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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启能
“当代国际史学研究及其发展趋势”是我主持申请并于2012年10月10日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负责审核批准的国家科研项目。该项目由我主编，共计六卷，分别为：《当代中国史学发展趋势》（负责人为山东大学教授王学典）、《当代亚洲史学发展趋势》（负责人为东北师范大学教授赵轶峰）、《当代欧洲史学发展趋势》（负责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姜芃）、《当代俄罗斯史学发展趋势》（负责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马龙闪）、《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人物、派别、焦点》（负责人为美国罗文大学教授王晴佳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旭鹏）、《信息史学》（负责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旭东）。各卷大多聘请了有关专家参加写作。经过五六年的艰苦努力、埋头苦干，现在各卷都已完成。
当代，即20世纪最后20年和21世纪初。在这段时间，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内容、结构和方法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在迅速变化的总的心智语境中，当代历史学发生了重大的调整。“文化的转向”“实用的转向”“空间转向”“目视的转向”等“转向”给历史学打开了新的前景：出现了历史研究的新对象，涌现了大量的新史料，发现了许多分析传统史料的新方法和有效解读信息的新手段。这些变化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使史学家可以把20世纪、21世纪之交的史学形势称为“史学革命”， [1] 以示史学变化之大，并力图揭示其根本性质。
最早提出“史学革命”这一概念的是美国学者哈梅罗（Theodore C.Hamerow）。他认为史学革命的重要原因是史学的传统方法论已不适应对我们生活的世界的理解，其结果是历史这门学科失去了社会的信任。因此，“许多史学家突然跳到社会科学中去”，迫使史学“爬出它自己的老巢”，结果是“历史学的革命，规模比它在2000多年前产生以来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 [2]
另一位美国史学家凯门（Michael Kammen）也承认，“在方法论意识中的革命自然是发生了”。例如，史学家对历史知识的认识论问题特别感兴趣，承认史学方法论是特有的学科。 [3] 他进一步指出这种革命的实质：“史学家们越来越从描述政治的、外交的、军事的、经济的、宪法的和文化的事件和过程的传统叙事，转向过去曾是社会科学学者禁区的各种问题。他们开始发展分支专业和分支学科，或许可以形成历史统计学、历史人口学、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和历史心理学或心理史学。” [4]
一般来说，在俄罗斯史学文选中“史学革命”概念流行得并不那么广泛，常被作为分析当代史学发展状态的出发点。由于俄罗斯史学发展迅猛，它的进程带有不稳定的、多方向的性质。因此，任何企图翔实地定义“史学革命”概念的尝试，总体上都不可能不是相对的，只反映它自己出现的时间。
在俄国学者中，最先提出“史学革命”这一概念的是巴尔格（М.А.Барг）。他指出当代蓬勃发展的史学正在急于改变研究对象的结构，经受着研究工具的急剧变化并敏感地反映科学体系的进步：“我们不是夸大其词，如果把现在发生在历史学科学工具库中的变化称之为史学革命的话。” [5] 从巴尔格的全文来看，他这里说的史学革命实质上指的是方法论革命。
关于西方的“史学革命”，俄罗斯学者В.М.穆契尼克和И.Ю.尼古拉耶娃认为，1970～1990年西方主要的历史思想是“片面的中心主义”。他们强调：“当今的史学革命是在文化人类学化的旗号下进行的，在我们看来是西方文化的后现代主义最重要的变形之一。这里很适合用巴赫金的术语来描述，这个变形的实质是丢弃文化优势思想的‘垄断地位’，是形成新的文化风格，对话的、复调音乐的风格。” [6]
总起来说，史家们使用“史学革命”这个概念，显然是为了表达历史学在这一时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加之史学家的积极努力导致了一系列新的（新的经典的）完整模式的出现。这些模式是建立在微观方法与宏观方法相互补充的基础上的，是努力超越宏观史与微观史、结构与事件、理性与非理性相对立的二元思维的，是尽力扩大“史学家领地”的。
“史学革命”的特征之一是对后现代主义的态度。一般说来，“史学革命”对于研究重点的变化并不总是给予应有的重视，而往往采取比较客观的态度。对于后现代主义也是这样：不管研究重点的改变如何巨大，但这种改变不是绝对的，它与学科的过去是有一定的继承的。当时史学界的情况正是这样。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似乎宣告了一个史学新时代的到来，但它的“挑战”不被史学界接受，因为它的极端的表达意味着完全否定历史认识的客观基础，以及与观察者无关的历史活动。
然而，“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并不是简单地否定一切。它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它反对历史学关于历史认识对象的概念，即不是某种外在于认识主体的东西，而是由语言的和话语的实践建构成的。 [7] 语言被看成能构成意义的因素，可以决定思维和行为。后现代主义强调的是历史文词的“文学性”，体裁的选择，情节的构建，修辞方法和文体的应用，象征手段、形象和隐喻的使用。由此历史学一方面就等同于文学，在评价历史文词时突出的是美学标准；但另一方面，历史学又被等同于意识形态。它对客观性标准问题和研究人员对自己的创作活动的控制手段问题有了新的说法。历史学家被要求精心阅读文本，读出隐藏在其中的东西并给予解密。
后现代主义的术语牢固地进入了科学的方法论库藏，虽然它们常常会被更换内容。例如“转向主观性”这个基本概念，它和“语言学转向”一起宣告了后现代主义进入历史学。如今“主观性”已是最普及的概念之一，已是研究过去、研究历史时间中的人的基本方法。但这并不是绝对的主观性，不是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意义上的主观性，即否定历史进程客观基础的历史哲学。М.А.巴尔格的定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不同，应该是更为正确的。他提出问题说：“对历史学家来说，‘人的主观性’概念的实质是什么。这个概念已是历史学研究的对象。”
他在回答中强调了它的主观—客观性，指出：“这是人的客观上受制约的内部世界。这是人的概念、价值、情感和基于其上的对自己活动的客观条件的反应。这是把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所有形式转变为创造行为的个人天性。”由此出现了“客观的历史必然性和人的主观性世界的辩证联系，并为历史学提供了掌握历史规律的可能性”。 [8] 自然，这并不是唯一的答案，对这个问题学者们还在探索中。
两种对立的立场（“语言的”与“客观的”、“后现代主义批评者”与“正统的现实主义者”）冲突的高峰出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但结果并不像原先想象的那样是毁灭性的。哲学家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尤其是荷兰哲学家安克斯密特。
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了“中间立场派”。他们认为，在话语以外存在现实，它是独立于有关它的概念并作用于这些概念的；对成为虚无的现实的直接感知的不可能，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可以任意地“构建”。这种中间立场的支持者逐渐扩大着队伍。 [9] 与“正统的现实主义者” [10] 不同，赞成“中间立场”的历史学家，从“语言学转向”的角度积极思考如何改变自己的研究实践。他们找到的出路是“新社会文化史”范式。这种范式通过文化概念、象征性的实践和价值定位的视角来解释不同层次的社会进程，除了掌握文学批评方法外，还注意了“文本的社会逻辑”，即话语的非语言特征。这些特征与传记的、社会—政治的、精神的语境有关，而在此语境中创建的文本，带有创立者的目的、需求和世界观。在“新社会文化史”在的实践中，文化并不是表象和符号的决定性因素，而是一组职能、工具或战略，通过它们个人可以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利用这些标志和符号。
“史学革命”的另一特征是语境方法。历史知识发展中的乐观主义引起了对语境方法的高度重视，虽然在史学的不同领域重视程度不一，形式也相异，但是总的来说都指向从因果解释转向语境解释。广为流传的看法是历史语境是一种情势，它不仅为任何活动提供社会条件，而且提供具体的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要求在有关的活动中解决。但应指出的是，“普遍的语境化”对历史学家的想象提供了必要的限制，虽然有利于分析社会状况，却不利于解释社会—历史动态。 [11] 在当代社会文化史广泛的范围内，除了众多分析类型、形式、跨文化互动等方面的著作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对个人和集体的同一性、历史与记忆的相互关系的研究。这种研究现今正在吸引所有社会人文学科研究者的注意，并为未来考虑更为周到的方法论跨学科合作提供了方便的平台。
在强调语境对历史学发展的重要性时，也要注意不能予以夸大。对历史学发展产生影响的，除了语境外，还有别的东西，如客观存在的事件。历史事件，特别是重大事件，必然会对历史学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历史学的发展变化。但要看到的是，片面地強调这种外来的对历史思维的影响的话，那也是错误的。历史不是时代的职能。历史学与任何科学一样，是由其内部的规律，自己的逻辑发展起来的。实际上，它是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复杂作用的产物，其基础是历史知识发展的内部逻辑。
“史学革命”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激发历史学家的理论兴趣。一般说来，众多历史学家对从事理论研究兴趣不大。梅吉尔曾指出：“理论与历史的冲突……是因为没有处于具体语境里的概括化的理论……而同时历史学家力图做的是描述、解说和阐释历史语境，或它们的总和，并不想在自己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理论见解。” [12] 既然没有构建理论的目的，历史学家在理论研究中自然不会提出这样的任务。梅吉尔提出理论可在历史工作中起到四点作用：认识论的作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用、思辨的作用和思考研究结果的作用。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项，即历史认识论，它决定了历史认知的基本原则。 [13] 正是在历史认识论这个历史工作的重要方面，当代历史学家积极参与。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对史学实践的兴趣和理论论证在其研究和表述两个方面都在增长。 [14]
21世纪初以来，在世界史学中出现了大量的讨论理论问题的著作。一般来说，它们不是讨论历史过程理论或在史学中应用社会—人文科学的理论，而是讨论“历史理论”，讨论历史知识理论。这也与“史学革命”有关。因为它巩固了历史学的跨学科性，其表现之一是出现了新的人文学科，如理论史学。广义的理论史学包括社会科学和历史学交叉的所有领域，如历史社会学、历史心理学、宏观社会学、微观系统分析、社学文化学等；而狭义的理论史学是同时属于这两种类型的学科之一。 [15] 理论史学的构建为历史学的跨学科综合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来自史学和社会学的中间环节。史学会利用不同社会科学的解释性的方法和理论，并以来自经典传统经验史学的事实资料为基础。
然而，也应指出，在21世纪初，有一些历史学家出现了反复，他们否认理论的重要性，但这并不影响主流。多数历史学家感到了“理论的欠缺”，这促使不同国家的学者去创建“中层理论”，作为历史活动的理论。这种理论超越了历史经验，并对历史学的各种概念做了论证，同时又拒绝讨论历史的意义和方向、历史过程的普遍规律等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理论的排斥”，而是历史学理论化的一种特殊形式。因为，此时理论知识已经构成了当代史学实践必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历史学方法论综合问题本身就是理论问题。为了解决具体问题，对研究战略所进行的挑选和运用，是在中层理论的运作范围内和它的范畴基础上实现的。
关于“史学革命”，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史学革命”这个术语虽然在这里讲了许多，但是实际上它只在西方发达国家才有所应用，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很少将之用于自身史学的发展的，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拘泥于这个概念本身。它的出现无非是要表明历史学在20世纪、21世纪之交以后有了迅猛的发展和质的变化。这些是应该了解和加以研究的。
历史学家对历史学理论问题兴趣的增长，有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全球史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出现。这一显著的趋势显示了历史学的整合过程。这也表明历史学家对历史宏观前景的兴趣重又增长。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各个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发展带来的生态的、流行病的、人口的、文化的和心智的后果，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从而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全球史。它依据的是世界历史进程的相关性观念。当代面临的各种迫切问题要求超越过去占统治的那些用欧洲中心主义视角来构建历史过程和事件的模式。世界史应该是真正普遍的历史，要求使用新的比较分析方法，它不仅可以说明共同的历史进程和特殊的历史事件，而且可以提供有关人类历史整体性和相互关系的新观念。
全球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也涌现了不少有名的历史学家和著作，虽然在发展过程中也有曲折和失误，但成就是主要的。由于这个过程很长，不可能详加阐释，这里只能提供个概貌。
全球史的出现与曼宁（Patrick Manning）、夏德明（Dominick Sachsenmaier）等大家有关，与20世纪60～80年代有关，与历史知识的欧洲中心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危机有关，与“极度简单化”的现代化理论有关，与史家对时间、空间、因果关系、前提性知识和真实知识的相互关系等认识的解构有关。其结果是多中心主义、网状思维和转向相反联系，承认每个人类群体都有权有自己的全球史。 [16]
对这些过程起作用的既有非殖民化，又有全球化。前者促进了不同历史观的建立，后者动摇了欧洲中心主义和破坏了民族史学的边界。后殖民主义批判在此起了重要作用，打破了西方一些“铁的概念”，如进步、现代化、理性化等，并为非欧洲世界提出了不同发展道路的建议，由此出现了大量不同的世界史著作。 [17]
在20世纪、21世纪之交，全球史的发展出现了倒退。如果说在20世纪90年代，即全球史形成时期，它直接依靠的是后殖民主义批判的话，那么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史已从这种批判倒退回去，非殖民化开始受到批评，某些激进的历史知识发展计划被认为是空想。
然而，全球史的出现和发展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和需要，虽然会遇到挫折和阻挠，但是并不可能被阻止。有关全球史的方案层出不穷，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史学家马兹利什（Bruce Mazlish）的方案。它体现在两本书中。第一本名为《概念化的全球史》（1993），由马兹利什和布尔特詹斯（Ralph Buultjens）主编，表达了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前景的乐观看法。但是到21世纪初，马兹利什等人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蓬勃发展的希望已经破灭。马兹利什提出了“新全球史”的概念，把研究范围限于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并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奴隶占有制、帝国主义等现象。他坚持认为，他的新全球史思想是全球化的直接结果，客观上是全球化对西方过去的投影。 [18]
比马兹利什更后退的是入江昭（Akiva Iriye）。他在与别人合编的《全球史文选》中集中美化美国的形象，把美国说成是现代化的霸主、军事和信息革命的领袖；美国的活动决定了全球资本市场的强大和新技术的产生。美国的唯一对手是世界恐怖主义。西方与恐怖主义的战争是唯一的现象，这一现象离开新全球史语境是根本不能理解的，而这说明了新全球史的重要性。
入江昭在文中把新全球史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使新全球化具有了19世纪西方殖民者的“文明使命”：它冲出民族边界，“渗入世界上的‘非文明’区域”。这是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文明使命”的经典形式。入江昭把20世纪看作“国际主义的世纪”、西方诸多世界帝国对话的世纪，并在总体上持肯定的态度。但他对殖民主义的屠杀、种族灭绝、全面战争，要么避而不谈，要么一笔带过。不过，他承认全球化具有贪婪性，必须加以控制。 [19] 支持这类观点，甚至不接受后殖民主义话语和文明对话的还有人在，如英国剑桥大学教师雷诺兹（David Reynolds）。 [20]
创建全球史的困难在于，它不大可能如实地重建过去的图景，但其中宗主国和殖民地、企业主和工人之间的历史关系可以自然地成为研究的领域。因此，从后殖民主义批判和全球史的源头上说，我们就有可能“翻转”历史图景，把“第三世界”放在前面。这种改变欧洲中心主义的方案就是创建另一种不同于现有的全球史的方案。在建立全球史的努力中，许多理论都可以起到作用，如从属发展论、不发达理论、世界体系论等。
在全球史兴起的同时，“文化转向”的后果也完全表现出来了。一方面是对过去和现在的个人主观性兴趣的空前高涨；另一方面是力图把这种兴趣在新的理论—方法论的基础上使之语境化，并要求这种语境适合当代文明的全球性，适合文化间对话发展的目的性和多样性统一原则。
当然，当代国际史学的发展还有许多应该加以研究和论述的问题，然而由于时间有限和我们的知识局限，在这里就此打住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本套丛书的各部专著，并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
[1] 参见“‘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и теорические поиски на рубеже веков”， История Научн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й журнал ，2013.Т.4.Выпуск 2（18）；Могильницкий Б.Г.Историяна переломе：некоторые тенденции развит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й синтез в истории и социальные теории：теория，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конкрет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Под ред.Б.Г.Могильского，И.Ю.Николаевой，Л.П.Репиной.М.，2004.С.6。
[2] Theodore S.Hamerow， Reflections on History and Historians （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7），p.14.
[3] Michael Kammen，“The Historian’s Vocation and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Michael Kammen，ed.， The Past Before Us：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0），p.31.
[4] Theodore S.Hamerow， Reflections on History and Historians ，pp.14-15.
[5] Барг М.А.Человек--общество--история，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89.№ 2.С.45.
[6] Мучник В.М.，Николаева И.Ю.От классики к постмодерну：о тенденции развит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западной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К новому пониманию человека в истории.Очерки развит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западной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 Томск，1994.С.44.
[7] 关于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的相互关系，参见J.C.D.Clark， Our Shadowed Present：Modernism，Postmodernism，and History （Ste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Willie Thompson， Postmodernism and History （Houndmills：Palgrave Macmillan，2004）；等等。
[8] Барг М.А.Человек--общество--история，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С.56.
[9] 从第18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The 18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Montreal，1995）上所提交的相关论文中，可以看到这一趋势。这方面的相关著作可以参见Bo Stråth，“The Postmonder Challenge and a Modernized Social History，” in Ragnar Björk and Karl Molin，eds.， Societiel Made up of History （Stockholm：Akademietryck，1996）；Gabrielle M.Spiegel， The Post as Text：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edieval Historiography （Baltimere：John HopkinsUniversity Press，1999）；Roger Chartier， One the Edge of the Cliff：History，Language，and Practices （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Вжозeк，Войцeхю. Интeрпрeтация чeловeчeских дeйствий. Мeждy модeрнизмом и постмодeрнизмом. Проблeмы историчeского познания 。 Матeриалы мeждyнародной конфeрeнции . Отв.Рeд.Г.Н. Сeвостьянов.М.，1999.С.152-161。
[10] 例如Richard J.Evans， In Defence of History （London：Granta Books，1997）。
[11] 参见Peter Burke， 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12] Мeгилл Аллан.Роль тeории в историчeском исслeдовании и историописании. Историчeская наyка сeгодня：Тeория，мeтоды，пeрспeктивы . Под рeд.Л.П.Рeпиной.М.，2011.C.25.
[13] 参见Mary Fulbrook， Historical Theory （London：Routledge，2002）；Мeгилл，Аллан. Историчeская эпистeмология . М.2007。
[14] 参见Jörn Rüsen，ed.， Meaning and Representation in History （New York and Oxford：Berghahn Books，2006）。
[15] Розов Н.С.Философия и тeория истории.Кн.1.Пролeгомeны.М.，2002.С.41.
[16] Patrick Manning， Navigating World History：Historians Create a Global Past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3），pp.150，265-300，375-376；Dominick Sachsenmaier， Global Perspective on Global History：Theor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p.13，132，160.
[17] 参见Dominick Sachsenmaier， Global Perspective on Global History：Theor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pp.30，51-52；Иггерс Г.Ван Э. Глоб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пер.с англ.О.В.Воробьевой.М.：Канон.2012.С.36-37；Ионов И.Н. Новая глоб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и постколольальный дискурс.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 2009.№ 2（10）.С.33-60；Ионов И.Н.Основ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и методология глобальной истори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 2003.№ 1.С.18-29。
[18] 参见Bruce Mazlish and Ralph Buultjens，eds.， Conceptualizing Global History （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93）；Brace Mazlish， The New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6）。
[19] Akira Iriy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Internationalism，” in Bruce Mazlish and Akira Iriye，eds.， The Global History Reader （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5），pp.182-190，202-208.
[20] David Reynolds， One World Divisible：A Global History since 1945（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Inc.，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