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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是人类精神文明长期发展与演变的产物。它既是人们日常交流不可缺少的工具，也是村落、族群、团体、国家之间往来的规则与约定。其形式与内容复杂多样，可以通过语言、文字、画面，甚至肢体的动作来完成，体现了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的社会形态与风俗习惯，以及发展程度的差异，反映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个层面，呈现出各具特色的精神面貌。
一般情况下，尤其是在交通极不发达的远古时代，礼仪基本是在各个族群中独立发展的，彼此之间的影响较少。随着使用先进生产工具，提高了生产力，除了果腹之外，生活资料有了盈余。于是，物物交换或馈赠便成为可能。由于人们的交往多了，出于社会联系中公平的需要，作为彼此之间遵守的规则与约定的礼仪便出现了。礼之原意，即是礼物。“礼尚往来”也保留着礼物交流的意思。法国社会学家马塞尔·毛斯（MarcelMauss，1872—1950）从中发现了人际关系的结构。就我国古代来说，夏朝、商代即已有了文明，到了周朝，便形成了精致完整的一套典章制度，其中即包括丰富的礼仪文化。进入春秋时期，礼又被加以强调，《左传》里提到“礼”字达462次之多！而《礼记·礼运》所说：“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更是将“礼”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对礼之价值有了更进一步的阐释。所以，即以“礼尚往来”为例，它不仅仅体现为经济内容，也是沟通人际关系、人与神之间的媒介，尤其是后者的作用，对于人们精神层面的影响更为巨大。
《仪礼》《周礼》与《礼记》并称“三礼”，是记载古代儒家礼仪的重要经典。尽管其成书的年代尚有争议、说法不一，但其书中的内容已广泛存在于西周，甚至商朝的甲骨文、钟鼎文里了。后世儒家对此进行总结、整理，加以完善，成为制度化，从而形成了号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庞大系统。他们将此系统的礼仪制度划分为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五大类，涵盖了朝廷、地方的官方典礼、政治活动，以及人们日常的交际等许多方面，史称“五礼”。礼仪至汉代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当时的都城长安成为中心。后世因时事更易，日渐衰落，特别是三国交战，加之“五胡乱华”之后，长安丘墟，礼崩乐坏，成为儒家学说走向式微的重要原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儒家“礼崩乐坏”之时，作为其间大肆传入中国的佛教，却一再将古代的礼乐文化加以搜集、消化、吸收，乃至创新，融入印度佛教的梵呗中去，成为其教化芸芸众生的有力武器。例如，兴起于南北朝梁代的“水陆仪轨”，即是这种融汇了梵、汉两种文化特征的超度仪式，其中有礼、有乐，还有画面、声音相配合，让人身临其境，展现了卓有成效的感染力。再像寺院里日常的早晚功课，也是礼、乐交融的产物，其中的九种跪拜礼，即源于《周礼》一书中的《春官·大祝》。所以，宋代的二程、司马光在游览了寺院之后，不得不感叹“三代礼乐尽在其中”“三代礼乐在缁衣中”了。
这就是佛教中国化的一部分。上文提到的“水陆仪轨”中的仪轨，也有称之为“礼仪”或“仪礼”的，在古代印度有时也与僧团的行事制度相交叉，比如布萨、安居、自恣，或出家、受戒、诵戒等。但在我国，一般以具体的法事仪式来体现，与佛教梵呗的制作、发展、演变密切结合，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如南北朝以来的放生、祈雨、行像、八关斋戒、盂兰盆会、慈悲道场忏法、丧葬仪式等，数不胜数，其中相互关系的复杂性，涉及中国文化、本土风俗习惯、民众心理，以及佛教教义等各个方面，远非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需要时间潜心研究，才能正本清源、理清脉络，展示其内在发展变化的深刻轨迹，贡献给学界，呈现在读者面前。
本书选编了2015年5月30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办的“第二届曹王禅寺佛教与儒家礼仪论坛”的相关论文，又融合我国台湾地区教界大德、学者的佳作，因缘际会，殊途同归。其中既有对某种佛教礼仪的特别解读，也有对儒家礼乐的深入探讨；既有推陈出新、关注现实之作，也有重在礼仪传承意义的论述；还有对《易经》中礼仪论说之挖掘；等等。虽然篇数不多，但涉及面广，内容丰富，符合我们的预期。
这里，要特别感谢上海曹王禅寺的大力支持，住持曙红法师独具慧眼，选择了“佛教与儒家礼仪”这样一个对于现代中国转型社会格外有现实意义的题目，作为长期专门研究之主题。脚踏实地，深入下去，持之以恒，相信未来的收获，是可以期待的。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