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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从瓜州口过来的路上，可以望到一些大的烽燧，远远地分布在路的西面。据测量员拉姆·辛格（我派他踏勘这个方向的情况）报告说，这些台子的时代都不很古老。但在他前往安西西边缘耕作区的路上，遇到了两座屹立在废地上的烽燧，看上去很古老。6月20日我调查这些遗迹时，发现了结论性的证据，证明它们都属于长城线上的建筑遗迹。
这些烽燧中的最西边一座（我们把它作为临时寓所），位于安西城西门外的寺庙西南，其直线距离约4英里。烽燧处在我前面已经提过的宽阔的废地地带，这地带自东向西分布，介于瓜州城和安西附近的耕地之间。尽管倾颓得很厉害，但它仍高约18英尺，其底部被侵蚀得减少到约14英尺见方。它显示出来的结构与其他的烽燧遗迹没有什么两样，在我看来其建筑方法与敦煌沙漠里的烽燧遗迹极其接近，也是用坚固的夯土层内加胡杨木头的框架筑成。虽然其中心部位自东向西被风力穿透了，但它仍然直立在地上，这正是其建筑坚固性的最好证据。在台子的脚下散布着一些暗灰色的陶片，属汉代类型，上面有席纹痕迹，这些陶片证明了烽燧的古老性。在其南部还附属有一座低矮的土堆，在地面上也发现了一些相同的陶片。土堆长约32英尺，宽0.5英尺，尚残存用土坯建造的墙基属烽燧的一部分。在这块暴露于风力侵蚀和潮气之中的地面上，除了这些遗迹和遗物，再未发现有其他东西保存下来。
当我向东面约1英里处的下一座烽燧前进时，土地开始从灌木丛生的细黄土向着砾石滩转变。砾石滩上仅有一些稀疏的植被，由此向上大约半途处，可以清楚地寻出标志着古代边防城墙走向的直立土墩遗迹。遗迹高4~5英尺，靠近东面台子之处有一个挖掘成的坑，从中可以看出里面包含有不规则的胡杨树枝层，夹在含砾石的土中。这座烽燧保存状况较好，高22英尺，其底部约17英尺见方。在这座烽燧脚下发现了一些破碎的汉代陶片，此外在其以南约55码处的一座土墩子脚下也见到了一些相同的陶片。该土墩长28英尺，宽16英尺，高出地平面约8英尺。对其顶部及斜坡进行清理，除了成层的倾颓的草，仅出土了大量的汉代类型的陶片。由此地点起，不费吹灰之力即可辨认出向东呈一条直线的城墙遗迹，分布在最后提到的烽燧和前往安西的公路之间，其间距离约1.25英里，而可辨认出的城墙线占了这段距离的大部分。这里的地面上都是赤裸的砾石，毫无疑问，这些汉代城墙正是因此而保存下来。除此之外的其他地方则是灌木覆盖的黄土地，那里的植被毁坏得很厉害。1907年10月我重访此地时，发现马车道西面的这块灌木丛废地，有一部分已被从渠道里溢出的水淹掉了。
在标志着自敦煌至安西主路线的长城线上，还分布着一座经过多次修补的烽燧，被建成一种截锥体形，外壁包有一层竖直排列的砖。
南面紧邻着它的是一座小接待亭，就像在首府以外若干距离范围内常见到的那种设施样式。按照中国的礼仪要求，它们就设在路边，里面供应有茶水等，以接送往来的官员。那里也坐落着五座小烽燧，排成一条直线，它们是中国公路主要路段的规则标志。较大型的烽燧分布在长城城墙线上，它与西面的古代烽燧处于一个规则的距离范围之内，从这方面来看，它的核心部分可能很古老，这个结论是从其自身的一些方面推导出来的。当地的某些传统影响到了对这一地点的选择，将其建在横贯长城线的道路边上。因为按照中国的惯例来说，人们常常把烽燧用作一个行政区首府驻地边界的标志。上面这个说法看上去可能也已经足够说明了问题。但就在1914年4月我利用在安西考察的机会重返此地时，注意到就在烽燧附近，又建起了一座简朴的小寺庙，这显然不是为了任何官方礼仪的需要，而是出于一个更具活力的动机，即由于当地虔诚的信仰而修建。我在1907年和1914年的探险向我一次次地展示出了，就在仍很常使用的道路所经过的古代长城线上，有一些延续下来的当地信仰的迹象仍几乎一成不变地存在了下来。因此我毫无理由去怀疑这里的情况也是如此，而且正是本地的敬神传统的影响，才使得人们选择此地作官方迎来送往之处。
从这里再往东，那城墙线的痕迹就完全消失在长满灌木的松软泥土中了。但在距道路约1英里处，我发现了或许是一座倾颓得极厉害的烽燧的最后遗迹，呈一种小而坚硬的泥土墩形状，高约8英尺，直径5英尺。我在那里找不到任何的长城城墙迹象，但我6月24日前往桥子时，在东—南东方向约7英里处，我又一次地遇到了城墙线的遗迹，正如我将在下文中要讨论到的那样，它距山脚下的砾石坡地并不远。为什么古代的长城要建在一条远离现代安西周围可耕地的地带并远处于其保护之外呢？这是一个无法明确回答的问题。可能是疏勒河后来改道南流及其泛滥之故，使人们将长城线选择在离开绿洲的略微高一些的地方。
除了这些长城遗迹，在现在的安西城南—东南方向约1.5英里处，还有一处带城墙的古城遗址，虽然其年代较晚，但亦具有考古学价值。按照当地地方长官恩太金（此系音译——译者）所加以证实的传说的说法，这座较早时候的安西城在经过多次的大火之后，大约在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期被放弃。城里面没一点建筑物遗迹，就像光秃秃的细砾石滩一样。这些城墙围成了一座约600码见方的方形，其墙壁用夯土建成，厚约15英尺（图1）。没有任何明确一点的年代方面的证据，从各方面来看，它们可能被反复修补过，一直到古城被放弃时为止。它们给人印象更深的是，风力侵蚀对它们所施加的影响。城墙的东面（某种程度上还有西面一小部分）被一些深切的裂口所隔断，里面填满了风吹过来的沙子。这些裂口中的很多深入地面以下5~6英尺，从图1中可以看出，墙的东北角被风力吹蚀得都与地面一般平了。
在这里很容易就可以看出风力侵蚀作用的结果，这种强风在安西地方一年四季都在刮着，很少有几天能停下来，它能达到那无物可阻挡住它的任何地方。很明显，正是这种盛行的东或东—北东方向的风，说明了为什么东墙面上受到的吹蚀要比西墙面上的范围广。那种吹蚀坑都呈喇叭形，向底部渐趋变小。东墙面上的吹蚀坑平均深13英尺，宽8英尺，而在西墙上的吹蚀坑的底部则窄小到几英寸。在这里，风力集中起来的能量可以将它自己的大部分威力借助于流沙而发挥出来，从而将裂口吹蚀得更宽更深。那些袭击城墙的流沙在墙外侧堆积得并不厚，稍远一点的砾石地面大部分都很裸露。但是一旦穿过了这些吹蚀坑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在墙的西面或墙的东面遮挡之下，沙子累积成了高18~20英尺的沙丘。那些未被沙丘留住的流沙或被特别强劲的风从其中吹走的沙子，则随后又越过赤裸裸的城墙内部，重新对西墙进行破坏。
诚然，在东墙和西墙朝风面上的风力侵蚀，会逐渐将一个个的单个吹蚀坑联合起来，并最终将这些城墙毁灭掉。另一方面，我调查到了北面和南面的墙，它们的走向与风的方向相平行，未遭到任何稍大一点的破坏。如果这里的风力侵蚀作用一直照此持续下去，再过若干个世纪之后，这座废城圈子就会变得像中国古代驿站楼兰那样。那座古城的东墙和西墙已经消失，我在那里能看到的只是北墙和南墙。正是在这里所作的观察，使我对其特征第一次获得了正确的解释，而这种特征当我初访楼兰遗址时曾使我感到极大的震撼。
图1 安西南面沙化的城址东北角附近风蚀的东墙
同时我想在这里借机指出的是，那种影响风力侵蚀进程和结果的可变性因素。值得指出的是建在这座废弃古城东门正面的半圆形棱堡（即瓮城——译者），它是近代中国堡垒性建筑中常用的形式，尽管其墙脚的少数地方已被风沙侵蚀掉了一部分，但其他地方并未受到多少破坏。很明显，它那种圆形的墙壁外表足以通过将流沙向两侧分解而减少吹蚀力的效果。紧邻地方的地表状况在决定风力侵蚀的程度上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甚至大气状况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这一点可通过与夺魄城的对比显示出来，后者位于安西西南约6英里。尽管该城自发生叛乱以来（如果不是更早时候的话）已完全废弃，但其城墙上并没有显出任何的风力侵蚀的迹象。这种现象的解释看起来就是基于下述事实：夺魄城虽然坐落在没有现代耕地的地面上，在东面却受到大量的矮灌木丛的保护。这片灌木丛分布在古城附近的废地上，起到了阻止流沙靠近的作用。
关于后一个观点，具有启发性的实例（在相反的意义上）是由现代安西城本身提供。该城周围的大部分方面都被某些种类的耕地所围绕，但在城东却有一条废地地带，上面有薄的流沙层，显然是从河床里带过来又被地表的植被所松散地滞留下来。因此，当看到东城墙在无情的烈风——著名的安西风的冲击之下濒临倾倒时，那着实是令人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为了阻止墙顶被风力侵蚀毁坏掉，人们就在这个特殊面上用坚固的石头修建了一道女墙，以将这面墙置于保护之下，此事可能发生在平定了叛乱之后。虽然在该墙的内侧形成了一座高15~20英尺的大沙丘，但这道女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起到了避开上述风力破坏的作用。问题接踵而至，墙上部的风力侵蚀被挫败了，而由东风所驱逐的沙子现在则将其毁灭性的力量发泄在了下面的黏土墙上，很多地方的墙根因被风力切割濒于倒塌。
同时我在这里还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安西附近的风力侵蚀既力量大又持久，而且还有大量的流沙，但就我所见而言，其周围的地面上却看不到那种最典型的风力侵蚀作用的痕迹，即在罗布荒原上所存在的那种雅丹侵蚀沟，或在沿塔克拉玛干南缘的古遗址中所见到的那种普遍的对地平面的减低。其可能的解释就在于那种砾石层（位于不厚的表层河相黄土层之下），以及覆盖在地面之上的植被，它足以保护住大部分地方的松软的表层土。这些植被就像长时期以来生长在敦煌绿洲以西荒漠上的那些植被一样，它们自身会抵抗或延缓皱缩，无疑主要靠的是地下水以及有时来自疏勒河的洪水而存活下来。但根据个人经验以及考古学证据来看，我也有理由相信安西一带的大气状况要较敦煌地区湿润一些，而且在疏勒河谷地直至靠近肃州的地区，从敦煌向东当地的降雨量有一种轻微而稳步的增长。
由于在安西停留期间所作的直接观察，我收集到了一些有关这地方的古迹及其古代地理方面的资料，因此我现在可以转过来考证一份与古代瓜州历史地理有关的记载了。它是我唯一可以理解并特别感兴趣的历史资料，因为它来源于玄奘，并且与他生平里一件非常值得纪念的事件密切相关。我指的是他那次自帝国边境冒险起程前往西域一事。这位伟大的取经者告诉我们，他是如何抱着“欲求法于婆罗门国”的目的而离开凉州（约公元629年末），而后又是如何到达瓜州。在寻找前往西域的路时，这位法师被告知：
从此北行五十余里有葫芦河，下广上狭，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关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距百里，中无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贺延碛，伊吾国境。
这位热切的朝觐者受吉祥的梦境和预兆的鼓励，并在当地长官的默许之下（那人被玄奘的虔诚所打动，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办法，同意玄奘出关），准备避开官府的禁令，冒险出境进入令人畏惧的大沙漠。在这里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当时玉门关所处的位置，以及玄奘的故事中所提供的有关瓜州古地志和通往哈密之路方面的信息。据记载在途中玄奘“所乘之马又死”，“遂贸易得马一匹，但苦无人相引”。有少胡（年轻胡人）来“言送师过五烽”，并介绍一“极谙西路，来去伊吾三十余返”的胡老翁。老翁说：“师必吉，可乘我马。此马往返伊吾已有十五度，健而知道。”于是玄奘“遂即换马”，“与少胡夜发”，前往伊吾。（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下同——译者）
玄奘等“三更许到河，遥见玉门关。去关上流十里许，两岸可阔丈余（10英尺），傍有梧桐树丛。胡人乃斩木为桥，布草填沙，驱马而过。法师既渡而喜，因解驾停憩”。在河边休憩之后，辞别了这位不愿再继续前进的年轻人，这位旅行者独自勇敢地朝着第一座烽燧的方向出发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会追寻到他的足迹，并且将会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所走过的道路必定距那条现代商队所走的安西与哈密之间的道路不远。
依据以上这段描述以及玄奘先前所收集到的有关当地的信息，我们可获得以下的关于地志方面的资料。从瓜州城出发，前往哈密的道路首先是向北行50里，抵达葫芦河，那里分布着玉门关的烽燧。由此处起道路转向西北，进入沙漠地带。玄奘由于未被授权出境而不得不避开看守。他已超出了被许可的行动范围，一旦被看守发现，便会遭到制止。于是他夜间从瓜州出发，于三更时分抵达位于玉门关以上约10里处的河边，从那里不为人知地涉过了河。从那里起，他选择了通往最近一座烽燧的道路。他走了80里路后，才抵达那座烽燧。
所谓的葫芦河，只能是指疏勒河。根据瓜州城遗迹所处的中心位置以及保存下来的传说，可以有把握地推测出唐代瓜州的大致位置，它位于现在到哈密的道路与疏勒河相交点以北直线距离约8英里处。如果我们假定疏勒河的河床在玄奘的时代更向北偏约2英里，即拉伊·拉姆·辛格所测出的一条老河床位置之所在，这样一来就更接近《生平》所说的50里的距离了。因为我在中亚的经验已证实，玄奘所估算的5里路程，相当于1英里。玄奘离开疏勒河后前往哈密的路逐步转向了西北方向，这从地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最后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玄奘过关至烽燧行程为80里这一数据，与老河床和白墩子之间的距离为16英里完全吻合。白墩子位于现代的商路上，它曾是我们的第一处歇脚地，那里有泉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