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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后殖民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以及西方当代最活跃和最有影响的理论家之一，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在其漫长而又硕果累累的研究生涯中，对后殖民理论的进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尤以2000年在其代表作《地方化欧洲：后殖民思想与历史差异》中提出的“地方化欧洲”观念最为著名。所谓的“地方化欧洲”，意在摒弃经由殖民主义而形成的各种欧洲中心主义观念，将欧洲从居于人类历史的中心位置，转移到不再具有普遍性的众多地方位置中的一处。查克拉巴蒂同时指出，将欧洲“地方化”并不是要简单地否认欧洲所代表的文化与价值观念，也不是以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反对欧洲文化价值观念中任何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分。“地方化欧洲”旨在思考，产生于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的欧洲的文化价值观念，缘何借助历史的进程，逐渐超越其发源地，为欧洲之外的各个地方所接受。这其中既存在欧洲与非欧洲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地方化欧洲”观念体现了一种悖论和紧张关系，或许这正是当今时代欧洲与非欧洲（或广义上的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复杂而纠结状态的真实表现。理解“地方化欧洲”观念，是认知和把握查克拉巴蒂思想与理论的关键。
迪佩什·查克拉巴蒂1948年出生于加尔各答，印度裔的美国历史学家，早年学习理科，在加尔各答总统学院获得物理学学士学位，后来在印度管理学院加尔各答分校获得管理学硕士学位。印度管理学院参照美国商学院的模式建立，但与后者不同的是，它将历史学作为所有学生的必修课。正是在这里，查克拉巴蒂接触到历史，并学习了由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巴伦德（Barun De，1932-2013）开设的印度近代史课程，由此对历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加尔各答管理学院毕业后，查克拉巴蒂就职于一家苏格兰公司，担任人事部见习经理，但业余时间仍师从巴伦德学习历史，并立志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当时的加尔各答大学校风保守，不愿招收查克拉巴蒂这样没有历史学专业背景的学生攻读博士学位。不过，机缘巧合的是，查克拉巴蒂通过巴伦德结识了前来加尔各答造访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安东尼·劳（Anthony Low，1927-2015），受到其赏识，终于在1976年底前往堪培拉跟随其攻读博士学位。 [1]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印度追求工业现代化的曲折历程以及个人在阅读E.P.汤普森（E.P.Thompson，1924-1933）《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时留下的深刻印象，让查克拉巴蒂选择孟加拉国的工人阶级作为自己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这项研究最终在1989年以“再思工人阶级的历史：1890～1940年间的孟加拉”为题出版。
[2]
1980年，尚在读博士的查克拉巴蒂遇到了借调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任教的、以研究印度农民运动著称的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古哈当时正在酝酿一个以研究印度下层人民历史为方向的“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亦译“底层研究”）计划，该计划旨在打破英国资产阶级史学和印度本土民族主义史学对印度下层人民历史的曲解，以一种反精英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方式重新书写印度农民和工人阶级的历史。
受古哈的影响，加之与其相近的学术旨趣，查克拉巴蒂加入了这一研究群体，并成为庶民研究小组的创始人之一和中坚力量。1982年，在古哈的主编下，庶民研究小组的集体成果《庶民研究》（副标题为“南亚历史与社会文集”）第1卷出版。在1983年和1984年出版的《庶民研究》第2卷和第3卷中，已经在墨尔本大学任教的查克拉巴蒂相继发表长文《工人阶级生活和工作状况的认知条件：1890～1940年加尔各答的雇主、政府和黄麻工人》和《等级文化中的工会：1920～1950年的加尔各答黄麻工人》。
[3]
这两篇文章均出自其博士学位论文，基本上奠定了日后正式出版的《再思工人阶级的历史》一书的主题和论调。
这之后，除了在1985年出版的《庶民研究》第4卷中发表了一篇带有讨论性质的短文外， [4] 直到1994年出版的《庶民研究》第8卷中，查克拉巴蒂才发表了又一篇长文《殖民现代性的异延：英属印度时期公众对家庭生活的辩论》。 [5] 从这篇文章的主题和立意来看，它与之前查克拉巴蒂专注于工人阶级的研究路径发生了明显变化，开始转向对殖民现代性这一更大的主题，所运用的理论也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变为在当时颇为流行的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同时，查克拉巴蒂对“庶民”这一概念的理解也发生了改变。在原初的语境中，“庶民”主要指殖民地时期印度的农民和工人阶级，强调的是阶级属性，而此时“庶民”则指向生活在西方现代性之下的男男女女，突出的是文化身份。不仅如此，整个庶民研究小组对于“庶民”的理解以及研究方法也都发生了转变。在1993年的第7卷中，神话、象征这样的人类学概念开始进入庶民研究的领域中。而从1996年的第9卷开始，性别、暴力、种族、空间、表征、抵抗等社会学和文化研究中常见的分析范畴频频出现，与之前相对单一的阶级分析法形成鲜明对比。特别是，从《庶民研究》第11卷（2000年）开始，文集的副标题放弃了沿用已久的“南亚历史与社会文集”，改为“共同体、暴力与性别”。而第12卷（2005年）的副标题则定为“穆斯林、达利特人和历史的虚构”，关注的焦点为宗教少数派、贱民等阶级话语之外的边缘群体，因而具有更强的解构意味。
庶民研究的这一转向，与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这样的后殖民理论家的参与有很大关系。在《庶民研究》第5卷中，斯皮瓦克发表了一篇分析印度著名女作家马哈斯薇塔·德维（Mahasweta Devi，1926-2016）的小说《乳房给予者》（ Breast-Giver ）的文章，将女性主义视角和方法引入庶民研究中。 [6] 1988年，斯皮瓦克又发表了著名的长文《庶民可以说话吗？》，抨击庶民研究忽视了印度底层妇女，这对庶民研究小组重新反思何为“庶民”产生了极大影响。 [7] 研究视角和理论的变化固然是造成这种变化的重要原因，但印度社会内部新涌现出的族群矛盾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20世纪80年代，印度出现了一些右翼宗教组织，他们攻击的目标是基督徒和穆斯林这些宗教上的少数派，这种情况促使后期的庶民研究将视角转向比传统庶民的社会地位更加低下的、无人关注的、受到社会主流价值群体迫害的边缘人群。
可以说，大概从1993年的第7卷开始，庶民研究已经发生了明显转变。“庶民”这个之前明晰而确定的概念开始变得含混不清，似乎想以此将更为庞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群体悉数纳入其中，它在文化上的象征意义已经大过了它在历史语境中的真实含义。由此，庶民研究一方面背离了早期以阶级分析见长的政治史和经济史研究；另一方面，它转向了更为复杂也更为广阔的文化领域，并试图借助现代性、民族国家、历史学、知识生产这些体现了现代西方霸权的概念，来重新思考殖民地印度与宗主国英国之间的，以及印度殖民地社会内部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虽然在庶民研究中式微，但后殖民主义这一糅合了多种理论来源也更具分析能力的研究方法，开始彰显其批判性和创造性兼具的理论力度。这一时期，查克拉巴蒂与沙希德·阿明（Shahid Amin）联合主编了《庶民研究》第9卷（1996年），并在1997年古哈主编的纪念庶民研究十周年的选集中重刊了自己的旧文《后殖民性与历史的诡计：谁为“印度”的过去说话？》。 [8] 《后殖民性与历史的诡计》一文最早发表在著名的学术期刊《再现》（ Representations ）1992年冬季号上，这篇文章之所以特意收录在这本纪念文集中，主要是因为它的原创性和对当时庶民研究的指导意义。在这篇文章中，查克拉巴蒂开始系统地运用后殖民理论来剖析欧洲的现代性以及欧洲现代史学对作为文化他者的印度的想象与虚构，他主张打破现代欧洲史学的那种线性的时间观和发展观，反对将印度的历史纳入被欧洲划定的发展阶段中，进而看到印度乃至非西方世界与西方在历史上的差异。这篇文章不仅为查克拉巴蒂轻松谋得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教职，而且构成了后来让他享誉学术界的名作《地方化欧洲：后殖民思想与历史差异》的思想与理论基础。
也正是从这篇文章开始，作为庶民研究小组主要成员的查克拉巴蒂，开始从对工业现代化进程中印度工人阶级生活和工作状况的考察，转向了对代表一种知识和权力形式的欧洲启蒙理性以及被认为更具普遍意义的欧洲现代性的批判。由于用后殖民理论代替了此前在庶民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查克拉巴蒂等人遭到了早期庶民研究成员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如社会史家苏米特·萨卡尔（Sumit Sarkar）的批评。在回应萨卡尔的批评时，查克拉巴蒂强调，保持对欧洲启蒙运动遗产的批判立场，并不是全然否定理性主义的传统。在查克拉巴蒂看来，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或者代表了启蒙理性精神的现代欧洲史学观念在描述非欧洲社会时，并不能体现启蒙精神所倡导的民主和平等的价值。因为在这场对话中人们只能听到欧洲的声音，且基本是以单向甚至强制的方式表述出来。作为形式上的对话者，非欧洲只是处于被描述的状态，没有机会为自己发声，也无法成为真正的历史主体。而庶民研究对启蒙理性和现代性的批判，目的就是让历史成为与“庶民”真正民主对话的手段。 [9] 查克拉巴蒂的这一核心思想将集中体现在《地方化欧洲：后殖民思想与历史差异》这部书中。
1995年，查克拉巴蒂离开了任教十年之久的墨尔本大学，前往芝加哥大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选择离开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墨尔本大学当时无人再教授印度史和南亚史；二是美国成为后殖民理论与后殖民批评的重镇，那里更适合发展自己的庶民研究理念。
在芝加哥大学期间，得益于与霍米·巴巴、阿尔君·阿帕杜莱等后殖民理论家的交流，查克拉巴蒂发展了自己的思想，将后殖民理论进一步应用于庶民研究乃至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研究中来。2000年，查克拉巴蒂最重要的著作《地方化欧洲：后殖民思想与历史差异》出版。
[10]
这部著作超越了查克拉巴蒂之前的印度史和南亚史研究范围，将目光转向对作为欧洲思想内核的现代性、理性和整个欧洲现代历史观念的批判，试图将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普遍精神的欧洲思想推向特殊位置，进而让非西方的历史叙述摆脱西方历史话语的宰治。
查克拉巴蒂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地方化欧洲”。在查克拉巴蒂的理解中，“欧洲”并不是作为地理实体的欧洲，这样的欧洲从20世纪中期起就已经衰落，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这里的“欧洲”是一个观念或想象的产物，它以一种陈旧和简易的方式深刻存在于人们的思维习惯和日常观念中。特别是当人们在看待和思考现代性尤其是政治现代性时，会不由自主地以“欧洲”背后所承载的那些先入为主的观念为出发点，而如果不诉之于这些源自欧洲的概念和分析范畴，人们在政治现代性这一问题上将无所适从。用查克拉巴蒂的话说就是：
诸如公民权、国家、市民社会、公共空间、人权、法律面前的平等、个体、公私之分、主体观念、民主、人民主权、社会正义、科学理性等概念无不承受着欧洲公共思想和历史的后果。没有这些和其他与之相关的在欧洲启蒙运动和19世纪期间达到其最高形式的概念，人们简直无法思考政治现代性。 [11]
不过，让人感到反讽的是，尽管19世纪欧洲的殖民者在宣扬这些价值观念的同时又在实践中践踏了它们，尽管他们只是将这些价值观念应用于殖民地白人内部，但作为被殖民者的非西方人却要捍卫这些价值观念，因为缺少了这些价值观念，非西方人将无法发展他们的政治现代性，而从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中还找不到应对政治现代性的策略。
在从印度和非西方政治现实的角度揭示欧洲价值观念悖论的同时，查克拉巴蒂又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思想和制度根源。在查克拉巴蒂看来，迄今为止，欧洲思想是唯一一个存活在现代大学的各个社会科学研究部门的传统，这是欧洲的价值观念对现代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原因。这并不是说，现代大学中不再研究非西方的各种思想传统，而是说从现实应用的角度来看，这些非西方的思想传统只不过是一种死掉的学问，它们是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被人们研究的。比如，很少有人会援引生活在13世纪的逻辑学家甘吉沙（Gangesa）、6～7世纪的语法学家和语言学家婆利睹梨诃利（Bhartrihari，约570～651）、10～11世纪的美学家阿毗那婆笈多（Abhinavagupta，约950～1016）的观点去解决现实问题。但对那些死去良久的欧洲思想家们来说，非西方的人们依然会对他们的思想进行阐释，好像他们并不只属于他们自己的时代，还属于现代。查克拉巴蒂敏锐地指出：“对我们来说，过去的欧洲思想家和他们的范畴从未死去。南亚的社会科学家会热烈地与马克思或韦伯争论，感觉不到有任何必要去历史地看待他们或者将他们置于欧洲思想的语境中。有时，尽管很少见，他们甚至会与这些欧洲理论家在古代、中世纪或现代早期的前辈争论。” [12]
当然，让欧洲人对自己价值观念的普遍性深信不疑，以及让后来的非西方人欣然接受这些观念，并从外部加固其普遍性的一个深刻原因，在于历史上从欧洲内部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历史主义观念。这里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与主要产生于18世纪德国的历史主义传统不尽相同。德国18世纪语境中的历史主义，主要是对法国启蒙运动及后来的拿破仑战争的一种反应。德国的知识分子和历史学家希望摆脱法国所提出的启蒙模式或现代性道路，结合德意志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开辟一条德国自己的未来发展之路。因此，历史主义对于18世纪的德国人来说，意味着一种民族主义和特殊主义，是对普遍历史规律或历史发展的普遍性的否定。 [13] 而查克拉巴蒂所谓的历史主义指的是这样一种观念：理解任何事物，都要将之作为一个整体，从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来考察。鉴于这一论断较为简单和含混，查克拉巴蒂在《地方化欧洲》导论中专辟一节“对‘历史主义’这一术语的说明”，进行了更为详细的阐释：
我们可以说“历史主义”是具有如下特征的一种思考方式。它告诉我们，为了理解这世界上任何事物的本质，我们必须将之视为一个历史地发展的实体，也就是说，首先，它是一个个别的和独特的整体——至少是某种可能存在的统一体，其次，它还是某种随时间发展的东西。历史主义通常考虑到了这种发展的复杂和曲折；它试图在特殊性中发现普遍性，而且没有设置任何必要的目的论上的假定。 [14]
因此，历史主义意味着欧洲人将在其历史经验中发展形成的观念，作为一种普遍适用的事物，应用到欧洲之外的社会，但并没有考虑到不同地方在接纳这些观念时会表现出的不适。更为重要的是，非西方社会在接受这些源自欧洲的观念时，也不自觉地接受了这种历史主义的思维模式，即认为自我社会的发展是落后的，需要等待来自欧洲的进步观念打破其历史发展的瓶颈，或者说借助欧洲的思想观念创造一种欧洲历史发展模式的变体，来使自我的历史走向现代。正是在欧洲人与非西方人的共谋下，人类社会的发展路径被固定为一种“先从欧洲开始，然后波及其他地方”的模式。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多元性被结构化为一种单一的，带有明显目的性的普遍历史。历史主义使欧洲的发展模式不仅成为普遍性的，也成为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正如查克拉巴蒂指出的：“正是历史主义，使现代性或资本主义看起来不仅是全球性的，更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成为全球性的，从一处地方（欧洲）发源，然后向外扩散。” [15]
由此，查克拉巴蒂看到了欧洲价值观念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性。他希望当人们——不论是欧洲还是非西方的知识分子——在审视欧洲的经验时，应当将欧洲放回到它的历史时间和地理空间中去。这就是他提出“地方化欧洲”的缘由。这里的“地方化”（provincializing）意思是摒弃欧洲在人类历史中的中心位置，将之恢复到其应有的作为一个“地方”（place）的位置。在《地方化欧洲》一书的“后殖民性与历史的诡计：谁为‘印度’的过去说话？”一章中，查克拉巴蒂对这一观念展开了详细的论述。
查克拉巴蒂认为，将欧洲地方化或者去中心化，并非对以欧洲为代表的现代性、自由价值、普遍性、科学、理性、宏大叙事、总体性的简单否认。因而，地方化欧洲所代表的不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计划。换句话说，不能将那些赋予欧洲以现代特性的理性、科学等观念仅仅视作一种欧洲的文化特殊性而加以排斥。以启蒙理性为例，查克拉巴蒂强调，问题的关键点不在于指出它本身也是非理性的，而是去说明这一理性是如何借助历史的进程，从原本对所有人来说并非不言自明的状态，逐渐超越其发源地，成为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现实。对于这种历史进程，查克拉巴蒂提醒人们不能忘记以下两个事实：第一，欧洲成为现代的象征，虽然是欧洲帝国主义历史的内在组成部分，但这种情况是在全球历史的框架中形成的；第二，将欧洲的现代性等同于普遍意义上的现代性不只是源于欧洲人的推动，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者同样参与了这一进程。 [16]
这里，查克拉巴蒂表现出了一种对“地方化欧洲”的矛盾态度。他一方面反对欧洲所代表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又不主张非西方以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将欧洲特殊化。同样，他在指出必须将欧洲的历史置于“地方”的位置重新考察时，又不得不承认欧洲在现代世界取得优势地位的合法性或合历史性。当然，或许“地方化欧洲”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悖论的命题，它所包含的内在的矛盾、冲突和紧张关系，或者欧洲与非西方之间的纠结状态，已经远非一种非此即彼的论证就能说得清楚。可能正是因为考虑到了这一复杂的状况，查克拉巴蒂在一开始就申明，“地方化”欧洲计划指的是一种尚不存在的历史。 [17] 进而，查克拉巴蒂又指出：
地方化欧洲计划必须意识到它内在的不可能性。因此，它面对的是一种包含了绝望政治的历史。很明显，到目前为止，它不要文化相对主义，也不要返祖和本土主义的历史。它同样不是一种简单排斥现代性的程式，这在许多情况下意味着政治上的自杀。我要的这种历史，它在其叙事形式的每一个结构中，都有意让人们看到它压迫性的策略和实践，看到它为了将人类一体的所有其他可能整合进现代国家的计划中，在与各种关于公民权的叙事串通起来时所发挥的作用。 [18]
可以看出，当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欧洲所体现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兼具的矛盾时，查克拉巴蒂还是希望人们首先不能忽视欧洲在其历史进程中对非西方社会表现的强制性，进而对任何假历史之名而施行的普遍主义行为持审慎的态度。
不过，即便是在《地方化欧洲》得以再版的八年后，面对如何实施“地方化”欧洲的计划，查克拉巴蒂依然没有找到一个两全的办法。他在新版的序言中如是写道：“确切地说，‘地方化’欧洲是为了发现那些普遍性的欧洲观念，同时是如何以及在什么意义上从非常特定的思想和历史传统中产生出来，这些思想和历史传统不被认为有任何普遍效用。它将就思想如何与地方产生关系发问：思想可以超越其发源之地吗？地方可以为思想烙上其印记，以至于可以去质疑纯粹抽象范畴这一观念吗？” [19] 或许，查克拉巴蒂关于思想与地方之间关系的提问，在今天这个形式上已经全球化，历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竞相出现“全球转向”的时代，依然有值得冷静思考的意义和价值。
“地方化欧洲”的一个普遍意义在于，它以印度近现代历史的特殊经验为例，试图寻找一条印度现代性的道路。查克拉巴蒂与庶民研究小组的其他同道一起，通过揭示庶民意识或者庶民主体的独特性，力图打破那种将印度近现代历史塑造成为什么是失败的，或者如何从失败走向成功的模式。现代性与理性，或者涵盖了这两个重要概念的历史主义就成为查克拉巴蒂重点批判的对象。不仅如此，查克拉巴蒂还指出，前现代的非西方国家在借鉴欧洲历史成功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将历史，其实是经过改造了的欧洲的大写历史，作为建构其现代性和民族国家的重要工具。这种将历史“历史主义化”的取向同样需要反思和否定。
虽然在反对欧洲经验的普遍性中，查克拉巴蒂持一种并非激进的保留态度，但他在解构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书写中的贡献却是开拓性的。可以说，自查克拉巴蒂的《地方化欧洲》之后，后殖民史学开始成为一种重新撰述非西方历史，进而对全球历史进行反思和论述的有力武器。就生活在自我历史传统和文化经验中的欧洲和西方历史学家来说，他们对查克拉巴蒂的上述努力大多持赞赏的态度，毕竟，从欧洲内部来清除欧洲中心主义的流弊，也是一些欧洲和西方学者的目的。不过，对于查克拉巴蒂的“地方化欧洲”观念，一些欧洲学者还是提出了反对意见。比如，德国学者卡罗拉·迪策（Carola Dietze）2008年就在《历史和理论》上撰文，批评了查克拉巴蒂“地方化欧洲”的主要理论依据。
首先，迪策认为，查克拉巴蒂对历史主义这一概念的理解有误。在德国的语境中，历史主义可以指19世纪以来德国所出现的一种新的历史研究范式。而在英语的学术传统中，历史主义主要指各种历史元叙事。查克拉巴蒂正是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历史主义这一概念的。迪策进而指出，查克拉巴蒂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应当是对历史元叙事，比如历史进步主义、现代化理论等的批判，而不应当是对欧洲的历史研究范式乃至欧洲整个历史学科的批判。在欧洲的史学传统中，不乏对差异和多元化的尊重，书写一部平等的历史，欧洲历史学家同样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因而不能一概否认欧洲的历史学实践。 [20] 确实如迪策所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的史学研究范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后现代史学的兴起，同样对欧洲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传统进行了致命的解构，它意欲打碎大写历史的禁锢，发现欧洲历史内部的他者，恢复他们应有的主体地位，进而又将这一批判的视角转向了欧洲与西方世界之外，为重新看待和书写非西方的历史创造了新的条件。近年来，全球史的兴起，进一步瓦解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史学理念。非西方的历史不仅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在全球历史框架中处于更符合历史事实的位置。同时，全球史也为西方历史学家与非西方历史学家找到共识，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21]
其次，迪策认为查克拉巴蒂对现代性的批判同样有失偏颇。在迪策看来，现代性迄今仍是一个没有得到恰当界定的术语，对于它的内涵以及它所体现出的价值，依然处于不断的认知中。欧洲人直到今天，仍在质疑现代制度在大部分欧洲社会中的有效性，并尝试对之予以更新。所以，现代性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能以静止的态度去看待它。此外，现代性不仅是一个与分析过去相关的概念，而且是一个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相关的概念。如果彻底解构了作为一个历史问题的现代性，人们在展望未来时就缺少必要的参照，会有损于人们对未来做出重大抉择。
迪策担心，对于启蒙现代性的解构，可能会让查克拉巴蒂走上一条极端历史主义的道路，即只有根据自己的标准而不是普遍的进步叙事的标准，才能公正地评价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民族。
迪策认为查克拉巴蒂的“地方化欧洲”设想，将欧洲与非欧洲对立了起来。为此，她提出了将欧洲去中心化的三种研究模式：历时性研究、共时性研究和纠缠性研究（entanglement）。
历时性研究针对那些从属于现代化概念下的长期历史进程，比如全球化、民主化、科学化、帝国和民族形成、世俗化和城市化等。在历时性研究中，迪策强调了比较的视角，希望以之来看待发生在世界不同地区的这些相同过程，并认为比较的视角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欧洲的地方化了。比如在城市化研究中，比较的视角可以让人们发现，城市群的未来模式可以在拉美、非洲和东亚的大都市中看到，而不是欧洲。共时性研究则专门用来指比较研究，它明显具有一种消解欧洲中心的目的。第三种是纠缠性研究。所谓的纠缠性，指的是不同地区在某些过程或事件中处于一种相互依赖、彼此难以分割的状态。
如果将迪策所提出的这三种研究模式综合起来的话，其实就是典型的全球史路径，涉及长时段、比较、联系和交织等因素。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多夫·贝利的《现代世界的诞生》就是这样一部包含上述因素的代表作。该书的一个重要观点是，18世纪形成的中国、伊斯兰帝国和欧洲诸强并存的多中心的世界体系，对当时世界范围内结构相似的文化、政治制度的出现，起到了重要作用。
[22]
针对迪策指出的将历史主义等同于历史学科，进而在反对欧洲历史主义的同时也反对欧洲史学实践的批评，查克拉巴蒂的回应是，自己并没有将两者混同，但历史主义与历史学科在构建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叙事中，确实有着共谋关系。在查克拉巴蒂看来，无论是历史主义还是历史学科，都是对过去的想象，两者在重塑过去时，共同维持着欧洲作为历史发展的标准和范本的支配性地位。 [23] 二战后兴起的现代化理论，就可以看作一种新的历史研究范式和元历史叙事的结合。所以，《地方化欧洲》既是对欧洲18世纪以来的历史学科（同时也包括非西方国家在建构民族国家时所沿用的以欧洲历史学为蓝本的“新史学”）的批判，也是对作为一种关于历史的特定思维方式的历史主义的批判。关于现代性的批判问题，查克拉巴蒂强调，自己并不是要否认现代性的普遍意义，但问题在于人们在理解现代性时，总是首先赋予了它一种必然的和理想的典型形式。即便在论及非欧洲的现代性时，常见的做法是在现代性的理想型前加上否定性的前缀，比如非资产阶级的、非资本主义的、非自由主义的，等等。 [24] 这种对现代性的理解非常根深蒂固，既存在于欧洲人的想象中，也存在于非欧洲人的思维中。对查克拉巴蒂而言，批判现代性，与其说是发现欧洲与非欧洲之间的纠葛，还不如说是描述它们之间的重叠。 [25] 也就是说，欧洲的现代性与非欧洲的现代性之间，最重要的不是对立，而是后者与前者的重合。这种重合之处可能就是非欧洲的现代性总是要摆脱前者，却又在实际中很难做到的一个原因。
对于批评者来说，查克拉巴蒂“地方化欧洲”观念要么是一种激进的解构，但并不能拿出替代性的方案；要么是一种充满悖论的构想——既然承认欧洲的普遍性，那么将之“地方化”的意义又何在？但对查克拉巴蒂来说，他既不是要去解构欧洲，也并不认为在承认欧洲的普遍性的同时将之“地方化”没有真正的现实意义。查克拉巴蒂在《地方化欧洲》一书的很多地方一再谈到启蒙理性的意义，以及启蒙遗产的重要性和普遍性。他所追求的，不是在欧洲的现代性之外寻找一种替代的方式，或者以现代性的多元性否认任何对现代性的单一理解。他所希望的，是对任何一种现代性——不论它是否表现为欧洲的模式，都能从批判的立场加以修正。查克拉巴蒂在《地方化欧洲》一书导论部分说过如下一段话，或许能体现和反映“地方化欧洲”观念的本质和价值：“地方化欧洲不是一项排斥或摒弃欧洲思想的计划……在非西方国家中，欧洲思想在帮助我们思考政治现代性的经验中，既是不可或缺的又是并不充分的，因此地方化欧洲变成了这样一项任务，它探究的是这一思想——当前是每个人的遗产，对我们所有人都产生着影响——是如何有可能从边缘加以更新或者被边缘予以更新。” [26]
不难看出，在查克拉巴蒂的“地方化欧洲”观念中，欧洲的思想、观念与价值有着明显的地方属性，将欧洲地方化就是将欧洲从居于中心的特殊位置，转移到众多地方位置中的一处，避免对之做出普遍化的理解。然而，在全球化难以逆转的今天，包括思想在内的一切事物都具有一种流动性，而这种流动性正在逐渐消解着事物的地域性和地方属性。当查克拉巴蒂就思想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发出思想能否超越其发源地的疑问时，在全球史学者看来，思想恰恰不会固着在其诞生之地，它独立于其发源地，生而国际，全球性和流动性是其内在的特点。 [27] 尽管史学中的全球转向或空间转向对后殖民史学构成了挑战，但直至今天，查克拉巴蒂所谓的西方可以忽视非西方，但非西方无法忽视西方的“不对称的无知”（asymmetric ignorance）依然广泛存在国际学术体系中，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知识的生产依然与某些地方紧密勾连，并表现出对其他地方的压倒性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当知识的流通越发显现全球性特点的同时，全球知识等级体系中的权力关系却没有被相应地削弱。因此，在全球性力量和地方性力量相互胶着且彼此角力的今天，“地方化欧洲”依然有其现实意义。
[1] 查克拉巴蒂早年的求学经历，可参见他在2014年为澳大利亚历史学会创办的期刊《澳大利亚史学》所写的学术自述，Dipesh Chakrabarty，“Communing with Magpies，” History Australia ，11：3（2014），pp.194-198。
[2] Dipesh Chakrabarty， Rethinking Working-Class History：Bengal 1890-194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3] Dipesh Chakrabarty，“Conditions for Knowledge of Working-Class Conditions：Employers，Government and the Jute Workers of Calcutta，1890-1940，” in Ranajit Guha，ed.， Subaltern Studies：Writings on South Asian History and Society ，Vol.2（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p.259-310；Dipesh Chakrabarty，“Trade Unions in a Hierarchical Culture：The Jute Workers of Calcutta，1920-50，” in Ranajit Guha，ed.， Subaltern Studies：Writings on South Asian History and Society ，Vol.3（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p.116-152.
[4] Dipesh Chakrabarty，“Invitation to a Dialogue，” in Ranajit Guha，ed.， Subaltern Studies：Writings on South Asian History and Society ，Vol.4（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377-380.
[5] Dipesh Chakrabarty，“The Difference-Deferral of a Colonial Modernity：Public Debates on Domesticity in British India，” in David Arnold and David Hardiman，eds.， Subaltern Studies：Writings on South Asian History and Society ，Vol.8（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50-88.
[6]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A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the Subaltern：Mahasweta Devi’s ‘Stanadayini’，” in Ranajit Guha，ed.， Subaltern Studies：Writings on South Asian History and Society ，Vol.5（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91-134.
[7]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London：Macmillan，1988），pp.271-313.
[8] Dipesh Chakrabarty，“Postcoloniality and the Artifice of History：Who Speaks for ‘Indian’ Pasts？” in Ranajit Guha，ed.， Subaltern Studies Reader ，1986-1995（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7），pp.263-294.
[9] Dipesh Chakrabarty，“Subaltern Histories and Post-Enlightenment Rationalism，” in Habitations of Modernity：Essays in the Wake of Subaltern Studies （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2002），pp.20-37.
[10] 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 nd edition，2008）.
[11] 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4.
[12] 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4.
[13] 对于德国历史主义传统法的讨论，可参见Frederick C.Beiser， The German Historicist Traditi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
[14] 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p.22-23.
[15] 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7.
[16] 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p.42-43.
[17] 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42.
[18] 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45.
[19] 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xiii.
[20] Carola Dietze，“Toward a History on Equal terms：A Discussion of Provincializing Europe ，” History and Theory ，47：1（February 2008），pp.73-75.
[21] 参见Dominic Sachsenmaier，“Global History and Critiques of Western Perspectives，” Comparative Education ，42：3（August 2006），Special Issue： Comparative Methodolog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p.451-470。
[22] 参见C.A.Bayly，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1780-1914：Global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 （Malden，M.A.：Blackwell，2004）。
[23] Dipesh Chakrabarty，“In Defense of Provincializing Europe ：A Response to Carola Dietze，” History and Theory ，47：1（February 2008），p.89.
[24] Dipesh Chakrabarty，“In Defense of Provincializing Europe ：A Response to Carola Dietze，” p.92.
[25] Dipesh Chakrabarty，“In Defense of Provincializing Europe ：A Response to Carola Dietze，” pp.94-95.
[26] 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16.
[27] David Armitage，“The International Turn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Darrin M.McMahon and Samuel Moyn，eds.， Rethinking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232-2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