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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波兰学者埃娃·多曼斯卡（Ewa Domanska）编写的《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一书，收录了她对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28-2018）所做的一次访谈。其中多曼斯卡提出怀特的论著可以与后现代主义相联系，怀特却对此加以否定：“研究这个问题的哈奇昂（Linda Hutcheon）一直认为我是一个现代主义者——我拘泥于现代主义。我同意这个看法。”
不过有趣的是，细读哈奇昂的《后现代主义的诗性》一书，却发现她对怀特的论著花了不少笔墨，显然将之视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主要研究对象。
[1]
哈奇昂的书出版于1988年。一年之后，美国的《历史和理论》杂志刊登了荷兰学者弗兰克·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smit）的《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一文，正式将怀特视为历史学领域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
[2]
自此之后，怀特的名字便与后现代主义史学紧密相连、无法分开了。关于怀特是现代主义者还是后现代主义者的问题，本章还将在下面论及。
不过，怀特与多曼斯卡上面的访谈显然值得注意，因为怀特在里面谈了他的求学经历，强调了自己在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如何接受近代史学的传统训练。在差不多同时，他与英国后现代主义史学的鼓吹者基斯·翦肯斯（Keith Jenkins）访谈的时候，还提到他曾在梵蒂冈学了两年古文书学（paleography）。 [3] 怀特的经历与许多研究史学理论的人士不同，如翦肯斯对政治理论感兴趣，其他人则往往有文学或哲学领域的背景。而怀特不但有着严格的史学训练，而且其博士学位论文与史学理论亦无关系，研究的是1130年欧洲教皇的分立事件，是一个纯粹中世纪教会史的题目。那么，作为正宗史学出身的怀特，是如何走上历史哲学的研究道路的呢？他的史学训练与他的史学理论探索，又有什么关系呢？
的确，目前对海登·怀特的研究，常常集中于他在1973年出版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以及之后的论著，
而对他早年的求学经历，特别是他史学观念的渊源和兴趣的形成，关注较少。其实，怀特的治学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战后美国教育界、史学界的重大变化，而怀特是这一代人中涌现的杰出之士之一。
[4]
怀特出生于美国南部田纳西州的一个小镇，父母都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他的父亲后来在美国北部密歇根州的汽车之都——底特律的汽车工厂找到了工作，因此怀特在那里度过了中小学时期。作为工人子弟，他毕业之后参加了海军，借助美国1944年通过的《军人权利法案》（G.I.Bill），他得以享受退伍军人的福利，在底特律的韦恩州立大学上了大学，然后又去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同样是一所州立大学。在战后的美国，像怀特这样家中第一代的大学生相当多，其思想倾向和治学兴趣也与之前出生于精英家庭的大学生有着明显的不同。后者因家庭富裕，学术眼光也相应比较精英化，常常对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生活和成就兴趣较浓。而像怀特这样普通家庭出身的学生，则有较强的社会参与意识和责任感，更属意经世致用的学问。怀特在访谈中承认：“一直以来，我对于为何研究过去比之自身去研究过去要更有兴趣。……因此，这就向我提出了问题：研究过去的社会功能是什么？意识形态和宣传的功能是什么？”
这一关怀是他转而研究史学史、史学理论的契机。
尽管抱有深刻、持久的社会关怀，学生时代的怀特不是活动家，而是在学问上下了苦功。作为一个中世纪史的研究生，他必须掌握几种欧洲语言，并如上面所说，他还努力专研了古文书学。他在大学任教之后，为学术杂志写了不少书评，包括德文和法文的专著，如米歇尔·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1959年，他还把意大利学者卡洛·安东尼（Carlo Antoni）的《从历史学到社会学》一书译成了英文，可见他能熟练驾驭主要的欧洲文字，尤其是意大利语。在写作博士学位论文期间，他在意大利搜集资料，接触了意大利学术思想，特别是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的史学理论，之后他与意大利学者如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1932-2016）等人也有密切的来往（晚年的怀特从加州大学退休之后，一年中有半年居住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而艾柯生前一直任教于博洛尼亚大学）。怀特在访谈中承认，他学习外语的经验，让他对语言的功用产生了格外的兴趣。
1953～1955年怀特在意大利访问的两年，对他完成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显然十分重要，因为他在梵蒂冈查阅了档案文献，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重构了教皇分立的历史。但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怀特正是在那段时间深入接触了欧洲大陆哲学和文学，而他对这些思想的兴趣，早在韦恩州立大学读书的时候，便由于他的老师威廉·博森布洛克（William Bossenbrook）的影响而产生了。 [5] 对于怀特这个工人子弟来说，博森布洛克对他毕业之后的职业选择以及从事学术研究，显然影响巨大，而怀特最终选择史学理论的研究，有可能是因为博森布洛克的老师是詹姆斯·汤普森（James Westfall Thompson，1869-1941）。汤普森是美国西方史学史专家，著有两卷本《历史著作史》（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怀特的勤奋、聪慧，让他成为博森布洛克最知名、最出色的弟子。1968年，怀特为他的老师编了一本祝寿文集（ Festschrift ），题为“历史学的功用”。怀特在序言中写道，一个人遇上了博森布洛克这样的老师，很难不选择学术之路；同时，怀特又指出该文集的作者（均为高校教师），都在一定程度上“背叛”了老师的教诲，因为博森布洛克希望他们有经世的关怀，而不是仅仅成为大学教授。 [6] 在一定程度上，怀特一生的治学倾向，都在落实他老师博森布洛克的教导，那就是不仅要成为一名纯粹的学者，而且要努力探讨、分析和发挥知识的社会功用。
怀特选择1130年教皇分立事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与他之后的史学理论研究以及早先大学时代对欧洲大陆哲学思想的兴趣，在学理上似乎没有太大联系，因为他不但使用了大量的档案史料，而且声称他的研究是为了“客观地”解释这一历史事件。但其实它们之间也存在隐含的关系。首先，怀特在后来的访谈中回忆道，他出生于一个新教家庭，对于天主教一无所知，所以选择这一题目，反映了他旺盛的求知欲。
他之后的研究涉及文学理论和哲学思想，如果没有求新、求知的欲望，无法做到。其次，他希望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对这一宗教事件，像处理政治的或社会的历史事件那样，做出科学的解释。这自然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怀特终其一生都自认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他也被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理想典型”理论吸引，并在写作中加以检测和使用。
由此，这一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与他对欧洲哲学和思想的研读，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上面已经提到，怀特在1959年翻译出版了意大利学者安东尼的《从历史学到社会学》。这本书的翻译，便是从他在意大利的时候开始的，他不仅与安东尼认识并有交往，还显然受到了后者的影响。安东尼书中有一章讨论了韦伯的思想，其整体内容则是分析自兰克学派之后德国历史主义的变迁，包括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恩斯特·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1865-1923）、弗里德里希·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1862-1954）、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1872-1945）和海因里希·沃尔夫林（Heinrich Wölfflin，1864-1945）等人。
[7]
在德意志的学术之外，怀特那时还发表过有关克罗齐、柯林伍德（R.G.Collingwood，1889-1943）等人的史学思想的论文。
[8]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怀特选择教皇史来做博士学位论文，可以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目的是尝试用理论来处理实际的历史。如他所言，他更感兴趣的是人们为什么和如何研究历史。对他而言，研究什么题目无关紧要，探究理论与实践、方法与内容之间的复杂关系才更重要。在怀特翻译的《从历史学到社会学》中，有他写的一篇译者导言，题为“论历史和历史主义”，其中简要回顾了德意志历史思维和历史主义的传统和变迁，反映了他在史学理论领域的兴趣和知识。更有意思的是，怀特对德意志历史主义的概括，显现了韦伯学术的影响。他用韦伯“理想典型”的理论，将历史主义分成了三种，分别是“自然的历史主义”“形而上学的历史主义”“美学的历史主义”。同时，这篇导言还展现了他如何推崇克罗齐的史学思想，赞扬他发挥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从真、善、美和致用四个角度揭示历史学的性质，也称赞克罗齐相对主义的历史观，把历史研究视为一个不断思考和探索的过程。 [9] 怀特在这篇译者导言中展现的立场和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一生治学的追求。
《从历史学到社会学》出版之后，怀特顺利地到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大学历史系任教，之后他又任教于康涅狄格州的维思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这两所大学的思想史研究都享有盛誉，后者更是《历史和理论》杂志编辑部所在地。怀特开始任教的20世纪60年代，正是西方社会、文化剧烈转型的时期。作为一个年轻老师，怀特深深为当时青年学生表现出来的激情所鼓舞，这让他更相信史家们不该高高在上，躲在象牙塔中孤芳自赏，而是要思考历史学的性质，使其不断更新，跟上时代的步伐。
1965年美国史学史家约翰·海厄姆（John Higham，1920-2003）与两位欧洲史学史家利奥纳德·克里格尔（Leonard Krieger）和菲利克斯·基尔伯特（Felix Gilbert，1905-1991）合著了《历史学》（ History ）一书，对西方史学和美国史学的发展和现状做了总结回顾。怀特与另外两位学者一起，在美国历史学会的《学会通讯》上为这本书分别发表了简短的书评。怀特的评论颇为尖刻，他指出这本书所概括的内容，过于陈旧，没有反映欧洲史学思想的新潮。更重要的是，他指出此书作者写作的初衷已经落伍，因为“当今史家面临的问题不是应该怎样研究历史，而是历史是否还值得研究的问题”。 [10] 换言之，怀特希望那时的史学工作者重新思考历史学的性质；《历史学》一书希望通过回顾过去的成绩，指导史家应该如何治史，而怀特希望对这一过去加以批判，以求重新出发。
怀特年轻气盛，对海厄姆等人所著《历史学》一书的批评显得咄咄逼人。但这篇短评，不但得到了作者们的回应，而且引起了《历史和理论》杂志编辑的注意。曾经担任该杂志编辑多年的理查德·范恩（Richard Vann）回忆道，他看到怀特的评论之后，便邀请他为《历史和理论》写一篇论文，详细阐述一下他的观点。
怀特欣然答应，一年之后便在该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重负》这篇长文，正面阐述他对当代史学现状和未来的看法。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虽然怀特之后还有其他历史论著发表，但《历史的重负》一文应是他走向史学理论领域的里程碑。
怀特在《历史的重负》中一开始便重申了他对海厄姆等人所著《历史学》一书的批评，那就是历史学家不愿更新他们的知识。他用嘲讽的口吻写道，史家们惯于采取费边式的拖延战略，对其他学科领域出现的新气象熟视无睹，反而自得自满，认为历史书写既采用了科学的方法，又展现了艺术的灵气，甚至认为“艺术和科学只有在历史中才能达到和谐的综合”。
怀特指出，这其实是一种鸵鸟式的做法，无视邻近学科的新发展，同样也忽视其他学科自19世纪末期以来对历史学所做的严厉批评。换言之，虽然19世纪被人视为“历史学的世纪”，但怀特认为，其实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已经有人预见性地指出历史学已经形同槁木，如尼采和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西方学术界出现了存在主义等思潮，更是对历史学发出了种种批评。这些批评的产生，自然与当时欧洲和西方所经历的重大历史变迁有密切的关系，但怀特同时指出，史家们在观念上的故步自封、方法上的陈旧保守也是重要的原因。他写道：
历史学家在传统上认为，历史研究既不需要一种特定的方法论，也不需要特殊的知识装备。通常所说的历史学家的“训练”就大部分来说包括学习几种语言，熟练的档案工作，和一些固定的练习以便熟悉该领域的标准参考书和杂志。此外，有一些有关人类事务的一般经验，读一些邻近学科的论著，加上自制能力和“坐功”（ Sitzfleisch ），就是所需要的一切了。 [11]
有趣的是，怀特此处用了一个德文词“ Sitzfleisch ”，其本意是“臀部”，这里指的就是中文里所说的“坐功”，即俗话“板凳甘坐十年冷”的意思。怀特对史家工作特质的描述，基于他的亲身经历，所以至今仍然让人觉得颇为恰当。但他显然对此不满意，因为在他眼里，即使历史研究像斯图亚特·休斯（H.Stuart Hughes，1916-1999）所言的那样结合了科学和艺术，那也只是19世纪末的社会科学和19世纪中叶的艺术，仍然是过时的东西。不过如果读者细读休斯的论著，就会发现至少在科学方面，休斯希望史家吸收心理史学的方法，这在那时是比较先进的，并不过时。 [12]
但怀特显然有一个相当不同的关注点。他说史家采用的是19世纪末的社会科学方法，指的是历史研究仍然希望在描述史实之后，揭橥历史演进的规律。而他最有兴趣的方面是，如何吸收和采纳自19世纪末期以来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出现的一系列新的趋势。《历史的重负》充分展现了怀特在文学和艺术方面的知识。这在大部分历史工作者中十分少见，而且即使是思想史家一般也不会对文学、小说有如此浓厚的兴趣。从怀特晚年的访谈中可以看出，他一直保持阅读（历史）小说的兴趣，对文学界出现的新气象十分关注。这是怀特与众不同抑或高人一头之处。
《历史的重负》的重要性还在于指出了怀特后来在《元史学》中详细阐述的立场：历史书写和历史解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前者并不能做到客观地“如实直书”。相反，怀特认为历史书写与文学、艺术对历史现象的描述、勾画一样，只是展现了该现象的一个方面。即使这一描述是正确的，也并不全面，因为有“许多正确的观点，而每一种都要求有其自己的再现风格”。在这句话之后，怀特表述了他关于历史书写的一个关键立场：
这将使我们认真对待那些创造性的曲解，提供这些曲解的人都能以和我们一样的严肃性看待过去，但却怀着不同的情感和知识指向。因此，我们不应该再幼稚地期待关于过去某一特定时代或复杂事件的陈述与某些事先存在的“原始事实”“相对应”。我们应该认识到构成这些事实本身的东西正是历史学家像艺术家那样努力要解决的问题，他用所选择的隐喻给世界、过去、现在和未来编序。
这段话的正确理解就是，怀特不但将历史书写等同于客观历史本身，而且认为历史书写与艺术、文学创作（所谓“创造性的曲解”）一样，手段上没有本质的区别——历史书写无非史家选择某一种隐喻对某一段历史的“编序”而已。
怀特《历史的重负》一文，虽然很长，但他显然意犹未尽。他的读者尽管不多，但其中不少人对他历史学无异于文学和艺术的“革命性”观点兴趣颇浓，因此建议他写成一本书。这就是后来让他名闻遐迩的《元史学》。
1973年出版的《元史学》一书有400多页，不免让人望而生畏。比这略早一些，怀特已经在一个文学批评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解释》一文，简要地阐述了《元史学》的内容。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怀特在文学批评杂志上发表《历史的解释》这篇论文，对解读他的史学思想，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如前所述，怀特有阅读文学批评和小说的习惯。在《历史的解释》中，他提到了20世纪最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之一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1912-1991）的理论。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一书中，根据情节和主题对文学写作做了分类，指出文学有喜剧、悲剧、浪漫剧和讽刺剧这些基本形式，此外，书中还使用了“mythos”这个词语，其意是“神话”，但弗莱用来指作品的隐含主题或主要情节。
[13]
怀特对该理论很感兴趣，他虽然也用“mythos”，却更偏爱“plot”（情节），认为像文学、诗歌一样，历史书写同样包含了一个“情节结构”（plot-structure）。由此，他创造了动词“emplot”和名词“emplotment”，意为“情节设置或建构”，用来说明这一情节结构是由史家创造性地设置、构造出来的。
这其实就是怀特在《历史的重负》中所说的“编序”。所以他在《历史的解释》中这样写道：“一个历史学家构建的悲剧的情节，在另一个历史学家那里可能成为喜剧或罗曼司。”
[14]
那么，是什么决定一个历史学家将其书写构建成一个悲剧抑或喜剧呢？怀特的回答参考了结构主义者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和思想史家科林伍德的论点，但他更倾向于弗莱的理论，那就是取决于一种写作的或“文学的常规”（literary conventions），而这一常规在史家或诗人的早年便已在其思想内植根。怀特这样描述：
历史学家与诗人一样，当孩提时听到第一个故事时就已经开始同化这些常规了。因此，历史叙述中存在着“规则”，即便不是“规律”的话。比如，米什莱不仅是一位“浪漫主义”历史学家，他还不断地编排法国大革命以前的历史，将其构建成一部“罗曼司”。而托克维尔则被视为是“现实主义”的，常与米什莱所谓的“浪漫主义”形成对照，其大部分原因是托克维尔决定将同期的历史构建成一部悲剧。对法国历史的这两种阐释之间的冲突并不是在所分析的、按编年顺序而形成的“事实”层面上发生的，而是在关于这些事实所构建的故事层面上发生的，因为每个故事都与众不同。 [15]
鉴于怀特对文学批评和小说的兴趣，他对历史解释的分析便在意识形态等层面加上了写作风格和情节构造的面向。易言之，怀特认为历史学家著史所拥有的主观立场，不管是隐含的还是显现的，不仅由他们的政治意向、宗教信仰等决定，而且受到他们自孩提时代便养成的写作偏好和趣味的影响。
在《元史学》的导言中，怀特更将这一属于个人写作偏好的常规定义为历史书写的深层结构，并加以重点叙述。如前所述，怀特的史学观念的形成，受到了意大利学术思想特别是克罗齐的很大影响。而克罗齐史学理论的著名论点就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即不管史家处理的是哪段时期的历史，其书写本身必然反映了史家在他那个时代对过去的思考。同样受到克罗齐思想影响的英国思想史家柯林伍德对此观点做了发挥，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即史家写作历史，均是历史思考的产物。在《历史的解释》中，怀特花了不少笔墨讨论柯林伍德的思想。显然，克罗齐和柯林伍德的史学思想，对他论证历史叙述等于历史解释至关重要。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元史学》虽然洋洋洒洒，对柯林伍德却一笔带过，这还是因为克罗齐的关系。不过，《元史学》的副标题为“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怀特此处所用“想象”一词，正是柯林伍德提出来形容史家的工作的。怀特在《历史的解释》中也特别做了论述，可见柯林伍德对怀特影响之深。
从《元史学》的写作结构来看，该书与《历史的重负》一文有许多关联。怀特在《历史的重负》中指出了19世纪末以来历史学和历史主义观念出现的危机，认为当今的史家不能熟视无睹。《元史学》一书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了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哲学和史学思想的发展，以黑格尔为代表；第二部分描述了19世纪的四种“现实主义”的历史书写模式，其意图是交代在启蒙运动历史哲学影响下的历史研究及其代表人物，如米什莱（Jules Michelet，1798-1874）、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托克维尔（Alexis-Char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1805-1859）和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等；第三部分注重19世纪后期开始的对上述四种历史书写模式的批评和摒弃，以马克思、尼采和克罗齐的论著为对象。因此，从内容上看，《元史学》是一部史学思想史，讨论的是18世纪至20世纪初历史观念与书写的变迁。像怀特《元史学》这样内容比较全面的论著，在该领域并不多见，这是该书的一个贡献。
不过《元史学》的内容虽然比较全面，但并不能完全反映怀特广博的学识。如上所述，他很早就开始接触和阅读文学理论和小说，对西方学术思想的传统和新潮也十分熟悉，并有相关的论著，只是现在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 [16] 例如，怀特是美国史学界甚至美国学术界最早介绍福柯学术思想的人之一。而在《元史学》一书中，他对当代的思想家（如他相当熟悉的卡洛·安东尼）没有多花笔墨，更没有详细讨论小说与历史书写的关系，与他在同期发表的许多论文取径比较不同。这些论文后来收入他于1978年出版的《话语的比喻》这本论文集中。 [17]
怀特写作《元史学》，进一步阐述他在《历史的解释》等论文中提出的历史叙述等于历史解释的观点，这是该书另一个更为重要的贡献。在《历史的解释》中，他指出史家写作历史，会受到意识形态、解释模式和情节建构三方面的影响。而在《元史学》中，他借用了弗莱的论点，指出历史书写其实就是一种“言语结构”（verbal structure），只不过弗莱说的是小说，而怀特指的是历史著作，完全将史学与文学等同，显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革命性”的立场。怀特甚至直接将之作为《元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前提：“我将从最明显的方面考察历史著作，即把历史著作看作以叙述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言语结构，其目的是将过去的结构和过程变成一个模式或肖像，然后我想通过再现这些结构和过程来解释它们究竟是什么。” [18] 由是怀特交代了《元史学》写作的两个宗旨：一是论证历史著述无非言语结构的一种形式；二是通过详尽的描述、分析，重现这些形式的形成及其诸种表现。
从上述前提出发，怀特《元史学》一书选择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八位：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和克罗齐。前面四位可以说是史学家，而后面四位是哲学家。怀特不加区别地将他们并列处理，体现了他认为构建、解释和书写历史，史学家与哲学家的工作无异的主张。他从三个方面对他们进行了研究。首先，在历史解释模式上，他们的著作可分为形式论、机械论、有机论和情景论四种；其次，从情节的设置和建构考量，则有浪漫剧、悲剧、喜剧和反讽剧四类；最后，在意识形态的表述上，又有无政府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区分。限于篇幅，本章无法详述，只能举例说明。如《元史学》指出米什莱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马克思显然是激进主义，兰克倾向于保守主义，而克罗齐属于自由主义。在阐述这些不同类型或形式的时候，怀特论及的对象其实超出了上述八位，还涉及19世纪许多重要人物。
尽管《元史学》从三个方面研究历史学家及其著述，但怀特的主要兴趣在于强调历史著述的“诗性”（poetics），因为如果仅从意识形态和历史解释这两个方面来考察，那么他在书中所处理的人物，都无法完全被置于一种类型或形式之下。而从文学形式即情节设置和建构的角度来观察，怀特认为他们之间的区别相对比较明显：米什莱的作品是浪漫剧的，兰克的作品是喜剧的，托克维尔的作品是悲剧的，布克哈特的作品是反讽剧的。更进一步，怀特强调历史叙述话语本质上是诗性的，因此他认为应该可以用欣赏、分析诗歌的方法来归纳、分类历史叙述。写作诗歌首先是运用想象，其次是用修辞学中的比喻或转义（trope）的手法将之展现。在怀特看来，比喻大致有四种：隐喻（metaphor）、提喻（synecdoche）、转喻（metonymy）和讽喻（irony）。从比喻的角度来看，他认为黑格尔的作品有提喻的特点，马克思的作品是转喻的，尼采的是隐喻的，而克罗齐的是讽喻的。怀特的主张简单归纳起来就是：作者在收集了事实之后开始写作，当然希望能提出一个论点，也必然会有某种意识形态的倾向，但在写作的过程中，又会受到一种更深层次结构的制约，那就是叙述的比喻形式——他们或者采用了隐喻和提喻，或者采用了转喻和讽喻（当然交叉使用的也不少见）。这就是怀特所谓“元史学”中的“元”的层次，而这个层次，就是史学家、思想家对历史加以想象的产物。
想象显然无法凭空想象，于是怀特认为他们借助了上面不同的比喻方式。但是什么决定了一个史学家选择某种比喻方式呢？这就回到了他在《历史的解释》中提出的一个人在“孩提时代”便会同化某种书写常规的观点。在《元史学》中，他试图对此做进一步的阐释：当史学家面对一个历史研究对象的时候，其目的自然是对其做出描述和解释，但在此之前，史学家首先要将这个对象预设成一个有序的形象，其中的各个部分都自有关联。怀特认为这种“预设的形象构建”（prefigurative）的过程，体现了一种诗性，如同诗人写诗时运用想象对事物做比喻性的描述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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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怀特关于史学家运用语言写作，因此自然受其结构制约的观点，又明显受到了列维-斯特劳斯、福柯、罗兰·巴特等人的影响。除了福柯自己否认，这些人都被视为语言学中结构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基本立场是，语言与所指事物的关系远不是透明的对称关系；语言的指称一定受制于自身的文化网络，而在这个网络中，语言只是符号，一定要置于这个文化网络中才能获得理解。怀特接受了这样的立场，又吸收了弗莱等人的理论，用比喻的各种方式来说明历史书写的既定语言结构。不过他最终并没有解释，究竟是什么让一个史学家选择某种比喻方式或语言结构来进行历史著述的。他用诗歌做类比，指出了“预设的形象构建”，有其启发性，但他没有讲明这个“预设”是由什么决定的。而且他对此没有进行论证说明，只是归结于一种始自孩提时代的经验，难免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
怀特的《元史学》出版之后，在史学界几乎掀起了一场“革命”，因为怀特将历史书写与历史解释完全等同，并重申一种叙述形式和另一种叙述形式之间没有好坏之别，即历史著述并无真假，只有语言结构的表现形式之不同，让他名声大噪。对于熟悉战后文学批评理论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学者而言，他们对怀特的观点不会觉得陌生。从怀特后来在文学批评界拥有的声誉来看，他有关叙述特性和比喻形式的阐述，让他即使在文学批评界也占有一席之地。可是，对于不关心文学批评、强调文史分野的史学界同行而言，怀特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讨论历史书写的形式及其与历史解释的关系，足以让他们大吃一惊。《元史学》出版之后的几年，西方的许多杂志都发表了书评，而《历史和理论》等杂志还发表了篇幅很长的评论文章，说明此书在学术界受到的重视。 [20] 史学界的评论者几乎无一例外都会称赞怀特的新意，同时也表示他的概念及其文字表述十分难懂。如英国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以后将以他的新文化史研究闻名于世，他在书评中指出怀特跨学科的取径使其《元史学》新意迭出，极富原创性，但他也承认此书难读。发表于美国史学界的权威刊物——《美国历史评论》和《近代史研究》上的书评，对怀特的创意也表示了高度的赞赏。 [21] 富有新意但文字艰涩，这是肯定《元史学》的书评者的基本意见。
当然，《元史学》的批评者也不少。有人直接指出，虽然怀特竭力创新，但历史事件还是应该先于历史解释，不能本末倒置。还有的干脆指出，怀特将历史学等同于诗学和语言学，已经明显越界，无法苟同。值得一提的是，《元史学》还受到其他学科人士的关注，不过他们的评论与史学界同行相比，显得颇为不同。一位加拿大政治学家径直指出，他无法理解怀特的立场，因为按照怀特的观点，史学家治史不是取决于他的知识储备，而是取决于他的人生体验（taste）。 [22] 而文学领域的评论则有不同的取向。一位评论者指出，怀特的理论借用了太多其他学者的论述，显得有点消化不良；另一位评论者则颇为正确地预测，怀特的著作对于大部分历史学家而言，将会难以接受，其言下之意就是怀特的所作所为更像一位文学批评家。 [23]
上述这位评论者的预测，在很大程度上的确预示了怀特在《元史学》之后的地位和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怀特已经转任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在那里担任历史意识研究部的讲座教授，培养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生。他与《历史和理论》杂志保持了密切的联系，经常在那里发表论文。同时，他还有许多论文发表于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杂志上，被文学界人士视为“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
他的老友、《历史和理论》杂志的编辑理查德·范恩在1998年发表了《海登·怀特之反响》一文，详细回顾和检讨了怀特的影响，其中指出，怀特的跨学科取径，让他成为当代为人引用最多的一位史学家，不过在那些引用其观点的人中，只有为数不到15%的是史学界人士。
[24]
换言之，怀特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在1989年弗兰克·安克斯密特挑起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关系的争论之前，怀特的地位和影响主要在史学界之外。
怀特在出版了《元史学》之后，笔耕不辍，继续阐述历史叙述与语言（文学）形式之间的联系，然后再汇编成集。1987年出版的《形式的内容：叙述话语和历史再现》和1999年出版的《形象的现实主义：拟态效应研究》便属于此类。这些论文集探讨的主题不一，很难简单概括其内容。但怀特写作的意图还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从历史认识论和本体论这两个方面，批判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近代史学传统及其深远的影响。比如《形式的内容：叙述话语和历史再现》一书讨论了叙述和叙述性在历史著述和理论中的作用，强调历史书写一旦采用叙述这一形式，那就无法避免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色彩。而在《历史解释的政治：学科和非崇高》一文中，怀特指出近代以来历史学的职业化过程，促使史学家采用平淡无奇的笔调写作，以求客观公正，其结果是抹平了“历史的崇高”（historical sublime），即突兀奇特、出人意料，让人啧啧称奇、叹为观止的历史现象。同样，在《德罗伊森的〈史学方法论〉：作为资产阶级科学的历史著述》一文中，怀特指出作为兰克史学在理论上的代表作，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J.R.Droysen，1808-1884）的《历史知识理论》（ Historik ）一书显然不是客观史学的样板，而是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氛围。此外，《形式的内容：叙述话语和历史再现》还收入了怀特在福柯死前写作、死后发表的《福柯的话语：反人类主义的史学》一文，相对全面地介绍和分析了福柯的学术对当代史学的潜在和深远的影响。此文的副标题让人看到，怀特不愧是福柯在美国史学界的知音，因为福柯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直到近年才为人密切关注。 [25]
怀特《形象的现实主义：拟态效应研究》也收入了几篇颇为重要的文章，如《文学理论与历史书写》一文，详细论证了史学家借用文学理论的必要性。怀特指出，对于历史书写而言，反映历史真相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一部历史著作叙述的故事，让人更注意的往往是其描写的风格而不是其描写的内容。他引用安克斯密特的话形容道：许多经典的历史著作之所以伟大，并不在于告诉读者历史究竟如何发生，然后就到此为止，不再从事该方面的研究。相反，许多历史著作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们刺激了人们对历史产生兴趣，使之愿意继续从事相关的研究。 [26] 如同本章开头所说，怀特在访谈中承认，他对现代主义一直比较执着，而他所说的现代主义，主要指现代主义的小说，与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相对。他在《形象的现实主义：拟态效应研究》中对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批评史家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1892-1957）的文学史研究颇为欣赏。他认为奥尔巴赫的名著《拟态：西方文学对现实的再现》（ Mimesis：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虽然指出文学写作是现实的反映亦即拟态，但并不认为文学作品从古至今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向现实接近的过程，而是姿态纷呈、各具形态（figuration）。怀特此书的书名用的是“figural”，其本意是“形象的”，该词与“figurative”同一词源，又有比喻的意思，因为要构建形象/形态，常常需要修辞的比喻。于是，名词“figuration”就有了双关的意思，可以是“形象的建构”，又可以指“形象的比喻”，比如“这个姑娘如花似玉”“那个小伙体壮如牛”。怀特在写作此书的时候，选择不再采用“tropics”这个容易让人误解为地理术语的词来指比喻学，而更多采用“tropology”来指比喻的使用，也即比喻学。 [27]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怀特借用文学理论，其意图是恢复或重建历史叙述中的形象，避免为了不偏不倚而让历史书写干涩无味的传统。走笔至此，需要提一下怀特曾提倡“影视史学”（historiophoty），1988年，他在《美国历史评论》上撰文比较叙述史学和影视史学之间的关系，之后该杂志开辟了“电影评论”专栏。 [28]
怀特在出版《形象的现实主义：拟态效应研究》论文集的时候，已经从加州大学退休，之后被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聘请为讲座教授，足见他在文学批评界受尊重的程度。不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他的理论被冠以后现代主义史学之名，在史学界引人瞩目，怀特已经不再是出墙的奇葩了。2010年，他的追随者罗伯特·铎然（Robert Doran）为他编辑了一部题为“叙述的虚构”的文集，收录了怀特1957～2007年没有收录到已出版的文集中的论文。 [29] 2014年，怀特又出版了《实用的过去》一书，收录了五篇论文，其中同名论文《实用的过去》颇为重要。怀特此时已经84岁，在《实用的过去》一文及该书的“结束语”中，他回顾了自己一生的治学，提到了他的老师博森布洛克的教诲，指出他治学的宗旨，是力求突破所谓近代客观史学的模式，希望能复活历史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他指出平铺直叙、不偏不倚的写法，近乎阉割了历史学的生命力，背叛了西方传统史学信奉历史学“为人生之师”（ magistra vitae ）的优良传统。怀特借用前辈学者迈克尔·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1901-1990）的学说，认为其“历史的过去”和“实用的过去”的二分法颇具启发性：历史学家不应该只是希望重建历史的真实性而忘记了历史研究和书写的宗旨，那就是为人们的认同建构和现实生活提供有益的服务。鉴于近年来科技的进步和史学界出现的种种改革新潮，怀特指出有关过去的认知已经高度多元化，突破了职业史学家的藩篱。他认为或许“过去学”（pastology）一词方能概括今天世界上的人通过重构自己的记忆而不断塑造文化认同的现象。在这一情形下，如果历史学家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治学为的是提供一个“实用的过去”，也许历史学才能重振生机。 [30]
在结束本章之前，也许有必要再回到怀特最出名的《元史学》一书。他在书中分析了四种比喻的形式：隐喻、提喻、转喻和讽喻，而从他的行文来看，他特别偏好讽喻，或许与他曾心仪克罗齐有关，因为他认为克罗齐的史学可以用讽喻来形容。究其一生，怀特本身的治学也是颇具反讽意味的：他一生钟爱史学，矢志不渝，但他将历史等同于历史书写，甚至文学创作的观点，让许多史学家长期视其为历史学界的一个“异类”。更具讽刺意义的或许是，怀特一生推崇现代主义的文学和理论，但因否定历史事实与虚构之本质区别而被视为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代表，他也因此成了当代最知名的一位历史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 [31]
[1] Linda Hutcheon， 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History，Theory，Fiction （London：Routledge，1988）.
[2] Frank Ankersmit，“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 History and Theory ，28：2（May 1989），pp.137-153.
[3] 〔波兰〕多曼斯卡：《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16页；Keith Jenkins，“A Conversation with Hayden Whit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7：1（1998），pp.68-82.
[4] 参见Herman Paul，“A Weberian Medievalist：Hayden White in the 1950s，” Rethinking History ，12：1（2008），pp.75-102。他所著的传记 Hayden White：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London：Polity，2011）也讨论了怀特早年的求学经历。但中文学界几乎没有相关的研究。有关美国战后史学界、教育界的变化，可参见Joyce Applyby，Lynn Hunt and Margaret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W.W.Norton，1995）。
[5] Hayden White & Erlend Rogne，“The Aim of Interpretation is to Create Perplexity in the Face of the Real：Hayden White in Conversation with Erlend Rogne，” History and Theory ，48∶1（Feb.2009），pp.63-75，特别是p.64。
[6] Hayden White，ed.， The Uses of History：Essays in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History Presented to William J.Bossenbrook （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68），p.9.
[7] Carlo Antoni， From History to Sociology：The Transition in German Historical Thinking ，trans.Hayden V.White（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59）.
[8] 这些论文没有编入怀特自己所编的几本论文集，但收入Hayden White， The Fiction of Narrative：Essays on History，Literature，and Theory，1957-2007 ，ed. Robert Doran（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0），pp.1-67。
[9] Hayden White，“On History and Historicism，” in Carlo Antoni， From History to Sociology ，pp.xv-xxviii.
[10] Hayden White，Review of John Higham with Leonard Krieger & Felix Gilbert， History，AHA Newsletter ，3：5（1965），pp.5-6.笔者感谢赫尔曼·保罗（Herman Paul）提供了这篇书评的复印件。
[11] 〔美〕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第50页。此处译文有所修改，参见Hayden White，“The Burden of History，” in 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p.40。
[12] 〔美〕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第53页。休斯在1964年，即怀特写作此文之前不久，出版了《作为艺术和科学的历史学》（ History as Art and Science ）一书，中文译为《历史学是什么？科学与艺术之争》，刘晗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笔者为该译本写了一个导读，简要讨论了休斯的史学思想和方法。
[13] Northrop Frye， The Anatomy of Criticism：Four Essay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pp.162-239.
[14] 〔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第75页。译文根据英文有所改动，参见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p.58。
[15] 〔美〕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第76页。译文根据英文有所修改，参见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p.59。
[16] 参见Willson H.Coates，Hayden V.White & J.Salwyn Schapiro， The Emergence of Liberal Humanism：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New York：McGraw-Hill，1966-1970），2 vols。在出版《元史学》的同一年，怀特还出版了一本小书， The Greco-Roman Tradition （New York：Harper & Row，1973）。
[17] 参见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此书的中文译名五花八门（如《话语的转义》《话语的地平线》等，让人觉得不是一本书），不过怀特本人也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tropics”这个词原为地理术语，而怀特想以它指“trope”（比喻）并将之名词化，让人颇为费解。此书名或许亦可译为《话语的比喻学》，因为将“tropic”加上“s”变成复数，往往有学科门类的意思。这应该是怀特的原意。而在之后的论著中，他改用了“tropology”，正是“比喻学”的意思。
[18] 参见Northrop Frye， The Anatomy of Criticism ，pp.15-19；Hayden White， 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p.2。
[19]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pp.30-31.
[20] John S.Nelson，Review of Meta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 ，14：1（Feb.1975），pp.74-91。另一篇长篇评论是Adrian Kuzminski，“A New Science？”，Review of Metahistory and Style of History，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8：1（Jan.1976），pp.129-143。
[21] Peter Burke，Review of Metahistory，History ，60：198（1975），pp.82-83；Robert C.Carroll，Review of Metahistory，Nineteenth-Century French Studies ，4：4（Summer 1976），pp.548-550；Michael Ermarth，Review of Metahistor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0：4（Oct.1975），pp.961-963；John Clive，Review of Metahistory，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7：3（Sept.1975），pp.542-543.
[22] Joseph Amato，Review of Metahistory，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423（Jan.1976），pp.182-183；Gordon Leff，Review of Metahistory，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43：4（Nov.1974），pp.598-600；Frederick M.Barnard，Review of Metahistory，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9：2（June 1976），pp.366-367.
[23] Carl A.Rubino，Review of Metahistory，MLN ，91：5（Oct.1976），pp.1131-1135；Stanley Pierson，Review of Metahistory，Comparative Literature ，30：2（Spring 1978），pp.178-181.较为严厉的中文批评，可参见邵立新《理论还是魔术？评海登·怀特的〈玄史学〉》，《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王志华《唯物史观与后现代史观之间的论争》，《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1期。
[24] Richard Vann，“The Reception of Hayden White，” History and Theory ，37：2（May 1998），pp.143-161.怀特在中国的影响，也大致相似，先是文学界人士比较关注，如盛宁《新历史主义》，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史学界最早涉及怀特理论的，可参见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
[25] Hayden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pp.58-141.有关福柯的学术对后人类主义史学的影响，参见本书的相关章节。
[26] Hayden White， Figural Realism：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9），pp.1-42，安克斯密特的引文在p.7。
[27] White， Figural Realism ，pp.66-100.
[28] Hayden White，“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ophot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3：5（Dec.1988），pp.1193-1199.中国史学界由周梁楷首先提倡“影视史学”的研究，张广智等人之后多有论述，相关的争论可参见朱艳艳、慈波《关于影视史学几个问题的研究综述》，《沧桑》2010年第2期。
[29] Hayden White， The Fiction of Narrative：Essays on History，Literature，and Theory，1957-2007 .
[30] Hayden White， The Practical Past （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14），pp.3-24，pp.97-104.
[31] 参见Marnie Hughes-Warrington， Fifty Key Thinkers on History （London：Routledge，2000），pp.350-357；Robert Doran，ed.， 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Hayden White （New York：Bloomsbury Academic，2013）；还可参见前引怀特的学术传记Herman Paul， Hayden White：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以及黄芸《论海登·怀特的历史真实观》，《理论月刊》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