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瑜伽焰口的经典与仪轨虽然译自唐代，但是其时焰口施食并非为民间作荐亡法事之用，而是修密者每日必行的自修功课，如《蒙山施食仪》是汉传佛寺出家人晚课必修的行仪。因此唐宋之时，焰口的仪轨与唱诵都简朴无华。

元代诸帝信奉喇嘛教，尊喇嘛为帝师。如元世祖忽必烈，奉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并命创制蒙古文字；而世祖本人在“万机之暇，自持数珠，课诵、施食”。由于藏传密教的盛行，瑜伽焰口不仅内容增益密咒，行仪也渐渐应用于民间，作为荐亡功德的本子。

明代法事兴隆，前未曾有。洪武元年至五年（1368—1372），朝廷相继在南京蒋山设水陆法会，修设之盛，常达数千人，太祖与群臣亲赴法会礼佛。水陆法会，冥阳两利，法会中要设放瑜伽津济焰口五堂。水陆是大型法会，所需人力、财力非常庞大，启建不易；而焰口较为简省，少至七人，多至十余人，即可举行。因此，民间法事，焰口比水陆更为盛行。

焰口虽然是荐亡法事，但是度鬼亦度人，佛法毕竟以人为本，唱诵、行仪、文词都是人在欣赏，因此法事的行仪，必须适应人世间各地不同的习俗而有权宜之变；寺院又有禅、教、净、律与显、密的传承不一，焰口也就各自以意增益，流通多种版本。但是也因此形成杂乱，妄作增减，繁衍丛杂。明末三峰法藏禅师曾经慨叹说：

施食之法，本如来大悲作用，奈世传失旨，竟类俳倡，掺杂歌曲，鄙俚不经，而三观妙体置之不问，吁可悲也！

据传，明末之时焰口坛仪有三十六种之多，可谓盛矣。云栖莲池大师说：“瑜伽施食法，藏有多本，其最初唯佛示阿难陀罗尼一章而已，而教令诵之二十一遍，即今变食真言是也。嗣是则渐增，增而至坊间所称《瑜伽集要》而详矣，尽矣，不可复增矣。” 因此，大师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重订坛仪，名《修设瑜伽集要施食坛仪》（下称云栖本），并撰《瑜伽施食仪注》，以能行解相应。未几，天启六年（1626），三峰汉月藏禅师，考辨诸本，编订科仪，亦名《修习瑜伽集要施食坛仪》（下称三峰本），分上、下两卷。清初康熙十四年（1675），有巨彻寂暹上座，因诸方坛仪，参差百等，不能一揆，于是编著《瑜伽焰口注集纂要仪轨》（下称巨彻本），亦分上、下两卷。以上三本现存，都收集在《卍续藏经》第104册。综观三本内容，大同小异，印咒都是相同，只是编列前后顺序不一。而其他奉请文、召请文、叹孤文、发愿回向偈等，各本略有增减不同。

明清之际，焰口流通版本，尚有行法、海上、天机、性澄等诸本，唯至今都已佚散，不过从云栖、三峰、巨彻三种本子来看，修设瑜伽的印咒各本应该没有差别，差别的是其他文词，各家增减不同，随顺世情而参差不一。

康熙三十二年（1693），江宁宝华山定庵德基律师，依云栖诸本，重编施食要集，名《瑜伽焰口施食要集》。其序云：“余初至山中（宝华山），留心于此，意在不简不繁，而文义具足，吾宝华每每用焉。”其后乾隆六年（1741），宝华山七祖福聚文海律师因之著《瑜伽补注施食仪观》，成为华山焰口版本。此后三百余年，至今汉传佛教地区，不论海内海外，禅、净、教、律各寺，无不通用《华山本》之焰口。因此，《华山本》成为现今焰口通行的流通本子。 TNrZpA9WtpzLRvczV/uBoICdkwBE6N5jV62q9j1/TeYTmnStQUe0XvrYD30d3jP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