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训练有素的朝鲜师团，配备苏联和中国提供的武器，越过三八线，开进韩国，艰苦的朝鲜战争爆发。开战大约两个半月后，我进了罗伯特·崔特，纽瓦克市中心的一所小型大学，它以十七世纪这座城市的创立者命名。我是我们家族中第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成员。我的兄弟姐妹，没有一个有高中以上学历，我父亲和他的三个兄弟，连小学也没念完。“我从十岁起，”我父亲告诉我，“就打工赚钱。”他是当地的一名屠夫，整个高中时期，我都骑自行车帮他送订单，除了棒球赛季和必须作为学校辩论队队员参加校际间比赛的下午以外。差不多从我离开店的那天起——从一月我高中毕业到九月大学开学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店里工作六十个小时——差不多从我开始在罗伯特·崔特上学那天起，我父亲就变得忧心忡忡，担心我会死掉。他的担忧也许和那场战争有关，在联合国支持下，美国武装部队迅速行动，援助缺乏训练、装备不足的韩国军队；也许和我们的军队在抗击共产主义炮火时蒙受的重大伤亡有关，他担心，要是战争拖得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久的话，我会被征召入伍，像我那死于二战的堂哥阿贝和戴维一样，战死在朝鲜战场上。又或许，这份担忧与他为财务状况发愁有关：上一年，附近开了第一家超市，距离我们家的犹太肉店只有几个街区，店里的生意开始持续下滑，一部分是因为超市肉禽制品的价格比我父亲的便宜，一部分是因为二战后，坚持不厌其烦按犹太教规持家、从有拉比认证、店主是新泽西犹太屠夫联合会成员的肉店购买洁净肉禽制品的人家普遍减少。或许，他对我的担忧，始于对他自己的担忧，活到五十岁，享受了一辈子强壮健康的身体，这个敦实矮小的男人开始患上顽固剧烈的咳嗽，尽管这令我母亲忧虑不已，但他仍是旧习不改，成天在嘴角叼着一支点燃的香烟。无论是什么原因，或是多种原因的掺和，刺激了他在行为上发生剧变，不再是以前那个慈爱的父亲，他把他的担忧表现为日以继夜地追问我的行踪。你在哪里？你为什么不在家？你出门的话，我怎么知道你人在哪里？你是一个眼前有着大好前程的少年——我怎么知道你没有去那些会让你没命的地方？

这些问题荒唐可笑，因为在高中时期，我就一直是个谨慎、负责、勤奋、刻苦的A等生，只和最正派的女孩约会外出，是个热衷辩论的辩手和学校棒球队能攻善守的内野手，谨遵我们这一区和学校对青少年的要求准则，过着愉快满足的生活。这些问题也令人恼火，好像这些年来和我一直那么亲近的父亲——我几乎可以说是在店里、在他身旁长大的——不再认识自己的儿子，不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人。店里的顾客会取悦他和我母亲，对他们说，可真开心，看着这个以前拿过他们给的饼干的小家伙——那时候，父亲曾弄一点肥肉给他玩，让他像个“威猛的屠夫”似的，把它切碎，虽然用的是一把钝了的小刀——看着他在他们眼皮底下成长为一个行为端正、说话得体的青年，他把他们的牛肉放进绞肉机绞碎，把木屑散在地上，然后把它们清扫干净，在父亲喊他“拋两只鸡过来，马奇，好吗？给某某太太”时，尽责地拔去挂在墙壁钩子上的死鸡脖子上残留的鸡毛。在上大学前的七个月里，他不止让我绞肉，让我拋几只鸡。他还教我怎么把一块小羊肋骨肉切成羊排，怎么把一根根肋骨分割开来，等我切到底部时，怎么用斩肉刀把剩下的部分切下来。他总是用最亲切随和的方式教导我。“不要让斩肉刀切到手，就万事大吉。”他说。他教我怎么耐心地招呼吹毛求疵的顾客，特别是那些买肉前必须把肉翻来覆去看个遍的顾客，那些我必须拎起整只鸡，让他们可以实实在在检查屁眼以确定其干净的顾客。“你无法相信，有些妇人在买下一只鸡前，会让你遭什么样的罪。”他告诉我。接着他会模仿起她们：“‘把它翻个身。不对， 倒过来 。让我看看屁股。’”我的工作不仅是拔鸡毛，还要清除内脏。在屁股处切开一个小口，伸手进去，抓住内脏器官，把它们拉出来。我讨厌那部分工作。让人恶心作呕，但非干不可。那是我从父亲身上学到的，我很高兴从他身上学到这一点，即做你必须要做的事。

我们店的前门位于纽瓦克的里昂大道上，从贝斯·以色列医院，沿街往北走一个街区。我们在窗口有一处可以放冰的地方，一块宽阔的搁板从后往前，微微向下低斜。有运冰车会经过，向我们兜售碎冰块，我们把冰块放进那儿，然后放上我们的肉，这样，人们路过时就看得见。上大学前的七个月里，我全职在店里工作，为他布置窗户。当人们对陈列效果啧啧称赞时，我父亲说：“马库斯是艺术家。”我把所有东西都放进去。我放进牛排，放进鸡，放进羊腿——我们有的全部货品，将它们摆出各种图案，“富有艺术性地”排列在窗口。我用一些蕨类植物作装饰，那是我从医院对面的花店得来的。我不仅仅斩肉、切肉、卖肉，布置摆肉的窗口；在代替我母亲、担当起父亲助手的那七个月间，我也一大清早跟着他去批发市场，学习怎么采购。他一星期去一次，清晨五点、五点半出发，因为假如自己亲自去市场上挑选肉，然后亲自开车运回来、把肉放进冷藏间，可以省去送货上门的附加费用。我们会买四分之一全牛，买前四分之一羊身做羊排，买一头小牛，买一些牛肝，买一些鸡和鸡肝，并应几位顾客的要求，买点牛脑羊脑。肉店早晨七点开门，我们一直工作到晚上七八点。十七岁的我，年轻、有干劲、精力充沛，到五点就疲惫不堪了。但瞧他，依旧劲头十足，把重达百磅的前四分之一畜体甩到肩上，走进冷藏间，把它们挂在钩子上。瞧他，用菜刀又斩又切，用斩肉刀又剁又砍，晚上七点，当我已经要累趴下时，他还在填写订单。然而，我的工作是清洗肉案，我们回家前的最后一桩活。在案板上撒些木屑，然后用铁刷刮，就这样，使出我体内剩下的力气，把血迹刮洗干净，使店里保持犹太教规要求的洁净。

回首那七个月，我把它视作一段美好的时光——除了想起掏取鸡内脏时以外。换个合适的角度看，连那也是美好的，因为它属于你做过的一些事，而且做得很好，即使你不喜欢做，但在做的过程中上了一课。啊，上课，我喜欢——让它们来吧！有生以来，我比以往更爱我的父亲，他也比以往更爱我。我在店里准备我们的午饭，他的和我的。我们不仅在那儿吃午饭，也一块在那儿烹煮，里屋有个小烤架，旁边就是我们切肉、包肉的地方。我为我们两人烤鸡肝、为我们两人烤牛腹肉，我们从未共度过比这更快乐的时光。可没过多久，我们之间那毁灭性的拉锯战开始了：你在哪里？你为什么不在家？你出门的话，我怎么知道你人在哪里？你是一个眼前有着大好前程的少年——我怎么知道你没有去那些会让你没命的地方？

在我成为罗伯特·崔特大一新生的那年秋季，只要我夜里回家比我父亲认为我应该到家的时间晚二十分钟，他就会把我们的前门和后门统统锁上两道锁，我没法用我的钥匙打开其中任何一扇，只得砰砰捶门才能进屋，每当这时，我相信他已经疯了。

他的确疯了：担心他唯一疼爱的孩子，像其他步入成年的人一样，对人生的危险毫无准备，急得发疯了；发现这个小男孩长大了，长高了，超过他的父母，于是关不住他，必须放他到外面的世界去，怕得发疯了。

仅仅一年后，我便离开了罗伯特·崔特。我离开，是因为突然间我父亲连对我一个人过马路的能力也没了信心。我离开，是因为我父亲的监管变得不堪忍受。预见到我的独立，使这个平常性情温和、几乎很少对人发脾气的男人，表现出一副好像如果我胆敢让他失望他就决心动武的样子，而我——因具备一个逻辑学家冷静的思考能力而成为高中辩论队主力的我——在面对他的无知和不讲理时，只剩下沮丧的咆哮。我必须在杀了他之前离开他——我激动地对我焦虑不安的母亲这么说，如今，她和我一样，没料到自己对他也束手无策。

有天晚上，我乘车从市中心回到家，大约九点三十分。由于罗伯特·崔特没有自己的图书馆，我去了纽瓦克公共图书馆的主馆。那天早晨，我八点三十分出门，去上课，接着去自习。到家时，我母亲对我说的第一件事是：“你父亲出去找你了。”“为什么？他去哪里找？”“他去了一家台球房。”“我连怎么推杆击球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在自习，看在上帝的分上，我在写一篇论文。我在看书。除此以外，他以为我从早到晚都在干什么？”“他与普尔格林先生聊起艾迪，结果让他对你大为光火。”艾迪·普尔格林的父亲是我们家的水管工，他与我毕业于同一所高中，去了东奥兰治市的潘泽大学上学，学习当一名高中体育老师。我从小和他一块打球。“我不是艾迪·普尔格林，”我说，“我是我。”“可是你知道他干了什么吗？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开着他父亲的车，一路去宾夕法尼亚，去斯克兰顿，到那儿某种特殊的台球房去打台球。”“可艾迪是个台球高手。他去斯克兰顿，我不感到意外。艾迪连早晨刷牙时，满脑子想的也都是台球。即使他去月球打台球，我也不会吃惊。在不认识他的人面前，艾迪假装只和他们水平相当，等玩起来以后，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每局能赢二十五美元之多。”“他会沦落成一个偷车贼，普尔格林先生说。”“哦，母亲，这莫名其妙。无论艾迪做了什么，都与我无关。我会沦落成偷车贼吗？”“当然不会，亲爱的。”“我不喜欢艾迪喜欢的这种玩意，我不喜欢他喜欢的那种气氛。我对堕落的生活不感兴趣，妈。我感兴趣的是有意义的事。我甚至不会朝台球房里面探一下头。噢，瞧，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不是什么样的人，我只能解释到这里。我不会再为自己多解释一次。我不会向人罗列我的性格特质，也不想提我该死的责任感。我不会再多理会一次他荒谬、无意义的废话！”接着，仿佛循着某条舞台指令似的，我父亲从后门走进屋子，仍旧怒气冲冲，浑身散发着烟味，此刻，他恼怒的不是因为在台球房找到我，而是因为没有在那儿找到我。他没有想到去市中心的公共图书馆找我——理由是，照我那晚六点起所做的事，你不可能在图书馆因为球艺高超被人用台球杆打破头，或因为坐在那儿阅读布置的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的一章，搞得有人朝你拔刀。

“所以你在。”他说。“是啊，很奇怪，不是吗？我在家。我睡在这里。我住在这里。我是你的儿子，还记得吗？”“是吗？我四处在找你。”“为什么？为什么？有谁，拜托，请告诉我，为什么要‘四处’？”“因为如果你出了事——如果你真的出了什么事——”“可什么事都不会有。爸爸，我不是艾迪·普尔格林，这种会去打台球的大混账！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我知道你不是他，看在上帝的分上。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有你这个儿子，我多幸运。”“那到底是怎么回事，爸爸？”“是关于人生这回事，踏错极小极小一步，都可能酿成悲惨的后果。”“哦，基督啊，你的话听起来像幸运签饼里的签语。”“是吗？是吗？不像一个关切的父亲，倒像幸运签饼？我在和我儿子讨论他面前的未来，任何一点小事，最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可能摧毁的未来，结果听起来竟给人那种感觉吗？”“哦，见鬼去吧！”我边喊边冲出屋子，想知道哪儿能偷到一辆车，开去斯克兰顿打台球，可能顺带染上花柳病。

后来，我从母亲那儿得知了那天整件事的原委。那天上午，普尔格林先生来检修店后的厕所，离开后，留下我父亲苦思他们的对话，直到店打烊。他一定抽了三盒香烟，母亲告诉我，他是那么心烦意乱。“你不知道他有多么以你为骄傲，”我母亲说，“对每个走进店里的人——‘我儿子科科都是A。从来不让我们失望。甚至不用看书——自动就拿A’。亲爱的，你不在场时，他所有的夸赞都围绕着你。你一定得相信。他始终以你为荣。”“等我 在 场时，围绕我的就是这些疯狂的担忧，我烦死了，受够了，妈。”我母亲说：“但我有听见他的话，马奇。他对普尔格林先生说：‘谢天谢地，我不必担心我儿子会干出这些事。’普尔格林先生来检修漏水的时候，我和他一同在店里。当普尔格林先生告诉他艾迪的情况时，他的确是这么说的。那是他的原话：‘我不必担心我儿子会干出这些事。’可普尔格林先生怎么反驳他——正是这，刺激了他——他说：‘听我的，梅斯纳。我喜欢你的为人，梅斯纳，你对我们很好，战时，你很照顾我妻子，卖肉给她。且听一个过来人的经验。艾迪也是个大学生，但那不意味着，他足够懂事，知道要远离台球房。我们是怎么失去艾迪的？他不是个坏男孩。还有他弟弟——他会给他弟弟做出什么榜样？我们之前做错了什么，以致等我们知晓时，他已经在斯克兰顿的台球房，离家足足三个小时车程！开的是我的车！他哪儿来的油钱？靠打台球！台球！台球！记住我的话，梅斯纳：这个世界正垂涎欲滴地等着把你的儿子带走。’”“我爸就信了他，”我说，“我爸不相信自己一辈子亲眼所见的，却相信那个跪在地上、修理店后厕所的水管工对他说的话！”我停不下来。一个水管工随便的几句说辞就把他逼疯了！“是啊，妈，”最后，我一边说，一边冲向自己的房间，“最细小、最微不足道的一点事， 的确 会酿成悲惨的后果。他自己证实了这点！”

我必须离开家，但不知道去哪里。我分不清这所学校和那所学校的区别。奥本、维克森林、波尔州立、南卫理公会大学、范德堡、穆伦堡。对我而言，它们只是橄榄球队的队名。每年秋天，我从周六晚比尔·斯特恩的赛事综述中热切地收听大学联赛的结果，但对这些参赛学校在学术方面的差异几乎一无所知。路易斯安那州立：三十五，莱斯：二十；康奈尔：二十一，拉法耶特：七；西北：十四，伊利诺伊：十三。那就是我知道的差别：赌赛中设定的强队和弱队的分数差。大学就是大学——对我家这样一个头脑简单的家庭来说，要紧的，无非是上一所学校、最终拿到学位。我选择市中心那所，因为它离家近，我们负担得起。

对此我心满意足。当我刚步入成年、在一切还没突然变得如此棘手前，我特别懂得知足。我自童年起，就有这份禀赋，在罗伯特·崔特的第一年，这依旧是我的人生态度之一。我在那儿感到激动欣喜。我很快崇拜起教我的教授，并结交朋友，他们中大多数和我一样，来自劳工家庭，受的教育和我相当，即便多，也只是多一丁点而已。有些是犹太人，和我上同一所高中，但大多数不是，起初，和他们一块吃午饭，让我兴奋不已， 因为 他们是爱尔兰人或意大利人，对我而言，他们不仅是新的一群纽瓦克人，也是一个新的人类群体。我兴致高昂地修读大学课程；尽管它们很基础，我脑中却开始有种类似第一眼看到字母表时的感觉。啊，还有——教练教会了我把握棒位置向球棒中央移动几英寸，从而能把球击出内场，落在外场内，而不是像我高中时那样瞎使劲挥棒——那年春天，我在学校大一新生棒球队中取得一个首发位置，在那个名叫安杰罗·斯皮奈利的游击手旁打二垒。

不过基本上我都在念书，上课的日子里，每个小时都有一些新发现，正因为如此，我十分喜欢罗伯特·崔特小而不张扬的氛围，与其说是一所大学，更像一个街坊俱乐部。罗伯特·崔特地处集聚了办公大楼、百货公司与私人特色小店的繁华的市中心北端，夹在一座三角形的革命战争小公园与泥泞肮脏的巴赛克镇之间。公园里游荡着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大部分我们都叫得出名字）。学校由两栋不起眼的建筑组成：临河工业区下游一栋破旧废弃、墙壁被烟熏黑的酿酒厂砖厂房，被改造成教室和科学实验室，我在那儿上生物课。相隔几个街区，在城市主干道的对面，面向替代我们校园的小公园——中午，我们坐在那儿吃拂晓时装好的三明治，流浪汉们在长凳另一头传杯轮饮一瓶麝香葡萄酒——一栋小巧、四层楼高的新古典主义石砌建筑，入口处有一排立柱，二十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曾是家银行，从外面看，至今仍保留着原貌。楼内包括了学校的行政办公室和我上历史课、英语课和法语课的临时教室。教这些课的教授，称呼我“梅斯纳先生”，而不是“马库斯”或“马奇”，他们每次布置的书面作业，我都争取在规定的期限前完成。我渴望做个成年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成熟独立的成年人，这恰恰是我父亲恐惧的事，可即使在他为惩罚我开始试着品尝一点点青年人的特权而把我锁在屋外之时，也没有什么比我对学业的满腔热忱以及我身为大学生在家族中独一无二的地位，更能令他骄傲自豪。

大一那年是我人生中最愉快也最不愉快的时光，正因如此，第二年，我转到了温斯堡，一所位于俄亥俄州北部乡下的小型文理工程学院，离伊利湖十八英里，离我家后门的两道锁有五百英里。温斯堡的校园风景优美，高大挺拔的树木（后来我从一位女友那儿得知是榆树）和爬满常春藤、如画般点缀在小山上的四方形砖砌建筑，使它宛若某出用彩色印片技术制作的大学电影音乐剧中的背景，学生们在那儿来回地唱啊、跳啊，而不是在念书。为了支付我到外地上大学的费用，我父亲不得不辞退伊萨克，那个头戴无边便帽、安静有礼的东正教青年，他在我上了大学一年级后，开始当学徒和助手。而我母亲，本以为可以如期把自己那份工作交给伊萨克，不得不再次全职担当起我父亲的左右手。唯有这样，他才能不至于入不敷出。

我被分配到詹金斯楼的一间宿舍，我发现和我同住的其他三个男生都是犹太人。这个安排大大出乎我意料，首先，因为我预期只有一个室友，其次，因为我千里迢迢离开家到遥远的俄亥俄求学的目的之一，是它让我有机会置身于非犹太人中间，体验那是什么感觉。我的双亲认为这即便不危险，也很奇怪，可对十八岁的我来说，简直不言而喻。斯皮奈利，那名游击手——和我一样，是个法律预科生——成为我在罗伯特·崔特最亲密的朋友，他带我去他家，在市内的意大利一区，见他的家人，品尝他们的食物，围坐一圈，听他们带着浓重的口音聊天，用意大利语开玩笑。这一切，生动有趣，不比我选的两个学期的西方文明史概况课逊色，课堂上，教授每节课揭示的，更多的是一些世界在我出生以前的面貌。

宿舍房间又长又窄，有股异味，光线昏暗，残旧的地板两端各有一张双层床，还有四张古老笨重的旧木桌，被划得伤痕累累，贴着灰绿色的墙壁。我分到下铺，上铺已属一个瘦瘦长长、头发乌亮、戴眼镜的男生柏特莱姆·弗鲁塞。当我企图自我介绍时，他懒得与我握手，只是看看我，好像我是一个他过往幸运得从未碰到过的异类。另两个男生也打量我一番，不过没有一点鄙弃的意思，因此，我向他们做了自我介绍，他们也介绍了自己。在某种程度上，那使我半信半疑，觉得在我的室友中，格格不入的那位是弗鲁塞。他们三个都是英语系三年级的学生，都是学校话剧社的成员。没有一个人参加兄弟会。

全校有十二个兄弟会，但只有两个接受犹太人，一个是约有五十名成员的小型全犹太人兄弟会，另一个是无宗教派别之分兄弟会，规模只有那个的一半，由一群理想主义的学生在当地创立，接纳任何他们能吸收来的成员。剩下的十个兄弟会，专收白人基督徒，在一个这么以传统为自豪的校园里，没有人可能想到质疑这一规定。拥有大鹅卵石贴面的外墙和城堡似的大门，威风气派的基督教兄弟会会所耸立在绿树成行的七叶树街上，这条林荫道被一小片绿地分隔成两段，绿地上有架南北战争中留下的火炮，据那个屡屡重复讲给新生听的荤段子说，每当有处女经过，它就会开火。七叶树街从校园穿过由粗壮的大树和精心维护的老房子组成的居民区，通往镇上的一条商业干道，主街。这条街有四个街区那么长，一端从酒溪上的桥开始，延伸至另一端的火车站。主街上醒目地立着新威拉德之家，有橄榄球赛的周末，校友们聚在这家旅馆的酒吧间，醉醺醺地重温他们的大学时光。通过学校就业办公室，我找到一份工作，周五周六晚间在那里当侍应生，可以挣到每小时七十五美分的最低工资，外加小费。全校约莫一千二百名学生的社交生活，大半在兄弟会厚实、漆黑、钉有装饰钉的大门后以及门外广阔的绿草坪上进行。事实上，不管什么天气，草坪上总能见到三两个男生，在把一只橄榄球抛来抛去。 EEYPoaEeydLKyaL3Ph2+bbg/swTpEFgk+Y5U2xoPcfv3Z2mG1GHm4495fnjgHT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