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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千佛洞出土的有关其历史的汉文经卷。这里我们得感谢沙畹先生对该遗址保存至今的5份最重要的汉文碑刻所作的释读和精辟分析，这五份碑刻资料由伯宁带回。沙畹先生据此对唐元两代这一中国西北地区的政治形势、人种构成作了明确的分析。因此，有关边境的情况可以参考沙畹先生的有关研究，这里我只对有关千佛洞遗址本身及其历史作一探讨。
正如沙畹先生所言，这批碑刻中，时代最早又最为重要的一份碑刻（即《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译者）的年代属于公元698年。这份碑刻应即Ch.III洞窟中的那块碑刻，当时可能立于“莫高窟”之前。沙畹先生注意到它的内容曾被19世纪出版的一部重要著作《西域水道记》所摘抄。碑刻内容是李某修佛龛的功德记。极有价值的是碑刻记载千佛洞的始凿年代为公元366年。
这一年，沙门乐僔“尝杖锡林野，行止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凿□，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僔师龛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复有刺史建平公、东阳王等各修一大窟。而后合州黎庶，造作相仍”。碑刻下文接着说：“乐僔法良发其宗，建平、东阳弘其迹，推甲子四百他岁，计窟室一千余龛。”
上述记载表明，敦煌地区初唐佛教的繁盛可上溯至前秦苻坚时期。前秦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定都于今西安府。正如沙畹先生所言，这个日期表明当时倡佛者曾投其所好，为前秦统治者服务，没有理由不这么认为。我们今天已无从知晓哪两个洞窟是由乐僔和法良首先开凿。我们只知道现存洞窟中，内有大型坐佛的南Ch.XI窟是最高的洞窟。是不是这个洞窟就是碑刻中所指的“莫高窟”尚不得而知。
时代稍晚的两通碑刻刻于一块精致的黑色大理石碑的正反两面，石碑立于Ch.XIV窟佛殿内，该窟佛坛规模很大，现已整修一新。它位于有名的Ch.XVI窟的旁边，其通道可以从图1的最左端看得见。这两座碑刻的时代上下相差100年。李太宾碑正面的碑刻刻写年代为公元776年，为《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碑刻追叙了李太宾祖先的功绩，他们当中有的曾为敦煌的高级官员，据碑文，李太宾“依山巡礼”，发现了一处可供凿窟的地点。接着碑刻对千佛洞的100座窣堵波（碑文有“遂千金贸工，百堵兴役”之句，斯坦因误将“百堵”当作“一百座窣堵波”——译者）以及众神形象和地理风景作了详细的描写。这是导致李太宾决意在这里捐资修造功德的缘由。这段文字，除了使我们得知盛行于中国的唐代密宗是公元8世纪时由两个僧人传入中国的，还在阐释千佛洞壁画图像题材和我在这里偶然发现的佛教画像艺术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遗憾的是碑座后面的洞窟已经彻底翻修，我们已无从确认李太宾碑刻所描述的具体内容。
李太宾碑反面的碑刻刻写于公元894年，题为“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这是一篇骈文，追述了李唐帝系的远祖与近世。它也为我们了解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的生平提供了资料。张议潮为刻碑者的岳父［张议潮女婿为索勋，译者怀疑斯坦因误将《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与《大唐河西道归义军节度索公纪德之碑》相混淆，后者有“（索勋）为张太保（张议潮）之子婿”的记载，也刻于一碑（《大唐都督杨公纪德碑》）的反面——译者］，他在吐蕃占领敦煌地区近一个世纪（公元757—850年）之后，收复河西诸州，归义于唐，从而使大唐帝国重又恢复了对这一通往西域的走廊的统治。这块碑刻使我们对当地历史有一个简单的认识，并获悉在吐蕃统治期间佛教僧侣集团仍停留在敦煌，除此之外，对千佛洞遗址的考古学研究而言，意义并不太大。
正如沙畹所言，以下所要讨论的两块碑刻的内容虽有区别，但二者之间也有紧密的联系。必须指出的是，这两块碑刻都保存在Ch.XI窟的佛殿里。佛殿是一座新近建成的木构建筑，紧临“大坐佛龛”（即北大像）。这两块碑由守郎分别立于公元1348年（当为《莫高窟六字真言碣》——译者）和1351年（当为《重修皇庆寺记》——译者）。守郎当时是从山西的一处寺院来到这里向西宁王速来蛮施舍捐赠。速来蛮之名见于《元史》，系成吉思汗的后裔。这一蒙古王子使用了穆罕默德的名字，却又与佛教有瓜葛，颇有意味。
公元1348年碑部分残缺，其中心位置有一尊菩萨像，沙畹先生认为是观音。上方与左右两侧用6种文字刻有Oṃ maṇ i padme hūṃ经文：梵文天城体、吐蕃文、回鹘—突厥文、蒙古文、西夏文、汉文。下面的碑文是立碑的经过和速来蛮以下捐赠者的名单。除了西宁王速来蛮贵为蒙古皇室成员，其他多为敦煌本地人。此碑可能有一定的考古价值，因为碑额提到了莫高窟。沙畹先生据此碑认为莫高窟即是碑现在所在的Ch.XI洞窟。考虑到该窟与大坐佛窟相毗邻，后者又是敦煌石窟中现存最高者，所以我们认为莫高窟应指的是“大坐佛窟”，此碑原应立在大坐佛窟。此碑现在立得并不牢靠，而且有残损，这也可以看作是它被移动过的证据。现存于Ch.III窟的公元698年碑所指的“莫高窟”则应是最早开凿的乐僔洞窟。
公元1351年碑可以补充公元1348年碑的内容，对我们了解敦煌石窟的历史也很有帮助。碑额题“重修皇庆寺记”。据志序，志文由沙州路儒学教授刘奇书写。志文称：
沙州皇庆寺历唐宋迄今，岁月既久，兵火劫灰，沙石埋没矣，速来蛮西宁王崇尚释教，施金帛、采色、米粮、木植，命工匠重修之。俾僧守郎董其事，而守郎又能持疏抄题，以助其成。佛像、壁画、栋宇焕然一新。
速来蛮在重修皇庆寺期间即已病死，在其名字之后有继立的西宁王牙罕沙（“莫高窟六字真言碣”作“太子养阿沙”——译者）及其亲属的名字，还有许多官员和敦煌士绅的名字。
上述碑文记载了皇庆寺在元代以前的几个世纪如何经受了破坏，于是进行了大力修缮，修缮费用如何筹集，这为我们了解绝大部分敦煌石窟寺庙是如何进行维修的提供了资料。我本人就曾目睹过最近的一次修缮活动。佛殿和其他附属建筑中随处可见的大量废弃的像坛表明，这里的修缮活动从来就不曾停止过。发现上述两块石碑的Ch.XI窟佛殿，殿堂建筑全为木构，保存完好，雕饰华丽，不久前曾进行过修缮。这里洞窟墙壁上的壁画看上去都很旧，与皇庆寺殿堂建筑很不相称。如前所述，公元1351年碑记载皇庆寺曾经历过重修。此外，公元1348年碑也保存在这座建筑内，这说明此碑很有可能是从相邻的大坐佛窟移来。令人遗憾的是，窟前建筑使得殿内和后面的洞窟光线不足，在没有专门灯光的情况下，无法对其中的壁画进行拍照，甚至于凑到跟前也难以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