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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匆看了一下和田背景上的高山，现在让我们回到绿洲本身。不管我们走到哪里，绿洲都引人注目地呈现出一片富饶的景象。几乎从河流进入平原的开口处引出的第一条渠道的源头开始，直到沙漠的边缘，都不间断地延展着一片广阔的、阡陌纵横的田野。除此便是密密分布村庄、果园和道路及渠道边成行的杨树和柳树。当然，不同地方田野中的作物也有所不同。这取决于它们离主要渠道的距离和由此决定的可以分配到水的时间和流量，是否存在地下水或流沙，以及类似的要素。不过，一般来说，根据当地条件，不管在土壤上种什么庄稼，都总是能种得很好。
小麦、水稻、小米、燕麦，尤其是印度玉米，是这里的主要农作物。春播的印度玉米收获很早而且夏季供水充足，所以印度玉米几乎在所有地方都成为第二作物品种。到处生长的紫花苜蓿提供了充足的饲料，棉花被大量种植。同样重要的是桑树的种植，因为我们下面会看到，从古代起和田就已经是养蚕业的发源地了，现在它仍然是新疆地区的主要养蚕中心。和田并没有什么蔬菜，但整个绿洲上都生长着繁茂的果树。绿洲出产的水果太多了，以至于要大量外销果干，尤其是销往阿克苏和东边一些较小的绿洲。我探察沙漠遗址时获得的发掘物表明，现在种植最广泛的果树，如杏树、桃树、沙枣树、苹果树和桑葚树等，在古代一定也非常普遍。绿洲盛产杏仁、核桃和无花果等。和田的葡萄很有名，特别是种植在喀拉喀什河进入平原的开口处一个叫乌加特的大村庄的葡萄。葡萄晾制成的葡萄干被大量外销。我在喀拉墩发掘时也发现了葡萄的古代样品。
我们发现，和田像塔里木盆地其他开垦耕种完全依赖于灌溉的地区一样，每一样与引水渠中的渠水在各村庄和耕地间周期性分配相关的事情，都依照着也许是从古远的时代流传下来的周密的习俗来调节。赫定博士对这方面做了一些有趣的笔记，很值得更加仔细地研究。在这种灌溉成为整个经济组织的主要支撑的地方，地区行政区划很自然要与主要引水渠道的安排相协调。因此，我们发现，出于税收和一般的管理目的，和田绿洲被划分为一些长条形的灌区。每一个灌区代表一条主要引水渠的灌溉区。正如许多引水渠本身无疑已年代久远，这些村镇——现在被突厥语称为“明”（千户——译者）的，在一位明巴希（千户长——译者）的管理之下——很可能在古代已有了它们的对应形式。
从西面出发，我们最先到达喀拉喀什的左岸，这里属扎瓦和库牙灌区，这两个灌区分别由主河道的不同支流灌溉；下一个灌区是马桂亚（现作木奎牙——译者）；接着是一个叫喀亚希的小灌区；最后是一个以它的渠道命名的大灌区叫巴赫拉木苏，包括喀拉喀什城。东北方向的喀拉萨依是一个独立的小灌区，灌溉水源由亚瓦乌斯唐提供，亚瓦乌斯唐是一条半自然河道，源头是扎瓦下面的沼泽。
在喀拉喀什和玉龙喀什之间沿同一方向还有斯帕和伯拉瓒两个灌区，都由喀拉喀什灌溉；第二个灌区是和田绿洲的中心，有古代都城的遗址。东面有托萨拉灌区，和前面两个灌区一样，面积很大，也很肥沃。此外，还有一个小的分灌区，叫亦勒其，或和田协尔，主要包括现在的都城和邻近地区。
玉龙喀什河的东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灌区，与它的活跃的城镇一样，随河流的名称，也叫玉龙喀什。人口密集的山普拉区和洛浦区，是绿洲最东部的两个地区。两个地区的地毯编织业和其他手工业都很发达。这两个地区最近被纳入住在和田的中国地区行政长官的管理之下（无疑是出于财政上的方便，否则这些官员对这个地区的管理将像整个地区一样无利可图）。而对于19世纪的前叶由一些和田移民建立起来的单独的塔瓦库勒区，情况则完全不同。它建在玉龙喀什河的两岸，现在已成为和田行政区的一个独立的伯克辖区或千户。
和田的广大山区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区，并没有纳入传统的统计中。由于山区的极度贫困和人烟稀少，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单独的小片山区被划入不同的和田灌区中管理，也许是为了便于分配牧场。
这里我们列出每个灌区用传统方法统计的户数，以便于我们估算每一个小灌区的相对人口数目和耕地面积。下面的表格是我以前雇的总管，伊斯拉木伯格和和田阿富汗商人的头人巴德鲁丁，于1901年4月寄给我的。伊斯拉木最近被和田按办委任为喀亚希的伯格。他们两人都是这类数据的可靠提供者。但是必须认识到，这类数据只是这些县用来方便财政收入管理（如耕作）的粗略估算，并不是正式统计得来的。第2列是早期的数值，笼统地归为“早期中国治理时期”，即阿古柏叛乱之前的数据。大家普遍认为，同阿古柏叛乱之前相比，由于管理的改善，这些绿洲的人口和财富都有了很大的增长。传统的算法是每户8人。
给我提供数据的人没有山普拉和洛浦过去的户数资料，是因为上面提到过的分开管理，使当地官员对户数不感兴趣。但他们却同意整个和田绿洲的农户总数在阿古柏叛乱之前是1 2000户。
如果对和田的估计仅仅建立在其居民的农业活动上，那么我们对和田绿洲及其物质资源的概念就还很不完全。在现代，和田无疑是新疆的主要手工业中心，而且所有因素都指向这样一个结论，即从很早的时期起它就已经拥有这样的地位。在和田的工业行业中，首先要提到就是东方玉石的开采，因为这是现有历史记载的最古老的一个行当，而且出产的玉石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使和田在东方享有盛名。
和田玉出自和田河流的河床中，开采方式或是到夏季洪水冲下来的卵石中间潜水搜寻，或是规律性地挖掘玉龙喀什河河岸上所积存下来的碎石河床。从河流在平原的入口处之上附近地区起，河床都已被人挖掘过，向下一直到玉龙喀什一条废弃的河道沿岸。最值钱的玉石是白色或其他浅色的，能够在玉龙喀什河河床中发现玉石，正是这件事将这条河流的名称——白玉（河）——赋予了它。绿色或其他深色的玉石经常在喀拉喀什河中被发现，所以那条河被称为墨玉河。在喀拉喀什河高处的河谷内离喀拉库鲁木路不远的地方，从山的一侧也可开采出绿玉，但据说质量较差，在早期中国文献记载中看来没被提到过。
和田可能从最早的时期起就已是玉石的主要出产地。中国一直比东方的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更把玉看作是最有价值的宝石，现在依然如此。所以李穆萨特在《和田历史》中很合理地附上了旁征博引的论文，我们能从其中第一次清楚地追踪有关这种玉石及其广泛用途的历史记载。参考一下这些研究，以及李特在其上附加的有用数据，就足以解释在和田的经济历史上，矿业所拥有的巨大的重要性。几千年来一直持续的玉石贸易不仅给绿洲带来了直接的收益，而且很明显，它也一直是吸引人们到和田进行贸易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玉石所具有的易携带的性质、较高的价格和在中国的可靠市场，无论是来自中国与西方进行贸易，还是从外国来向中原帝国进发的商人，都充分意识到玉石在商业投资方面的优越性。我们只需回顾一下从中国内地到塔里木或阿姆河的大路旅程距离如此遥远又有那样巨大的自然困难，就能够明白，对于自汉代起带着货物来到中亚的中国内地商人来说，将出售所获利润投资到像玉石这样容易运输、在转手过程中能够免于损耗的商品中有多么重要了。
对于往中国去的西方贸易者，上面所述同样适用，而这一点得到过一个古代证人的证实。班奈迪戈特·郭兹在他值得纪念的去寻找中国的旅行中表明，他的商业判断力可能和他的传道热情一样强。在描述公元1603—1604年在叶尔羌（莎车）停留时，他写道：“在这趟行程中，没有什么比那些一块一块，常被我们贫乏的语言称为碧石（次等宝石——译者）的某种透明的石头更有价值也更被普遍接受的投资了。他们带着这些石头去见中国皇帝，因为皇帝出于尊严和体面觉得必须支付高价，这一点颇吸引人。皇帝不那么感兴趣的那些，他们可以自由地处理给私人。这种交易的利润如此之大，完全能够补偿这趟旅行中的所有困苦和花费。这种透闪石（现在它已在中国内地泛滥）被中国人称为玉石。”
这里我可以以一种现代的方式说明，与新疆的商队贸易规模取决于将容易携带的商品带出出口国的安全程度。印度与中国新疆之间的贸易在福彻探险以后会不断繁荣下去，只要印度商人能用它们售出印度商品的利润买回贵重并且容易携带的大麻。由于后来大麻的进口被课以极高的关税，印度商人与中国新疆的贸易额大大下降了。他们不得不寻找有利可图的返程货物以代替大麻，最后他们选择了和田丝织品。但丝织品的供应远没有大麻稳定，而且利润也并不丰厚。
和田工业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养蚕业，它历史久远，一直持续。和田是塔里木盆地，也许也是整个新疆主要的产丝地区。这种产品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为大量的人口提供了工作，在今天则主要以纺绸的形式外销。不过，和田的蚕丝纺织也很兴盛，从中国文献记载和我的发现看，它应被认为是绿洲上古老的工业。我们下面会有机会讨论到长久以来在人们中间流传的、玄奘所听说过的养蚕如何被引入和田的传说。这个传说表明，在玄奘的时代这种工业就已经相当古老，以至于被赋予了一个神奇的起源，而且它显然是从中国内地传来的。我们永远无法确知，古代西方国家通过波斯从遥远的、半神话般的赛里斯地方所获得的丝绸中有多少真正来自和田，但和田养蚕业的悠久历史和这片绿洲早期商业上的重要性，都支持着李希藿芬首先提出的，将托勒密的伊塞顿赛里丝定位于和田的猜测。在我看来，还有更多的理由相信，李希藿芬这位伟大的学者以及在他之前的亨利·于尔爵士提出的“塞林达国所指的地区也许就是和田”的观点是正确的——普罗库皮斯讲到的故事说两个从塞林达国来的僧人在贾斯丁安的时代（约公元550年）第一次将蚕引入到拜占庭帝国
。
和田出产的棉花比新疆任何地区都多。以哈慕（一种粗糙却非常耐用的织品）为主要形式的棉制品出口量很大。棉花纺织被大部分农业人口作为一种辅助职业。格热纳德估计从事棉纺业的家庭约有12 000户，产品价值约670万法郎。尽管早期中国文献并没特别提到和田的棉制品，但我在尼雅和安迪尔遗址却发现了精致织物的残存品，表明了这种工业的古老性。
从在山中和河畔吃草的羊群身上能得到大量羊毛，不过它的用途几乎唯一地限于纺织毯和毡。和田的毯和毡的制造在新疆地区都久负盛名。玄奘特别提到了这一点，说明在早期已很突出。和田的地毯有时是用蚕丝制成的，大量外销，在中亚和中国内地都能够看到。那富有特色的设计和图案使它们很容易被辨认出来。这种图案和设计保留着某种部分源于印度、部分源于中国的古代主题。下面我们会看到，我在尼雅遗址发现的古代毯的样品尽管是棉制的，仍显示出公元3世纪时技术的高度发展。在同一遗址还出土了今天的和田向克什米尔（通过拉达克）和向北大量外销的那种毡（即奴木达赫，波斯语称纳姆德，突厥语称克格孜）的最古老的样品。格热纳德估计和田毡作坊的数目有1 000家，这些作坊都以家庭为生产单位。
另一种在和田广泛存在、值得在此特别提及的是造纸业。现在造纸唯一的原材料是桑树皮。维斯纳奈尔教授对我提供给他的样品进行了检查，证实这种桑树即纸桑树。在中国，这种树的树皮主要用于造纸。中国新疆除和田以外的其他地方并不生长这种树，而它的树皮又特别适于造纸，这就使和田在当地造纸业中实际上享有了独特的地位。造纸所用的纸浆完全是由浸得很软的纤维形成，纸质因而具有很好的强度和韧性。
我在和田地区发掘中找到的可以确定年代的最早的纸上写本应该属于约公元719—791年。但是维斯纳奈尔教授对霍恩雷博士保管的中亚写本收藏，和我发掘出的写本中的古代纸材料进行的详尽研究，无可置疑地证明，新疆的造纸业在上述时期之前已进行了几个世纪，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我们下面还会引述到维斯纳奈尔教授研究的一些有趣结果。在这里只有一点需要指出，尽管早期造纸所用的树皮一般要受到猛烈的机械锤砸，因而要确定其中所含的纤维变得很困难，但维斯纳奈尔教授在一些样品中还是分辨出了纤维是纸桑树纤维。此类写本有一些属于丹丹乌里克遗址，其他的则是在库车得到的，也许属于更早的时期（公元5—7世纪）。丹丹乌里克公元8世纪写本的纸当然是和田制造的，而由于上面提到的用于造纸的树，在和田之外种植非常有限，看来可以假定库车出土的写本的纸同样来自和田。
从约特干的出土物品中判断，制陶工艺在古代和田曾达到很高的水平，但现在却衰退了——现在制造的陶器即使从最实用的观点看也是很低劣的。玻璃的制造在古代和田很兴盛，现在人们对此却一无所知。然而，另一方面，古代和田的金属工匠技艺，在很少一些得到复原的样品中有所表现，这些技艺在较现代的时期里仍有出色的作品，在新疆地区都享有很好的声誉。我尤其要谈到和田的黄铜和青铜技艺。在莎车、喀什噶尔（噶什）和中亚西部地区，我曾有机会见到和欣赏十分艺术地锻打成的旧金属物件，如水壶、盆、盘等，它们大部分都出自和田工匠之手。
和田的这种铜器技艺要追溯到古代，这一点可由《梁书》中一条记载得到证实，那里特别提到于阗（今和田——译者）居民在铜器制造方面的技艺。铜器上所用的装饰丰富的风格完全是波斯式。这种曾高度发展的艺术工业在19世纪降低到了一般水平，而和田的金匠和银匠却至今保留着良好的技艺。他们制造的器物，尤其是用金丝和银丝制成的那类花丝制品，今天仍能在新疆地区看到。
我把和田的金制品留到最后来说，因为如果排除从玉龙喀什河的沙中淘出的那一点金子，那么就要到距绿洲很远的地方，才能找到自然状态的金子——这种常常与和田的地名有关的贵重金属。苏尔尕克、卡帕、车尔臣河源头附近及阿尔喀塔格往西藏方向的高地上的金矿也许在古代就已被开采。但是中国古代关于和田的记载中却没有提到它们。除了上面提到的第一个地点（在尼雅河上游），其他地方是否在和田王国边界之内都很值得怀疑。但另一方面，可以肯定的是，从这些金矿中炼出的黄金一定曾有助于增加和田——最近的、可以出手这些黄金的商业中心——在商业上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