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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粗略地了解了和田绿洲的地理环境和物质资源，现在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其人口的分布、一般特点和种族联系来结束我们的概述。在这些简要介绍中，我没有包括进目前的生活状况和社会组织。一方面，和田的状况从很多方面说与整个新疆的绿洲情况非常相似，而以前的访问者对那些绿洲的描述已经在所有常见方面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我尤其要提到格热纳德给出的这方面的出色介绍。他的介绍的大部分，都基于他在和田绿洲长期停留期间进行的观察。另一方面，后面描述到我在沙漠古代遗址进行发掘的结果时，为帮助说明那些结果，我将有大量机会谈到目前绿洲上现代生活的特殊特征，而那些发掘物又反过来证明这些生活特征起源很早。
对和田目前的人口不容易作出比较准确的估计，要猜测在更繁荣的早期能达到什么数量就更困难。1873年福赛思爵士的考察团得到的官方数字是129 500人。考虑到当地发生叛乱造成的破坏和阿古柏统治下的苛捐杂税无疑会导致人口的减少，上述的估计不算一个小数目。普尔兹瓦尔斯基将军1885年经过和田时估计其人口为30万人。五年后的普耶佐乌将军则说是16万人。赫定博士1896年得到的数字是，除洛浦和山普拉绿洲外，和田绿洲的人口是52.4万人。赫定博士本人就已意识到这个数字是极度夸大了。而我的估计认为，整个和田有2.75万户。如果运用每户平均8人的当地估算方法，那么总人口约为22万人。从我在绿洲不同地方得到的人口相对密度的印象及工业出口规模和其他类似指标看，我认为这个估计并不为过，但它与实际数字有多接近，我却完全无法判断。
与塔里木盆地其他绿洲上的居民区，生活集中在唯一一个城镇不同，和田目前有三个地方可以称为城镇——和田（即亦勒其）、玉龙喀什和墨玉。从规模和商业重要性来说这三个城镇区别不大，但亦勒其作为当地的行政管理所在地便排在了第一位，因此它就一般被称为和田——此名称自古以来就用来指代整个绿洲及其都城。三个城镇中没有一个能够在财富或人口方面与喀什噶尔或莎车并驾齐驱，但相对绿洲面积而言，这个数目更显示出工业行业在人们的经济组织中所占的特别重要的地位。除这些城镇外，伯拉瓒、托萨拉和山普拉都拥有各自的商业中心，分别以彼真、伊玛目·穆萨·哈斯木和山普拉巴扎（巴扎，即集市——译者）为代表。人们常常在每周集市的日子光顾这些巴扎。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今天使和田享有特殊盛誉的工业和手工艺品，能在历史记载和古代遗迹上追溯得那么远，仅此一点就使我们有理由希望同样发现，古代人口的种族和性格的特别之处仍然应该存留在现在的居民中。不过还有更加重要的地理和历史原因支持这种期望。可以肯定，在塔里木盆地所有较大的绿洲中，和田受到大自然的最好保护，免于经历任何暴力强加的、彻底的种族变化。南面的高山也许不能够保护它完全免遭小股的大胆冒险者的入侵——我们知道，在相反的方向上，喀喇昆仑山喀拉库鲁木并不能阻止突厥士兵侵入上印度河河谷甚至克什米尔——但对任何大的种族迁移来说，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联合起来无疑构成了一道不可跨越的屏障。和田北面的大沙漠上除了沿和田河的河床，没有其他可供入侵的道路，而沿河床道路的路旁在近300英里的距离上是沙漠丛林的狭窄地带，能够提供的资源非常稀少，所以从来不能作为人口迁徙的路线。东面罗布泊方向上，沙漠地带一直伸向昆仑山脚下，那里的过去和现在一样，分散着一些小绿洲，但在尼雅以东，这些绿洲之间的距离很远，而绿洲能够提供的草场和物产又非常有限，所以无论是现代还是古代，从没有大批军队能尝试选择这一条路。
话说回来，又有什么诱因能使任何一个游牧部落或民族穿越那些沙漠樊篱而在和田稳定下来呢？只有在一代又一代人经验基础上进行的辛苦开垦和耕种才能造就并维持这片绿洲。对蒙古平原和西藏高原上各种游牧部落来说，和田周围地区在历史上从来都无法提供给他们需要的那种土地。即使是保持着原始游牧状态的突厥民族的最后代表、仍然在围绕着塔里木盆地的许多山岭中放牧畜群的、耐苦的克尔克孜人，也远远地避开了在南面围绕着和田并向东延伸进入西藏的荒凉地带。
因为这里简单标示出的景象几乎同样适用于所有环绕着这个塔里木盆地大沙漠（指塔克拉玛干——译者）的绿洲，所以我们发现历史记载中谈到的每一次中亚移民浪潮都是沿着天山北部的山脚下或甚至更北。前面追溯塔里木盆地普遍历史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月氏、匈奴、嚈哒、西突厥等部落势力太弱，不足以保护塔里木盆地那些小国时，相继取道和田西面那条路入侵，它们也许能在各自的侵占时期里强取一些进贡品，和或多或少的名义上的臣服。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假定，这种在极有限的时期里或许存在的政权更迭，依靠对塔里木盆地内王国的内部组织和其种族成分造成的影响，会比汉代出现、唐代又重现了一个多世纪的都护府的影响更为深远。吐蕃人的短期控制同样不太可能在上述方面造成深远的影响。在吐蕃人的势力最终被回鹘人打败以后，和田又一次享有了一个多世纪的独立。
只有在萨托克·布格拉汗的继承者统治和田的时代，才出现了人口种族特征发生根本变化的可能性。伊斯兰教和突厥语言的扩散证明了萨托克·布格拉汗的葛逻禄突厥家族无可争辩地确立，对整个塔里木地区的占有所造成的强有力结果。这样大规模的颠覆是否暗示着新统治下人口的种族特征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关于向伊斯兰教皈依时期，以及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我们拥有的历史记载太少太模糊，因而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类比一下亚洲其他地区代表着最早文明的土著人口转而受到突厥统治并与其统治者相混合的情形，无疑会有指导意义和启发性。然而仅仅是这种类比并不能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使我们能够判断在如此偏远、地理位置又如此特殊的和田，政治更迭会带来什么样的种族后果。在我看来，有希望对这个重要问题得到一个坚实结论的唯一办法，是将塔里木盆地各部分今天人口的体质和心理特征，与我们现有的任何较早时期的这方面数据加以比较。很幸运，在和田这个例子中，作这种比较所需的资料并不太缺乏。
首先我们可以考察和田人特有的主要性格特征，因为这方面很容易由早期中国文献记载中所包含的直接陈述加以验证。玄奘留给我们的对古和田人口的描述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不仅因为它最详细，而且因为这位朝圣者在和田绿洲长期停留（超过8个月），因而有极好的机会来探究其居民的性格和行为方式。据玄奘描述，他们“俗知礼义，人性温恭。好学典艺，博达技能。众庶富乐，编户安业。国尚乐音，人好歌舞。少服毛褐毡裘，多衣
白毡。仪行有礼，风则有纪……崇尚佛法”。
这里所赋予和田人的性格特征，几乎都能在中国文献记载中找到。法显已经描述过，和田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繁荣的王国，人口兴旺，数量众多，敬重佛法，热爱音乐。《梁书》记载了和田人的宗教热诚、极为谦恭的礼仪和他们的制造技艺。该书中还附加了一个有趣的事实，说即使有陌生人在场，和田的妇女也能够自由地参加社会活动。宋云说这些妇女像男人一样穿长裤、束腰，在马背上驰骋往来。《北史》同样称赞了和田人的宗教热情，但也谈到了不那么值得称颂的地方，如“俗无礼义，多盗贼淫纵”。《唐书》谈到了和田人宗教方面的热心以及他们“俗机巧言迂大”，人们喜爱寻欢，“喜歌舞，工纺绩”。同时，由于特别提到依靠妓女作为税收来源，我们得以一瞥那里普遍的放荡习惯。
马可·波罗对和田及和田人的记载很合适地连接了上述早期中国文献记载和现代观察所构成的两幅图像。马可·波罗的记载很简短，但是所有细节都很精确。这位威尼斯人发现，和田人“臣服于大汗”，“都是穆罕默德的信徒”。“国中有无数城镇和村庄，但是都城和田是所有之中最尊贵的，它的名称就赋予了整个王国。那里所有的东西都很充足，包括大量的棉花（以及亚麻、大麻、小麦、葡萄酒之类）。人们拥有葡萄园、花园和房产，依靠商业和制造业为生，没有士兵（不喜欢争斗）。”此外，使和田地区的人们显得与众不同的道德方面的特别随便，看来也没有逃过马可·波罗的眼睛。他说到培因省的习俗是：“如果任何一个女人的丈夫离家远行超过20天，天数一到，这个女人就可以嫁给另一个男人；而这个丈夫也可以再娶别的他喜欢的女人。”
任何一个到过和田或对有关此地的现代记载熟悉的人，在读到上面摘引的早期记载时都会立即感到震惊，因为要用它们来描述今天这个地区的人口的典型特征仍有很大的真实性。我们也不必再强调和田由于大量人口所拥有的技艺和继承下来的手艺，在很多种制造业方面仍然享有工业上的突出地位。
对于宗教的热诚是另一种存留下来的特征，强度从未减弱，尽管从表面上看崇拜的对象发生了变化。我们知道信仰佛教的和田对伊斯兰教的传入，比新疆任何其他地方都抗拒了更长的时间。而现在和田却又骄傲地宣称，它是整个地区第一个成为夏赫特（伊斯兰教殉难者——译者）的地方。那些据认的圣徒埋葬地即各种各样的吉亚拉特（伊斯兰教圣墓——译者）和麻扎（伊斯兰教墓地——译者）在和田绿洲及周围地区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分布得更密集。发展得极为华丽的宗教想象力已经把正统什叶派教义的十二位伊玛目，还有一批名字仅为当地传说所知的信仰传播者的坟墓全都移植到了和田地区。我们已经提到过，许多这种吉亚拉特都标志着更早期的佛教寺院的位置，证明了当地崇拜的持久性。和田地区有好几座寺院如四伊玛目坟、伊玛目·穆萨·哈斯木的吉亚拉特和伊玛目·贾洁尔·萨迪克的吉亚拉特每年都从塔里木地区各处吸引来大批朝圣者。不过我有点怀疑，某些朝圣地远播的名声其实可能仅仅是和田人对大大小小当地寺院的朝拜和造访的宗教热情的流露罢了。
和田人在这方面也许真可以被称作天生的宗教徒（或宗教民族）。但是，像克什米尔一样，伊斯兰教从其他方面来说在一般人心目中地位很低。这里的人们性格随和，完全被生活中的事务所吸引，对宗教法规中的许多教条只是粗泛地遵守，而并不感到什么良心上的不安。因为现在逊尼派占优势，心灵的安宁和神职人员的影响，都没有被其他对峙的教义所干扰，宗教的狂热便因缺乏表现的余地而完全潜伏下来。我怀疑寺院众多、宗教壮观的古代和田在信仰佛教时，在所有上述方面显示出的状况，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特别温柔的气质、语言和行为上善意的随和，以及比新疆其他地区的人更显著的、能够最充分地享受最简朴的生活所能提供的快乐这一性情，在今天仍然像玄奘所描绘的那样，使和田人显得与众不同。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在和田人中间，怒气外露、言行鲁直的现象比在喀什噶尔人中间的要罕见得多。几个月中，我观察那些从不同地区来的随从者的行为，与这个地区人群中流行的判断在这方面完全吻合。这种流行判断认为喀什噶尔人脾气暴躁而倔强，而和田人却有一种虚伪的娴雅。正因为塔里木盆地同样的地理、历史影响所决定的条件应该使人口的发展趋于一致，所以我们观察到的区别尽管非常细微，但对于历史学者来说就变得极有意义。
玄奘和《唐书》记载的当时和田人对娱乐的喜爱，至今依然如故。关于各种各样的给人们组织游乐会和娱乐活动的机会，格热纳德的记载可使我们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尽管如果没有相当长时间的体验，对此很难进行比较，但我仍然得到一种印象：和田人集会时无须新疆其他地方的人们那样多的塔玛夏（娱乐——译者）就能够感到完全的快乐；而当他们沉浸于享受之中的时候，不论是宗教节日、家庭宴会、朝圣旅途，还是仅仅是一番新鲜景象，他们总是明显地更加纵情。
在所有的宴会和娱乐场合，音乐、歌唱和舞蹈都是主要的娱乐形式。像玄奘和其他观察者看到的和田人一样，今天的和田人对音乐和歌舞仍情有独钟。新疆人热爱音乐和歌唱，但没有一个地方像和田这样拥有那么多的由专业音乐家组成的小乐队，而对这种乐队的需求也是和田最盛。尤其有意思的是，在其他地方，跳舞的实际上仅限于作为专业舞蹈者的女性或小男孩；而在和田，人们都自由地沉浸在这种消遣中。当地的这一特点特别值得注意，因为自从伊斯兰教传入的时候起，这种活动就已经受到了神职人员的反对，而它也显然与伊斯兰教理通常所培养的严肃和礼节形成了奇异的对比。
和田人这样活泼地渴望各种各样的快乐，常常至于完全忽视正经的物质利益的地步。在和田有大量惊人的例子，什么贸易什么阶层的人都有，这些人破落以后，就到更加冒险的职业中去寻求庇护，这也许能从和田人的上述性格得到很大程度的解释。对于那些不走运，而又不想付出任何执着努力的人，和田一直提供着种类多得喜人的一些职业：淘金、挖玉和在沙漠旧遗址处“寻宝”。这些行业都意味着极度的贫穷和辛苦，而且得到实质性收益的可能性很小。然而它们的吸引力又很大，足以使喜欢上这一行的人永远不会再愿意长久回到安定的生活中来。如此说来，和田地区拥有、或被人们相信拥有的埋在地下的宝藏，可能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对社会组织产生了败坏其秩序和道德的作用。
尽管相对来说有大批男人去追求冒险，和田绿洲和周围地区却没有发生暴力犯罪。考虑到现存的行政管理并不能防止这类犯罪，因此这种现象也许可以部分地归结于早期观察者已经注意到的当地人的守法的性情。不过这种现象也许同样是由于显著地缺乏身体上的勇气。这一特征在现代和田人身上几乎和在克什米尔人身上一样显著——两者在其他性格特征上也很相似。马可·波罗直言和田人不是斗士，这在更早的时期也许是成立的，尽管我们并无直接证据。不管怎么说，可以肯定，自伊斯兰统治以来，和田人从未参与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因此，引一个现代的例子来说，1863年对清朝统治的反叛几乎完全是不安分的安集延人和其他外族人的事。其后阿古柏来摘取胜利果实的时候，和田人甚至没有试图去捍卫它名义上的统治者哈比布拉。而当阿古柏的统治终于倒台的时候，也许没有谁比信仰虔诚的和田人更如释重负地欢迎异教徒的清朝人了——当地的和田人还恐慌地记得他们怎样因为所谓的伊斯兰独立而被抓去服兵役和劳役。
没有什么比妇女地位这一方面更强烈地显示出古代和田社会特征的持久性了。经常有人指出在整个塔里木地区妇女所享有的相对的独立性和不被隔离的自由，那些已经习惯于其他东方国家，尤其是穆斯林习俗占主导地位国家状况的访问者立即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新疆，妇女的丈夫或男性近亲出门，不管是为了公务还是娱乐，她都可以自由地陪伴他们。在任何地方，不论是公众还是私人场合，她们都能自由地参与接待访问者、插手生意事务或参加节日聚会。和田比任何地方都更经常地忽视那种伴随着这些权利所应该附加的限制，例如在公共场合和陪着丈夫或男性亲戚时要戴着面纱。集市的日子里，许多买卖都是由妇女打理。所有的时间巴扎上的妇女都比男人多得多，而且通常不需任何男人帮助。即使在行为有教养的中等阶层妇女中，面纱也很罕见，而如果戴上则通常是为了装饰的目的而不是遮住脸庞。
塔里木地区的所有地方，离婚普遍容易，由此导致的婚约的随便性保证了妇女在法律上和社会中享有极大的独立性。但和田妇女在周围所有邻近地区都拥有众所周知的不道德的名声，从中也许可以得出结论，这种独立性在和田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被滥用了。上述所有邻近地区中，没有一个能以自己高尚的道德而骄傲，可见和田要赢得这种名誉，确实得极为突出才行。在和田，各种各样的放荡从很早时期就已经很兴盛，这不仅可从上引《北史》条目得到证明，而且在约特干发现的红陶小塑像中有大量猥亵描绘一事也可印证这一点。
玄奘对同时代和田人品质及才艺的所有描述中，只有一种现在访问和田的人是无法找到的——喜爱读书。在整个伊斯兰时期，新疆的文学发展，无论是神学的还是世俗的，都处于低潮，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和田在这一方面也不例外。分析一下这个地区的主要政治和文化状况，就能很容易地解释这种文学兴趣的缺乏，不过我们在这里并不太关心这一点。尽管如此，我却不止一次惊讶地发现，即使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和在从事底层职业的人们中间，也有学过突厥语文读写的人。的确，附属于许多清真寺和吉亚拉特的学校所能提供的知识极为有限，然而尽管去学校学习并不能保证获得任何物质收益，但人们还是常常光顾学校，这表明存在一种可能性，即在更早期文化和政治环境更有利的情况下，教育曾一度更加普及，而且培养教育的标准更高得多。
如同上述探询结果所得出的结论，我们可以认为，除最后这一点外，中国古代文献记载显示的古代和田人的所有鲜明性格特征和种族性情，都能够一点不差地在今天的绿洲居民中被发现。这一切保持得如此令人惊讶，最自然的解释是：这是直接继承的结果。因此我们的探查明确地支持这样一个结论：从唐代起，和田人的种族构成就没有经历过任何根本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