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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题目中的“叙述和经验”，毋庸讳言指的是历史的叙述和经验。研究荷兰思想家弗兰克·安克斯密特的人大多认为，就安克斯密特有关历史的著述而言，叙述和经验是其中的两个重点。不过这还不是本章以此为题来分析和评价这位荷兰学者学术成就的唯一原因。细心的读者或许会指出，就历史的叙述和经验而言，似乎应该是历史经验在前而历史叙述、历史书写在后，也即先有历史经验的存在，然后史学家才会将之加以叙述。但有趣的是，从安克斯密特发表的论著来看，他的确是先研究历史书写中的叙述性，之后才研究历史的经验——前者以由其博士学位论文改写的、出版于1983年的《叙述之逻辑》为代表，后者则以他2005年出版的《崇高的历史经验》为标志。
更重要的是，叙述先于经验，还体现了安克斯密特早期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在历史学中，将历史叙述视作考察的对象，取代了历史事实本身。鉴于他的这一立场，他与海登·怀特等人一起，被视为历史学中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不过在他出版《崇高的历史经验》之后，安克斯密特将其关注点从叙述转向了经验，试图探讨史学家跳过叙述这一工具，直接重现历史经验的可能。对于安克斯密特的这一转向，众人评价不一——虽有人认可，但更多的人认为这是他在史学理论上的一种“退却”，从20世纪末年的后现代主义退回到了19世纪末年的历史主义。 [1] 总之，叙述和经验的顺序及其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安克斯密特治学的特点，值得着重探讨。
出生于1945年的安克斯密特，其学术生涯可谓一帆风顺，没有明显的波折和起伏。他的家庭在荷兰以从事纺织业闻名，家境殷实，即使在战后经济萧条的岁月中，安克斯密特的幼年生活仍然称得上衣食无忧。他原名富兰克林·鲁道夫（Franklin Rudolf），但在后来的正式出版物上，他一般只用缩写F.R.，或者弗兰克·安克斯密特。中学毕业之后，安克斯密特考上了荷兰最老的大学——莱顿大学，主攻物理和数学。三年之后他应征入伍，虽然仅有两年，但这段从军的经历却让他转变了学习的兴趣。复员之后，安克斯密特转学格罗宁根大学，主修哲学和历史，从此他就没有离开过格罗宁根大学，直到2010年在教授任上退休。具体而言，1973年，安克斯密特在格罗宁根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之后，便留校任教，然后花了八年的时间攻读博士学位，于1981年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并再度留校执教直到退休。简言之，安克斯密特在格罗宁根大学度过了大半生，从学生一直到资深教授。
可是，如果我们由此视安克斯密特为一个不问世事、沉潜于书斋的纯粹学者，那显然有误；他其实不但关心政治，经常在报端发表时评，而且政见分明。自年轻时期开始，安克斯密特就是荷兰自由民主人民党的党员，并参与起草了该党的《自由主义宣言》。但在2009年他的政治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他退出了自由民主人民党，指责其已经沦为新自由主义，而他自己的立场显然日渐保守。这一政治立场的转变，与他在史学理论上从叙述向经验的转变几乎同步，其间或许有某种联系，有待更深入的发掘。不过笔者限于篇幅和才力，还是以安克斯密特的史学论著为主来加以讨论。
安克斯密特的学术兴趣兼顾哲学和史学，不过从他的研究路径来看，还是以前者为主，具体讨论历史著作的地方不多。同时，他的第一本著作，还有一些他之前学习物理和数学的痕迹，比如喜欢用公式、符号等。他以《叙述的逻辑》为书名，希望研究叙述背后的逻辑，也是一个旁证。安克斯密特《叙述的逻辑》是一部严谨、细致的著作，其主要内容是研究历史书写与历史实在之间的关系。安克斯密特自承，他的这部书想先综合以前有关叙述的理论，然后再提出自己的观点，所以结合了综述和论证。《叙述的逻辑》共八章，前面四章以综述现有的相关理论为主，从第五章到第八章，他具体阐述了自己的贡献。安克斯密特指出，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历史叙述的逻辑结构”（logical structure of historical narrative），即历史书写所采用的叙述形式如何与其所描写的历史实在产生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安克斯密特并不想讨论历史书写如何反映历史实在，而是力求深入探究叙述内部的逻辑结构如何影响历史叙述构建的形式和内容。 [2]
安克斯密特在《叙述的逻辑》中首先指出，历史学的特征基本上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历史研究，第二部分是历史叙述。在以往的史学史、史学方法的研究中，人们比较侧重第一部分，即历史学家如何研究以及采用什么样的方法研究，对历史学家如何叙述及其叙述的特点，即言与物的关系，少有研究。但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J.Wittgenstein，1889-1951）首先做了尝试，之后又有不少学者进一步阐发。安克斯密特的研究不但以叙述为主体内容，而且选择用“narratio”而不是英文中更为常用的“narration”来指称“叙述”，可能是因为“narratio”在修辞学中常用，它既有陈述的意思，又有抽象、思辨的层面，也即“叙述性”的含义。安克斯密特指出，他的具体研究对象是“历史叙述”，是叙述形式的一种，与历史小说有着邻近的关系，但又不相同。不过，他认为叙述其实没有真假、好坏的区别，或者更精确地说，叙述与真理没有必然的联系。安克斯密特的理由是，如果说叙述是为了反映历史真实，那么叙述必然与历史实在本身保持一致，只有这样，历史叙述才有可能将这种一致性反映出来。但他指出，事实上历史实在本身错综复杂，并不自然而然地呈现一致性。如果人们在历史书写中发现了历史的一致性，那可能是历史叙述逻辑的作为，也即史学家的作为。 [3]
安克斯密特于是指出，历史叙述由两个部分组成：“叙述主题”（narrative subject）和“叙述实质”（narrative substance），前者容易理解，指历史叙述针对的内容，后者是安克斯密特创造的词汇，是《叙述的逻辑》讨论的重点。例如，“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冷战”就是“叙述实质”。也即史学家对某一段历史的高度概括，希望由此指出其代表性的特征，因此，“叙述实质”既与历史实在相符合，又展现了史学家的论点或解释。安克斯密特的“叙述实质”论点，是对威廉·沃尔什（William Henry Walsh，1913-1986）“综合观点”（colligatory concepts）理论的推进和发挥（“colligatory”一词指“联结的”“捆绑的”，这里可以解释为“综合、结晶”的意思）。沃尔什不仅影响了安克斯密特，也推进了《叙述的逻辑》一书的出版，安克斯密特则将此书献给了沃尔什。 [4]
安克斯密特用“叙述实质”来概括历史叙述的目标，从逻辑上论证了他所谓历史叙述需要描述历史现象，同时又提供一种解释的看法，譬如将14～16世纪欧洲文化发生的一系列现象，综合解释为“文艺复兴”。就这一点而言，安克斯密特巧妙地回避了历史叙述是否对应历史实在的传统观念，指出其实质无非就是概括和解释，与历史实在并无关系。《叙述的逻辑》出版之后，得到了海登·怀特的激赏，他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了积极肯定的书评，将其与保罗·利科（Paul Ricoeur，1913-2005）的《时间与叙述》（ Time and Narration ）并列，称其对相关领域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substantive contribution）。怀特最后总结，鉴于历史主义的危机，史学家现在必须重新为历史学与科学抑或艺术的关系定位，因此《叙述的逻辑》对他们来说是一本“必读书”。 [5] 对于刚出道的安克斯密特而言，怀特将其视为知己，在权威刊物上对他的处女作如此肯定，一定让他受到了许多鼓励。
但在史学理论的重要刊物《历史和理论》上，一篇由贝汉·麦克拉夫（C.Behan McCullagh）写的书评，将《叙述的逻辑》批得几乎一无是处。虽然评论者在一开始便承认，安克斯密特的立场会被一些人引为同道，但他指出安克斯密特的主要概念“叙述实质”，缺乏说服力。更重要的是，评论者认为《叙述的逻辑》从概念到概念，没有提供具体的历史叙述的事例分析，因此整体来说没有什么可取之处。 [6] 另一个重要的评论者是史学史、思想史的专家唐纳德·凯利（Donald Kelley）。博学的凯利对《叙述的逻辑》也提出了委婉的批评：第一，安克斯密特的研究处理的是一个相对边缘的问题，将历史研究矮化了；第二，安克斯密特只提到法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但忽视了西方学术的解释学传统。 [7] 所以，安克斯密特的处女作在史学界获得了几乎截然相反的评价。应该说，批评的一方更有道理，因为《叙述的逻辑》一书虽然结构严谨，但行文拖沓，论证抽象，编辑质量也差，并不是一部出色的著作。
不过，对于安克斯密特的学术发展而言，《叙述的逻辑》让他赢得了怀特同道的名号，这是十分重要的一步。他在《叙述的逻辑》一书中，虽然引用了怀特，但没有特别重视。而在这之后，他逐渐将怀特视为榜样，积极地推广怀特的思想。同时，安克斯密特在访谈中承认此书出版质量不行，他显然留意到麦克拉夫的批评。他在之后的论著中，一方面采用了简洁的笔调，另一方面又尽量沟通欧洲大陆和英美学界，希望达到更理想的效果。安克斯密特这一努力颇为成功。如同他在访谈中所说，《叙述的逻辑》其实集中反映了他在历史叙述理论方面的许多心得，之后的论著在这一领域其实没有太多新的突破。安克斯密特需要做的就是提炼概念、改进文风。
的确，从安克斯密特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论著来看，他基本沿袭了《叙述的逻辑》的研究路径，以综述相关领域的学术发展为主，然后提出综合性的概括，落实沃尔什“综合观点”和他自己“叙述实质”的理念。在出版《叙述的逻辑》几乎同时，安克斯密特用荷兰文发表了《反思历史：现代历史哲学论点综述》（ Denken over geschiedenis：Een overzicht van moderne geschiedfilosofische opvattingen ），便是一例。也许是由于怀特的赏识和推荐，安克斯密特在美国的《历史和理论》杂志上开始发表论文，并在1986年主编了该刊的一个专辑《认识和叙述历史》。安克斯密特在为该专辑提供的论文中，提出英美史学界已经出现了一个两难的现象：一方面许多史学家仍然相信卡尔·亨佩尔（Carl Hempel，1905-1997）的“覆盖率模式”（Covering-Law Model），认为历史现象虽然错综复杂，但仍有规律可循；另一方面怀特和汉斯·凯尔纳（Hans Kellner，怀特教的学生）等人在历史叙述领域的新著，代表了一种“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narrativist philosophy of history），与相信“覆盖率模式”的“认识论的历史哲学”（epistemolog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形成了明显的对立。 [8] 安克斯密特的这篇文章，还是以综述的形式写成，其立场似乎颇为中立，但他通过对英美史学界所谓“两难处境”的概括性描述，凸显了怀特论著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因为怀特的名著《元史学》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虽然有影响，但尚不足以构成对英美史学界实证主义思潮的有力挑战。 [9]
1989年，安克斯密特又用英文写作了《历史书写中的现实效果》一文，十分简要地论述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如何对近代史学传统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安克斯密特在书的开始便指出，罗兰·巴特、海登·怀特和汉斯·凯尔纳的论著已经表明，史学界出现了新、旧两种史学，或者更精确地说是新、旧两种历史哲学。巴特和怀特等人所代表的就是新的流派，对以兰克为代表的近代史学形成了有力的挑战。安克斯密特在书中也适时地对他的批评者贝汉·麦克拉夫做了反击，认为后者将史学家对历史现象的描述，与画家作人物画或风景画相比较，并不成功。因为即使画家想逼真地作画，仍然需要取景并用一个画框将所画的对象置于其内。同样，史学家描述历史现象，尽管力求真实，也仍然会将其置于一个框架内。换言之，在历史书写之前，史学家首先需要对历史现象作一界定。 [10]
上述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安克斯密特在发表了《叙述的逻辑》之后，其英文写作有了明显的提高，不但观点明确醒目，而且行文简练有力。他在1989年发表于《历史和理论》的题为《历史学和后现代主义》的文章，更是一个佳例。首先，安克斯密特的写作，落实了他沟通英美学术与欧洲大陆思想界之联系的想法，因为“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首先在欧洲大陆思想界出现和讨论。在英美学界，使用“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来讨论文化思潮的论文，大都集中于文学批评界，所以安克斯密特是史学界最早使用这个术语来描述、分析史学思潮和书写变化的人。
其次，安克斯密特在此文中也实践了他的“叙述实质”的理念，因为他在《历史书写中的现实效果》一文中，仅指出怀特等人，代表了一种新的历史哲学，与兰克学派所代表的近代史学（或现代史学，因为英文中的“modern”既指“近代”又指“现代”）相对。而在《历史学和后现代主义》一文中，他选用了“后现代主义”来概括怀特等人的挑战，十分醒目。
不过安克斯密特在《历史学和后现代主义》一文中，其实没有对怀特的理论本身花太多的笔墨，只是毫不吝啬地称赞“《元史学》为历史哲学领域近二十五年来最具革命性的著作”。他选择用其他事例来说明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的影响。他的文章以描述学术“产品过剩”这一现象出发，指出在当今的史学界，兰克学派所代表的史学传统已经过时了。兰克学派倡导历史研究以原始的、第一手史料为出发点，由此来重建历史事实，而由于学术“产品过剩”，现今的史学家必须先消化、掌握前人的成果，即二手资料，才能开展研究。安克斯密特于是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无非两个办法：一是像法国年鉴学派那样，不断开拓前人没有涉及的领域；二是改变历史思维方式，重新考量历史书写与历史实在之间的关系。依安克斯密特之见，按照年鉴学派的做法，“史学家们的确使自己再次有机会发现那种处于尚无侵蚀状态的历史”，但这只是暂时的，因为“不可计数的法国或别处的历史学家将扑向这些新选题”。
所以他的结论就是，史学家必须采取第二种方法，那就是改变原有的历史认识和思维方式。
安克斯密特举了一个颇为有用的例子，来说明历史书写的目的是真实反映历史现象的传统观念与史学史的发展并不吻合：
史学史中那些巨著，那些托克维尔、马克思、布克哈特、韦伯、赫伊津哈，或者布罗代尔的著作，多次被证明为是新潮著作最有威力的兴奋剂，而不是终结某个信息谱系，仿佛那样，某个特定问题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荒谬的是，一种解释越有影响，越是权威，它就会引发越多的作品。”……那些富有争议的事实才是真实的事实。
许多读者也许不同意安克斯密特最后的那句总结，但可能不得不承认他作的史学史概括颇有道理。许多史学名著，往往起初富有争议性，激起了热烈的讨论甚至争论，引发了进一步的探索，最终成为经典。易言之，如果历史书写只是为了反映历史的真实，那么其他史学家看到这些史学巨著之后，为什么是希望踵事增华，而不是掷笔兴叹呢？
安克斯密特在《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一文的末尾，作了两个比喻性的总结。第一，如果说以兰克为代表的近代史学试图发掘史实，翻开地上的瓦片即历史的表象来检查底下的东西，那么后现代主义的取径就是从脚下的瓦片踩向另一片瓦片，因此历史研究的方法就从纵深考掘变成了平面移动。在他看来，历史书写无非就是创造一种历史话语，与之前的话语互动而已。第二，安克斯密特将西方史学视为一棵大树。近代的史学家希望考察树干的走向，揭橥历史的规律，而现代的史学家则只注重考察片片树叶，并不关心它们原来在树上的位置，试图用这些树叶在现在的立场上重新编排，以适应当今人类文明的需要。 [11]
《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可以说是安克斯密特写得最好的一篇文章，不但论点鲜明，而且附以具体的事例说明。该文发表之后，立即引起了许多史学家的注意，纷纷发文商榷和反驳，然后安克斯密特又加以回应。
[12]
他们的争论本身很难看出胜负，但让后现代主义理论进入了史学家的视野，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安克斯密特显然是成功的。他选择跟随海登·怀特，不断宣扬并且继续阐发怀特的理论，使他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界的一位引人注目之士。怀特的弟子汉斯·凯尔纳在一次访谈中认为安克斯密特是当代最有争议的历史哲学家，而他所说的“最有争议”，其实意谓安克斯密特是一位“最富创意”的史学理论家。
安克斯密特声名鹊起，使他更有意在英文学界不断著述。1994年，他出版了论文集《历史学和比喻学》，收录了他在历史叙述理论方面的数篇重要论文，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篇之外，还有一篇《历史的再现》。1995年，他与汉斯·凯尔纳主编了《新历史哲学》，其中收录了他的一篇文章，题为“陈述、文本、图像”。在这篇文章中，他大量引用海登·怀特的观点，而在《历史的再现》中，他与怀特一样，指出历史叙述其实与艺术创作更为接近。在这两本重要的史学理论著作中，安克斯密特强调英美史学界已经跟随哲学界和文学界，出现了一个“语言学的转向”（linguistic turn），而这一转向的启动者就是海登·怀特。更重要的是，安克斯密特认为通过这一“语言学的转向”，历史学得以重新与文学和艺术结盟，恢复了原有的生机和活力。《新历史哲学》一书，意在详细阐发他在《历史书写中的实在效果》一文中已经指出的历史哲学界所出现的新旧交替的现象，这一新潮便是受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语言学启发，以“语言学的转向”为标志的历史叙述理论。值得一提的是，安克斯密特在书末附了一个详细的书目，回顾了19世纪后期以来历史哲学界出现的重要论著。他在其中提到了威廉·沃尔什，介绍了威廉·沃尔什的“综合观念”。但他在海登·怀特身上花了更多的笔墨，称怀特的《元史学》是这个领域“最有影响和最成功的”著作。 [13] 由此可见，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安克斯密特还是“欧洲的怀特”，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通过将怀特塑造为史学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先锋，已经成为英美学界怀特的阐释者和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代言人了。
尽管如此，安克斯密特并不满足。1993年，他在与埃娃·多曼斯卡的访谈中提到，虽然他对怀特的“景仰与日俱增”，但他已经在史学理论领域耕耘了十五年，“厌倦感油然而生”，转而对政治理论感兴趣了。
不过，也许是由于自己的学术惯性或别人的邀约，安克斯密特虽然有这样的想法，但此后仍有与历史叙述相关的论著问世。他说已经厌倦了史学理论，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他试图走出怀特的影响，建立纯粹属于自己的理论。他的这一想法在《历史学和比喻学》一书中就已经初露端倪。该书的最后一章“历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历史经验的现象学”，在收入该书之前没有发表过，估计写于他与多曼斯卡交谈的1993年。安克斯密特交代他写作这篇长文的意图是沟通历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希望读者理解其实后现代主义对待历史的态度，只是比历史主义更为激烈、极端。文中他花了一些篇幅讨论“历史的经验”（historical experience），并以此为重点来比较历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安克斯密特认为，“怀旧”（nostalgia）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奥匈帝国的诗人尼古拉斯·雷瑙（Nikolaus Lenau，1802-1850）的一首德文诗被他引为例证。雷瑙在诗中描述他如何思念曾度过了“我的青春最美好的一年”（
Meiner Jugend schönstes Jahr
）的地方，但真有机会再去那里的时候，他又感觉自己不知如何向人问候，“心情居然变得格外沉重”（
Doch im Herzen wird so schwer mir
）。雷瑙的心情与唐代诗人宋之问的“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十分类似。而安克斯密特则用这种复杂的心情，来说明“怀旧”这种经验，如何体现了史学家对待过去的不同态度。他指出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史学家都希望重构或联系过去。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历史主义史学家如兰克希望在理解、感通过去（前人）的基础上，如实直书，这在事实上反而失去了历史的经验（因为“过去的经验与有关过去的一种经验无法等同”），而后现代主义史学家认为过去已经一去不复返，他们更致力于重建这一历史经验。
[14]
安克斯密特在此处的论述还不是特别清晰，但“历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历史经验的现象学”的写作，的确指出了他之后的研究方向，那就是以“历史的经验”为主题，力图构建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他还认为，历史与政治经验有不少相通之处，因此进入21世纪之后，他在这两个方面都有论著出版。随着时间的流逝，安克斯密特对政治理论的兴趣越发浓厚。安克斯密特的荷兰同胞、写过海登·怀特学术传记的赫尔曼·保罗曾撰文指出，像怀特在大学时代受到老师威廉·博森布洛克的影响一样，安克斯密特也深受大学时代的老师恩斯特·考斯曼（Ernst Kossmann，1922-2003）的影响，安克斯密特对政治理论的兴趣，正是来自考斯曼的影响。
[15]
而这一影响的主要体现，就是安克斯密特对历史主义一直持有的兴趣。当然，他无意回到兰克的史学传统，而是希望在新的思考基础上，重拾和重振历史主义。
安克斯密特的这一努力，集中体现在他对历史经验的考察，其目的是讨论“历史的再现或表现”（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即史学家如何在时空已经改变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与过去的联系。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的翻译比较困难，historical可以指历史本身，也可以指真实的历史如何在历史学或历史书写中展现出来；representation的翻译更为多样，哲学界常译成“表象”，但在这里有“再现”和“表现”双重含义，因为安克斯密特认为史学家的写作以再现历史为目的，但同时他又认为这一努力其实也是一种表现，独立于真实的历史。 [16] 他用“怀旧”来举例，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史学家无法回到过去，只能在现在的立场上与过去建立某种联系。更重要的是，用“怀旧”“思乡”来形容历史学家对待历史的态度，又体现了安克斯密特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他的美学视角，因为对“怀旧”的描述和分析，可以在审美的立场上考察。换言之，即使过去一去不复返，但这种对过去的思念以及相应的表达、表现，可以给人以美感。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安克斯密特史学思考的全面性，他力图从真、善、美三个方面考察、分析历史叙述：历史书写以求真开始，其内容常有道德的价值，其行文的高下又属于审美的范畴。
安克斯密特在1996年出版了《审美的政治学：超越事实和价值的政治哲学》，但没太引起史学界人士的注意。不过对安克斯密特的治学而言，此书代表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即他的研究兴趣转移到了政治理论领域。此书的副标题特别重要，安克斯密特说要“超越事实和价值”，其实就是要超越“真”“善”，从“美”的角度来研究政治理论。安克斯密特在序言中说，该书的写作渊源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即他写作博士学位论文的时候。他一直对历史主义充满兴趣，《叙述的逻辑》呈现的是20世纪后半期历史主义的思考和发展，而19世纪的历史主义既是一种历史哲学，又是一种政治哲学，于是此书的写作对他个人而言顺理成章。更重要的是，安克斯密特认为“历史的表现”即史学家如何书写、描述历史，与“政治的表现”即民主制下的政治家如何代表民意之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从历史主义的角度来看，史学家写作历史为的是忠实地表现历史，而代议制下的政治家也想在各种民意中间折中平衡，获得“中庸”（ juste milieu ），即尽量做到不偏不倚。从历史发展来看，这样的思考方式都是在19世纪，特别是拿破仑战争之后逐渐形成的。 [17]
简单而言，安克斯密特比较和分析了政治表现和历史表现的相似之处。他从“再现/表现”的反映论讲起，指出那种认为“再现”就是“拟态”（mimetic），即尽量模仿所表现的对象、力求逼真的观点，并不适用于艺术和历史。他借用怀特的老同学、艺术理论家阿瑟·丹托（Arthur Danto，1924-2013）的理论，指出画家作画，比如风景画——安克斯密似乎特别喜欢17世纪荷兰画家的风景画，虽然要力求逼真，但观众喜欢画家的画作，并不是因为其画作与所画的对象之间没有区分、完全一致，而是因为画作与实在之间有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构成了一种美，或者说，美体现于“再现”与“表现”之间。同样，历史书写的目的不是“如实直书”，将过去毫发无损地展现在历史著述中，而是让读者在清楚了解历史实在和历史书写之间存在差异的前提下，再现和表现史学家的才华。由此，历史书写需要从美学的角度来衡量。
安克斯密特进而论证，代议制下政治家代表、申发民意，也应该从这一美学的、也即艺术的角度来考察。与史学家无法回到过去一样，政治家也无法对民意有一个全盘的了解。易言之，社会的民意与政治家的代议，如同画家作画、史学家著史那样，有一个明显的区隔和界限，无法达到一种完全吻合的“拟态”。他进一步说，代议民意就是“政治表现”（political representation），如果民意可以用“政治现实”来指称的话，那么这一“政治现实”恰恰是由于“政治表现”才存在的。所以“政治表现”即代议民意，在民主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中，构成了至为关键的一环。安克斯密特的分析，如同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政府在综合民意基础上制定的政策，其成败、高下也需要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衡量。安克斯密特的结论是，在政治表现中，民意与政府之间的区隔，不能混淆（如同历史学中历史实在与历史书写的区别一样），有的政客为了蛊惑人心，宣称能直接代言、表现民意，却往往带来独裁的恶果。 [18]
从《审美的政治学》出发，安克斯密特在2001年和2002年分别出版了两本姐妹作：《历史的表现》和《政治的表现》。两书均是论文集，都由斯坦福大学出版。他写这两本著作，为的是从“再现/表现”的角度沟通政治表现和历史表现，即政治学和历史学，因为他心仪的历史主义兼顾二者。但从“再现/表现”的角度来看，政治表现和历史表现之间还是有差异的。如上所述，安克斯密特认为在政治表现的过程中，民意和政治之间必须有所区隔，如此政治家代言、表现民意才能成立。但在讨论历史表现的时候，他却试图走出原来叙述主义的立场，希望史学家能超越或跨越语言和叙述这些中介物，直接感觉、描绘历史的实在。他在访谈中提到，在写作《叙述的逻辑》这一处女作的时候，他还未读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的《哲学和自然之镜》，之后读了深感佩服。他认为罗蒂对传统认识论中主观和客观（心与物）二元论的批判，让他深有知己之感。此后，安克斯密特说他“一直在思考、讨论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但又不牵涉认识论”。
[19]
罗蒂在解释他的书名的时候，说了这样一段话：“决定着我们大部分哲学信念的是图画而非命题，是隐喻而非陈述。俘获住传统哲学的图画是作为一面巨镜的心的图画，它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表象（其中有些准确，有些不准确），并可借助纯粹的、非经验的方法加以研究。没有类似于镜子的心的观念，作为准确再现的知识观念就不会出现。”
罗蒂的这段话对安克斯密特显然有很大的启发。安克斯密特的“再现/表现”理论就受到了罗蒂“纯粹的、非经验的方法”的启发。罗蒂这里的“非经验的方法”，指的是直觉的、直观的、不通过多次实验论证的方法。罗蒂对认识论的批判立场深深影响了安克斯密特。
安克斯密特在《历史的表现》中，正式表达了走出海登·怀特史学理论，自己创建新的理论的意图。他在该书的“导言”和第一章“语言转向：文学理论与史学理论”中指出，由于历史学中较少有人关注历史叙述的问题，所以怀特等人就此问题考察分析时，必须借用文学理论的成果。不过怀特等人将历史叙述凌驾于历史实在之上的做法，也引来了不少批评。安克斯密特仍然承认在探讨历史叙述的问题时，文学批评理论必不可少，不过他同时指出这一借用会产生不契合的现象，因为历史学有自己的属性。 [20] 毋庸赘言，安克斯密特的这番总结，目的是告诉读者他的写作意图，就是要建立属于历史学的理论思考。
安克斯密特史学思考的核心围绕着探究“经验”与“再现/表现”的关系进行。而谈讨这一关系的前提就是承认，历史书写需要与历史实在建立联系，也即需要通过叙述、书写来再现、表现历史实在。由此，安克斯密特试图与怀特分道扬镳，因为在怀特眼里，历史书写是一种“言语结构”（verbal structure），与历史实在没有真正的、实际的联系。 [21] 在《历史的表现》一书中，安克斯密特指出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雅克布·布克哈特和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1872-1945）为“历史表现”的样板。他写道，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Die K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 ）、赫伊津哈的《中世纪的秋天》（ Herffsttij der Middeleeuven ），这三本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们既勾画了一个历史时期，又用比喻的方式总结了这一个历史时期的特征，因为在安克斯密特看来，吉本的“衰亡”、布克哈特的“文艺复兴”和赫伊津哈的“秋天”都是比喻性的概括。因此，历史表现既指称、对应所描绘的历史实在，又对其“属性”（attribution）做了归纳和概括。 [22] 对此，一些人可能认为安克斯密特将怀特的理论从前门送走，又从后门将之引进来了。易言之，安克斯密特仍然认为，历史书写主要是史学家的一种表现方式，而不是历史实在的展现。
如果说安克斯密特在《历史的表现》中表达了建立自己史学理论的意图，那么他在2005年出版的《崇高的历史经验》，则体现了他对自己的史学理论的实施。当然，该书仍然可见怀特的影子，安克斯密特自己承认他对“崇高”这一现象的重视，就是受到了怀特《形式的内容》中一篇文章的启发。 [23] 他在《崇高的历史经验》导言中开宗明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语言学对当今学术界，已经产生了太多的影响，人们对语言的重要性，有点过分强调，似乎除了语言及其结构之外，什么都不存在。安克斯密特认为当今的人已经束缚在“语言的牢笼”中了。他提倡要冲出这一牢笼，而他的手段就是诉诸“经验”。 [24]
为什么“经验”能帮助人们摆脱“语言的牢笼”呢？安克斯密特以“崇高”为例，指出“崇高”是无法言喻的，是人们面对一些奇特的自然现象和人类行为时所产生的一种激动人心又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情感波动。由此可见，安克斯密特《崇高的历史经验》一书与其说是以“崇高”为研究对象，毋宁说是用“崇高”来形容历史经验。他在访谈中说：“如果哲学家目前对崇高感兴趣的话，那是因为在崇高当中，我们以这样一种方式经验了实在，而这种方式无法用我们现成的有关实在的经验及其知识的语言、理论、叙述主义、知性范畴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来加以解说的。康德本人就是这样来界定崇高的。” [25] 这里的“经验”或许换成“体验”会更明白易懂。但安克斯密特的表述还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历史的经验可以帮助人们突破语言的藩篱，因为在历史中，人们能够遇到一些无法用语言来有效描绘的奇妙现象，只有通过经验和体验来领会其背后的深刻含义。事实上，像海登·怀特已经指出的那样，近代以前的史学家就很注重的历史上那些奇特异常、令人惊叹的“崇高”现象，只是在近代史学建立之后，史学家被教导采用平淡无奇的笔调写作，由此而产生了“非崇高化”（de-sublimination）的历史书写。 [26] 安克斯密特在写作《崇高的历史经验》时已经看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逐渐兴盛的心态史、日常生活史和新文化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向传统的回归，其内容是描述历史的经验。他以此为例，认为他的《崇高的历史经验》以“历史的经验”为对象，有史学史的发展为依据。 [27]
那么，什么是“经验”呢？安克斯密特这样界定：
听到“经验”一词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感官经验，即我们如何通过观看、倾听、品尝、触摸、嗅闻来感受这个世界。科学可以视为上述感官认知的扩展，这个事实又有助于我们在视、听等经验上建构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经验。然而，本书将提出一个不寻常的论题，即还有一种“知性的经验”（intellectual experience），我们的心智同眼睛、耳朵和手指一样，也是经验的接收器。 [28]
安克斯密特提出“知性的经验”为《崇高的历史经验》的主题，有其特殊的原因。因为一般的经验都是当下的，可以触摸和感觉的，与历史的经验不同，而后者所要经验的对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所以安克斯密特提出要将“心智”和“知性”也归于“经验”的属性。
那么史学家如何建构“历史的经验”，也即如何感受和经验过去，并将之再现、表现在写作中？安克斯密特的答案是回到19世纪历史主义的史学传统。但以他的同胞史家约翰·赫伊津哈为主要代表。他在《崇高的历史经验》中，以整整一章的篇幅，讨论了19世纪历史主义史学传统的代表赫伊津哈的成就。他讨论的重点是兰克等人已经提出过的“感通”（ Ahnung ）概念。这个德文词有多种含义，但主要意思是通过感觉经验来获得认知，这一认知并不完全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还是一种直觉的心领神会。安克斯密特认为赫伊津哈对中世纪的形象化的描写，是这一史学实践的典型。而要达到这一心领神会的境界，安克斯密特认为除了“看”，还需要“听”，因为后者更能让我们体会、体验过去。上文已经提到，安克斯密特对荷兰的风景画情有独钟，他指出赫伊津哈的《中世纪的秋天》就像是一幅风景画，读过《中世纪的秋天》的读者都知道，赫伊津哈在书中还细致地描绘了人们生活中各种嘈杂的声音。安克斯密特推崇赫伊津哈的作品，因为这是他心目中史学家“再现/表现”“历史的经验”的样板。而这种“历史的经验”与真假无关，体现的是一种审美的价值。 [29]
2012年，安克斯密特出版了《历史表现中的意义、真理和指称》一书，更为全面地介绍了他的以“经验”和“再现/表现”为主体的史学理论。此书内容全面，讨论了史学家如何通过经验认知过去，其写作如何对应其经验，其写作如何再现、表现其经验等诸多方面，可以视为安克斯密特史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 [30] 不过从原创性的角度来衡量，他的《历史的表现》特别是《崇高的历史经验》显然更胜一筹。而这三本著作可以视作安克斯密特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希望在超越海登·怀特等人的后现代主义的基础上，重新创建一种史学理论的尝试，是安克斯密特史学思考的系统体现。
如同本章开始所述，对于安克斯密特从“叙述”到“经验”的转变，学术界评价不一。海登·怀特的追随者埃娃·多曼斯卡对此表示出了某种失望，认为安克斯密特的努力并不成功。彼得·艾克则径直指出，安克斯密特的这一转变是一种“失败的退却”。 [31] 而史学史专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在为《历史表现中的意义、真理和指称》所写的书评中指出，安克斯密特虽然有意重振以兰克为代表的历史主义传统，但并不代表他改变了其后现代主义的立场，而是换汤不换药，仍然诋毁史学家重现历史真实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伊格尔斯的批评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赞同。 [32]
总之，安克斯密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历史哲学、史学理论领域辛勤耕耘，不但支持和阐述了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对近代历史学的冲击和批判，而且在这之后不断探索，希望在重振历史主义传统的立场上，将史学理论的关注点从“叙述”转向“经验”及其“再现/表现”，从而突破语言的束缚。安克斯密特比较突出的贡献是他将历史书写从美学的角度加以评价，并以此沟通历史学和政治学，富有新意，值得肯定。不过，他的史学理论也存在两个明显的缺陷。一是他虽然想突破、超越语言的牢笼，但他的做法其实回避了语言的叙述功能，希望通过直观的经验和心智的体会来理解和书写历史，然而历史书写还是要通过语言，避而不谈显然不是根本的解决途径。二是他的史学理论虽然展示了他对史学新潮的关心，但就论证而言，基本上只是以近代的几位史家（布克哈特、赫伊津哈）为例，论据颇为薄弱单一，难以支持他的思考体系，最终也影响了他理论阐述的实用性和适用度。
[1] Ewa Domanska，“Frank Ankersmit：From Narrative to Experience，” Rethinking History ，13：2（June 2009），pp.175-195；Peter P.Icke， Frank Ankersmit’s Lost Historical Cause：A Journey from Language to Experience （New York：Routledge，2012）.中文论文参见王晴佳《从历史思辨、历史认识到历史再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向与趋向》，《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彭刚《从“叙事实体”到“历史经验”：由安克斯密特看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新趋向》，《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
[2] F.R.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 （Hague：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83），pp.1-29，58-78.
[3] 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pp.19-26.
[4] 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pp.96-226.关于安克斯密特“叙述实质”对史学的意义，参见Peter P.Icke，“Frank Ankersmit’s Narrative Substance ：A Legacy to Historians，” Rethinking History ，14：4（Dec.2010），pp.551-567；李恒《安克斯密特叙事实体理论探析》，《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1期。
[5] Hayden White，Review of Narrative Logic，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9：4（Oct.1984），pp.1037-1038.
[6] C.Behan McCullagh，Review of Narrative Logic，History and Theory ，23：3（Oct.1984），pp.394-403.
[7] Donald Kelley，Review of Narrative Logic，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5：2（Autumn 1984），pp.317-318.
[8] F.R.Ankersmit，“The Dilemma of Anglo-Saxon Philosophy of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25：4（Dec.1986），Beiheft 25：“Knowing and Telling History：The Anglo-Saxon Debate，” pp.1-27.
[9] 参见Richard Vann，“The Reception of Hayden White，” History and Theory ，37：2（May 1998），pp.143-161，另见本书有关海登·怀特的一章。
[10] F.R.Ankersmit，“The Reality Effect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The Dynamics of the Historiographical Topology，” in History and Tropology：The Rise and Fall of Metaphor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pp.125-161.此书中译本为〔荷兰〕安克斯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韩震译，文津出版社，2005，第154～202页。
[11] F.R.Ankersmit，“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 History and Theory ，28：2（May 1989），pp.146，150.
[12] Perez Zagorin，“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Reconsiderations”， History and Theory ，29：3（Oct.1990），pp.263-274；F.R.Ankersmit，“Reply to Professor Zagorin，” History and Theory ，29：3（Oct.1990），pp.275-296；Georg Iggers，“Comments on F.R.Ankersmit’s Paper，‘Historicism：An Attempt at Synthesis’，” History and Theory ，34：3（Oct.1995），pp.162-167；F.R.Ankersmit，“Reply to Professor Iggers，” History and Theory ，34：3（Oct.1995），pp.168-173.
[13] F.R.Ankersmit， History and Tropology ，pp.61-67，97-124；Frank Ankersmit & Hans Kellner，eds.， 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pp.212-240，278-283.
[14] F.R.Ankersmit， History and Tropology ，pp.195-213.这里安克斯密特所说“过去的经验与有关过去的一种经验无法等同”，原文是“since past experience can not be equated with an experience of the past”，引文见第200页。另参见苏萌《历史经验与“乡愁”：论安克斯密特的后现代历史经验理论》，《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1期。
[15] Herman Paul & Adriaan van Veldhuizen，“A Retrieval of Historicism：Frank Ankersmit’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Politics，” History and Theory ，57：1（March 2018），pp.33-55.考斯曼对政治理论的研究，可参见E.H.Kossmann，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Dutch Republic：Three Studies （Amsterdam：Konninklijke Nederlandse Akademie van Weternschappen，2000）。
[16] 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一书的中文译者周建漳对“representation”的翻译有所讨论，参见〔荷兰〕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周建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16～17页。有关安克斯密特的历史表现学说，参见Eugen Zelenak，“Exploring Holism in Frank Ankersmit’s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Rethinking History ，13：3（Sept.2009），pp.357-369；周建漳、朱志杰《历史叙述：从表现的观点看——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观述评》，《厦门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17] F.R.Ankersmit， Aesthetic Politics：Political Philosophy beyond Fact and Value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xiii.
[18] F.R.Ankersmit， Aesthetic Politics ，pp.45-56.
[19] Marcin Moskalewicz，“Sublime Experience and Politics：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Frank Ankersmit，” Rethinking History ，11：2（June 2007），p.252.
[20] F.R.Ankersmit，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1-74.中译本见《历史表现》，第1～77页。
[21]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p.2.参见本书有关怀特的一章。
[22] F.R.Ankersmit，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pp.39-49.
[23] Hayden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pp.71-75.
[24] F.R.Ankersmit， 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2-5.读者亦可参见此书的中文译本《崇高的历史经验》，杨军译，东方出版中心，2011，第2～4页。
[25] 〔波兰〕多曼斯卡：《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111页。此处译文根据英文原文有所改动，参见Ewa Domanska， Encounters：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 （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1998），p.93；张云波《安克斯密特论语言与崇高历史经验的关系》，《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3期。
[26] Hayden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pp.58-82.
[27] F.R.Ankersmit， 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 ，p.3
[28] F.R.Ankersmit， 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 ，p.7.
[29] F.R.Ankersmit， 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 ，pp.109-140.
[30] F.R.Ankersmit， Meaning，Truth and Reference in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2）.此书有中文版，参见〔荷兰〕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中的意义、真理和指称》，周建漳译，译林出版社，2015。
[31] Ewa Domanska，“Frank Ankersmit：from Narrative to Experience”；Peter Icke， Frank Ankersmit’s Lost Historical Cause .
[32] Georg G.Iggers，Review of Meaning，Truth and Reference in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8：2（2013），pp.473-474；Heikki Saari，“On Frank Ankersmit’s Postmodernist Theory of Historical Narrativity，” Rethinking History ，9：1（March 2005），pp.9-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