征。考古证据也无从依凭，因为虽然从古遗址出土的图画和雕塑按说也许是以当时当地人的类型为模特的，但是数量极少，对回答人类学的问题用处不大。最后，我的探索也并没有得到任何能够确定属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的遗骸。

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唯一可靠的办法是，首先检查一下对我对和田和克里雅居民的测量所进行的专家性分析，从而得出的基于人类学证据的结论。将这些结论与我们能够得到的历史和古代信息加以比较，也许就可以看出，这些结论与“自前伊斯兰时期结束以来，这一地区主要种族成分保持未变”的假定是否相协调。因为我必须集中所有精力进行考古工作，而且只能将很少的时间花在和田地区目前有人居住的地带，所以只能从极有限的一些人身上获得体质人类学数据。考虑到这种情况下可供使用的资料极有限，我的确非常感激大不列颠人类学研究所秘书乔伊斯先生这位优秀学者对上述材料的仔细研究和分析。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人类学研究所杂志》上。这个结果为解决与和田地区过去历史有关的一些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证据，我很遗憾由于篇幅限制不能在本书附录中将它复制下来。

所有证据都可以从他的文章中找到，所以我这里仅限于尽量使用乔伊斯先生的原话来简短陈述他的结果。不过在此之前，我想应该提请注意他在文章的介绍部分所强调的两件事实。“关于下面推算出的有关绿洲上居民的人种成分的理论，必须承认材料并不充分，以致无法获得任何程度的确定性。”“因此所有的结论都应该认为是纯粹暂时的，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确认或否认。”正是特别考虑到这一事实，我觉得有必要建议乔伊斯先生在研究眼下可以使用的体质人类学资料时，完全排除也许能从历史或其他相似来源得到的、不论是确定性还是猜测性的指示的影响，因为对于有批判眼光的学者而言，很明显，任何从如此有限的资料推导出的人类学结论，只有当任何下意识的倾向性被排除之后才可能真正具有意义。乔伊斯先生的研究，非常仔细地将结论建立在纯粹的人类学证据之上。

乔伊斯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结论简单说来如下。仔细研究和田和克里雅居民的体质特征，并与一种或另一种亚洲主要民族（血统）联系起来，可以证明他们蒙古人的特征很少。另一方面，关于和田人，文中说道：“从和田人皮肤、头发和眼睛的特征和颜色以及头骨指数来看，他们与噶勒恰很接近。实际上，他们与噶勒恰人大体上的相似超过了与任何其他类型的相似。”这类问题的主要权威乌基法尔维认为，噶勒恰即高山塔吉克人是剌颇格部族的高山霍莫人的相当纯粹的代表，因此当然是雅利安种。南边的兴都库什和北边的阿拉伊之间的高峡谷中居住的山区部落就属于噶勒恰人。他们说的东伊朗方言彼此间非常相似。这些人中就包括瓦罕人和萨里库勒人（塔什库尔干人——译者）。从我的照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与和田人外貌上的相似。

不过，在身材、鼻型和脸型指数等方面，和田人与噶勒恰人也有一些不同，而且和田人头发和眼睛的颜色较暗。为了解释这些不同，乔伊斯先生推断和田人除了轻微地与突厥人混血，还曾与藏族人混血。可辨别出的与藏族人混血的特征倾向，如较矮的身材、扁平的鼻子、黑头发和黑色眼睛在克里雅人身上更明显，“除此，克里雅人与和田人非常相像——由于他们地理位置相邻，这一点在意料之中”。

乔伊斯先生总结了由此对和田和克里雅人所得出的主要结论：“大体上说，两者都是所谓的雅利安种——剌颇格的高山霍莫人的主要成分。不过这两种人都混入了突厥血缘，又进一步混入了藏族血缘。与藏族的混血，克里雅人强于和田人。同时，在克里雅人身上能够开始感到蒙古人的影响。”

“对于亚洲来说，帕米尔的山谷居住着高山霍莫人的最纯粹的代表。噶勒恰人则轻微地与伊朗人混血。而对于和田人来说，伊朗的成分则被藏族的成分所取代。再往东，在克里雅的居民中，真正的蒙古人特征开始显现。”

上面最后提到蒙古血统的轻微痕迹，在克里雅人中间只是隐约地呈现，乔伊斯先生将它归于较晚期的混血，因此我们在这里不必特别加以考虑。而上面分析中所发现的其他种族成分却很重要。问题就出现了：如果我们假定自前伊斯兰时期起和田人口就没有经历过根本的变化，那么是否能够解释上面关于血缘混合的结论？我相信依靠可供利用的历史学和语言学资料所给出的提示是能够作出解释的。

首先让我们考虑和田绿洲人口的主要种族因素即剌颇格的高山霍莫人。我们已经看到，这一因素在亚洲的典型代表是帕米尔山谷中说东伊朗方言的噶勒恰部落，体系十分相似的瓦罕人和萨里库勒人也属于这一种。我们提到过瓦罕人和萨里库勒人与现在的和田人外貌特征非常接近。这样，《唐书》的一条记载意义就非同一般了，它明确指出朅盘陀即萨里库勒的居民“貌言如于阗（和田——译者）人”。我在前面已经讨论过这一重要陈述，并且指出，宋云和惠生对叶城地区人口所作的观察完全与之相符，更确认了上述的说法。叶城地区是和田与萨里库勒地区之间的自然连接纽带，其山区的帕赫普人身上仍然保留着无可置疑的与噶勒恰人相似的种族因素。

上述历史学证据表明，和田与仍拥有噶勒恰人口的地区的极东部之间仍有种族关系，在此之上，我们还可以加上一条重要的语言学证据。在下文中我们将会看到，丹丹乌里克的古代遗址给我和以前“探索”过它的当地“寻宝人”都提供了相当数量的用婆罗米字母写成且极有可能属于公元8世纪的文书。这些文书的第一位破译者霍恩雷博士已经证明，它们所使用的语言是某种印度—伊朗方言，其最相近的同类是帕米尔地区的噶勒恰方言。这些文书的特征使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它们使用的语言就是当时的居民所使用的语言。这一事实与上引中国文献记载所示的同一时期以及之前的一段时期里和田与噶勒恰的种族关系完全吻合，所以很明显，目前和田的人类学组成中高山霍莫人的绝对优势必须归因于伊斯兰时期以前人口的直接遗传。

突厥血缘的混入就不同了。历史学和语言学的证据都表明，这种混合只能是发生在和田皈依伊斯兰教之后。我们知道，在皈依发生的公元10世纪末之前，和田在其信仰佛教的统治者之下，对塔里木盆地西北部建立的葛逻禄突厥人的统治而言，保持着相对的独立。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的长期斗争中，相当数量的突厥人流入和田是非常有可能的。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公元9世纪，那时和田和塔里木盆地的大部分地区一样，处在吐蕃人的控制之下。而上面提到的丹丹乌里克出土的婆罗米字母写成的文书中，完全没有突厥词汇，排除了和田人口在公元8世纪末以前混入任何突厥血缘的可能性。

因此，突厥血缘的混入要放在萨托克、布格拉汗家族统治和田之后的时期里，而乔伊斯先生的分析显示出，突厥血缘的混入程度相对来说很小。这一点看来有点令人惊讶，因为和田像塔里木盆地的所有绿洲一样，普遍接受了突厥语言，但它实际上很容易得到解释。突厥人的起源与风俗都属游牧民族，在这一地区和中亚其他只能依靠勤劳地开垦、耕种、灌溉土地，或靠工业及商业为生的地区的人们，他们看来基本上只能当士兵。由于他们具有较高级的军事素质和组织能力，所以只需很少的人就能使他们的首领无可争议地统治古代绿洲上更加文明而热爱和平的人们。然后，依靠着一种他们所特有的种族吸引能力——这一点常在突厥统治的地方中显示出来——突厥人使得被征服的人口迅速采用他们的语言，并心甘情愿接受他们的统治，而这些突厥人自己却无法逃脱被他们所统治和保护的人口逐渐混合的命运，最后完全地被吸收进那些人之中。只是他们的人数太少了，不足以根本影响到原来人口的种族成分。

前面所说的最后一点也许在更大的程度上适用于黑汗王朝、蒙古和卡尔梅克（即卫拉特）等所有这些相继对塔里木地区进行统治的蒙古—突厥部落。这些部落比突厥人更持久地保存着游牧习惯，因而将其主要权力中心放在天山以北。根据我们知道的他们对塔里木地区定居人口地区进行暂时统治的方式来看，这些部落仅有可能很微弱地增强像和田那样远的绿洲上人口的突厥成分。从塔里木盆地的整个状况来看，格热纳德先生也许是对的——他假定，“突厥化”的进程更主要是通过定居人口逐渐吸收周围山中游牧的克尔克孜人而得到推进的，这一点远甚于任何一次来自蒙古高原的入侵的影响。

从克尔克孜人在阿拉伊山和天山中的牧场，很容易进入靠北部的绿洲如喀什噶尔、阿克苏和库车。对这些地区而言，克尔克孜人为农业人口中注入突厥成分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实。但对南部的和田来说这种影响却很微弱。那里离上述地区很远，而其自身的山中又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吸引并养活那些游牧民族。这种区别也许曾有助于造成突厥成分在和田人口中的混入远少于在那些北方绿洲上人口中的混入。突厥成分混入的程度差别极好地解释了和田人与喀什噶尔人外貌特征上那种明显却难以定义的差别——每当我将他们进行比较时都不免对此感到吃惊。我无法提供准确的人类学数据来佐证这种印象（例如通过测量喀什噶尔人），但是为了支持我的说法，请将图3、4中的和田人与图5（这幅照片是我最近在他们通过白沙瓦时拍到的）中赴麦加的喀什噶尔朝圣者比较一下。

乔伊斯先生在和田和克里雅人群中辨认出的第二种，同时也是混入程度更大的一种种族成分是藏族成分，我们现在余下的任务就是检查一下历史学和语言学资料中是否保留着这方面的痕迹。不过也许首先应该弄明白所谓“藏族”成分是什么意思。乔伊斯先生写道：“‘什么是藏族类型’这个问题现在还并没有满意的答案。”不仅因为到目前为止，要系统研究这个仅仅处在边境地区的种族有实际的困难，而且因为看来有理由相信，西藏的人口尽管在政治组织、文明和语言方面呈现为一个整体，但它实际上包含了几个不同的种族类型，而这些类型并不容易归结到一个共同的起源。尽管“目前居民的大部是蒙古人种”，但又有证据表明“西藏人又不完全是蒙古种人”。这一点尤其适用于被罗寇先生称为“核果类型”的广泛分布的类型，他认为他们“相对来说是较纯粹的”。现在所指出的其代表性特征是：身材低于平均值，巴尔其塞法里克类型的头，高颧骨，厚而宽的鼻子，黑色的波浪式的毛发（脸上不重），褐色的眼睛。对测量显示的和田人尤其是克里雅人明显偏离于噶勒恰人、不能完全用突厥成分加以解释的特征，乔伊斯先生的解释是，他们较多地混合了这一特别类型的藏族人的成分。

的确，被称为西藏的地理区一直延伸到昆仑山，而昆仑山又在南面作为和田及其他与和田相连的较小绿洲的屏障。但如果我们以为这种地域上的邻近性就足以解释上述种族联系，那就误解了真正的地理情况。从地图上看，任何一个藏人居住区距上述绿洲都不少于200英里，而绵延于西藏中部方向上、夹在西藏与和田绿洲之间、宽度超过700英里的高山和同样荒凉的高原，对于两边的人口的持续交往更构成了不可逾越的自然障碍。自然环境导致的高度不可能性使我们不得不放弃和田人与吐蕃人渐渐融合这一设想。

要想用任何有史以来发生的种族迁移来解释这样大成分的藏族血缘混入，也有同样的困难。中国文献提供了自公元初起影响塔里木盆地包括和田在内地区的主要历史事件的大量记载，因此我们得知，直到公元7世纪后半叶，吐蕃才在这一地区的事务中发生影响。这类吐蕃人的早期入侵受到唐朝重新崛起的势力的遏制。尽管我们也曾听说有继起的突入，但只是到了大约120年之后，唐朝对塔里木盆地的治理才终于被吐蕃人画上了句号。至于和田，丹丹乌里克出土的文书证据表明，唐朝的影响直到公元790年才被吐蕃人取代。吐蕃人此前的入侵不过是些骚扰，而且主要是从柴达木方向来、针对四镇的极东部进行的，所以我们无法认为它能在和田人口种族成分方面留下了什么深刻影响。而吐蕃人对塔里木盆地的控制从公元8世纪末到约公元860年，时间看来又太短，也并不足以产生这种影响。公元860年之后，在塔里木盆地东部建立的强大回鹘王国终于又一次关闭了从柴达木方向来的、一直是吐蕃人入侵之途的道路。

仔细分析一下上面简单指出的地理和历史事实，我们就不得不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目前和田和克里雅人口中“藏族”成分的注入，要追溯到一个更早的时期。在我看来，有一些资料明确地支持这种结论，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和田当地的旧传说，将王国的最初建立归结于分别起源于印度和中国内地的两支移民对这片土地的共同占领。《大唐西域记》和某个藏文文本以基本吻合的形式分别记下了这一传说，证明了这则和田传说的正确性和古老性。

在此，我们不需要考虑这些传说记载的任何“准历史”的细节，也无须检查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帮助解释古代和田考古和语言遗存中的特殊特征。在这里，我们只需注意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早在吐蕃对和田地区产生影响的很久之前，当地传统就已认为和田最早的居民包括两个完全不同的成分：一支据认是从中国内地方向来的，另一支则来自印度西北地区。关于来自印度西北地区的移民，传说确实有一定的历史根据，我在尼雅遗址发现的无数以一种早期印度字母和语言写成的文书以令人惊讶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将会看到，这些文书的特征使我们可以肯定，此地区公元3世纪时的行政管理使用的是一种印度语言，当时相当大部分的人口都熟悉此种语言。

关于上述传说中所称的中国内地这一面的早期移民，目前却找不到类似证据，但有一些事实和陈述显示，这一部分传说也具有某种真实性。首先，《北史》中有已被讨论过很多的关于和田的记载：“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国（即和田），貌不甚胡，颇类华夏。”“深目高鼻”自然是被称为雅利安类型的人的面相特征中最能使中国观察者感到惊讶的了，所以由上面所说，我们可以确切地认为，这是那时就已在塔里木盆地占大部分的人种类型。

这里的描述很恰当，因而使得它对和田人口所特意标出的例外显得格外重要。但我们是否能够就相信“和田人相貌类似中国内地人”这一陈述呢？对于中国观察者来说，和田人“深目高鼻”的特征不那么明显是否就足以使他们感到熟悉呢？尤其是当地传说还记着早期从东方来的移民。以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要对这些问题给出一个哪怕是猜测性的答案都需慎之又慎。但如果我们认为《北史》作者的观察在是正确的，同时再假定传说中所说人口中从中国内地方向来的那一支实际上不是中国人而是吐蕃人，我们就能得到一个既符合当地传说又与人类学证据吻合的解释。

即使是吐蕃人中最不够蒙古类型的——罗寇先生前面描述的核果类型——无疑也更像中国人而不是雅利安人。中国传说认为吐蕃人是史前时期由中原放逐到库库淖尔地区的某些部落的后裔，而和田传说也认为移民们是被放逐的一位王子领着。我们不必太过注意这一相似点，但它也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很早的时期从柴达木进入和田的、类似于现在西藏人的一支移民，会在后来的传说中被描述为来自中国内地。和田人种族外貌特征方面的吐蕃成分在北魏时比现在要明显得多，这一点不需特别解释。

吐蕃这一种族来源还可以解释我们尚未提到的一个重要事实，即我们拥有的最古老的和田记载——从尼雅遗址出土的佉卢文文书——中有无数的词（大部分是头衔或术语），样子显然既不是印度语、伊朗语，也不是突厥语，却常常暗示着一种藏语起源。其中一些词，尽管性质是技术方面的，却必定指的是日常生活物品，这暗示着它们属于一种曾在此地区普遍使用的语言。从丹丹乌里克和安迪尔出土的一些写本上的文字和灰泥铭刻中“未知”的语言的字母，可以证明是更早的佉卢文文书中那些非印度词汇的构成来源，因而也指向着同一结论。霍恩雷博士仔细地分析了一些也许是从梵语翻译成那个国家的语言的类似文本，从语言的一般性质上得到这样一种印象，“要确认这种语言，应向单音节的藏语这一方向而不是突厥或蒙古语方向上去探究”。最后，简单提一下，上述假定还能为和田地区一些古地名提供最好的解释，那些地名暗示着一种吐蕃起源，但又在吐蕃入侵之前的历史时期内。

几乎用不着我指出，以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有关伊斯兰时期以前和田人口种族演化的讨论，如果不是所有，那么大部分是猜测性的。不过我相信，上面进行的将绿洲实际人类学与现存的关于其早期居民的事实证据的对比，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诠释历史记载和考古事实。 fcoRpsHSvTKDs+YV6SgKETJOMj7PLo8WEZai+u+yBfLwdLkAIGcr0vs8vcoA+WQ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