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穿过侵蚀的古三角洲

12月15日早上，中转库在121号营地建好了。30头驴驮运的全部冰袋被小心地堆放在最高大沙丘的北边。驴由两人专门看管，天亮时要送回柴鲁特库勒，在那里休息两天，然后用已经腾空的袋子装上劳工的贮备食品和鲜冰运回来，并带些苇子给骆驼吃。等我们一到遗址，就让骆驼队返回中转地，去驮运余下的供给。我谨慎地定好时间，以避免运输分队不必要的等待和耗尽供给的危险。

这当然得依靠我们的正确指挥。前面的地形起了显著变化，行动愈发困难。一开始我就认识到，现在已经走出最近才形成的湖盆平原，可作为引导点的红柳丘之类已经不见，地貌特征也已完全不同。走了一整天，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但也不过前进了16英里。一路所见都是连续不断的风蚀沟和拔地而起的硬土坎，没有任何低沙丘，令人迷茫。脚下的土地非常坚硬，是浅灰色的泥土。劲风雕蚀的雅丹自东—北东向西—南西方向规则地排列。雅丹之间的沟壑侧壁陡峭，深4 ~ 10英尺。沟与沟之间隔着的台地，顶部也刻出网状浅沟，方向与深沟一致。显然，是风驱动着流沙不断地刻蚀曾是早期地质时期湖底的地表，最后形成了今天这种奇特的地貌。

但并非全都如此，有时仍可见到一些狭长地带积聚着流沙，形成低沙丘。没费多长时间我就发现这些流沙区往往都有死树林，通常自西向东延伸，这正好与我们前行的路线交叉而过。几乎每一处的胡杨和红柳树干尽都枯萎灰白，无论是半躺着的还是直立着的，看起来都大致规则地排列成行。我曾多次在塔里木盆地的冲积平原上顺河而行，像其他观察者一样，发现野杨树通常是现在河岸丛林的主体，无论大小，走向都与河岸平行。这个观察结果同样适用于死森林地带。在古代遗址和塔克拉玛干的其他地方，干涸的河道支流的附近，我们经常碰到这种死森林地带。因此自然得出结论：我们那天每隔三四英里便碰到的这些死林带曾经是某早期三角洲的一部分。

当有水时，树木及其下面的灌木丛旺盛生长，有助于拦截并固定流经的细沙。在罗布洼地或塔克拉玛干，我看到现在所有河道沿岸的景象都是如此。当它们缺水死去，这层覆盖物仍将保持在衰落的丛林周围，保护着残余的枯枝和土堤免受侵蚀。这个过程和在塔克拉玛干的尼雅遗址与其他废墟中经常见到的那些本质上是相同的。那些地方古木头、垃圾堆、灯芯草栅栏和类似之物保护住了原居住地面及其遗物，使它们没有被侵蚀到现在周围开阔地的高度。死树和灌木的根使地面得到加固，这对保持干涸的河堤河岸免受侵蚀大有裨益。使渠堤得以保存下来的可能也是这个原因。我经常在老遗址看到这种渠堤，它们高出挖掘面许多。

附近有成行死树的侵蚀沟，沟堤通常看起来特别陡峻。走了约12英里，碰到一个明显的、延续很远的洼地。这个洼地及其可观的宽度和超过15英尺高像墙一样的堤岸，使人想到这是一条古河床。我们经行的地方起伏不定，以至于连保持住罗盘指定的方向都成问题。虽然长有成排死树的台地和我常常选来固定平板仪的沙丘总是明显高于介于中间的雅丹地面，但要看到远处的景色或明确的陆标是不可能的。这使我们非常容易迷失方向。此外，因骆驼的缘故，也要不断绕道。骆驼本就无法爬上陡堤，更何况它们的脚已经受尽了坚硬的雅丹地面的折磨。

尽管如此，我现在感到那些连续枯死的树木标示着古代水道这个认识是正确的。

库鲁克达里亚南面的这些支流很可能延续到121号营地和123号营地之间、我据河岸林带推断出的古河床。现在实际上已在好几个地点追踪到了这几条推测的支流河床，而且其总的方向已经确定。它们开始都是呈北西至南东方向，然后向东通往结有盐壳的大洼地。事实证明，这个大洼地曾是整个库鲁克达里亚河三角洲的终端湖。

从121号营地前行1英里多，穿过一条布满枯死的野杨树的流沙带，突然发现侵蚀地上撒满了石器时代文物。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两件小碧玉片（图6）和一件刀形碧玉块。我立即让随从人员注意寻找，接着就在光秃秃的风蚀地上不断发现类似的加工石器。

由于现在从罗布沼泽以北到库鲁克塔格山脚，除流沙外全是湖相沉积土壤，所以很明显，在这种地区捡到的所有石器一定是人类出于某种目的带过来的。途中大部分地区还见到非常粗糙的手制灰、棕或红色陶片，还有矿渣。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尽量保持直线前进。向左或向右搜索都将延误时间，所以这几乎是要排除的。如果搜寻的范围更广一些，发现物的数目将多得多。

这些石器不管是加工过的还是带来使用的，大多数是碧玉，也有燧石、玉髓（含红玉髓）和玉。可以推断，它们都来自南面。众所周知，昆仑山极富这些材料。搜集的140件石器中，大约有一半是经不同程度磨光加工的，其余的是被人工打出的小薄片和碎片，但没有证据表明它们被使用过。

这些石器数量之多，涉及地域之广，表明这里曾是史前人类的活动场所。但同样，自然因素——风蚀，一方面使我们可以很容易从地表捡到这些石器时代的文物，另一方面又令我们难以从它们得出任何肯定的人类活动的年表。这些发现引发的许多有趣的问题，不能从其自身获得答案。这些石器时代的遗迹是属于一个延续时期很长的单一地层吗？或者它们原本属于不同时期的地层，只是因为受到侵蚀才共存于同一地面？如果假定这个地面与受到死树和流沙保护的台地顶部之间的高差标志着自石器时代以来风蚀作用的程度，那么这个假定可靠吗？或者是到很晚的时期这里仍然清水长流，还是也许在长期干燥和剥蚀之后这里又重获了新水？

到那里的第一天，我就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件具有确定大致年代价值的小器物。1914年，我在同一位置的西边又有重要发现，它证明这个解释很正确。从121号营地前行约4.5英里遇到一条死林带，除胡杨外，还有死沙枣树干。托乎提阿洪锐利的双眼发现林带附近地上有一枚完美的铜箭头，其形状，切面呈三角形，铤六角形，与在楼兰古城或其附近捡到的大量铜箭头的形制极其相似（图7）。我在古代中国边境线上的大量发现证明，公元前后数世纪中国军队经常使用相同类型的铜箭头。这种类型的铜箭头汉代时传入楼兰地区，并且可能是在中国内地制造。1914年的发现明确证实了这个必然的结论。那一年，我沿着经由楼兰以东盐漠的古代中国之路前行，发现沿途散布着大量这种箭头，就像是一支护卫队遗落的。

那枚箭头提供的考古证据足以表达的观点，即121号营地以北地区覆盖着河岸丛林，而且至少在纪元初期的数世纪偶尔有人访问过，可能就在那时，某个猎人或士兵遗失了那枚箭头。直到1914年2月我再来到这里探险，才发现在121号营地以西可能不过4英里的地方，风蚀沙漠中隐藏着一座废堡。这座废堡肯定延续到大约与楼兰遗址相同的时期，即公元4世纪初期。其西北约6英里处，残存着一处小村落的废住宅，无疑属于相同时期。这个村落位于库鲁克达里亚南支的岸边，河床清楚可见，自西北而来，然后向东—南东而去，而这个方向正通往我1906年在其附近发现铜箭头的死林带。我认为这似乎确证了如下事实：这件文物来自同一河床的下游，这条河床经过废弃的村落，而且直到公元4世纪初肯定还有水。1915年2月，测量员阿弗拉兹古尔沿结有盐壳的古罗布海床西北岸做过测量，用平板仪绘出了地形链。就在相当位置，他标上了这条由死胡杨和红柳丘连成的干河弯曲的尾闾湖道，干河最后消失于覆盖着硬盐的巨大洼地，即最早期的真正的罗布淖尔。

前往122号营地余下的路上没有发现其他可确定年代的文物。事实上除石器时代的器物外一无所获。在其外直线距离约8英里的路上也没有发现。因此，我有保留地提出如下观点：该地区缺乏楼兰时期的遗迹可能是因为流经这里的河床从新石器时代末期起就不再有水。如果纪元前后该地区已经无水，那么从那以后可能就不再有人类居住，甚至是半游牧民，因而这将充分说明为什么会缺乏历史时期的考古文物，例如金属器。

关于这一点，我想起了对该地区现在自然条件的观测。如果从当地的石器时代末就完全没有水，而且地表失去植物的保护，那么这里遭受风蚀的时间将比北边楼兰遗址及南边废堡和废住宅遗址所在的河岸地带长数世纪。这样长期经受风动沙的冲刷作用，必将导致（假定其他如土壤、风等因素相同）总地面高度的显著磨损和降低。1901年赫定博士从楼兰遗址正南前往喀拉库顺沼泽，测量了一个明显的洼地，并绘出了等高线图。那么这个洼地有可能是长期在这一地区发生作用的侵蚀风力直接造成的吗？

刚才提到的洼地在赫定博士的科学报告中有很长的讨论，并作了生动的图解，它位于122号营地南北之间，我在那里找到过石器时代的遗迹，但没有楼兰时期的文物。赫定博士有价值的高度测量已经确实证明，喀拉库顺以北的罗布沙漠相当平坦，在这种明显的平原上，这个洼地必然具有极为重要的水文意义。然而它的最低点，仅比楼兰遗址主窣堵波附近侵蚀地上赫定博士高程系的起点低3.981米。而在其测站81号和149号之间测得的高度的平均值，算出在其起点以下1.365米，或不超过4.5英尺。考虑到通过测量原地面高度和附近风蚀洼地高度之间的差别，可以确定风蚀的程度。楼兰遗址废墟附近的侵蚀度证明，当地总计平均为每世纪1英尺多，所以上述推测性的解释可能很值得考虑。无论如何，它将表明不用探索——在这个狭窄而相对无关紧要的地带——楼兰时期的罗布湖床，就可以解释上述洼地，这是可能的。赫定博士在其睿智而详尽论证并坚持的理论中假定了这一点。由于种种原因——古物的和地理的，这个理论的基本观点我不能接受。但是，我必须先暂时搁延综述我自己对罗布淖尔问题的看法，直到1914年和1915年广泛观测和调查的结果完全协调和整理出来。

同时，还有两点应予以注意，它们对这个洼地的解释可能有用。我在通过这个区域的两条路线上，都看到有些地方的雅丹顶上覆盖着死芦苇。在1906年的那条路线上，这种芦苇是在122号营地以北4英里和6英里之间遇到。1914年的旅行中，我在大约同纬度西约3英里遇到过一个类似的死芦苇地带。两个地方的死芦苇残株又浅又密，看起来并不是很古老。芦苇所处的高度很不相同，据相同风蚀沟上大小雅丹高度的测量，高差达8英尺。这表明这些芦苇是长期风蚀后临时被洪水重新淹没时生长出来。这使我想到赫定博士用等高线标出的上述洼地，底部比1901年春洪期间喀拉库顺的高度平均低1米，可能是一个解释。在特大洪水期，洪水可能从这个或那个方向流入楼兰以南这个较其余雅丹区侵蚀得更深的地区，并足以维持到长出芦苇，但当洪水最后停止，这些新生的芦苇又归于死亡。

要注意的另一点是，我两次经过相当于赫定博士标为洼地的地带，但没有见到任何一处结有硬盐壳，而这种盐壳正是罗布地区干古湖床底的标志。也没有发现其他盐迹。东面，赫定博士等高线之外，是广阔的罗布沙漠，1914年和1915年调查时发现，那里覆盖着这种坚硬的、褶皱般的盐壳，因此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楼兰时期库鲁克达里亚三角洲的河水流至其边缘。

12月15日晚，我们第一次体验到了罗布沙漠冰冷的东北风，它与塔克拉玛干的风不同，即使在冬季也长盛不衰，我们在那里的大部分时间里，它就一直强劲地刮着。白天行进中能够清楚看到流沙正坚定地底切着土堤，由此可看出它对雅丹的侵蚀作用。从此向前，沙粒似乎变得略为粗重，风速不能将其吹得很高，因而我早晨离开营地之前，第一次看到了北方遥远的库鲁克塔格山麓小丘红棕色的轮廓。我们朝它前行，一天所见，总的情况与前一天相同。密密麻麻的雅丹一律呈东—北东至西—南西方向，顶部刻画出的犁沟，结构如同雅丹的缩微。没有可以躲避寒风的地方，甚至在下切达12英尺深的沟中也是如此。这使我深切感到这种地形跟风有直接关系，是风创造了这种地形。我特别注意到人们经常选来避风的台地西南端，风的下切力反而更强。那里的雅丹一律渐变成倾斜而狭窄的尾状梢，刺骨的信风从雅丹两侧汇聚起来形成一股涡流，从而产生更加强烈的摩擦作用。

在低沙丘脊附近坚硬的石膏状陡堤上，又遇到了成排的死胡杨和红柳树干。它们的总方向看起来是从西向东，但有迹象表明河床似乎转向东南和东北。已经描述过的那种加工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粗陶器越来越多。陶器中有件粗糙的泥质广口瓶残片，上面阴刻有三组人字形图案。大约从第6英里开始，我发现了制作得好一些的陶片，皆红地黑衣，质地坚硬。它们可能预示着我正走近一处较晚的遗址。然而又走了约3英里，我才惊喜地看到历史时期小塔提的景观。

侵蚀地上撒满了熔渣和陶器碎片。陶片器表或红或黑，纹理精美。托乎提阿洪在这里（距122营地9.5英里），就在我眼前捡到一枚保存良好的大铜印环。印环上平坦的椭圆形沟琢中凹雕有两个长颈翼狮像，一个叠压在另一个上面。从形状和图案看，此环与我清楚记得在尼雅遗址获得的、公元初期的类似物极其吻合。附近发现一枚残破的中国方孔铜钱，无铭文，但无疑属于汉代类型。它确切地表明，陶片标示处是历史时期的一个永久居住遗址。

就在到达那里之前，我们经过了一条高沙丘，上面长着死红柳，就像典型古河床的堤岸，1915年我在库鲁克达里亚上游一些地方经常见到这种情况。这些红柳丘标示出的干河床完全可以识别，宽约150码，岸上生长着成排的胡杨，1914年2月10日我经过那里，向下游行进约4英里，河床转向东—南东。在其附近，我从好几个地方捡到玻璃珠，还有一件精巧的铜饰残片和三枚中国汉代钱币。这些发现又提供了确定的考古证据，证明这条老河道曾流经纪元初期的某种村落。值得注意的是，赫定博士推测那时的罗布淖尔就位于这一地带，他还推测这里直至北边废弃的楼兰古城都曾有水。

当我们继续前进，走出这个像塔提的地区，刺骨的寒风稍稍减弱，走了约0.5英里，空中飘起了雪花，遮住了远处的景色。积雪只有半英尺深，次日早晨太阳升起以后就消融了，只在雅丹西北坡的飞檐下还有些残余。即便如此，仍给我们节省了两天的冰。当我们走完12英里，见一长列死胡杨，高约10英尺，清楚标示出一条古代水道。从此前行1.5英里，尘埃和一天的疲劳使人畜感到非常难受，我不得不在稀疏的死红柳丘中扎营。这一晚真是苦不堪言，猛烈的东北风差点将我的帐篷吹倒，第二天早上出发时，我们都还感到知觉麻木。这天，我们终于到达楼兰遗址。

我的若羌民工已经十分疲劳，这使我深感忧虑，因为我们要在那天（12月17日）到达东边遗址群，那是打算发掘的主要遗址。我估计它位于我们东北，直线距离大约还有8英里，如果我们平板上的123号营地的位置和赫定博士地图上标注的遗址的位置是对的。但是，我没能看到他提到的、我希望可以作为我的地标的任何塔。因此，我认为最好继续向我们一直走的正北方前进，希望这样可以在遗址中心附近的某处碰到其延伸很远的遗址线。当在雅丹和低沙丘中走约3.5英里，连续地捡到3枚五铢钱时，我渴望见到遗址的急切心情终于缓解下来。它们确切地表明我们正在接近某个历史时期的遗址。走了约7英里，我们遇到一段广阔而明确的河床，周围长着成排的死胡杨和腐败的红柳丘，呈东西向，略为向东北方向弯曲。木拉凭着他对地形的记忆，立即就认出这就是1901年他见过的古河道，位于他和赫定博士一起访问过的遗址以南。

走过河岸地带，眼睛掠过宽广平坦的风蚀荒漠，库鲁克塔格最外围的低山脉尽收眼底。人们现在都踊跃向前，希望能最先看到遗址，以获得我答允的奖赏——银子。从干河床我们只行了1英里，走在前面的一人爬上一条台地状雅丹的顶峰喊道，看到一座炮台。我通过望远镜看到，在东面遥远的地平线上，有一个很小的球形突出物，显然是窣堵波。因此我迅速改变前进方向，很高兴地沿着雅丹的山脊前进，5英里的路程不到两小时就走完了。和预期的一样，这是一个窣堵波废墟，用土坯建成（图8），正是1901年赫定博士回来时在其附近第一次扎营的那个窣堵波。在其周围我们捡到大量中国五铢钱币和无铭文的钱币，发现的铜箭头和其他金属小物件现在也越来越多。

在那里，我们又见到三个土堆，木拉毫不犹豫地认为，其中位于东南方的最大土堆，就是主废墟群的标志。到那里有3英里远，中间隔着可怕的风蚀地，要直穿连续陡峭的土脊和其间陡切达20多英尺深的深沟。我们才到废窣堵波的脚部，夜色便已降临。在这怪异荒凉的宽阔地区，窣堵波显得格外突出，自然成为楼兰古城废墟的地标。两小时后，我们疲惫不堪的骆驼队安全到达。坐在我们为骆驼队引路而点燃的篝火旁，艰辛的沙漠旅行带来的疲劳和焦虑被忘得一干二净，心中兴奋不已，为及时安全抵达目的地而欣慰自豪。我也感激赫定博士绘制的杰出地图，虽然我们的路线不同，也完全没有路标特征，但它仍使我准确到达遗址而没有损失一天时间。后来我们自己用平板仪对这些地区进行测量，所得结果经天文观测和对远在且末西南的山峰进行三角测量检测之后计算出来，我十分满意地发现，赫定博士关于此遗址的位置，与我们所测得的位置相比，径度只差约1.5英里，天文观测的纬度完全相同。 nQV8QO+u+M8m/0GYsXlUWqqAf9LGwjjvEbqqDQyhvf3ZXSvgM7EUVWZ+C5rciwb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