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发掘废住宅L.A.I

12月18日早晨，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预定计划安排运输。主骆驼队已经派出，在托乎提阿洪的带领下前往西北边库鲁克塔格山脚的一眼盐泉。该盐泉是他去年发现的，当时他陪同亨廷顿教授大胆穿过结有盐壳的老罗布湖床前往阿提米什布拉克，他称这眼泉为英布拉克，即新泉。我们进行发掘工作时，骆驼就在那里休整和牧放。后又派了5只骆驼返回我们121号营地的中转库，去取留在那里的供给品，并驮运由备用驴队运到那里的鲜冰。

来到这个未被扰乱的单独遗址，我开始快速调查它的废墟。从扎营处的窣堵波高台上四望，眼前的景象真令我感到惊奇，它既令人感到熟悉又令人感到新奇（图9、10）。南面和西南面有小群木构和涂以灰泥的房屋废墟。这些废墟的木柱已发白破裂，废墟风蚀台地的陡坡上散落着各种碎片，无不令我回想起仍记忆犹新的尼雅遗址，尽管这里覆盖着的护沙要少得多。

但环境的不同给我留下的印象更深刻。在散落着废墟的尼雅遗址及其寂静的四周，沙丘和沙包连绵起伏，宛若波浪一般，让人联想到广阔的海洋。而这里除无边无际陡峭坚硬的雅丹和冲刷得很深的风蚀沟外，什么也没有。风蚀沟的走向全都相同，是由无情的东北风雕刻出来的。它也像一幅奇妙的海洋画，不过这个“海”是冻硬的、崎岖的和凄凉的。除附近的废墟外，只在北和西北边相当远的地方有几个零散的土墩，它们显然是用土坯砌成，已严重损坏。此外，我功能强大的望远镜再也没有发现任何建筑遗迹。似乎很奇怪，那些仅用木材和枝条建成的建筑，竟然经受住了如此可怕的风蚀作用而幸存下来。但当时我并没有停下来去深究它们仍然保存在窣堵波附近的原因。

正像对废墟本身一样，我对这里的工作感到既熟悉又新奇。事先我就知道，这里显露出来的遗迹大概可以追溯到与尼雅遗址相同的时期，即大约公元3世纪。清理废弃建筑物和其中积聚的沙子，以及寻找希望中的废弃物，搜索散落在下面侵蚀斜坡上的碎片等，不仅是我自己，也是奈克·拉姆·辛格和我忠诚的总管伊布拉音伯克完全习惯了的工作。我感到工作中还是有一些新意，这个遗址已经被一个更早的欧洲探险家至少是部分地搜索过，但我们仍按惯例进行了操作。赫定博士关于他1899 —1901年旅行的著名游记中，有几章专门写到古罗布淖尔废墟和楼兰，特别是其中精美的插图，使我熟悉了这些废墟总的特征。这些废墟是他首次从阿提米什布拉克横穿罗布沙漠时，于1900年3月偶然发现的。从中我也熟悉了他第二次对这些废墟做专访时，于1901年3月揭露的遗迹。这次访问使他获得了重要发现，虽然它们还没有得到完全、专门的分析，但它们给予的古物证明在许多方面是确定无疑的。显然，赫定博士并未对遗址进行彻底调查，甚或是对遗址的某一部分进行彻底调查。第二次探访时他总共在这里只待了六天，因此实际上他只在东组废墟群发掘了三处，在西组废墟群发掘了第四处。除他自己外，他只有五个民工。整个队伍中没有一个是有经验或经过特别训练的，而搜寻到的废墟数量多、分布范围广。因此，对遗址做一系统的考古调查显然很有必要。但还能有多少新的发现，仍然是个问题。

我第一次快速调查东组废墟群（后来命名为L.A）时升起的希望，12月18 —23日便得到了回报。这几天我们一起在那里不停地工作。对它们的描述，我打算按发现的先后顺序进行，并加带我对它们所代表的古代中国要塞一般性质的调查。赫定博士对大多数建筑物已经调查过。有许多建筑物是他的民工找到的，或在他的组织下找到。

赫定博士在其科学报告的中，描述了他见到楼兰废屋时的情形，他对它们进行了测量，拍摄了许多有益的照片。但由于其调查和发掘时，受到时间和劳力的限制，以及其他明确的缺陷，我认为没有必要讨论他观察的细节，但我探访时已不再存在的部分除外。我也没有感到有义务去检查他大量的推论，除非它们可能具有特别的古物或地理学意义，并能得到审慎的、可容许的考古论据的支持。我认为不可能详细比较或利用赫定博士从遗址带回的写卷（即简牍和纸文书——译者）或其他有古物学价值的发现，因为他的巨著中写有专章述及。其中已故的康拉迪教授和赫尔·希姆利给出了他们有关这些资料的测验结果，但至今还未出版。关于这些资料，我的消息限于后一位学者1902年出版的简报，而与该遗址后来出土的大量新资料对比，这些毕竟太简单太仓促，不能在这里用来进行详细分析。

我们的发掘工作从废墟L.A.I开始，它离窣堵波最近，发掘结果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希望。窣堵波南—南东约60码，自风蚀地面突起的台地，边缘土堤陡峭，顶部显然有房子遗迹，曾建造得很好，而且很大。如图10、11所示，巨大的木料残件散落在台地的斜坡上，特别是在东面和南面，它们标明了房屋的位置。由于地基泥土的侵蚀，现在房屋完全消失了。南面紧邻该地区的最深处，低于仍然位于原地的基梁（指地袱——译者）所示的原地表足有18英尺。其他的这种基梁坍落在斜坡上（图11）。与此遗址所有其他废墟一样，这里的这些基梁和所有立柱等，构成墙壁的木骨架，它们一律是野杨木。废墟L.A.I的基梁异常结实，厚度将近1英尺，其下铺有一层红柳枝。后来在L.A.II的墙下和两座窣堵波废墟下面也发现这样的东西，它们被用作地板材料。墙的构造特征与在尼雅和喀达里克废址中发现的极其相似。基梁的插槽中立着成排的方立柱（图10），较粗者用来支持顶梁，其间用较小的立柱规则地间隔。立柱间用横置的芦苇束加固，形成墙的枝条构架，外面涂泥膏。这间房子的墙壁与L.A其他大多数建筑一样，谨慎地考虑到了盛行风的方向，矩形的一条边总是面向东—北东。

从规模判断，该废墟可能是一位官员或有一定地位的人的住宅。房屋长31英尺，宽13英尺。邻房虽然大部分已被毁坏，但仍保留有一个相当宽的平台。现存房屋中虽然覆盖的流沙没有一处超过2英尺深，而且大部分地方甚至不到2英尺，但足以保护大量重要文物，这些文物立即为前述推测提供了支持。三块窄木片，宽约0.5英寸，每一件的正面和背面都写有一竖行汉字，我立即认出其形状与文字，与我1901年在尼雅遗址最先发掘到的古代中国官方木简完全相同。它们内容的官方性质现被沙畹先生的翻译所证实，有一枚木简署明日期为公元330年。此日期可以假定为就在遗址的最后废弃之前。因此L.A.I很有可能一直被某官员居住到结束。

该废墟和我熟悉的尼雅遗址古住宅在样式和内部布局上极其相似，这使我感到有点惊奇。但比起我发现两枚长方形木简时的惊奇来就大不一样了。这两件木简每一件都有四或五行模糊但仍易读的佉卢文笔迹。这是迄今为止我最感满意的发现，证明了这种古代印度文字和语言的使用向东延伸到遥远的塔里木盆地的东端。在东北边一个侵蚀房间坍塌木块下的各种垃圾中，又发现了三枚佉卢文木简，每一枚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其一，是一枚规则的楔形盖简，上面有封泥槽，准确地重现出楔形木双简的形状与设计，我在尼雅遗址的发现已经证明这种木简似乎是用作半官方信件。因此，这种古信件复杂的本地体系，在塔里木盆地这个遥远的角落与在和田地区是完全相同的。虽然它的正面被磨损，不再有写明地址的字迹（肯定曾经包含有可读的地址），但是毫无疑问，它表明了该地属典型的本地官员管理，而不是中国官员的管理。

另一件文书是一块粗糙的红柳木，背面尚带有树皮，平面上题写两行佉卢文。与尼雅遗址中加工整洁平滑的木简相比，其材料粗糙。这个观察使我立即注意到，这种古信在制作上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在更仔细地考证另一枚佉卢文木简（后来在该遗址发现了更多这样的木简）时，我发现它们粗糙和爆裂的表面，并不像是由于长期的暴晒和腐蚀的结果，而是因为它们是用胡杨或野杨木做成的，这种木质纤维本身就粗糙一些，而尼雅遗址的佉卢文木简一律用白杨或人工栽植的杨树做成。在这个遗址的古代凉亭或果园中，几乎完全没有死树干，它表明了当地耕作资源相当有限。

在同样撒满垃圾的斜坡上也发现三页纸片，属于同一文书上面写有佉卢文字，字迹模糊散乱。其本身的意义在于它是我发现的第一个证据，证明当塔里木盆地还在通行佉卢文字和婆罗米文字时已经使用纸。从风蚀斜坡上的垃圾堆中捡到许多汉文纸文书残片。这些发现也肯定了在此地区和此时代纸和木被同时用来记录汉文档案。后一组文书发现时黏合在一起，大致作半圆形小包状，包的一边敷有浅色灰泥。沙畹先生的译解表明这些废纸片包含一部分私人信件，其中有些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它们是被用作描画装饰的底子，还是像沙畹先生认为的那样是用来填塞墙中的口子，不能确定。这个废墟的佉卢文文书几乎与汉文文书一样多。这似乎表明，住宅L.A.I可能是楼兰当地一个小酋长或本地管理代表的住所。

除这些文书外，在探测到的第一个废墟中还搜索到其他重要文物。在房间的一角发现了两块毛绒片，它们都属于同一条绒毯（图12）。绒毯大部分地方都很旧，个别地方却仍保持明亮浓厚的深紫红色、两处褐色、暗黄色和淡蓝色等色彩。这条绒毯是我迄今为止成功发现的、证明和田地区从很早时期起就有工业的第一件古代标本，并在那里保存至今。

早期中国史料已经完全证明罗布地区有丰富的羊毛，因为牧民很容易在塔里木河岸丛林和若羌山上继续生存，今天仍然如此。另一方面，在该遗址其他废墟垃圾中还发现大量小片丝绸残片，色彩富丽，都是从中国内地贸易到这里的衣服的碎片。我知道古代中国与中亚及更远地方的丝绸贸易，一定沿这个废弃的拓居地所标示的特别路线进行了数世纪。我也知道建立这个拓居地本来就是为了维护丝绸贸易的顺利进行。然而当这些早期贸易的文物那天从此废墟附近显露出来时，我开始简直不敢相信，我竟发现了如此惊人而有益的文物。

北—北西面，L.A.I所在台地与窣堵波基座以南的大片地区相连。窣堵波基虽然受到风蚀，但在有木料和看起来像是芦苇柴捆的地面的保护下，仍然保持它原来的高度。这层芦苇很可能是墙基，墙体已经消失。在清理地面上的一层薄流沙时，从原地上发现了一小捆黄色丝绸（图13）。它们紧紧地卷着，显然未被使用过，干而脆，第一次拿起时即碎成两截。其实际宽度为18.75英寸，直径为2.5英寸。坐落于此的建筑被废弃时，这些丝绸是如何被留下的，或是怎样逃脱了后人的搜索而不被发现，去推测这些事情是没有意义的。该废墟废弃以后，似乎曾有人搜索过，可能是为了寻找有价值或实用的物品。但我立即认识到，这个发现使我第一次看到了过去从中国销往古典西方的最著名的丝绸产品实际样式。

后来的一系列发现消除了所有疑点，这一小捆丝卷的宽度，是纪元前后中国最重要出口品所采用的标准宽度。关于这一点，其中两条未染的丝绸提供了决定性证据。它们是我大约四个月后在敦煌以西古代中国边境一座废弃的烽燧中发现的。这两条丝绸中，一条印记完整，表明这条丝绸宽50厘米。另一条长30.5厘米，不完整，有一行汉语题字，精确指出这条丝绸的产地、尺寸、重量和价钱：“任城国亢父丝一卷，宽2尺2寸，长40尺，重25两，值618钱。”提到的任城国，建于公元84年，位于山东，是汉代的主要丝绸产地之一，这证明此丝绸生产年代在公元1世纪末或2世纪初。

所载丝卷的宽度2尺2寸，使我们能够根据其实际情况确立汉代时期丝绸的标准宽度。我沿敦煌以西发掘时获得两把木尺，它们精确地表明了当时中国的寸值（10进位）。1尺被分成10寸，每寸相当于0.9英寸，或22.9毫米。两件尺子均在烽燧里发现，在那里发现的纪年文书证明烽燧的年代在公元1 —2世纪。如果接受东汉时期的1寸为22.9毫米，就会得出22寸等于50.38厘米（或19.80英寸）。

因此，我们也证明了东汉时期丝绸的标准宽度，到晋代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因为黄色丝绸卷肯定属于晋代 。

在发现上述织物遗迹的外面的散木头中发现一堆垃圾，其中有许多家用的小物件。这里我只简单提一下其中的一把木匙、一双筷子、一只残漆碗。此外有一根雕刻得非常仔细的小棒，一端有横档（图14，左一），与今天中国新疆的去鲁克极为相似，是用来将小羊捆绑到绳子上的东西。这种东西在古代流传很广，因为在其他早期遗址也发现了这样的标本（图14，左二）。性质更使人迷惑的，是大量小而薄的尖头“标签”（图14，右一、右二）。方头钻有二孔，边缘下凹，可能用于穿线，做成胄甲的鳞片。这些木片长约3英寸，样式与在尼雅遗址发现的硬皮鳞片多少有些相似。但要确定现在这个解释显然还有技术上的困难需要解决。值得注意的可能还有两块陶片，外表面有釉，是两种不同的绿色。这些陶片因为插在垃圾中才得以保存下来。这种釉陶片在遗址的其他地方很罕见，是因为那里的所有陶片都被风吹动流沙而毫无保护地暴露于地面。一件陶片釉呈叶绿色，有冰裂纹，表明是中国汉代物品。另一件陶片饰有阴刻图案，釉为深绿色，可能受到西方的影响。

在仔细搜寻L.A.I覆盖着碎块的斜坡时，还发现了7枚中国铜钱，大多是残片。它们都是五铢钱，最早传入年代可能在光武帝年间，即公元26 —57年。 Ji8I9HzeiCXTK8vdK6zzmQS1pn+55WQtpuepfUa8ah2zLw12ch/hZvEL02qWH2y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