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北方草原的游牧政权是中原王朝在政治和文化身份上的“他者”，在中国传统的历史叙事中，游牧民族军队的形象，也是一伙打家劫舍、毫无组织纪律的乌合之众，骑射之外，实在无足称道。春秋时期的北戎军队，郑国的公子突鄙夷他们“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 。西汉时期的匈奴军队，“人人自为趋利，善为诱兵以包敌。故其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瓦解云散矣” 。北魏的劲敌柔然军队，崔浩轻蔑称之为“鸟集兽逃” 。唐太宗也证实，颉利可汗的突厥大军，“虽众而不整，君臣之计，唯财利是视” 。

在现代的内亚研究者看来，对游牧民族的这种军事形象，显然是中原王朝强烈的文化偏见形成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相反，美国的内亚研究泰斗丹尼斯·塞诺（DenisSinor）在《内亚的战士》中提出，“在内亚，纪律是军队的支柱”。在他的另一篇名作《论中央欧亚》中，游牧民族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几乎升华到了民族内在的精神气质（Volksgeist）的玄学高度：“中央欧亚最伟大的成就在于，它产生了一种团结精神，一种遵守纪律和自我约束的精神，在世界史上实罕有其匹。”

据说，蒙古军队能横扫欧亚，多亏了塞诺推崇备至的“内亚纪律精神”。俄国蒙古学家彼得鲁舍夫斯基（И.П.Петрушевскйи）认为，蒙元帝国的军事成就，秘密在于军事组织、纪律和士气 ^[1] 。冈田英弘胪举了“蒙古的征服战争之所以如此成功”的七大原因，“军规严谨”赫然位居第二。时至今日，对于蒙元帝国军事机器的许多方面，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遗憾的是，军事纪律或者军事法，在蒙古人成为“来自中央草原而征服中原的唯一游牧民族”的历史进程中，究竟起到怎样的作用，有什么具体表现，可谓内亚军事史上少数基本未被触动又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这正是本书做的第一方面的尝试。

此外，塞诺所谓的“内亚纪律精神”，主要是对游牧集团领袖的军事—政治威权的绝对服从。这种威权是超部落的草原政治体产生、发展的必要条件。不过，威权从不建立在抽象空洞的心理原则之上，它必须有形化和内化。游牧领袖的威权总是透过一系列符号、策略和操作（包括威胁、说服、规训、惩罚，等等），不断维系并巩固自身。这套符号、策略和操作，不止于严峻的军事法，同时也体现为与征服战争相关的各种礼俗。二者如同硬币的两面，须臾不可分。

还可以说，正是这套征服战争中的礼与法，而不是单纯的骑马射箭之技，构成了内亚独特的军事文化。在《中华帝国的军事文化》一书的前言中，狄宇宙（NicolaDiCosmo）这样定义“军事文化”：“军事组织的成员应遵循的一套非连续的、外延确定的行为体系，由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则与习俗（rules and conventions）构成，也包括各种独特的信仰（beliefs）和象征（symbols）” ^[2] 。若采用狄宇宙的说法，本书探讨的内容，既包括蒙元军事活动中的规则和习俗（军事法），也包括蒙元军事活动中的信仰和象征（军事礼仪）。那么，我们是否还能够由此追溯和摹画内亚独特的军事文化传统？这是本书做的第二方面的尝试。

所幸的是，比起匈奴、鲜卑和突厥，蒙元帝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方面，蒙元帝国的历史记载空前丰富，“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军事征服，让13世纪蒙古人的信仰和活动……在亚欧各国的史书中被记录下来。研究这些记录，就可以比较清晰地了解这样一个宗教和文化传统，它可以追溯到伊斯兰化之前的突厥人、匈奴人、西徐亚人，甚至3000多年前居住在亚欧大陆北部草原和森林中的印欧人和非印欧人群” ^[3] 。另一方面，在家畜牧养、马匹使用、骑射战斗、部族制度和统治定居社会各方面，13世纪蒙古游牧民的活动，不仅处于蒙古人的全盛时代，也是历史上游牧民族活动的巅峰，“蒙古在世界游牧史上的意义，不止在于它是史上疆域最广大的帝国，也不尽在军事实力惊人强大，更多是因为它作为游牧史的典型（モデル）所具有的研究价值” 。

本书在“导言”之外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讨论蒙元帝国的军事礼仪，下篇讨论蒙元帝国的军事法。两篇的主体部分，来自笔者2015—2019年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攻读博士期间撰写的学位论文。论文近30万字，呈现在本书中的，不足三分之二。窃以为，学位论文不妨较多反映学位申请人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过程，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Forschungsweise”（研究方法），学术专著则须注重“Darstellungsweise”（叙述方法）。因此，笔者对论文的结构和文字做了较为彻底的调整，删去了与主题关系不够密切的两章，调整了大段的史料引文，舍弃了一些阿拉伯文、蒙古文、拉丁文和意大利文史料的原文，增补了一些专名术语的解说，以方便普通读者理解。书中论“同命队法”和战利品分配制度的两小节，曾作为论文单独发表，相关论述并未重复写入学位论文，而完成论文后，我对问题的思考有所深入，史料搜集也更加详赡，这些改善也都反映在了本书中。

此书最终完成，得益于导师张帆老师、党宝海老师以及多位同门好友的指导与帮助。郭润涛、刘晓、罗新、尚衍斌、乌兰、张国旺诸位老师，为我的研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汉唐阳光的出版策划人尚红科先生始终关心研究的进展和出版。在此，向他们表达由衷的感谢！

[1] И.П. Петрушевскйи: Поход монгольских войск в Среднюю Азию в1219—1224 гг. и его последствия, In: С.Л.Тихвинский, Отв.ред, Татаро Монголы в Азии и Европе,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 M.:Наука Страниц,1977,p.113-114.

[2] Nicola Di Cosmo（ed.）: Military Culture in Imperial China ,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III-IV.

[3] JohnA.Boyle: The Mongol World Empire: 1206—1370 , London:VariorumReprints, 1977, XXIII, p.5.