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如同书名所示，本书以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的变迁与新潮为研究对象。关于这个主题，中文学术界已经出版了不少论著、译著和读本，有助于读者了解和消化本书的内容。与现有的这些著作相比，本书在时段、取径和内容上均有明显的不同。在时段上，本书侧重的是“当代”史学界、思想界的诸种变化。这里的“当代”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直至当今这一时间范围。我们注重这一“当代”，除了突出本书的特点之外，更希望强调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在这一时期发生的重大变化。

既然讨论历史哲学的变化，我们首先需要简单回顾一下其发展历程。就历史哲学的起源而言，学术界普遍认为18世纪是一个重要的阶段，以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的论著为主要标志。这些思想家受到17世纪科学革命的激励和启发，试图像牛顿、伽利略等人解开自然世界的奥秘那样，充分运用理性的思维来探究、诠释和阐明人类社会的演化规律。他们的基本立场是，历史不断进步且有明确的规律，而历史学的重任就在于揭示历史的进步和证明历史规律的存在与作用。与之前好几个世纪的历史观相比，这一启蒙历史观指出了一个重要的哲学理念，那就是过去与现在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历史研究和书写的功能不是为了在过去中寻求和树立榜样，供今人和后人瞻仰、膜拜，而是为了指出过去与现在的不同，分析两者不同的原因，并探求人类历史的未来走向。 ^[1] 到了19世纪，这一理念在黑格尔、孔德和马克思的论著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历史哲学因此也成为一门成熟的、引人关注的学科。比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从理性与热情的互动中，分析了理性的逐步扩张如何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孔德则从知识论的角度，认为人类历史的进步，体现在从神的时代经形而上学的时代而到了实证科学的时代。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论，指出了他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经过了之前的几个历史时期的发展，代表了人类历史进步的一个新阶段，同时马克思又强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未来将取代资本主义。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产生了种种不同，但列宁等人将之付诸实践，成功地发动了苏维埃革命，以求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

的确，十月革命在俄国的成功，是现代历史上的一个划时代事件，因为这一革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一战的爆发及其惨烈的进程，令人对启蒙历史观的理论前提——人类历史不断进步——在事实上产生了强烈的质疑。“世纪末”的思想家如弗里德里希·尼采已经在理论上对这一观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一战的硝烟提供了事实上的证据，那就是西方文明的进步，也带来了人类自相残杀，而且手段日益强化，结果更为血腥。尼采的同胞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一战中写作的《西方的没落》成为战后的畅销书，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因为斯宾格勒在书中指出，近代西方人认为自己与众不同、其文明也高人一头的想法，无异于痴人说梦。他预测道，与其他文明一样，西方文明也会走向衰亡，而自文艺复兴以来渐渐孕育、在启蒙运动中得到大力伸扬的历史三段论（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的进步观念，既无说服力，亦无普遍性。

换言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启蒙历史观已经开始让人怀疑。但可悲的是，部分西方人为了克服这种悲观主义和相对主义，拯救自己的文明，诉诸极端思想，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的纳粹主义的兴起，便是显例。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久爆发，悲剧进一步加剧，其危害遍及欧亚大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该能比较清楚地理解为什么战后的世界，在思想和观念上会出现如此重大的变化。具体而言，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殖民主义走向终结，世界逐渐进入一个后殖民的阶段。而在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遍及全球，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文化反思的浪潮。本书正是由此考虑，决定以20世纪60年代为起始，展现、分析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领域发生的种种变化。换言之，本书虽然涉及克罗齐、科林伍德等人的史学思想及其贡献，但没有为他们单独设立章节讨论，因为现有的相关著作中，已经对他们有不少分析，而我们侧重的是20世纪下半叶乃至末期至今的变化。

在取径上，本书既讨论重要的人物和派别，又描述最新的动向，因此在章节安排上分为人物、派别、焦点三个部分。学术界对历史哲学在20世纪所发生的变化，常常用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到分析的历史哲学来概括。认为18～19世纪的历史哲学，以探究历史发展规律为重点，代表了“思辨的历史哲学”；而在两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前和之后，历史哲学界出现了“分析的历史哲学”，以探讨历史认识和历史书写为重心。1965年，阿瑟·丹托出版了《分析的历史哲学》一书，对这一转变有比较明确的描述和分析，是这一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2] 但在该书出版之后到20世纪末的这段时期，虽然分析的历史哲学仍为主流，但思辨的历史哲学也没有全面退却，而是出现了重振旗鼓之势。1990年前后美国的弗朗西斯·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便是一个例子。而他的老师塞缪尔·亨廷顿更因稍后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以及预测了“9·11”事件的发生而名闻遐迩。本书在第一部分“人物”中，从米歇尔·福柯开始，对分析的历史哲学阵营中的代表人物，如海登·怀特、弗兰克·安克斯密特等人均列了专章，这一部分也收入了亨廷顿、福山和迪佩什·查克拉巴蒂，其中查克拉巴蒂的研究特别值得重视。2000年他以《地方化欧洲》一书出名，挑战了史学思想界的“西方中心论”，其内容既有对历史认识论的分析，亦有对历史规律论的思考。而在近年，查克拉巴蒂在全球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对人类历史的未来走向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讨论。总而言之，就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思想的发展来看，我们在今天并无法绝对区分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已经相互交叉、互为影响。

本书取径上的特点，与其内容上的特点相连。在题为“派别”的第二部分，本书采用了最新的相关论著，不但对读者已经相对熟悉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性别史”等史学流派做了讨论，而且对近年兴起而中文学界涉猎较少的新兴流派如“情感史”“身体史”“环境史”“大历史”等做了简要的介绍和分析。而本书着意创新的地方，更见于题为“焦点”的第三部分，因为收入其中的章节，均是最近一二十年才出现的论题。由于角度、内容新颖，这些论题在国际史学界也尚无定论，仍处于思索、争辩和发展阶段。我们称之为“焦点”，主要想表达这样的意思：这些论题的提出，激起了学界的兴趣，引起了较为热烈的讨论，但它们尚未成为代表性的潮流，因此与第二部分的内容有所区别。而本书设立这一部分，称其为“焦点”而不是“走向”或“趋势”，还有一个考虑，那就是向读者传达这样的信息：当今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界，并无一个明确的总体趋向，而是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这一态势的形成，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战后培养的一代思想家，已经渐渐老去，其中一些人已经在近年告别了人世，而新的一代中，还没有出现能完全取代他们的领军人物；第二是当今的世界历史发展，也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前景颇为复杂，尚无人能对人类历史的未来，指出一个明确无疑的方向。本书第三部分的最后一章题为“后人类境况”，便是希望对当代世界所面临的境遇，做一个简略的描述。这一“后人类境况”的出现和形成，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各种新兴科技的长足进展，已经生产出足以影响甚至挑战人类生活和生存的各种生物体或非生物体，动摇了人类为世界历史中心的当然位置。二是人类科技水平的急剧提高和科技实力的增强，已经让自然界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而如果这一压力最终导致自然环境的崩裂，那么人类将无法生存，最终也会走入历史。人类历史的这一多元的、不确定的未来，引起了各类思想家的高度重视，也引发了多元的、开放的历史思维。但迄至今日，学者们尚无明确的应对方案，而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对此状况也没有一个共识。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得到读者、方家的批评指正，更希望能激起大家的共鸣，共同关心人类历史的未来。

最后，我们想交代一下本书写作的契机。自2012年开始，我们有幸参与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陈启能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当代国际史学研究及其发展趋势”（编号12&ZD186）的项目，并担任其子计划“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主持人。经过多次的切磋、讨论，我们确定了本书的写作提纲，并于2017年下半年开始正式投入写作。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又邀请了以下学者参与：林漫、屠含章、尉佩云和张一博（按姓氏拼音排列，他们的署名在其承担的章节之末），让我们得以在2018年底顺利完成整本书的写作，对此我们深表谢意！我们也对陈启能先生的信任和厚爱及我们家人的支持，呈上我们的谢忱。

2019年1月17日草，18日改

[1] 参见George H.Nadel，“Philosophy of History before Historicism，” History and Theory ，3：3（1964），pp.291-315。

[2] Arthur Danto，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5）.中文的研究可见何兆武《从思辨的到分析的历史哲学》，《世界历史》198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