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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世界产业格局处在持续的调整之中，发达国家的低端或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不断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制造业转型表现为生产性服务的中间投入增加、产出的服务化比重持续增加，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不断软化，经济服务化趋势日益明显。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也警示我们“去工业化”过程中服务经济的过快发展可能为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埋下隐患，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健康稳定发展的支撑。鉴于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本研究的背景主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国际分工新格局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之一，不管“你”是否适应或偏好这样的全球化浪潮，一个客观事实是“你”都无法逃避它。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立体化交通运输体系的不断完善，世界各国的经济往来越来越频繁，各国各地区的网络化分工越来越普遍，以跨国企业为主要载体的资金、技术、人才等重要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急剧增强，各国经济与地区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之间的联动性显著加强。近年来，产业链、供应链管理模式逐渐被许多大型跨国企业采纳并付诸实践，产业分工和布局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产业组织成本和交易费用显著降低，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大大提高。
追逐利润的资本本性驱动着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进行网络化布局和生产，也使得各国经济联系持续增强。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加快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进程，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发达经济体的第三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壮大起来，并且与其他部门的互动和融合程度显著提高。另外，发达国家借助全球化进程把国内部分增值潜力不大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获得较高资本盈利的同时也有效利用了这些国家廉价的资源、扩大了对发展中国家广阔市场的占有，生动地展现了资本扩张的本性和逻辑。
在这场全球经济盛宴中，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日益加深，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利益，但产业布局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全球产业布局，全球经济发展大环境的变化以及主要经济体经济政策的调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逐步增强。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我们的产品却大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主要从事制造产品的加工装配环节，甚至存在被低端锁定的风险。也就是说由于本土制造业整体发展质量和层次不高、结构不合理，在全球价值链上我们仅能分得较小的“蛋糕”，这也制约了本土生产性服务业市场空间的拓展。因为外商经营的企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大多从外商提供的相关服务中获得满足，存在严重的“体外循环”现象，而本土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发展水平和层次又决定了其对生产性服务的市场需求强度和需求层次较低，这种发展状况的存续严重制约中国生产性服务市场规模的扩张，也抑制了其发展质量和服务水平的提升。
“服务经济”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企业的生产和组织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各国的经济或产业结构快速调整，服务业在各国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经济服务化趋势不断增强。Fuchs在1968年最早提出了“服务经济”（ServiceEconomy）的概念，根据对美国相关经济数据的统计和分析，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服务经济”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美国GDP比重超过50%，有一半以上就业人口在服务行业就业，不再从事农业和工业行业的实物生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社会分工日益深化、专业化经济快速发展的趋势愈加凸显，各产业（或产品）内纵向分工也愈加趋于深化。伴随着市场自由度的提高，推动产业或产品价值链分解、进行纵向分工的力量也不断增强，尤其是在工业经济不断走向成熟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服务部门从原先的“母体”中分离和独立出来，服务供给的“外部化”更加明显。而随着部门间产业关联越来越复杂，企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产生了更多的中间需求，这也导致生产的迂回程度不断加深，生产链条不断延伸，对中间产品投入增加，从而诱导新的行业不断涌现。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经济中的重要中间投入和产业发展的“黏合剂”，其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中的功能和作用日益凸现出来。服务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为发达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和提供了众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促使全球产业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借助全球化，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布局，将一些落后的、传统的或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国内则集中发展现代服务业，并借助全球价值链强化了这些国家对相关产业或产品的全球治理和控制能力。因此，生产性服务业在服务业中的重要地位逐步凸显，成为支撑服务行业发展的核心力量，这既为经济发展特别是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也进一步加快了经济服务化趋势。
在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一方面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另一方面有助于推动制造业发展路径的改变。在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要进一步推进和深化产业间专业化分工，通过不断创新服务产品和服务模式，增强生产性服务与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的互动和融合，这正是中国目前乃至未来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演变路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从大规模生产时代逐步过渡到电子和网络时代，工业生产特征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企业对“顾客满意”重要性认识的加深，世界上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通过提供服务来增加其核心产品的价值，有些制造业企业甚至不再卖物品而是卖物品的功能或服务。一些制造业企业正在转变为某种意义上的服务企业，服务化成为当今世界制造业的发展趋势之一。
学术界对制造业的这一发展趋势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深入讨论和分析了制造业服务化的特征、动因以及提升服务化能力和水平的路径，已经形成许多共识。比如Vandermerwe和Rada等认为制造业服务化主要强调制造企业由原先单纯提供商品向供给“商品-服务包”转变。
完整的“包”包括物品、服务、支持、自我服务和知识，并且服务在整个“包”中居于主导地位，是增加值的主要来源。制造业通过增加具有异质性特点的生产性服务的中间投入来培育和创造竞争优势、具有高知识和高人力资本密集度的生产性服务有助于形成产品的差异化竞争优势、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同时能够更好地满足顾客多元化的消费需求，这样就可以维持或增加企业持续获利的能力和空间。
另外，在分工深化、专业化程度提高以及市场环境急剧变化的经济生活中，消费者的品位以及消费者的地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为适应环境的变化，制造型企业的生产和组织方式也发生了较大变化，精益生产、定制服务等柔性生产逐渐成为一些制造业企业主动或被动适应市场变化的选择。“精益生产”这个概念出自美国学者对丰田汽车公司生产模式的经验总结，指出在公司内部，“精益生产”方式体现在产品生产过程、设计和开发等方面的创新；在公司外部，体现为与零部件供应商和销售商等的分包与协作。
精益生产、定制服务等生产和组织管理的理念不再把消费者看做是市场上的消极主体，而是通过大量投入具有异质性的生产性服务来创造和引导消费者积极地参与企业有形或无形产品的生产和提供。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市场环境以及市场结构的变化促使制造业向价值链的两端攀升，制造业服务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过程中，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企业越来越专注于产品的技术开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等生产性服务关键环节，通过对核心技术、品牌和其他市场资源的控制来牢牢地掌控整个生产价值链的高端，与此同时将利润空间小的加工制造装配环节向更具有低成本竞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发达国家的制造业逐渐由“实体制造”转向“虚拟制造”“服务制造”。
投入更多具有异质性生产性服务的制造业不仅有助于企业创造源源不断的利润，同时服务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制造业发展方式和组织方式也可以减少企业对资源和能源的强烈依赖、减轻对环境的污染破坏，有利于弱化或破除“资源和环境”对制造业发展的瓶颈限制，提高经济发展的环境收益。服务型制造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制造业自身的发展转型，也有助于实现产业结构的“软化”，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和健康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发达国家服务经济的快速发展，其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而作为市场主体的发达国家制造业企业将经营战略和经营重心逐步转移到集中精力开发企业产品的核心和关键技术、增强产品设计能力、不断强化品牌策略以及加快拓展营销渠道，这也导致发达国家的制造业逐渐由“实体制造”向“虚拟制造”“服务制造”转变，产业发展亦出现空心化现象。
而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对整个世界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破坏性影响。世界各国在努力避免经济震荡、力图拯救经济的同时，不管是政界还是学界也都在深刻反思这场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影响的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并逐渐认识到缺乏实体经济支撑的“过度服务化”或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产生的经济泡沫使得整个经济体系更加脆弱，从而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隐患。因此，在金融危机后，美国、日本和西欧的国家纷纷提出了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制造业回归”等发展构想，并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措施以吸引资金回流，促进国内制造业发展，这将会影响甚至改写全球制造业格局。这些发达国家实施的“制造业回归”战略，其主旨是要促进本土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从而抢占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增强高端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治理和控制能力，这将对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带来较大的影响。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是在经济发展中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困境，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自发演变升级趋势不明显。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传统的制造业发展模式的延续造成制造业发展面临诸多困境，经济发展大环境的变化又不断倒逼制造业发展方式转变，但由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整体水平和质量不高，对制造业乃至整个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提高的引领作用还不明显，这也成为中国深化改革中要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与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兴起有着紧密的关联性，它既是服务业本身内部结构变化的反映，也是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等）演变的结果，归根结底，是专业化分工和经济增长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信息通信技术在生产和生活中广泛应用，市场化和工业化程度明显增强，原先内置于制造业内部的生产性服务业与母体分离的倾向也变得更加迫切。但是，受历史和现实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总体来看，目前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较低，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也参差不齐，尤其是知识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非常稀缺，对制造业乃至整个经济发展转型的支持力度远远达不到预期的要求，这也严重制约了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因此，我们要通过基于事实的客观分析找出制约或抑制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症结所在，在今后的市场化改革中，要通过对良好市场秩序和市场环境的培育，通过合理财税政策的制定，鼓励生产性服务与制造业母体分离，提高生产性服务业自身的专业化和规模化程度。与此同时，在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要进一步强化生产性服务业的战略支撑作用，增强两大产业间的良性互动和融合发展能力。
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及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一方面，大量引进的外资和技术与中国资源和要素的低成本优势相结合，中国工业发展特别是制造业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世界“制造工厂”，“MadeinChina”的商品己经遍及世界每个角落，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整体形象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充分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促进了整个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还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对中国的经济崛起产生了巨大影响。
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粗放发展的格局也造成了制造业如今的发展困境，如长期过于追求GDP快速增长的发展方式致使产能严重过剩、在世界制造业产业链上处于中低端、高能耗、高污染、存在严重结构性矛盾等。具体来看，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的“制造工厂”，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大量质优价廉的商品，但“MadeinChina”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似乎是“低端产品”的代名词。虽然传统的代工生产和贴牌生产模式一度成为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的强劲动力，但是事实上在价值链前后两端的挤压下这些制造企业的利润空间非常狭窄，而企业劳动者可享受的福利也非常有限，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指出在这样的制造业发展模式下中国人出卖的是“硬苦力”
，赚的是“血汗钱”。也有学者指出转变中国制造业“大进大出”的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了，中国出口大量产品换回微薄利润，却消耗了本土大量的资源和能源，留下了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日益脆弱的生态系统。
在全球“服务经济”快速发展、发达国家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趋势增强、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等发展战略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传统的制造业发展模式面临着诸多困境和不确定因素，比如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瓶颈约束日益趋紧、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的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步丧失、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出口导向战略受到严峻挑战等，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正在“倒逼”中国制造业乃至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并促使我们去努力寻找和探索新的产业发展路径，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本研究的重要背景和要着力解决的主要问题。因此，我们要抓住深化改革的契机，在国内外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浪潮中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对推进制造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支撑作用。
在“工业经济”逐渐转向“服务经济”的大背景下，未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必将面临着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更好的发展环境。而鉴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大国经济的基本特征，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制造业的发展仍将是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和稳定发展强劲动力。但是，在资源和环境的约束趋紧、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以及国际竞争环境快速变化的情况下，传统的“三高一低”粗放式制造业发展模式是难以为继的，这本身就在倒逼制造业的发展转型。因此，我们如果能在生产性服务业或服务经济发展与制造业转型发展之间建立有效的联动机制，这必将为“新常态”下相关产业的健康发展注入强大动力，进而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奠定牢固的产业基础。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立发展的历史并不长，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成长和壮大的历程来看，其发展的速度非常快，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其增加值和就业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高，并且对整个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也越来越明显。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一方面系统地梳理和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供给面和需求面成因；另一方面具体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效率提升的机理和作用机制以及在新的发展环境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的演变和发展趋势，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厘清并深刻把握产业间相互关系，制定出更符合产业发展内在机理的政策支持体系。
在社会分工深化和专业化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条件下，具有知识密集、人力资本密集特征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产业关联。一方面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离不开制造业母体发展水平和发展层次提高所产生的强大中间需求作为支撑；另一方面制造业的转型发展又要通过高质量、高水平的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的增加来提高其知识、技术、信息和人力资本含量，从而帮助其增强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竞争优势和治理能力，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发展整体素质和水平的提升。
通过梳理世界产业发展演变的历史，我们可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这一重要母体的关系经历了从最初的一体化、到分化独立，再到互补融合的历程。在工业社会的初期，在生产制造工厂或作坊中，生产性服务是融于制造过程中的；随着机器的广泛采用，制造业规模化程度不断提高，但生产性服务的规模化和专业化程度却提高不多，所以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产业关联度低，随着工业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产业间分工的深化和细化程度、专业化程度和生产的迂回复杂程度都快速提升。为了更多地猎取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带来的诸多益处，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不断将自身提供优势不明显的业务外包给市场中的专业供应商，为此生产性服务业亦获得空前的市场空间，不同的专业化企业间的互补性、融合度也得到了较大提高。而到了工业化后期，特别是进入后工业化时代
，经济结构“软化”的趋势进一步增强，生产性服务业逐渐渗透到制造业产品的技术研发、产品设计、过程组织管理乃至营销推广、渠道拓展和物流售后服务的全部过程，二者之间的互补融合发展已经成为各国产业组织和产业发展的主要趋势。
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和新形势下要进一步厘清影响和制约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的各种因素，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推进供给面的结构性调整来不断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推动和实现二者的互动融合发展。鉴于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以及大国经济特征，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工业依然是创造物质财富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但制造业发展质量和运作效率的提升更加需要融入更多的知识、人力和信息等要素，只有这样才能逐渐突破人力资本缺乏、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脆弱等方面的瓶颈限制。因此，提高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自身的服务品质和服务效率将成为推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发展的牵引机和推进器，成为制造业腾飞的“翅膀”和“聪明的脑袋”，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实现企业向价值链的两端攀升，打破“低端陷阱”对中国企业的“捕获”，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和适应性。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加快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融合还将会大大促进中国服务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我国制造业产业进入研发设计、品牌、市场营销等高端环节，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促进中国目前“偏硬”的产业结构不断“软化”，推进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强大动力支撑，使经济转型发展成为现实。
国外工业化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体现了处理好和协调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不少国外学者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了这一经济现象，国内学者也从理论和实证等方面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做了相关研究和拓展，但是由于制造业发展形势和现实环境已经发生很多变化，而生产性服务业本身又包含众多小类，服务内容和服务形式复杂多样，所以整体来看在这方面的系统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更要结合中国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分析制造业由“数量扩张”到“集约发展”转型的重要性、紧迫性以及艰巨性，认识到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有序推进制造业转型和国民经济健康平稳发展的重要现实意义。因此，本研究在梳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以及制造业发展道路上已经面临诸多困境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和探讨有助于实现和推进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的内在机理和实现机制，并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积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和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