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代建构的产物，但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几千年历史发展的结果。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互相认同是一个重要的内在动因。再加之，从群体视角看，民族认同是衡量民族关系的一个指标，同时也是影响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关系到一个政权或国家的政治稳定与长远发展。因此，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过程，考察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认同就非常必要。

十六国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之一，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十六国北朝时期也是多元文化激荡的时期，因此在这一时期，民族与文化等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使这一时期民族认同的具体表现及特点非常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而且，在这一时期各个民族之间的互动非常频繁，混居杂处、冲突融合的现象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一历史现象为中华民族在近代史上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本书以十六国北朝这样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时期的民族认同为研究对象，以下两个方面也是主要考虑因素。

（1）两汉以来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内迁，以长城为界线的农牧分界和华戎分界被打破，两种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族杂居生活在同样的生活空间里，政权更替和人员迁徙频繁无序，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互相之间的那种来自民族认同的不安全感时时威胁着每一个人。（2）佛教作为一种异域文明在东汉时期的传入，也给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有力的冲击，内迁游牧民族积极主动地扶持、崇信此宗教，以此作为与儒家文化抗衡的一个思想武器，使得儒家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

“认同”一词原本是一个哲学意义的概念，后来被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引用到心理学上：“认同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被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的趋同过程。” 随着认同研究的深入，“认同”概念开始走出单一的心理学研究视角，进入广泛的人文和社科领域，成为当代学术界的一大流行词，并聚焦于民族、国家这类社会群体，国内外学者对之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而“民族认同”这一词语中的“认同”是指个人或群体通过辨别和取舍，在情感上、意识上、行为上与他人或某一群体连接为一体的一种动态的心理过程。它既包括对本民族的认同，同时也包括对他民族的一种接纳与认可。简单地说，认同就是指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在特定的情境下，认为自己是属于某一个社会群体的情感表达，主要表现在民族心理、民族意识、民族成见与歧视等几个方面，基于这样的认识，现将十六国北魏时期有关民族认同的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本书的论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以文本资料为主探讨十六国时期各个民族的认同状况；二是以图像资料即北魏时期佛教造像中的供养人及题记为主研究北朝时期的民族认同情况。因此对于十六国北朝时期民族认同的研究现状及趋势，也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介绍。

1.以文本资料为主的研究情况

关于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民族认同，目前还没有专门的著作，段锐超的博士学位论文系统分析了北朝时期的民族认同，但他理解的民族认同的含义与本书的民族认同相比略微宽泛了一些。他在文中使用的认同不仅包括民族身份的认同，也包括了民族文化的认同，而且段锐超的论文只是将时间限定在了北朝时期，并没有涉及十六国时期。彭丰文的《两晋时期国家认同研究》一书对当时的民族认同有所涉及，但切入点主要是国家认同，而且作者只选取了两晋及十六国时期的个别政权，还有一些政权或民族的情况没有涉及。此外，王明珂先生的几部著作，皆涉及民族认同的许多理论问题。另外许多研究十六国北朝时期民族史的论著或多或少，或隐或显都会论及与本文有关的内容，但都不是专门研究，故在此不一一提及。其他专门探讨十六国北朝时期民族认同的论文也不多见，但是与此相关或虽没有冠以民族认同但实际研究内容可以纳入民族认同的论文还是有一些。这些论文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祖源攀附：十六国北朝时期，号称与华夏民族同源共祖是内迁民族的一个普遍现象，这行为和现象从血缘和伦理上认证了民族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研究民族史或断代史的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在论著中多有涉及，何德章、温海清等人非常详尽地罗列、分析了伪托望族与冒袭先祖的具体情况；董文武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史撰述情况分析了祖源攀附所表现出来的民族一统、同祖同源观；张军分析了十六国北朝祖源攀附的现象及意义，同时也阐述了祖源攀附与十六国北朝意识形态构建之间的关系；尚永亮、龙成松对中古胡姓家族之族源叙事与民族认同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在祖源攀附中，祖先谱系的建构是一个重要环节，因此一些学者对中古时期的这一现象进行探索，如仇鹿鸣、范兆飞、尹波涛、吴曼玉等，只不过有一些学者论述的重点并不在民族认同。

“夷夏之辨”自古是华夏民族排斥其他民族的一个思想武器，每当民族冲突与民族矛盾激烈的时候，“夷夏之辨”便屡屡被提及，甚至成为当时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十六国北朝时期也是如此，而与夷夏之辨关联比较密切的就是政权或王朝的正统性与合法性的讨论，因此关于此方面的研究比较多，而在讨论正统性与合法性的同时，一般都会涉及民族认同：日本学者川本芳昭关注了十六国时期汉族的胡族观、胡族的汉族观及正朝正统观念的变化；何德章探讨了北魏国号与正统性问题；罗新从德运变化揭示十六国各政权的正统观；彭丰文专门论述了十六国时期胡人正统观的嬗变；秦永州、邓乐群等人对此问题也多有涉及；张俊飞从年号上分析十六国政权的文化及政治取向。另一些学者则是对十六国北朝时期某个具体政权的正统观进行分析，如赵红梅、李路等对慕容鲜卑正统意识及其演变进行了论述。

十六国时期的中国认同或中国观：由于在古代，“中国”一词含义比较丰富，既有地名、政权名等的含义，同时也是民族即华夏民族的代称，因此分析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中国观或中国认同也难免会论及民族认同，宋秀英、李大龙从古代疆域形成的角度分析了北疆民族对“中国”的认同；李方则分析了前秦的中国观：马艳辉从各政权自称中国这一现象分析了十六国北朝的中国观；赵红梅则具体分析了慕容鲜卑对中国认同问题；胡阿祥讨论中国古代政权国号时也对十六国时期的中国观略有涉及。

民族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是民族认同的一个具体反映，有关十六国北朝时期民族心理多为具体的个案研究。孔毅、张国安等人分析了孝文帝迁都之后六镇鲜卑群体心态的演变；陶贤都分析了北朝士人对南朝政权的态度；王永平则具体分析了崔浩的南朝情结；许永涛的硕士学位论文对汉族工人与胡族政权的对抗与合作状况进行了展示；张德寿探析了拓跋鲜卑的心态与崔浩国史之狱的原因；等等。

还有一些学者对具体某个人物的民族认同也进行了分析，如罗新曾以个案分析了北齐时期韩长鸾等人的认同问题；北齐口语“汉儿”的含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民族认同，学者苏航、杨栋娟等对此问题进行了解析和论述。

2.利用图像资料的研究状况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之后，造像之风也非常盛行，出现了以“四大石窟”为代表的众多石窟及民间造像。这些造像非常直观地映射了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诸多方面。因此，学者从多学科的角度对佛教造像进行研究，或从考古学的视角对石窟造像的结构、类型、变化、分期等方面进行研讨；或从艺术史方面研究造像构图、艺术手法等；社会生活史的学者则从造像中人物的服饰、发型等研究当时民众的社会生活状况；民族史的专家也在造像方面用力较多，主要探讨造像中反映出来的民族迁徙、民族关系等，产出了非常重要的成果，总之，以上诸学科领域的成果非常丰富。

但是，对于石窟造像中反映的民族认同这一问题，相关方面的分析与研究成果较少。十六国及北魏时期，佛教在统治阶级倡导下迅速兴盛，进而造像之风渐兴。造像的出资者（供养人），在造像中展示自己、家族、亲眷和奴婢等人的形象，并标注题记以记录功德、解释供养目的。而造像中的供养人形象、题记，则反映了供养者一定的民族认同倾向。“通过对服饰、发型、物件以及空间结构的描绘，可以清楚地反映供养人的性别、族群系属、亲属关系、职业以及社会地位，这些都是认同建构的核心要素” ，而且“造像记里所反映的是一代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宗教信仰和心态，它有同于大人先生们的地方，也就有异于达官贵人的地方” 。因此以佛教造像资料为主研究北魏时期的民族认同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其实在近代以前，一些学者就已经开始利用造像记资料，他们认为造像记可以“证经典之异同，正诸史之谬误，补载籍之缺佚，考文字之变迁” 。马长寿先生《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一书可说是利用造像记资料进行民族史研究的典范之作，此书通过造像题记中出现的姓氏等内容，分析与印证中古时期关中各族的族属渊源、姓氏变迁、分布、通婚及融合等相关问题。马先生将碑铭置于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还原与解析了碑铭资料中所暗含的民族关系、民族融合。虽然其主要目的并不是研究造像中的民族认同，但其着重分析的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民族认同状况。

除此之外，近几年侯旭东利用造像记资料研究中古时期民众佛教信仰、民族关系以及国家认同，成果丰硕。他通过探讨佛教流行于北方社会的历史背景，注意到供养者的阶层性，并将具有不同背景的造像者分类，以讨论造像记中所见的民众信仰以及国家认同等。

国外学者王静芬从供养人造像服饰、站位、排序入手，研究供养人的族群系属、社会地位及认同，他认为在佛教的庇佑下胡、汉民众融合在一起。该文涉及供养人的服饰、站位、排序中的尊卑现象等，研究思路比较新颖。日本学者石松日奈子是国外学者中研究中国石窟造像成绩非常突出的学者，她在研究云冈石窟造像的过程中，也对佛教造像服饰反映的民族问题略有涉及。

综上所述，此前国内外学者对石窟造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考古学、民族学、美术学等方面，较少有学者从民族史和图像学的角度，从石窟造像供养人及题记方面着手研究其中所反映的民族认同。因此，本书试图在此方面做一些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