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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阔的田野，古墓葬是常见的文物。不消说，为配合高速公路、铁路建设的抢救性考古发掘，汉唐宋明墓葬总是最常遭遇的地下文物。大半因为分工需要，小半出于兴趣使然，我的考古工作对象，多半是些宋明时期的墓葬。
2014年，我在武义明招山调查南宋吕祖谦家族墓地。宋室南渡后，自吕祖谦的曾祖父吕好问葬身明招山以来，“东莱吕氏”五代家族成员，悉数聚葬于此，从南宋初到元代，延续了一百五六十年。
青山绿谷之间，到底埋有多少墓，墓主人分别是谁，位次怎样安排，史上著名的东莱吕氏家族如何规划墓地，我每日都在思考。上班下班，我总会面对大大小小的坟墓。我写过一篇《吕祖谦墓》的文章，里头说到“我这考古工作吧，上班就是上坟”，略带自嘲之意，整体而言，还算是对工作的客观描述。
后来，“上班就是上坟”这句话，脱离了具体的文本，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传播，很多朋友以为我是个“段子手”。我发誓，这绝对是误会，从第一天开始，我就是严肃的、真诚的传播者。当我发掘一座古墓，它连接着八百年乃至上千年以前的过去，墓主人曾经和你我一样都是有血有肉，拥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人。而今天，眼前的这座古墓即将被建设中的高速公路碾压摧毁，而公路通往的地方，名叫未来。
我，一个考古工作者，在今天和古代之间的缝隙中生活，在经济建设和文物保护的前沿阵地工作，在科学和人文的两头摇摆——我对古墓葬的记录和讲述，调子自然是深沉的，怎么可能会是娱乐化的段子手呢。
以下的文字，就是围绕古墓的写作，许多篇章貌似有点稀薄的学术性，实为第一人称的抒情遣怀，内里却是文艺性的。它们的文体模糊，无法分类，不是学术，不像文艺，也许什么都不是。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以下故事，全部来自我在田野的生活、工作经验。我只是努力将考古、历史、读书、工作经历、生活体悟和个人情感，整合起来，煮一锅五味杂陈的文字。
吕祖谦（1137—1181），浙江金华人，人称“东莱先生”，是曾经与朱熹、张栻齐名的南宋大儒，与之并称“东南三贤”，卒后谥“成”，后世也称吕成公。这是“百度”可以解决的问题，点到为止。
吕祖谦墓，在武义县明招山。武义距离金华，感觉很远，其实还好。我的房东老陈，家住明招山下。当年他的父亲，挑着担子，步行至金华城内卖小猪，凌晨三点出门，星夜兼程，往返来回，晚上十点就可以到家。我估摸着，当年吕祖谦出殡之日，发自金华，八九个钟头，即可抵达明招山。
我这考古工作吧，上班也就等于上坟，每天都能见到吕祖谦墓。如今的吕祖谦墓，是20世纪90年代重建的，面貌去古已远，就地表的墓园所见，与晚清民国的坟墓没有什么两样。以我长期调查浙江宋墓的阅历，对此是有发言权的。当然，大家都是“向前看”的人，谁会真的在乎宋朝与清朝的区别呢。
很多人以为文物保护是近代才有的观念，并不完全对。像吕祖谦这种级别的历史文化名人，在金华就是“乡贤”，在武义则为“寓贤”，他的故居或坟墓，通常会受到所在地官府的妥善保护。
尤其是坟墓，更要郑重登记在册，纳入金华府和武义县的“防护录”，由官府出资，雇人看护。墓地附近，大凡砍伐、动土之类的活动，一律禁绝。今日所谓“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待遇，也不过如此。
时迁岁久，风吹日晒，坟墓不免毁圮，需要不时维修。与今日不同的是，古人的文物维修并无“修旧如旧”“不改变文物原状”的理念，每重修一次，必失真一等，多个回合下来，终至于面目全非。据我所知，清雍正年间，武义知县主持修过一回，今日尚存的“吕祖谦墓碑”就是当年重立的。清光绪十二年（1886），金华知府陈文騄，会同武义的县官和乡绅、东阳的吕氏后裔，又大修过一回，终于将吕墓“装潢”成今日可见的模样，距离南宋旧貌已远，古意全无。
我们不得不说，这是文物保护的“古不如今”之处。然而，过去的知府、县官、学官，每逢清明、冬至或其他日子，带领乡绅随从，不时莅临明招山，上坟致意。如此这般的文物保护宣传力度，又是“今不如昔”之处。
至晚在明代，吕祖谦墓前已建起祠堂五间、东西庑六间，里头陈列着很多不同时期、各级官员上坟时的“祭文”碑。人们以碑文的形式，纷纷表达对先贤的缅怀与敬仰。
晚清民国以降，这种盛况已不复见。光绪十二年（1886）的那回重修，是吕祖谦墓历史上的最后一次重建。接下来的日子，迎接它的将是毁灭。
20世纪50年代以来，开山耕地挖一回，大炼钢铁砍一回。当年的农民穷啊，盖不起砖瓦房，纷纷上山挖砖头、撬石板，再毁一回。素面的砖头、石板用来建造房子，据说刻字的石头不吉利，只配用来铺设水渠，或者砌筑猪圈。不几年，吕祖谦墓的地表痕迹，荡然无存。
距离今日重建的吕祖谦墓约200米处，有一通半截残碑，仆于化粪池的旁边。这是吕祖谦墓附近唯一存世的真正的古物。这通残碑在《正德武义县志》中有全文著录，原来是明正德十四年（1519），浙江提刑按察司副使刘瑞在武义视学，特意前来上坟时所撰的《告东莱先生吕成公墓文》，其文曰：
刘瑞敢昭告于宋东莱先生吕成公之墓曰：呜呼！宋乾淳间，道学名世者，唯考亭（朱熹）、南轩（张栻）二夫子，公独友之，往复讲劘而下上其议论，有古丽泽之风焉。故德业之盛，匹前休，范来世，卓乎远矣！瑞视学东郡，夙怀仰高，过公之神道而奠焉，礼也。唯公鉴之。
这段文字比较生涩，不读也不要紧。
楠溪江中游，山川奇秀。这片山谷间，有一座宋墓，石人石马石牌坊，从山脚排起，直抵坟前。墓主人名叫朱直清，南宋绍定二年（1229）登进士第，从此宦海浮沉。当他于宝祐五年（1257）去世的时候，官至朝请郎、知抚州。
这样的仕宦履历，只算平常，但他的坟墓，在当地被称为“王坟”。
王坟是俗称，大凡石像森然、排场够大的古墓，民间多半统称为“王坟”。嘉兴、湖州地区，有很多名叫“王坟”或“王坟头”的村庄。桐乡有个王坟头，是明代大官的坟墓；湖州埭溪镇风车口水库所在，也曾叫“王坟”，据说是宋孝宗生父赵子偁的墓地。
朱直清的坟墓，占地不小，称为王坟，也说得过去。王坟下方的村庄，至今仍为朱氏聚居之地，他们是朱直清的后裔族人。
2001年，朱氏族人重修过王坟，排场较前愈加恢宏，把出土的墓志，也镶嵌到了墓面上。
《朱直清墓志》字迹清晰、品相完好，简单介绍了他的生平，最后说他葬于当地的“吕公山祖茔之侧”，即葬在祖坟的附近，所谓“之侧”，就是附近的意思。至于多近算近，多远算远，则无一定之规。
我并非信口开河。武义县东南宋徐谓礼墓，因为出土徐谓礼文书轰动一时，按其墓志说是葬于“祖垅之侧”。其实，徐谓礼墓附近并无其他同期墓葬，他的父亲徐邦宪葬在武义县城西郊的壶山，两者相距约五里之遥，竟然也说是“祖垅之侧”。
朱直清墓附近，确实还有几座古墓，面貌颇古。只是南宋距今已远，不见到墓碑和白纸黑字，墓主人的身份不好说，朱家人也不敢肯定这就是他们家的祖坟。至于《朱直清墓志》说葬于“吕公山”，朱氏坟山，为何名叫吕公山，没人说得清。
这时候，当地的吕氏家族正在各地寻找他们的祖坟。吕氏一族财力雄厚，访祖坟、修族谱、建祠堂、寻祖归宗的愿望特别强烈。
吕氏族人根据他们收藏的《吕氏族谱》的指引，来到吕公山，见到朱直清墓附近果然有两座古墓，果断宣布，这就是他们吕家的始祖墓了。据《吕氏族谱》记载，晚唐乱世，吕氏先人从中原跑到楠溪江，卒葬于此，故山名吕公山。
故事靠谱与否，那是另外的问题。朱氏听吕氏引经据典，言之凿凿，一时竟也提不出反驳的意见。
吕氏占了上风，决定趁热打铁，将疑似祖坟办成“铁案”，于是雇佣几名当地的朱家人，把古墓发掘一下，找点证据。
朱家人挖呀挖呀，咣当，果然挖到墓碑，一看，原来是朱直清爷爷奶奶的坟墓。故事讲到这里，本来可以结束了。《朱直清墓志》“葬于吕公山祖茔之侧”的说法没有错，这就是南宋朱氏家族的墓地，与吕氏无关。
可是那几个人有自家的小算盘，他们想啊，辛辛苦苦，工作这么多天，若把真相告诉雇主，万一雇主恼了，不发工钱，岂不白忙一场？于是，他们把墓碑往草丛里一埋，竟然把话反过来了，说，这就是吕氏祖坟。
吕氏大喜过望，认祖归宗，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后来，更是通过当地文物部门，把“唐代吕氏祖坟”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从法律层面确立了“既定”事实。
吕氏欢天喜地，按下不表。只可怜了参与挖掘的朱家人，他们确实领到了工钱，却从此生活在自责之中。吕氏越高调，他们越自责，每逢小病小灾，即痛感愧对祖先，罪孽深重。
终于，他们选择站了出来，将草丛中的墓碑重新翻出，并为自己的行为深刻忏悔。一时间，舆论哗然。朱氏族人重新团结起来，纷纷要求吕氏退回强占的祖坟，并要求县文物部门变更文物的性质与名称。
这些年来，吕氏为“祖坟”倾注过无数的心血，凝聚家族的物质载体，哪肯说还就还；文物保护单位是政府公布的，哪能说改就改。直到现在，朱吕两家仍然相持不下，我写这篇文章，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2009年，我在浙东某县发掘一处古代墓地。茶山上，古墓葬密集，多为战国西汉的土坑墓、东汉六朝的砖室墓。
无论土坑墓，还是砖室墓，近二十年来，均曾遭盗掘，随葬品残缺不全。盗墓贼掏洞下去，地下作业，黑灯瞎火，再高明的小偷，多少会留下点东西。但是，这片墓地不同，干干净净，墓底犹如扫把扫过。有一座战国土坑墓，盗洞密布，墓坑壁上，还留有清晰的抓斗痕迹，这是挖土机作业的证据。
读过《鬼吹灯》的人，认为盗墓很神奇。其实，千百年来，这基本上是个手工活，“无他，惟手熟尔”，从未实现机械化。今天，有用挖土机盗墓的，一步跨越了手工业时代，听说过吗？没关系，我见过。
我在那里工作了三个月，发掘了几十座墓，出土的古物，一塌刮子装不了一麻袋。其中，一件陶器，有口有底，是用胶水粘补的，身上千疮百孔，像万箭穿过。
我没有抱怨。两手空空，工作量少了很多，乐得轻松。听同事说，他们那边收获颇丰，文物大量出土。我一点也不羡慕，我这边也是大量出土，只出泥土。
朋友们一定知道，这里的修辞叫作反讽。这片墓地是千年前的古墓，全是“无主坟”，清明节没有子孙认领。坟墓是古人的，换句话说，也就是别人家的，没人心疼。
2005年之前，我曾到浙南某县考察一处宋代或宋以后的墓地。当地的某姓家族，根据族谱指引，据说发现了传说中的唐代始迁祖的坟墓。据族谱上说，他们的祖先曾经出将入相，名头很大。
当地宗族观念很强，热心人准备予以妥善保护，并吁请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因为这件事，我去那里，老乡热情招待，不在话下。
我看了现场，地表的墓面装饰是南宋或稍晚期的风格。读了族谱，老乡所谓在朝中任官的祖先，完全不见于两唐书的记载。我说：“这种规格的大官，正史中应该多少有点记载，这不是我们可以单方面声称的；墓面雕梁画栋的风格，可能早不到唐代，浙江的唐墓，无此先例；当然，地表部分后世可以不时重修，地下的墓室，看不到，不能排除唐墓的可能性；至于墓主人是不是就是那位大官，不见文字材料，不好说。”
我认为，我的说法天衣无缝，简直可让巨石点头。可是，老乡不乐意，说这是他们踏破铁鞋觅得的始迁祖墓，大家认祖归宗的愿望十分强烈，请我务必再研究研究。
我怎么说呢，绕来绕去，还是前头的那些话。后来，大概有点不耐烦，语气稍嫌生硬。
回到杭州后，听说老乡们对此很不高兴，到处宣传，说省里来的不是专家，是个草包。我很生气，心想，反正我没有见过这样的唐墓，我的同事也一样。
我没有抱怨。这件事过去多年，我觉得这次经历，是一种历练。
朋友们一定知道，这种态度叫作反省。老百姓认祖归宗的朴素情感，真诚可感。在原则与尊重之间，我本可以做得更好些。假如我的书生气冒犯了他们，我愿意在这边道歉，当然决不在专业方面。
在一处墓地，看到了现代人对于古人的贪婪与无情；在另一处墓地，看到了现代人对古人的怀念与温情。而我呢，游走于两边，像个多愁善感的诗人，“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葛府，是浙江金华东阳市南马镇下辖的行政村。今日的葛府，其实并无葛姓居民。
葛府的得名，是因为南宋时期这里出过一位高官——葛洪。
葛洪（1152—1237），与晋朝的炼丹家同名而不齐名。南宋的葛洪，名气小很多。一个人的名声，通常不是因为他做过多大的官，而是因为他做过多大的事。
这话有点唐突，毕竟葛洪是正史有传的人物。
《宋史·葛洪传》是一篇七百余字的短文。他是吕祖谦的弟子，进士出身，南宋理宗朝官至参知政事，约相当于如今的国务院副总理。在传记中，看不到葛洪的具体作为，只是对“文恬武嬉”以及帝君沉湎女色的时局发表了不同看法。种种议论，反响良好，一则“帝嘉纳之”，一则“世多称之”。葛洪卒后，谥“端献”。
这是那年头道学家的标准做派，永远说正确的话。元代修《宋史》的史臣称其“守正不阿”，足见其名声不错。
葛洪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即其“府上”，所以他的家乡就叫葛府。与葛洪差不多同时代，东阳有个更大的官——乔行简，他的家乡就叫乔府。
东阳流传有葛太师、乔太师的民间故事。在老百姓眼中，人臣之极就是“太师”，豪宅之极便是“府”。今天的乔府，也没有乔行简的子孙。当地有种古老的说法，说是“一人当官七代善”，子孙有出息，那是祖辈世代积德积善的结果。这句话竟也可以说成“一人当官七代绝”，一个人生前官居宰执，官位太显赫，耗尽了子孙的福报，结果，后人功名不显，人丁不旺。
民间言论，诛心若此，大概是想以“惜福”的道理规劝世人：一个人、一个家族拥有的福分是恒定的，年轻时快活，老了就要吃苦，因为人生的幸福、痛苦都是恒定的，故而要“惜福”，好东西必须珍惜。这当然是唯心的说法，事实上，大凡登上天子堂的高官，只要名声不至于太坏，在本地的方志中一律被称为“乡贤”。这是通乎古今的惯例，人人热爱桑梓，乐意为之增色添香。
今日之葛府，地面已无南宋痕迹。我更感兴趣的，是埋于葛府青山下的绵延十华里的窑址。2008年，我发掘了其中的一条龙窑，该窑出产北宋青瓷，制作精良，面貌接近同期的越窑。只因为东阳隶属金华地区，属于古婺州，人们习惯称其为“婺州窑”。
工作余暇，对葛府窑址进行全面调查，就我所见，这片规模庞大的窑区，多为北宋遗址，个别或可晚至南宋初或稍晚。
烧窑，是古人常见的手工副业。然而，乡老对葛府窑址有别样的说法，自然，与乡贤葛太师有关。
话说葛太师是个忠臣。你知道的，忠臣与奸臣，汉贼不两立。奸臣的小算盘，就是陷害忠良。洁身自好的葛太师，决定辞官返乡，教书育人之余，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可是，奸臣哪肯饶过他，一路兵马，从临安城出发，杀将过来。
葛太师倒是处之泰然，他的老乡可不干，于是想出个好办法——烧窑，家家户户烧窑，一共七十二条窑，同时开烧。奸臣在杭州凤凰山上，遥望东南方向，只见火光冲天，葛府失火了，火势那么旺，想必忠臣已葬身火海。好好好，天助我也，讨伐忠臣，不必劳烦王师了。
任何人都能读出故事的破绽。在考古学家看来，最大的“罩门”，莫过于葛府窑址的年代与葛洪生活的年代毫无瓜葛。
任何人都能读出故事的用意——对古代乡贤的曲意颂扬。很多历史，就是这样形成的。
葛洪并无太多著名的遗产传世。他的《蟠室老人文集》残本，藏于东阳市博物馆，这本书在宋史专家的眼里也算冷僻。《全宋诗》《全宋词》里头或许存有他的篇章，但你知道的，大凡翻箱倒柜才能找到的材料，通常史料价值大于艺术价值，要不，什么价值也没有。
葛洪有一通书札，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2010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文艺绍兴：南宋艺术与文化特展”。我在台北，欲一睹葛太师法书风采，遍寻不着。朋友的答复是，南宋的名人、精品实在太多，最终割爱了，尽管他的官衔很大。
葛洪的墓葬，在今天葛府附近五凤山的宝山寺旁。这座古寺院，想必是葛太师的坟寺——南宋勋臣高官，墓地附近通常有专设的坟寺。荒冢一堆，“太师坟”被野草湮没，可能还经历过盗掘，正前方建有一座高大的民房，挡住了可能照进的一丝阳光。
宁波鄞州区东钱湖畔，山清水秀。南宋时期，这里人物辈出，史浩、史弥远、史嵩之，一门三丞相，这些书上都有记载。史氏家族，煊赫一时，“满朝文武，半出史门”的说法，也不算夸张。这不是在“百家讲坛”做报告，就不从古书上贩故事了。
青山有幸。大人物身后，多半葬身于这片湖光山色之间。
八百年过去，当年的豪墓，渐次毁圮，只留下众多的石人石马，陈列于荒烟蔓草之间，见证着当年的体面与辉煌。
石人石马，是俗称，指墓前神道上的石刻，还可以叫翁仲，是雅称。我决定以“石像生”来称呼它们，因为这是个雅俗共赏的名字。尽管我知道，雅俗共赏绝不可能办到，好比我的这篇杂文，最理想的结果不过是，俗人不至于打呵欠，雅人不至于摇头而已。
现在，石像生多半脱离了原位，被集中保存在一个名叫“南宋石刻公园”的广场上，基本上成了“石人排队”。这不太好，今天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也试图将这些石像生恢复到原来的历史场景中。
想当年，豪墓甫落成，异常气派，一片好风水，就像今天见到的这样。墓前长长的神道，陈列着各色石像。诸如前述位极人臣的人物，石像生的基本配伍是这样的：石羊、石虎、石马、武将、文臣各一对，自前而后，依次伫立于神道两侧，面对面站着。
有人说，排头兵石羊代表“孝”，老二石虎代表“节”，老三石马代表“义”，老四武将代表“勇”，副班长文臣代表“忠”。孝、节、义、勇、忠，几乎囊括了人世间一切美德。而我们的墓主人住在神道的末端，当然是道德的全能冠军，那叫古今完人。
但我说，石像生具体的姿态，比抽象的道德更有说头。前头的石羊，是跪着的；石虎，是蹲着的；石马，四脚落地站着；武将、文臣，双腿直立着，诚惶诚恐。史浩祖父史诏的墓葬，在文臣的后面，还摆了一对石椅子，太师椅造型，写实的，据说可以借此研究宋代家具。这石椅子，作什么用？我猜想，是让墓主人的灵魂在上面坐着的，舒展又大方。神道后头不远处就是墓室了，我们的墓主人正在里头躺着，这才是真正雍容华贵、一劳永逸的姿势。
说完姿态，再说表情。
山羊，从来老实温顺，这里的石羊也不例外。考虑到山羊一贯好脾气，不忍心说它了。
老虎，相貌堂堂，生性剽悍。可是，这边的石虎满面春风，与其说是猛虎，不如说是病猫。
马，是我喜爱的动物，一抹残阳如血，马儿立在战死沙场的主人身旁，缱绻不肯离去，这是何等悲壮的场面。别做梦了，眼前的石马不是这样的，脑袋低垂，目光柔顺，全无威武骁勇的样子。
武将，头戴兜鍪，身披盔甲，宝剑横腰，却丝毫没有人们景仰的悲壮神情。这一身装束，与温和恭顺的气质，全不匹配。
文臣呢，更不用说了。看他们峨冠博带、温文儒雅、笑容可掬的模样，不晓得是读了多少年圣贤书习来的修养。
唐代人说：“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垄，如生前之像仪卫耳。”石像生是走在前头的仪仗队，狠角色总要压轴出场，墓主人躺在他们的后头呢。在这个较量“郁郁乎文哉”的舞台上，石像生只是铺垫，并非对手。
我猜想，我们的墓主人生前一定是这样的：表面上，很儒雅，与人你侬我侬，一团和气。至于他们暗地里做什么，无人知晓。据说史弥远扶植宋理宗当皇帝，很曲折、很“权谋”；据后世的小道消息，史弥远与宋宁宗的杨皇后眉来眼去，很暧昧、很香艳。至于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且让“讲坛”上的老师与我们说说“宋朝那些事儿”。
古人尚厚葬，盗墓如同其他百般国粹，古已有之。据说，曹操曾经亲自组织盗墓，所以安排自己的后事，考虑格外周详。田野工作者较书斋里的学者更有心得，此为一例。
无论曹操的那些事儿是真是假，他充其量只能算半个“业内人士”。古往今来，有更多“专业”的盗墓者，各有千秋，千姿百态。
多数的盗墓贼，做贼心虚。比如西汉广川王刘去疾生性贪婪，盗掘战国魏王子墓，见到尸体裸体仰卧，面容虽死犹生，吓得半死，仓皇逃脱。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汉广川王胆子小，成不了事。如今无所畏惧的人，讲科学，讲方法，不惧鬼神，只怕电警棍与牢房。他们的工作方式是，有人放哨，有人作业，分工明确，“持之以恒”，通常夜间作业，不达目标不罢休。
古人之中，也有胆识过人的。比如山西大同的北魏冯太后永固陵，在金代屡遭盗掘，墓壁上留有金代正隆、大定年间的多条题记。盗墓贼将宝物洗劫一空，竟然引以为傲，闲庭信步，在墓内题词留念。
古人的闲情雅致，今人多有不及，但论胆识气魄，则丝毫不让古人。现在有的地方，这厢国家的考古队正在发掘，那厢就有人公开盗墓，贯彻“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战术，终于发现考古队员无外乎“面朝黄土背朝天”，跟自己一样没花头，手中的锄头又不是冲锋枪，索性就不怕。
多数的盗墓贼，肆意毁坏古物。西晋武帝时的不准（人名）最具传奇色彩。他从战国时期魏襄王冢获得两部失传已久的文献《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嫌弃墓室内光线太暗，燃取竹简以照明。今日这两本书的断编残简，据说有些就是他一把火烧的。
古人的低级错误，于今看来实在愚蠢。光线暗，可以携带家用电器——手电筒嘛。我曾在空空荡荡的古墓内，见过手电筒、方便面、二锅头、矿泉水瓶，至于还有些什么，朋友们不妨大胆猜，只要说来顺口即可。传统的手工作业太低效，那就定向爆破，要不，开一台挖土机上阵的，也不是没见过。
有些人只讲实用，不问是非，津津乐道于盗墓贼的神奇与贡献。实在举不出多少例子，就老拿洛阳铲说事。如今考古工作者使用的探铲，是盗墓贼的发明，便捷实用，在考古调查、勘探时大有用场。可是，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南方土层较薄的地方，直接改用钢筋插，遇到有砖头的地方就是古墓，简单快捷，这才是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的技术。
多数的盗墓贼，唯利是图。这无须举例，凡被盗之墓总是遍地狼藉，金玉重器不翼而飞，坛坛罐罐砸碎一地。
古人很庸俗，只识黄金白玉。现代人有品位，坛坛罐罐、陶俑偶人也有“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三大价值，电视上的“专家”都说烂了，我不爱听，不就是多少钱嘛，何必弯弯绕绕兜圈子。现在的被盗之墓，墓底犹如扫把打扫过，干干净净，因为“专家”们说，所有的古物都有价值，实实在在的价值。
这么说话，有欠公平，其实从来不乏风雅的人。比如，宋徽宗是公认的好古的雅人，大力弘扬传统文化，为搜集三代吉金，鼓励地方探宝、下僚献宝、专家鉴宝。盗墓的风气，如同瘟疫般蔓延，纵然有心师古，人心却早已不古。
金庸小说《笑傲江湖》中的曲长老，倒是真风雅，他爱琴如命，感叹嵇康《广陵散》之未能流传，一心想发掘晋前擅琴名人的坟墓。有志者，事竟成，掘过数十个古墓后，他终于在东汉蔡邕的墓中，寻得此曲。可惜，这种真名士，本身就是《广陵散》，只会在小说中出现。
据《至元嘉禾志》记载，南宋时期的海盐县，濒临大海，风浪过后，常有溺毙的尸体乘潮而来，暴露海滨。海盐知县李直养是个仁慈的人，遂于境内的荡山建起公共墓地，方圆约五亩，四周围以土墙，其内葬有一百四十六个自海上漂来的无名氏。由于行政区划的改变，海盐县荡山，今为平湖市乍浦镇的汤山。前些年，我在乍浦发掘一处西汉墓地，特意前往汤山调查，可惜已找不到文献中记载的南宋义冢。
县官公务之余，悲天悯人，当然是仁人君子的用心。这种简易的公共墓地，就叫义冢。
李直养的善行义举，并非首创。妥善埋葬暴毙的路人，是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北宋徽宗朝，国家已有完善的“漏泽园”制度。漏泽园就是公共慈善墓地，用以收殓无主的尸体或无力安葬的穷人。河南三门峡的陕州漏泽园，经过考古发掘，墓地成片分布，大小土坑至少上千个。每个土坑埋一个陶罐，陶罐里装有尸骨，尸骨旁随葬一块刻字的砖头，记录墓葬编号、入葬经过、下葬时间、经办人等信息。如果对死者的生前状况有所了解，也顺带提及死者的简况。
南宋时期，浙江很多地方有类似的墓地。比如台州漏泽园，位于城郊的寺院附近，占地三十亩，缭以围墙，由僧侣、民众守护。
古籍中的例子很多，可惜我从未见过。我有个梦想，希望能在浙江境内找到宋代漏泽园遗址，然而陵谷变迁，古今将相在何方尚且不知，更何况流离失所的穷苦人。
明清义冢，我听过不少，也见过一些。清咸丰十年（1860），海宁长安镇的居民，在太平天国战乱中伤亡无数，共计男尸两千余具，女尸七百余具。当地乡绅出资建成两座义冢，集中土葬，男女分开，左侧的坟前树立“庚申殉难诸义士之墓”碑，右边的坟冢曰“庚申殉难诸烈妇之墓”。
杭州临安区的乡下，尚有不少清代义冢，形式多样。临安区锦城街道的“大罗义冢”建于道光年间，是以石板构筑的六边形的塔状建筑，正面镌刻“义冢”二字，旁嵌一碑，叙述建造原委，详列捐助名单。背后开有方孔，用来投放尸骨。透过方孔，可见里头以石板隔为两穴，左穴瘗藏男性尸骨，右穴是女性的。有的义冢标示“男左女右”字样，字迹醒目，大概为了避免骨殖混杂，乱了男女大防。
不必多举例。义冢是古代城乡常见的慈善行为，通常由官府、乡绅发起，瘗埋老无所依的穷人流民。这样的善人，各地族谱中所在多有，明嘉靖年间，丽水景宁县渤海镇的陈璗，经营银矿致富后，在家乡热心建造祠堂、义塾、义冢，是我在浙南山乡见过的例子。
在乡土田野里，很难再找出比义冢更加具有“正能量”的文物了，最能予人以“人心向善”的乐观鼓舞。然而，鉴于人性的复杂性，我们恐怕又很难始终保持高昂的乐观状态。
儿时，我有个邻居，是渔民，在东海讨生活。他在三十九岁那年，因癌症去世。乡下有各种说法，有人说他曾在海上见过一具漂浮的无名尸体，但他不照老规矩办事，没有将尸体带回大陆埋葬。从此，“厉鬼”就缠上他，那一身病，就是证据。
这个糟糕的故事，我至今想来，仍心有余悸。按照传统的说法，凡是无人收葬、祭祀的亡魂，都会变成到处作祟的厉鬼。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倭寇劫掠海宁，周应桢将军战殁，无人祭祀，亡魂化作厉鬼，每当风雨夜，鬼哭声啾啾。直到万历年间，建庙祀之，作祟的厉鬼才告太平，海宁黄湾镇周将军死难记碑，至今尚存，说的就是这件事。我在义乌赤岸的乡下，还见过“厉鬼坛”，这是过去祭祀孤魂野鬼的所在。
建造义冢的好心人，对孤魂野鬼心存善念、敬畏，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敬爱与畏惧，这两种不同的情绪，容易混为一谈。古人收殓陌生人的骨殖，一半因为敬重，一半因为恐惧。好比苍天在上，我们也很难说自己是敬重大自然呢，还是因为害怕大自然；又好比我们坐在台下，听主席台上的领导训话，皆作洗耳恭听状，你说我们到底是因为爱他呢，还是因为怕他？
我时常感慨于汉语的伟大，竟有“敬畏”一词，道尽人心的曲折和微妙。
好风水，是一种有限的资源。俗话说，哪儿的黄土不埋人，青山处处可埋骨。实则未必，向阳的山坡，显然较背阴之地更宜作墓地。若在那眼光苛刻的风水先生看来，真正算得上“藏风纳气”的宝地吉穴，偌大的一片青山，不过寥寥无几。好资源有限，所谓风水宝地，通常会被反复使用。
2004年，我在龙游县湖镇寺底袁村发掘宋墓，宋墓之上叠压着明墓，明墓之上又叠压着晚清民国墓。前段时间，武义县城西郊，在建设环城公路时发现南宋徐邦宪墓，工程队的朋友说，在挖掘机发现徐邦宪墓之前，这块地方已经迁移了400多座现代坟，显然南宋徐邦宪墓地所在，已经成为现代的大坟场。早早晚晚的墓葬，层层叠叠，前人后人不约而同地看中了同样的地点，寻来觅去，最终还是认准这些老地方。
1984年，磐安县安文镇发现一座南宋墓，据出土墓志，墓主人陈黻之妻何氏下葬于嘉定十六年（1223）；该墓正下方约92厘米的深处，竟然又埋着另一座砖室石板顶的宋墓，据《文物》月刊1987年第7期刊发的考古报告，发掘者推测其为北宋墓。其实，从墓内出土的青瓷炉等随葬品判断，上下叠压的两座墓，只相差二三十年。前人尸骨未寒，后人就将新坟覆盖其上，真不可思议。
现代的高速公路、铁路建设，穿山越岭，经过无数古代墓地。而古墓地之上，通常又覆盖着大量年代更晚的近现代坟墓，或为无主坟，或为有主坟。
无主坟，无人认领，公路只管建设就是；有主坟，墓主人尚有后裔，问题通常很棘手，除了占地、青苗赔偿，建设方还要补偿一大笔迁坟的费用，承担迁坟的时间成本。
祖先坟茔，兹事体大，关乎家族的荣枯与后人的情感。若处理失当，将会引发群众性事件。2005年，因为水库建设，金华郑刚中墓将要被淹没。郑刚中是南宋名臣，有《北山集》传世，至今深受当地郑氏后裔的敬仰。当时，异地迁建的政策尚未落实，郑氏族人与相关部门相持不下。而我全不知情，奉命前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引发民众不满。当他们得知我也姓郑，更加愤怒，集体围攻我，骂我不孝，“根本就不配姓郑”。——十多年后，我至今回想起来，仍然委屈得掉眼泪。但我相信，地方政府、基建单位的工作人员和老百姓之间关于迁坟的漫长谈判，以及与其讨价还价，晓之以理，一定比我的考古工作更加艰难。这绝不是所有人都能胜任的工作。
抢救性考古发掘，通常如此：考古部门先认准一个可能存在古墓的山头；待有主坟迁尽，所有的青苗补偿完成，基建部门把山头交付考古队，并约定一个考古工作的期限；考古发掘结束，修路，通车。
2003年，甬（宁波）金（金华）高速公路建设，我在奉化溪口附近的丘陵地区发掘汉六朝墓地。六朝墓深埋地下，地面全是晚清民国以来的有主坟。迁坟不久，尚未朽尽的棺木、衣物、棉被、破罐子，散落一地，空气中弥漫着腐朽的气息。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工作。
现在，偶尔有人恭维我：“郑老师，你怎么会有写不完的文章，讲不完的考古故事。”那是因为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干过那么多乱七八糟、包罗万象的活儿。
2010年，杭（杭州）长（长沙）高速铁路建设，我在龙游县夏金村。这里是龙游与衢州市衢江区（原衢县）的交界地带，村民是1959年以后的新安江水库移民。
配合基本建设的抢救性发掘，有严格的工期要求。为赶进度，我们经常借助挖掘机作业。这里经过前期清表，地面已无人为痕迹。不料，挖掘机一扒拉，一座现代坟被掀去了大半。真要命，工期如此紧张，居然有“有主坟”尚未迁尽。
这是座土坑墓，三合土筑成，棺木仅40厘米宽，骨殖尚未朽尽。墓主人是新安江的第一代移民。
我们将骨殖收拾起来，用红布包好，另找一个清净地方，妥善安厝。这是考古队应该做的。
但是，墓主人的子孙，听闻此事，找到我们，大吵大闹，要求赔偿。后来，看我们处事还算妥帖，更不是责任方，怒火不再冲着我们，转而向铁路方讨说法。
铁路方的意见是，迁坟通知发下已有半年，补偿经费也已到位，这不是他们的责任。而“孝子贤孙”只说他们从未接到通知，横竖就要一个说法，一笔赔偿。
我要说的是，基建方并无过错。政府规定的迁坟期限已过，无人认领的坟墓，自然要当成“无主坟”处理。孝子讨说法，只是想要钱，他们早该迁坟，即便没有接到通知，也该知道不久即将有铁路从他家的坟头穿过。当然，我不会戳穿他们。
眼前的三合土墓，下葬于1971年，大概是他们移民到龙游十年后。当年，他们走得匆忙，连家具都来不及搬走，新安江水库就开始涨水。异地他乡，生活不易，死后只有一口仅能周身的棺木，随葬一个粗糙的瓦罐，装了半罐子大米，除此，别无长物。
今年，我在淳安千岛湖旅游。听导游说，每逢清明节，很多新安江移民返乡上坟。当年，他们的祖坟来不及迁走，全部没于水底。如今，他们泛舟湖上，在船上焚香叩头，向湖面洒一些花瓣，遥祭长眠于水底的祖先。
2013年7月28日，据电视台发布的数据，气温40摄氏度，可是人们实际感受到的煎熬，恐怕比抽象的数据更加具体一点。我住在金华义乌某乡下的农户家里，门口的池塘已经干涸，房东家的大黄狗躲在角落，一动不动，只剩下大口喘气。
大清早，义乌市博物馆的朋友把我叫去了城郊一个土名叫作“童关山”的地方。那里原来是个小土坡，坡上有很多近现代的坟墓，底下有年代更早的明清墓葬。因为房地产开发，红土山已经被夷为平地。这一片热土上，工程车鱼贯而出，鱼贯而入，无数的打桩机正在作业，哐当哐当，地动天摇。
我去那里，名义上，说是指导古墓的抢救清理。前天晚上，工地的挖掘机挖到了几座明清坟墓，券顶砖室，体量不大，但埋得很深，地表毫无迹象，若非掘地三尺的工程，它们绝不至于暴露。
我赶到时，工地现场已有挖掘机在作业，只见大抓斗狠狠一下，砖室就被削去一角。四五个民工，光着膀子，抡起锄头、铁锹，冲着古墓，干起来了。
他们是从附近建筑工地上就近雇来的劳力，均为外地人，江西的、湖南的、湖北的，烈日下，穿着半截裤，光着上半身，不说话，不喝水，只顾干活；黝黑的肤色，汗珠冒出来，晶莹剔透，健壮的身躯，没有一点多余的脂肪。
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战胜了坏天气。古墓的周围，里三层，外三层，被观众围得水泄不通。有的人面对烈日毫无畏惧，有的人脱下汗衫蒙在头上，爱美的姑娘打起花花绿绿的阳伞。
人们拥挤着，发表各种议论。有人大胆预测，古坟中一定有古董；有人小心求证，说这坟看上去不像富贵人家的，不会有宝贝；有人引经据典，说这地方古代有个忠良，触犯了当权的奸臣，被砍了脑袋，下葬时，特地安装了黄金打造的脑袋，说不准，这次就能挖到金脑袋……
我抬起头，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在眼前闪过，有人伸长脖子，有人屏住呼吸，有人气定神闲，有人谈笑风生。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小说《示众》，人们似乎在欣赏着一场百年不遇的演出，丝毫不认为眼前的坟墓，长眠其中的竟是百年前自己的同类。
一小时过去，坟墓挖完了。里头啥也没有，除了一副尚未朽尽的骨架，从头到脚，零零落落。看上去，这是个清代的女人，墓圹中没有随葬墓志，没有人确切知道她的名字，这是一颗自天际划过的流星，破碎的坟茔，只是流星曾经真实存在的证据。
她来过这世界，然后离开，如同蒲公英飘零于风中。把坟墓挖得这么深，宁静地安息，是你的梦想吗？然而，百年后的挖掘机，摧毁了一切。
参观的人，摇头叹气，纷纷散去。有人愤愤不平，说这个清朝的穷光蛋，也不埋点东西，这么热的天，既浪费我们的时间，也辜负了博物馆的工作；有人神色凝重，好像领悟到了什么，说这个清代女人真可怜，在今天还要被人挖出来折腾。
在观众散去之后，民工们领取工资之前，他们把墓内的骨殖捡拾起来，装在一个塑料袋中，摆在路边。
我说：“我们找个清净的地方，把骨头重新掩埋吧。”有人说话了：“你看看，这里哪有清净的地方，我告诉你，这边的每幢房子都值几百万，上千万。”说话的人，是民工头。
我认为他的意见是正确的，这里的房子确实很贵。但我坚持说：“拜托了，我们最好还是想想办法找个地方吧。”民工头是个爽快人，说：“没问题，你说吧，办这件事，多少钱？”
老实说，我喜欢这样的交流方式。谈钱，是最不必不好意思的，任何事情说到这份上，也就意味着可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